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美国小农场主的消亡远早于大萧条

美国建国时,确实有人主张发展小农场。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托马斯杰斐逊。他在土地政策的制定上遵守的信念是,美国的成功必须取决于具有绝对所有权的私有财产,而小土地所有者正是国家最为宝贵的组成,他希望把美国建成以小农为主体的民主共和国,因此他试图把土地分成小块,低价或无偿地分配给拓荒者。但是这个主张却因为遭到了大地产集团的强大压力和抵制而失败。大地产集团之所以支持独立战争,就是为了摆脱英国的束缚而自由攫取西部的土地。岂能容忍小农摘了桃子?

国会在进行了长达八年之久的辩论之后,才基本确立了建立国有土地的政策。1784年成立了专门委员会负责制定西部土地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该委员会是以杰斐逊为首的,并因此被称为杰斐逊委员会。。。1785年“土地勘测法令”(Land Survey Ordinance of 1785)在西部设立土地局经办土地出售与转卖事宜,只有经过勘探的镇区和地段内的土地所有权才是合法的。法定的土地所有权必须在公开的拍卖市场上用现金购买。勘地制度与现金拍卖制度的结合。这样一来,就否定了小农场主“先到先得”式的开发定居权,使土地所有权从一开始就从属于资本所有权。该法案对西部开发和美国历史产生了深刻影响,西部土地国有被法律认定,并成为国会控制下进行社会财富分配的来源。现金拍卖方式为联邦政府带来重要的财政收入,并且成为美国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并使资本雄厚的大地产集团获得了西部土地购买的垄断权,使地产集团与金融集团出现共生现象,土地投机与金融投机结合在一起,土地资本迅速转化为金融资本。该法案之后,杰斐逊委员会便开始制定西部建立新州及加入联邦的方案,由此产生1787年“西北法令”,其宗旨是建立与合众国保持一致的政治制度。而推动“西北法令”在国会通过的正是当时最大的土地投机集团俄亥俄合伙公司。该法案把政治权利与土地所有权紧密结合,政治权利就被归结为资本和土地的所有权,还规定了国会对土地的优先处置权,保证国会拥有对西部土地的全部销售、分配和征税权。为了保障东部大地产集团的利益,法令强调对新州以外的居民所拥有的西部土地财产,绝对不准课以高于当地居民的税额。这使得西部土地成为东部资本远距离投资的对象,为西部土地所有权与定居、开发分离的“不在地主制度”铺平了道路。这两项立法把约占美国本土面积百分之七十五的国有土地投入了商品市场,从而产生了各种围绕着土地所有权进行的活跃的资本运动,这就确定了“美国式道路”是土地、大地产集团与金融资本的结合。 列宁说土地国有化是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条件,在这个意义上也是对的。

华盛顿首任期间的财政部长汉密尔顿代表商业和银行家的利益,主张高价大片出售公有土地,还实行了对超大地块的优惠销售,进一步强化了大资本的土地垄断,使大土地投机商成为政府与定居者之间的超额牟利中介。美国的开国元勋们也都纷纷跻身于土地投机者的行列,华盛顿派其代理人在俄亥俄地区购买了32373英亩土地。1796年成立联邦土地署时,华盛顿任命俄亥俄公司的总代理为首任勘地总长,而大批的公司代理人则成为土地测量员。这样,联邦政府实际上是与大土地公司通力合作,把东部的资本转换成了对西部土地的垄断。一直到了1797年以后,联邦政府才开始向个人定居者拍卖国有土地,但这时已经距离首批大地块出售已经有十年之久了。

由于当时的西部农业仍然处于自给状态,农场主年现金收入不足100美金,所以虽然联邦政府在后来的土地法中,多次缩小一次性售地面积,降低单位面积地价,但是按照1800年分期付款的土地法,还是大大超出了农场主的现金收入水平。农场主一旦到期不能偿还本息,为了使已交付的金额不被政府充公,就要被迫将已开发的农场转手土地公司,或进行二次抵押,由土地公司支付所欠余款,这样土地公司就可以用极低廉的价格得到已开发的农场而不是荒原。由于联邦债券可以用作现金支付,在债券实际已经贬值的情况下,土地公司却利用土地贷款制的漏洞按照面额支付土地购买金额。所以,1800至 1820年的联邦土地贷款制度并没有给拓荒者带来土地所有权,也未给联邦财政带来真正的收益,而是为土地公司从抵押关系上操纵土地市场提供了条件,并产生出一大批严重负债的农场主。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之前的两次土地投机狂潮导致的都是土地投机集团与金融业结合的加深,不在地主关系被充分发展。

