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中国的复辟浪潮

几个月前的一天,我住在河北的一间招待所里。这招待所气氛冷清,床单不洁,却有著响亮名字与光辉的歷史——行宫宾馆。它位於易县的梁各庄,距离北京一百二十公里,自十八世纪中叶以来,它是清王朝的行宫之一,皇帝因祭奠先祖下榻此处,而光绪的尸体在此停放了四年。

白天,我参观了皇帝们的陵墓,雍正、嘉庆、道光、光绪都安葬於此。陵墓的规模与考究,象徵了清王朝的兴衰。不过,这些荣耀都已散去,死亡只是新兴旅游业一部分,没什麼再令人敬畏,一切都是可以兜售的。在陵区外的空地上,小摊主们兜售粗製滥造的畅销书,从雍正的帝王术到毛泽东的权力哲学,慈喜太后与江青的传记紧临,封面上都是一层薄薄的尘土。在这个国家,绝对的权力所造就的诱惑,从没消退。

夜晚,我在宾馆的房间里看电视,北京台正在举办一场关於「党性」的建设的演讲大赛。一群穿西装、套裙的年轻人,他们是村干部、国企的政工干部、公务员,他们都端庄、时髦、慷慨激昂,语言形式与内容却让我想起了少年时的政治课本,长长的排比、洋溢的热情、固定的比喻,却空无一物,也毫无逻辑。你也很难相信,他们所说的与他们的真实想法有著关联。这是一场表演,他们表演自己的忠诚,观眾表演自己的掌声。

我突然意识到,从重庆开始的那场意识形态运动终於蔓延到北京了。三年前,我最初听到了重庆的唱红歌、讲革命故事、发红色短信的活动时,它就像是一个笑料。

他们声称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却忘记了马克思那著名的论述。在关於路易·波拿巴的文章中,他写道:「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歷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為闹剧出现。」披著拿破崙的名字的荣耀,路易·波拿巴想复辟昔日的帝国。支持他的不仅是个人的野心,也有法国社会的躁动与慌乱——法国人担心陷入无政府状态之下,转而相信「拿破崙神话」,支持他的侄子上台。

而此刻的中国,另一群人则借来了毛泽东,还偽造一个他代表的时代精神——一个更公正、更少腐败、反官僚的时代。三年来,假戏似乎成真,「打黑」加剧「唱红」的吸引力,它也不仅局限在一个城市,而是蔓延到更广阔的地区。将军后代合唱团们在全国各地巡演,各省的代表团纷纷前往重庆朝覲,不同的城市也展开了自己的唱红的活动,一群知识分子加入了喝采的行列,為这新模式赋予理论价值。而毛泽东另一些气质也得以重新涌现,学生再度告发课堂上的教师,一些县城举办了公审大会,党化教育盛行。

闹剧真的要变成另一幕正剧了吗?最初,谁都听得出「唱红」背后的权力之争,倡导者要表明,谁才是这个国家的真正继承人,歌声有多麼嘹亮,党内斗争得就多麼激烈。但接下来,它似乎变成了一致的声音。高级领导人们,不管他们的利益争夺多麼剧烈,都在肯定这项尝试。似乎在社会矛盾不断恶化,经济增长难以维繫,意识形态早已破產之后,这股可疑的怀旧浪潮能给予他们新的力量,用以安抚大眾情绪,在党内结成短暂的联盟,最大程度地延续权力。

试图还魂的殭尸,终究还是殭尸。路易·波拿巴从未恢复起法兰西帝国的荣耀,那些把他推向权力中心的人很快发现,他们迎来的是一个膨胀而虚弱的统治者,无力地在帝国与共和之间摇摆。类似的复辟也出现在苏联勃列日涅夫年代,他试图重塑斯大林的偶像形象,加强社会控制。但在虚骄与表面稳定的十八年后,是突然性的崩溃,是勃列日涅夫的无能,而非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才是葬送苏联帝国的更根本动力。

复辟者们总以為自己可以轻易地玩弄歷史,最终迎来的却是歷史的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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