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砍柴:当文化成了“行货”文化官员何必有文化

这几日,可以用“屋漏偏逢连夜雨”这句话来形容故宫博物院,这家国家级博物院被丑闻缠身。

先是故宫失盗,紧接着媒体报道,故宫把建福宫变成全球富豪专属会所。故宫博物院立刻回应,复建的建福宫花园完全由故宫博物院管理,不存在也不可能作为所谓的顶级富豪私人会所。但据一名知情人爆料,4月23日,他与百余名长江商学院CEO班的毕业学员受邀参加了建福宫一会所开幕式。仪式结束一周后,参加开幕式的人均收到一份徽标为紫禁城建福宫的《入会协议书》。

一般民众以为能进入戒备森严的紫禁城行窃的一定是燕子李三那样的江洋大盗,等北京警方火速破案后,让人大跌眼镜:行窃者竟然是一个二十余岁甚至头脑有点不清楚的小蟊贼。此丑闻尚未平息,故宫管理方似乎担心公众忘记了他们,又主动献丑,在众多媒体的镜头下,他们送给警方的致谢锦旗赫然写着:“撼祖国强盛,卫京都泰安。”多数读者认为“撼”应是“捍”的错别字,“撼”是“动摇”之意,说首都的人民公安“动摇祖国的强盛”,这哪是表示感谢,分明是骂人嘛。放在“文革”,恐怕会被视为“反动标语”,相关人因此触犯“公安六条”被当成“现行反革命”也未可知。可故宫博物院在接受采访时,不承认是错字,而是说用“撼”字显得更厚重。真是把多数人视为小学没毕业的文盲了,小学老师都不可能犯的的文字错误他们犯了,不但不认错还强辩,真应了网友一句评论:故宫丢物又丢人。

有关故宫的这三件新闻之所以引起社会如此的关注,我认为是因为它超越了多数人的生活常识和固有认识。按一般人的思维模式:故宫乃明清两朝的皇宫,古代文物最为集中,故宫已然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种符号。那么其管理者一定是有文化的,至少是尊重文化的。如果某房地产商搞一个超级豪华的富豪会所,会被视为当然;如果一个基层民警在做笔录时出现错别字,公众也不会大惊小怪。可故宫管理者把用文物来取悦有钱人而牟利,一共只有10个字的锦旗上,常用字出错,引起莫名惊诧就不足为怪了。

我要说,这种认识是一种“想当然”,是对当下中国官场的一种严重误解。没错,在中国历史上,管理和文教有关机构的官员若闹这种丑闻,则是天大的笑话,司职监察的科道官会立马交章弹劾。从朝廷的礼部、光禄寺到县一级的教谕,任职者其行政能力如何倒在其次,但其学养一定是不错的。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和中国传统社会的教育、官员选拔制度是息息相关的,中国帝制时代特别是宋以后,文、武两途畛域分明,文官瞧不起武官,武官自惭形秽是常态。中国宋以后的皇朝本质上都是文官政府(元朝或有一些特殊),不要说科举出身的文官,即使是捐官出身者,多数具备相当的学养,一个县官,他在缉盗、河工等专业方面能力有缺陷,可请师爷弥补,若给当地某店铺题词出现低级错误,则是士林笑话了,他终身恐怕难以释怀。由于此种大背景,不要说专司文教的官员,即使兵部、刑部主官以及各地主管治安的按察使,也多是科考出身,是“斯文”人。

现在正好相反,无论政经文教哪个部门,管理者都是“官”,组织部门或许会在干部调配时会考虑官员的专业,但这个标准不是刚性的,外行管内行,大老粗管文化人是执政党的传统,专业标准臣服长官意识,亦是铁律。如此,管理文化机构的官员为什么一定要有文化或尊重文化?如故宫博物院的一把手,首先是一个副部级官员,他是不是文化方面的学者或在这方面有一定修养并不重要。从这个角度来说,当下中国的官员真正是“全能”的,哪怕他毫无人文或科学方面的修养,一旦上面给他权力,让他去管文化、教育、科研部门,照样能信任,有权在手,掌握着资源,专家、学者必须服从他,一切不就OK了么?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若对公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流于形式,“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也将成为官员的习惯性思维。辖区有千年古寺,就会想办法把古寺的“经济潜能”开发到极致,手里掌握土地审批大权就会打土地的主意;主管嫌犯和犯人的看守,这些人恐怕就成了其手中的“行货”;管计划生育的,“超生子女”就是生财的“聚宝盆”。依照这样的逻辑,迎合富豪对“皇权”—-这一超级特权的迷恋,出卖“御用”这一标识挣钱又有什么奇怪的?

当权力沦为赤裸裸的谋利工具时,文物也罢,文化也罢,人也罢,物也罢,都是用来交易的“行货”。明乎此,对故宫的丑闻不必感觉“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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