这也导致了美国农民的西进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与土地投机集团与联邦政府的斗争。由于拓荒者的购买力落后于土地集团和联邦政府的最低购买限定,他们不得不绕过被土地商占有的待价而沽的“投机者的荒原”,深入到衣阿华的中部,这里远离市场,交通隔绝,自然条件差,经济极为贫困。在政府实行勘地制和现金拍卖制以后,等于是否认了从殖民地后期和建国初期就一直存在的西部拓荒者的占地权,因此激烈的冲突必然展开。联邦政府甚至动用国家机器进行武力镇压,国会制定的各种反占地法,可以对占地者处以罚款1000美金或判处监禁一年。麦迪逊总统曾发表公告,将占地称为“罪恶”。杰克逊总统期间,联邦政府拆毁、焚烧占有者的房屋的事情一再发生。三十年代以后土地垄断的加深驱使西部拓荒者大批移向密西西比以西地区,出现“衣阿华占地狂潮”,1930年伯林顿114万英亩肥沃土地投放拍卖市场,引起决斗,土地投机商与两万名占地者怒目对峙,联邦政府的将军也出动了,最终是土地占有者被迫退让。这场斗争导致了占地者迅速组织起来,纷纷成立土地权利俱乐部来为自己的土地权利斗争,他们继续占领土地,同时对国会议员施加压力,争取从立法上改变勘地制和现金拍卖制。从1828年开始,国会几乎每年都辩论先占权立法问题,但总是大地产势力占上风。三十年代末的占地狂潮使国会与白宫终于意识到,西部土地政策如不改变将会导致勘地和分配制度的崩溃。在强大的压力下,1841年“先占权法”得以产生,它规定占地者有权优先购买,但优先权依然是建立在勘地制与拍卖制基础上的。农场主的剩余资金一般不足以支付这笔款项,而一旦拍卖期临近,农场主为了避免被国家没收,只得将先占权凭证出售或抵押给土地公司,往往是将占地后的劳动和投资以远抵于成本的价格转手,于是有相当大一部分先占权转入土地投机集团手中,土地集团仍然是用最低价格买到优质土地,而这些却是已经被开发的土地,在土地市场上价格很高。这样,先占权就与土地抵押和土地转手市场联系在一起,此后的土地投机集团只是更多地从现金拍卖市场转到了农场抵押市场。先占权并没有给农场主带来真正的土地所有权。1854年“土地逐级降价法”出台,该法案规定长期滞留在市场上的未出售国有土地实行逐级降价和减价,出售给实际定居和耕种的定居者。但由于降级土地多属于石砾、沼泽、沙化等劣质地,对农场主几乎无利可言,因此农场主购买的比例很小,很大部分落入林业和矿产集团手中。大土地公司还伙同土地署官员,把优质土地充当降价土地出售。这样看上去是为农场主利益的立法却依然成为大土地投资集团的财源。

