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重现日本核危机的最初24小时

据《华尔街日报》对日本核灾难的重现描述显示,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在至关重要的最初24小时内的恶化速度远比此前认为的要快。

在3月11日日本发生极具破坏力的地震和海啸后,随着夜幕的降临,核电站的工程师们非常无助,以致于不得不从附近的居民家里搜罗手电筒。他们不顾一切地从未被海啸冲走的汽车中拔出电池,以便使反应堆出现故障的仪表恢复正常工作。

不过,他们严重错估的一件事是:据调查发现,工程师们最初并不知道核电站的应急电池几乎没有工作,误以为有更多的时间进行维修。结果就造成核燃料比此前以为的提早了数小时开始熔解。本周,东京电力公司(Tokyo Electric Power Co.)证实说,核电站的六个反应堆中有一个早在第一天就发生了严重熔解。

周一晚间,东电公司在日本公布了2,000多页的“反应堆日记”文件,这些文件也使人们对灾难发生后的最初几小时有了新的了解。在地震发生后不久、海啸袭来之前,一个反应堆的工人们实际上关闭了一个备用冷却系统的阀门,他们以为这个系统不重要。而实际上这个备用冷却系统不必依靠电能来保持运转,这一点至关重要。专家们说,这一决定很可能导致核燃料迅速熔解。

《华尔街日报》的重现描述是在仔细研读了东电公司和政府的文件,并采访了数十位政府官员、公司高管、议员和监管人员后写出的。这一重现揭露了新的细节,揭示了东电公司高层如何在与日本首相菅直人(Naoto Kan)发生了少有的面对面冲突后,其高管依然延迟了七个小时后才正式决定开阀释放一个反应堆中危险积聚的压力。

东电公司高管已经承认他们在最初的几小时并不知道危机的严重性。在东电公司决定开阀释放反应堆压力前,辐射水平已经非常高,以致于自愿徒手打开减压阀的人在短短几分钟内遭受的辐射量就达到了普通人一年辐射量的100倍。

尽管菅直人亲自参与,政府本身却没能制定一个统一的早期响应方案。不仅官员们被对形势过于乐观的评估所羁绊,他们自己的应急响应大楼的电力供应和电话通讯也中断了。

负责福岛核灾难的内阁官员细野豪志(Goshi Hosono)说,当时缺乏统一的行动。

3月11日下午2点46分发生里氏9级的地震时,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很多管理人士都在核电站会议室中与监管人员开会。日本原子力安全保安院(Nuclear and Industrial Safety Agency)的横田一磨(Kazuma Yokota)说,就在他们即将结束的时候,地面开始摇晃。文件散落在地上。 壁和天花板裂开,细小的白灰飘落下来。

供电中断。横田一磨回忆有人说,哇,糟了。横田一磨身材瘦削,笑声短促不安。

但突发情况似乎处于可控状态。福岛第一核电站三座正在工作的反应堆进入了被称为“紧急停堆”( scram)的自动关闭模式。备用的柴油发电机开始运转,为应急灯和警报器供电。

接着,几乎整整一个小时后,约50英尺高(约15米)的海啸来袭,毁掉了应急发电机。

据东电驻东京监测室的核设施管理负责人小林久晃(Teruaki Kobayashi)回忆,下午3点37分,福岛第一核电站打电话说“全厂断电”。日本最大的一个核电站就这样漆黑一片了。

小林久晃回忆当时的想法是,为何会发生这种事情?全厂断电是应急预案设想的最糟糕的情况。

他的下一个想法是,在事情真得变糟之前,核电站仍有8个小时的时间恢复供电。这是核电站的备用电池、也就是最后一道防线应该维持的时间,备用电池可用以冷却反应堆燃料棒和为重要设备供电。

根据周一东电的文件,东电工程师现在认为,海啸就算没把电池全部毁掉,也毁掉了大部分。但他们当时不知道。他们当时认为电池仍在工作,可以给他们8小时的缓冲时间。

日本首相菅直人菅直人很快得知了核电站断电的消息,时间在下午3点42分,在位于东京的地震应急响应“战情室”里。据当时在场的两个人说,当菅直人听说福岛第一核电站时,他说“真正的麻烦就在这座核电站”。

官员们开始派遣军事和医疗人员以及运送应急发电机。

随着福岛第一核电站临近黄昏,工程师们用回收的汽车电池为临时设备供电,试图了解反应堆内的真实情况。晚上9点21分,他们得知了令人惊恐的结果:一号反应堆的水位急剧下降,燃料棒即将暴露于水面以上。

