庄礼伟:中国的战略机遇期会不会突然终止?

一个事件能否推动一个历史阶段向另一个历史阶段转变?对此既不能过高估计,也不能过低估计。不能过高估计,是因为历史发展的阶段性转换是由一批基础性、结构性因素所推动的,单一的表面事件无法有效支撑这个庞大的转折;不能过低估计,是因为历史的发展同时会受到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影响,单一的表面事件发生于何时,这是一个比较偶然的时间刻度,但这个偶然性因素有可能会在时间上推迟或加速某个历史进程。因此无论是对于“9•11”事件,还是对于本•拉登之死,谨慎地评估其历史意义,都是很有必要的。

自“9•11”事件发生以来,许多关于国际事务乃至国内事务的分析文本都会习惯性地套用一个“自‘9•11’事件以来”的标题,似乎这起恐怖袭击事件把许许多多的历史过程(全球的、国家的、社群的、个人的)截然分成了两个阶段。现在,又有一些评论在试图寻找本•拉登之死的历史意义,甚至有论者提出了“后拉登时代”这个概念,此外在中国,也有一些论者忧心忡忡地认为本•拉登死了,美国将会重新配置其全球进攻性战略资源来重点对付中国,中国以和平发展为目标的战略机遇期将提面临终止的可能性。

【“战略机遇期”的提出:不仅仅源于美国背上反恐包袱】

笔者认为,关于战略机遇期会随本•拉登死去而终结的观点,来自对“战略机遇期”这个概念的误读——视之为一个机会主义的暂时策略,而不是一个长期战略。2002年11月,在美国已在阿富汗战场上鏖战、同时又在准备对伊拉克的军事进攻的背景下,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提出: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这个“战略机遇期”概念的提出,不仅是由于美国的全球进攻性战略资源重点转向反恐和伊拉克,而且还由于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为中国成为世界工场提供了良好环境、科技革命浪潮给中国带来了跳跃式发展机会;这一概念的提出还在于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种种尖锐的社会矛盾使得中国更需要一个和平、宽松的国际环境以有利于集中精力来处理国内问题。这些重大的基础性因素,使得中国即便在与大国、周边国家的关系中出现了一些波折,中国仍然选择和平解决、和平共处的对策思路。“战略机遇期”作为国策的深刻含义,是中国政府确立了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这个选择是坚定不移的。

【中美已形成共同利益惯性和规避冲突的防火墙】

笔者还认为,关于战略机遇期会随本•拉登死去而终结的观点,是过高估计了这一事件的历史意义,同时也过低估计了这些年来中美共同利益的增长与利益协调能力的增长,尽管中美之间在权力、意识形态方面一直存在着深刻矛盾。

首先,在近年来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共同议题中,反恐已不是一个排位靠前的项目。例如2011年1月胡锦涛访美时中美首脑会谈的主要议题是:人民币汇率、全球经济、朝鲜半岛局势、人权问题。中美之间的合作涉及贸易、投资、科技、教育、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应对气候变化、清洁能源、全球公共事务与地区热点等广泛领域。同时,反恐也不是美国当前的首要任务,重振美国经济、改善民生、维持美国在全球经济、政治体制中的领导地位,才是奥巴马现在要专注考虑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中国的直接或间接合作。在2009年奥巴马首次访华之际,中美合作已有稳固的基础,双方已签署30多个政府间合作协议,建立了60多个对话机制。这些对话机制,既是利益共同利益的推进器,也是共同风险的防火墙。

中美之间的相互利益渗透的领域与规模都相当可观,据《人民日报》转引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2010年底,美对华投资项目累计5.9万多个,实际投入652.23亿美元,中国已逐渐成为众多美资企业的利润中心。中国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也是美国出口增速最快的市场。据中国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数据,2010年中美两国贸易额为3853.4亿美元,同比增长近三成。中国也是美国国债的第一大持有国。中美从与对方的合作中所获得的利益都是巨大的,建设一个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中美合作伙伴关系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中美之间已形成了全球最大的一个利益共同体与责任共同体,决定中国战略机遇期走势的首要因素是中美之间已经产生的共同利益惯性,同时随着大国间和平处理彼此纠纷的机制、工具的日益改进,大国间的和平越来越容易维持,更何况中美都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要避免核武器国家武力冲突的逐步升级,就必须坚持任何纠纷都要通过和平方式来处理。