五十年代以后联邦政府土地分配的特点是,国有土地的四分之三是以土地赠与的方式,即主要以铁路土地赠与、学院土地赠与以及军人土地赠与来进行的,这直接引发了十九世纪第三次西部土地投机高潮。铁路修建是西部腹地深入开发的关键,它可以把农业土地与农产品市场联系起来,从而直接使西部土地增值,所以土地正是吸引铁路投资的动力。整个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联邦政府向密西西比流域各州赠与的土地达727万英亩。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央土地公司,它在接受赠地后每年向州交纳总收入的7%,由此获得土地的所有权,然后将土地的五分之四用于抵押出售,五分之一作为债券出售。该公司的运作模式与以前的土地公司有很大不同,,它把土地经营、土地广告宣传和吸引移民与土地出售结合在一起,前提正是农业盈利空间的存在,它在欧洲各地招徕移民,主要对象是拥有800至1000美金的家庭移民,并负责将移民直接运送到西部土地上,从而成功地吸引了大批移民,加速了沿线的开发定居,增加了铁路运营量,也开拓了铁路公司的资本来源,土地总收入相当于铁路投资的七分之六,因此在当时就被认为:这不是一家铁路公司而是一家土地公司。1862年“太平洋铁路法”更把土地赠与增加了一倍,在远西部地区再增一倍,并且由联邦政府直接向各大铁路公司赠与,同时将间隔地段中属于联邦政府的部分由铁路公司低价转售给铁路沿线的定居者,这使得太平洋铁路拥有了超越各州的土地所有权,还获得变相的先占权,该法还将铁路两侧10英里的森林采伐权归为铁路公司。1864年的“北太平洋铁路法”更将赠与地段内的铁矿和煤矿也包括在内。这就使铁路公司还与林业、矿业集团产生紧密关系,成为前所未有的大土地垄断者。而联合太平洋公司实际上是直接由联邦政府控制的最大的土地股份公司,美国总统有权任命2名董事参与董事会决策并具有法人资格。联邦政府还以债券方式向铁路公司给予长期贷款,铁路公司以路权和不动产作为第一次抵押,“北太平洋铁路法”允许将第一次抵押债券作第二次抵押,使铁路公司获得双倍的贷款,而联邦财政部发行的这些债券则可以直接进入流通。铁路债券与土地抵押的结合,使西部土地关系加快了走向由金融控制的方向,1873年和 1893年的两次经济危机都是以铁路股票暴跌和西部土地抵押崩溃为先导的,这不是偶然的,土地问题已经成为美国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

五十年代以来,联邦政府根据几个铁路赠与法共赠与国有土地一亿三千万英亩,使铁路公司成为仅次于联邦和各州的土地所有者。这些土地基本上都在密西西比河以西,是美国独立以来以各种方式廉价获得的,平均每亩土地仅057美元,正是这些土地成为美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重要来源。当美国还是一个土地充分、资金短缺的国家时,铁路土地赠与实际上是以西部土地不断增值的农产品来吸引东部和外国的投资,铁路公司从土地中获得大批资金,同时又成为联邦在西部大草原上的土地分配代理机构,进行土地投机与分配的双重功能。所以,铁路公司不同与旧的私人土地投机集团,它是以社会化和集团化的方式实行国有土地的私人化过程,因此它的垄断性也是空前的,国会众议院公共土地委员会也承认,这种赠与构成了对国有土地的可怕垄断,使得“先占权和宅地法所提供的定居机遇不断地消失”。铁路土地公司的资本运作正是与美国的铁路土地赠与政策和美国资本市场的形成和运转联系在一起的,从而极大地推动了西部资本主义农业与世界市场的关系,为降低农产品的运输成本,提高在欧洲市场上的竞争力提供了保证,南北战争后农产品出口的增加便得益于此。与其他土地所有权相比,铁路公司的土地所有权更完整地体现了垄断的特点。西部土地关系中的重要特征还有土地证券市场的形成与发展。除了铁路债券,还有军人土地凭证和学院土地凭证。1852年国会宣布土地证券交易合法化,可以公开进入市场和转让,因此形成五十年代与西部土地分离的东部土地证券市场空前高涨,这样,土地投机集团实际上是越过了政府的土地拍卖市场而直接得到西部土地垄断权。1862年“莫利尔赠地学院法”(Morrill Land Grant College Act )是重要的土地立法,其实是以对“宅地法”的补充来平衡利益,因为它是按照各州国会议员的人数来确立土地赠与的,每名议员赠地三万英亩,各州不得持有这些土地,而是必须将它们出售以取得创办各州农业学院的资金,在西部国有土地州,联邦政府直接拨地,而在人多地少的东部27个州,则由联邦发放土地凭证,东部非国有土地州可以此在11个西部国有土地州认领土地所有权。但内战后,这些土地凭证陆续被三家最大的土地证券经营公司所套购。土地证券市场为金融资本控制西部的不在地主所有权创造了新的形式,并对美国经济其他部门垄断组织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在投机高潮中占主导地位的东部资本集团,其经营不仅是土地投机买卖、土地租佃经营,还转向林业、矿业、牧业、铁路和金融业等多种部门,形成大规模跨地域、跨部门的特点。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占人口1%的最富有阶层拥有的有价证券,52%的资产来自于土地,并且从这批人中产生了第一批垄断资本家。七十年代,铁路高潮产生一批垄断巨头。八十年代的工业巨子和托拉斯几乎都从西部土地找到利润来源,石油业、铜矿业和钢铁业均以极低价格抢占富矿床。农业机械业、屠宰业、粮食加工业则从中西部获得数亿美元的利润。而金融业和制造业是直接参与农业利润的分割的。