没有冷却系统,水就会蒸发,导致堆内危险压力增大。如果水蒸发到一定程度,核燃料棒就会熔解并与空气发生反应,放射出辐射元素并产生爆炸性氢气。

晚上11点左右,第一批供电卡车抵达,菅直人位于东京的办公室响起一片欢呼声。

庆祝为时尚早。东电工作人员无法将发电机与核电站受损主开关接通。有些电缆太短,无法抵达核电站其他部分。海啸警报迫使工作人员撤离至更高的地方。东电文件显示,在最初的24小时内,只有一个发电机成功被接通。

午夜前后,一号反应堆密封装置内的压力已经比最大设计负荷高出50%。辐射水平也很高,东电总裁清水正孝(Masataka Shimizu)要求工作人员远离厂房。

据政府官员称,东电和政府逐渐清晰地认识到,必须要采取一个极端的措施:在密封装置迫于压力破裂之前排空反应堆里的气体。

释放气体有风险。这些气体可能有辐射,可能会威胁到附近的社区。但若不释放,密封装置被严重破坏的风险似乎又太大。凌晨1点30分左右,菅直人和负责电力行业的部长海江田万里(Banri Kaieda)正式批准释放气体。

接下来就是几个小时的沟通失误和混乱。3月12日凌晨2点45分,东电对子力安全保安院说,一号反应堆密封装置内的压力可能已经达到最大设计负荷的两倍。

尽管如此,一号反应堆密封容器的阀门依然关闭着。海江田万里每过一小时便从日本首相办公室致电东京电力的高管,以核实事态进展。早上6点50分,他正式命令东京电力开闸放气,但还是毫无结果。

东京电力本周透露,该公司现在认为,到3月12日上午的那个时候,一号反应堆的核燃料已经在反应堆容器底部大量熔化。

日本政府官员现在说,东京电力之所以花了这么长时间决定要不要开闸放气,就是因为释放核辐射物质会大幅提高日本核事故的严重等级。他们说,东京电力当时仍希望可以在不释放压力的情况下,控制住这场事故,因为向大气中释放核辐射会立即让福岛核危机成为继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Chernobyl)核灾难后,又一起全球最严重的核事故。

在后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和给国会提交的证词中,东京电力总裁清水正孝把推迟开闸放气归咎于担心居民疏散和技术问题。东京电力拒绝让清水正孝置评。

3月12日,天一点点亮起来的时候,菅直人亲自飞往福岛第一核电站,现场督导东京电力的高管。早上7点左右,菅直人和几位助理乘坐一架十座的“超级美洲豹”(Super Puma)军用直升机飞抵福岛第一核电站。

他们刚一进入核电站,就有一位东京电力的工作人员用盖革计数器来测量他们的辐射水平。一位助理回忆说,跟他们一同进入核电站的还有一位工人,他的辐射读数特别高,测试员忍不住惊叫:哎呀,你刚才去的地方辐射好高啊!

在一个摆放了两排灰色会议桌的小房间里,菅直人与东京电力公司的核电业务负责人武藤荣(Sakae Muto)及福岛第一核电站站长吉田雅夫(Masao Yoshida)面对面坐着。

据在场人士回忆,菅直人和身材高大、满头白发的武藤荣发生了言语冲突。武藤荣说,核电站的电源问题意味着开闸放气至少还要等四个小时才能进行。他说,东京电力正在考虑让工人亲手去打开排气阀,但反应堆附近的核辐射水平已经很高,公司高管对于工人是否愿意这么做没有把握。武藤荣说,他们将在一小时内做出决定。

据菅直人的助理透露,武藤荣当时说,很难找到足够的人手来承担开闸放气这项任务。

在场的人士说,当时菅直人对武藤荣吼道,没时间磨磨蹭蹭了,无论用什么办法,赶紧去做!

东京电力发言人拒绝让吉田雅夫或武藤荣对此事发表评论,还说他不能证实武藤荣的话。他说,公司一直渴望着利用来自日本政府和其它方面的帮助来遏制这场核危机事故。

会后,菅直人很快便离开了福岛第一核电站。早上8点18分,也就是在核电站工程师第一次告诉菅直人和其他官员说希望释放一号反应堆内部压力七小时后,东京电力告知日本首相办公室,它将在一小时内开启阀门。此时在距离一号反应堆0.67英里(约合1.1公里)的辐射监测站检测到的辐射水平已比正常值高出10倍左右。

福岛县政府官员回忆说,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值班经理当时决定,他有责任第一个去试着打开阀门。这些官员称,这位经理说,让我来吧。

他身穿全套防护装备,戴了面罩,还背了氧气瓶。福岛县官员说,即使这样,在他返回时,他身上的放射性物质剂量仍高达106.3毫西弗,是日本在核辐射环境下工作的人员一年所受辐射量通常允许值的两倍多,是普通人全年承受辐射量的100多倍。

Yuka Hayashi / Phred Dvor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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