【拉登死后美国仍然难以重新配置全球进攻性战略资源】

其次,本•拉登之死并不意味着美国反恐任务的结束和安全环境的改善,拉登在国际反西方恐怖组织体系中的作用更多的是一种精神象征,新一代恐怖主义领袖早已在负责实际指挥,更不用说导致反西方恐怖主义活动的社会土壤依然存在,如果美国等西方国家不能以怀柔作为对伊斯兰世界的政策重心而是一味迷信军事手段,那么这种土壤仍然会时时刻刻滋生出大大小小的本•拉登。

从美国的全球战略资源配置结构来看,即便本•拉登死亡导致基地组织瓦解乃至全球恐怖主义活动走向低潮,也不意味着美国就可能腾出手来转向对中国的战略进攻。美国的全球战略包袱是多方面的,如阿富汗与伊拉克的重建与稳定、伊朗、北朝鲜、利比亚、海湾阿拉伯盟国的动荡局势、巴以冲突等等,都将继续牵扯美国的精力。

本•拉登之死在时间上是凑巧地发生在美国对伊斯兰世界战略转变过程中,这一事件有可能推动这个战略转变的步伐,特别是在美国国内,本•拉登之死将使得民众更加倾向于要求政府在伊斯兰世界减少乃至放弃武力而转向怀柔政策,这种民意压力对于奥巴马对伊斯兰世界的大缓和战略显然是有利的。

当然,从长远看,如果能妥善处理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美国确实将有机会来重新配置其全球进攻性战略资源。但这种重新配置即便是针对中国,也将受到中美之间已有的利益共生架构和种种冲突风险防火墙的制约。

本•拉登之死在时间上还凑巧地与阿拉伯诸国民变蜂起的新局势联系在一起,这一新局势一则可能释放更多活动空间给反美势力(大多数遭到民众反对的阿拉伯政权都是亲美政权,甚至卡扎菲政权近年来也大幅度改善了与美国的关系,并支持美国对基地组织的围剿),一则也需要美国投入更多资源以应对民变之后阿拉伯诸国的权力洗牌以确保新政权依然亲美。在此局势下,本•拉登之死在美国中东战略棋局中的意义被冲淡了——美国将会这一地区继续保持介入姿势,但首要敌人不是处于地下活动状态的恐怖主义组织,而是那些有可能借助民粹政治而公开参政、公开站出来反对美国的政治势力,巴勒斯坦的哈马斯通过选举上台执政就是这样的一个前车之鉴。

【中国政府最好不要再提“战略机遇期”概念】

本•拉登走了,他颇让一些国人怅然追念,理由是他牵着美国穷折腾,而让中国获得了一个闷声发大财的“黄金十年”。

有必要澄清的是,中国和平发展的这10年所依托的国际环境,是中国自己通过多方努力争取来的,并不仅仅是因为拉登和“9·11”。另一方面,10年来中美之间在加强合作、协调的同时,也存在许许多多的矛盾与冲突,美国对中国上升势头的遏制也并没有因为有本•拉登存在就松弛了,只不过遏制的方法与冷战期间美国对付苏联的方法有所不同,是一种介入式的、笼络式乃至合作式的遏制。而这种策略改变,同样不是因为有本•拉登存在,而是由于整体的国际政治生态发生了变化。总之,中美之间这10年的和平竞争、和平共处与本•拉登没有太大关系,它是由整体的国际政治生态与中美两国的利益需求所决定的。本•拉登不在了,这种和平竞争、和平共处的趋势仍将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间。

中共十六大提出了20年战略机遇期,现在这个机遇期已过了将近10年,那么再过10年,机遇期期满,中国会不会在周边、在全球转入咄咄逼人的战略进攻态势?这是一个让中国和其它大国、周边国家都感到沉甸甸的问题。当然,中国政府已表示将追求更加长久的战略机遇期。笔者认为,不如不要使用“战略机遇期”这个概念,只提“和平发展”四个字作为国家战略就可以了。“战略机遇期”它总是给人以蓄势待发、闭关修炼之后必将出来搞总清算之感,中国并未真正强大,就四处招惹敌意,实在是没有这个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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