可以说没有西部的土地就没有美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它首先是一个土地换资本的过程,用土地换取联邦政府的财政收入,保证了共和国的稳定与统一。然后用土地换取了西部开发的运河、铁路和教育投资,使西部迅速成为全国市场的组成部分,最后是农场主用土地换取商品化生产的资本,农业的巨额产量为美国崛起于二十世纪的世界市场提供了条件。至此,我们似乎可以从更深的层面上来回顾韦伯的感慨了。在韦伯看来,德国作为“古老的文明社会”,人口稠密,土地资源有限,“既使这种半共产主义式的社会组织形态消亡之后,欧洲农民仍然无法像美国农民那样成为理性的农业生产者” ,“美国式”道路从来就不是普世的,所以韦伯说:

“回顾历史,象美国民族那样,轻而易举地成为一个伟大的文明,可说是绝无仅有。而展望未来,这也许是人类历史中最后一次能够享有如此自由而伟大的发展机遇。因为,在全世界,空旷土地正在减少。”

1862年内战期间与“赠地学院法案”同获得林肯总统签署通过的“宅地法案”(Homestead Act)被认为是民主、自由的“美国式道路”的象征,该法案规定凡连续耕种国有地5年的公民,只需缴纳少许手续费,即可获得160英亩国有土地的所有权,从而确定了“定居权与所有权一致”。该法案是拓荒农场主和土地改革派长期斗争的结果。其实第一个宅地法案在1824年就由一位密苏里参议员向国会提出了,以后的历届国会都讨论,但是内战之前都没有通过,到1862年由于内战爆发的原因才使得林肯政府最终下了决心,以动员成千上万的农民到内战的第一线。宅地法是对联邦土地法的重大修改,但宅地法同时保留1841年的先占权,补充条令还有现金代偿权。虽然有1862年“宅地法”近乎赠与的土地,但租佃农民的比例还是很高,他们全部或部分地耕种租来的土地。这是因为这个法律出现得太晚,在十九世纪上半叶,美国实行的是以联邦财政收入为目的的土地现金拍卖,从而使得土地商品化的出售方式与大地产投机活动结合在一起,东部土地公司凭借其在殖民地后期形成的雄厚资本在土地拍卖市场上肆意购买大片国有土地,然后以高价向移民进行小块零售,这些垄断集团作为中介进行了国有土地的二次分配,并从中获得巨额利润,只是在大块拍卖方式无法吸引足够的移民进入东部之后,政府才被迫逐步缩小地块出售的单位面积。但土地投机商已经占有了大部分肥沃的土地,早期拓荒者买不起,而宅地法的土地多数是贫瘠的土地,“在1862年以后,可供出售和拓居的公地,大部分都是位于现在我们称之为大平原地带的半干旱地和贫瘠土地。在这些地区接受了宅地法的数十万户家庭,在因旱灾而使几个季度的辛勤耕耘令人心碎地失败之后,结果不得不回到土地比较湿润的地区去” 。这使得许多拓荒者宁愿耕种租来的肥沃土地。

就全国土地分配上看,从1860年到1900年,美国新建农场中只有16%来自宅地法,大部分农场还是来自大地产公司的再出售和联邦土地的现金出售。这是因为大平原农业的核心地区大部分优质土地已经被铁路公司、大土地公司和土地证券商控制,宅地法的四分之一地段在西部半干旱地区,难于扩大规模生产,只得以补充法令来扩大土地分配单位,却最终有利于矿业、林业、牧业集团。有一半以上的宅地定居者无法维持到五年期满,而放弃和出售宅地专利权。宅地农场主的破产率要高于其他类型的农场。这是因为宅地法只提供免费土地,而不能提供农场主急需的资金,所以宅地农场主往往需要把宅地权用于投机性抵押来换回生产资本,结果是破产率的上升和土地投机商获利。其实,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由于农业市场空间的扩大,对于西部农业来说更重要的是资金而不是土地,因此宅地农场主往往是利用先占权和代偿权进行抵押以换取资本。1878年宾州的一位众议员曾提出宅地贷款法案,即为每个宅地农场主提供500美元贷款,以土地为抵押,年利息3%,十年偿清。但该法案被国会否决。因此“宅地法”的实施造就的是一大批因为无法获得足够资金在重债下破产的宅地农场主,并将西部土地最终转向土地金融集团。

“杰菲逊这样的人期待着由公共教育和政府对西部领域的明智分配孕育朝气蓬勃的农业民主。然而,当时和现在一样,政客们对 ‘快捞一把’比‘促进民主’的兴趣更浓。美国耕地的授予历史——一个半世纪馈赠出去的几亿英亩土地的纪录成了现代人年报中公愤持续最久的事情。欺骗、诡计、贪污和盗窃大量存在着,但是,更令人气愤的是对社会上土地不平均分配的后果置若罔闻的态度。议会的确也偶尔采取了诸如1862年宅地法之类的具有远大卓识的措施,但是,它却更经常地把共有土地批售的权利给予了投机商,而没有给予拓居人。议会没有奉献给屯居者的那部分土地,州级法律部门、土地管理处和内务部一般也会照给的。”

到十九世纪八十到九十年代,联邦土地分配政策基本上完成了其历史使命,那就是将国有土地按照资本比重给予了拥有资本最多的集团和阶层。1903—1905年第58届国会的公共土地委员会报告中承认,定居者与大地产商相比处于明显不利地位,很大部分国有土地转入大土地投资公司,数量远远超过宅地农场,几乎每个地方大土地所有者都垄断了最好的地块,这些土地立法的结果就是租佃制或雇工制取代了自由农场主。

正是租佃农场主成为“美国式道路”的关键。而宅地农场转为抵押—租佃农场的速度最快,数量最大。到十九世纪末,全国的租佃农场已经达到了百分之三十以上,而在西部几个新州就达到了百分之五十左右。1900年全国雇佣的农业工人为二百万人,1910年已经达到了三百八十万。

内战时期由于粮食价格上涨而劳动力短缺,直接引发了大草原地区的农业机械化浪潮,内战后三十年是美国农业实现机械化的时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农场主都必须借贷来添置机械以扩大生产和降低成本。农业机械化加深了农场主对贷款的依赖,同时在生产资料上受农业机械公司的价格控制,却促进了农业机械工业的发展,到九十年代,美国农业机械年产值已达一亿美元。内战后四十年美国农业空前发展,强有力地支撑了美国的工业和整个美国经济的发展,为二十世纪的现代美国奠定了基础,被称为是与十八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具有相同意义的事件。

但是这种农业资本主义化却不是依靠小农场之间的相互兼并和分化来完成的,而是在金融资本的控制下,农场主以租佃方式间接地获得资本来源,并保留家庭农场和季节流动工的生产方式来降低成本,这形成了美国西部租佃农场的主要形式。美国西部农业的资本主义发展是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共同作用的结果,十九世纪下半叶,大平原地区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谷物产地,一直到1900年,美国出口值的76%来自农业。由于每年美国农产品的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剩余产品必须从外贸中找到出路,而美国的工业保护主义关税政策导致欧洲国家对美农产品报复,因此中间商竭力压低收购价,才能以更低的价格优势保证国际市场的销路。而西部农场主却必须以保护价购买工业品,以被打击的价格出售农产品,因此,国家在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依赖对农民的剥削,这一铁的逻辑同样体现在美国式道路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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