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模式的背后

独家对话郑永年:中国模式的背后

中国模式不能过于政治化

  记者:中国模式近来一直被热炒,您认可中国模式的说法吗?
  郑永年:中国模式这几年存在着很大的争议,我们有一个误区,对中国模式过于政治化。左派人士认为中国模式很好,甚至超越了美国模式。而自由派、民主派认为中国模式毫无意义,也不承认其存在。
  作为一个学者,将中国模式过于政治化,无论是否定还是肯定,都不利于中国发展。我们需要的是总结中国模式,发现其优劣势。简单的肯定和简单的否定,对发展是没有任何的益处。
  我不去评论中国模式的好与坏,中国模式首先应该是客观的理念,任何国家都存在自我的发展模式。但是,很多模式本身是有缺陷的,需要有好坏的价值判断。综观苏联模式,我们理解为失败的模式。一个模式不一定要强加于某个体制去拷贝,照搬他国模式风险是很大的。
  客观上说,中国模式要考虑站在哪个层面去理解,才能定义中国模式。从中国改革的路径来说,上世纪90年代的改革,主体性的是经济改革。经过90年代的改革,经济上基本的市场制度确立。新世纪以来,开始进行社会改革。从这个层面上,可以理解为先经济改革、再社会改革、后政治改革。还有一个层面是政策的执行,大家都在讨论政策层面的得失,发牢骚的学者也就多了。中国的改革政策模式争论非常大,但作为一个历史检验的模式,它是不会消失的。
  对于中国模式是否可持续的,这要取决于政策。所谓的改革,必须要有一个方向。邓小平说“中国的改革模式是摸着石头过河”。很多人摸不着石头,该怎么过河?中国的经济改革,是要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核心问题是在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摸着石头过河,但也有摸不着的。80年代到90年代,经济改革并没有找到突破口,真正的突破口在邓小平南巡以后。我们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基本经济制度已经完成了,但是经济改革怎么深化的问题还不知道。一个很显著的现象,这几年的改革方向是不明确的。尤其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有企业大扩张,民营企业的空间受压制。
  现在看来,经济改革有问题,社会改革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从十六大开始,差不多有10来年时间,中国政府进行了一场看似全面的改革,社保、医疗、教育和农业税等等改革,但总体的改革制度是不明确的。我们提出了“和谐社会”的执政目标,但是实现目标的政治途径是什么?机制又是什么?还是不明确。所以,社会改革还没有找到一个突破口。
  社会改革不仅仅是追求社会稳定,社会改革是处于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之间的力量。社会改革能否到位,一方面决定经济改革是否深化,能否为经济改革打下好的基础。社会改革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当务之急就是进行社会改革

  记者:从中国历史上看,经济改革是伴随这政治改革,验证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经济改革上看,为什么社会改革非常重要?
  郑永年:早期的中国经济是出口导向的,目前是构建消费社会。为什么中国的消费社会遇到很多难题,有很多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缺乏社会制度。为什么欧美国家的老百姓可以大胆的消费,中国老百姓不能。因为他们除了买房,看病不贵,上学也不用很多钱,生活成本很低。而中国的社会生活成本很高,老百姓不是不会花钱,而是不敢花钱。在中国所有的积蓄恐怕只能买一个房子,子女又要接受教育,老百姓还有什么钱可消费。好在领导层意识到社会政策的关键性,要建立消费社会,就必须进行社会改革,否则,中国经济的增长根本没有动力。
  现在说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出口转内需。中国出口仍然很强劲,内需很困难,表明转变是非常困难的。社会改革好坏与否,决定了将来的政治模型,是继续权威政治还是发扬民主政治。社会改革到位,中产阶级强壮了,社会保障制度健全了,就形成橄榄型社会,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民主化。
  任何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就会产生政治权利的要求,中国也不可避免。但是,简单的说民主化是抽象的。民主化如果像西方所说,人均GDP达到2000美金称谓民主化,政治也可以开放。但2000美金的民主化和20000美金的民主化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民主。人均GDP比较高的民主,是以中产阶级为主的欧美化民主,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受过高等教育,相对来说比较理性。
  中国当务之急就是进行社会改革,如果改革不好,中国的民主化就会激发出来。因为社会不公平、穷人越来越多,矛盾日益突出,严重的政治激进就会出现。政治激进化,民主是一种可能性,也许会带来一场革命。在我看来,中国这个阶段的社会改革真的比经济改革还重要。

中国经济出现了排他性发展

  记者:改革进入到深水区了,十二五报告里提出“包容性发展”这个词,还有一个新的名词叫“顶层设计”,您怎么理解政治领域出现这两个新名词?
  郑永年:包容性发展是让社会各个阶层都能受惠的改革,如果只有少数的群体受惠,就叫排他性发展,80年代到90年代的改革就是包容性的发展。农民也好、工人也好,大多能够受惠于改革。90年代朱镕基的分权改革,一个是下放到地方,政府藏富于地方。一个是下放给群体,藏富于民,这是包容性的发展。为什么这几年要提包容性发展?因为中国的发展出现了排他性发展,经济发展是在加速,但经济发展的受益流向了少数社会群体。
  看看国内企业,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国家投入四万亿去救市,这四万亿其实是给了国有企业。朱镕基当时设立的国有企业,意思是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这些部门要有国有企业。但是现在不一样,哪里有钱赚,哪里就有国企。现在国有企业的发展已经远远偏离了初期改革的目标。现在国有企业搞垄断,但它并不是创造财富的机器,而是财富转移机器,从中央转移到地方,多数人转移到少数人,穷人转移到富人。所以中国的经济现在已经出现排他性的发展,这个时候提出来包容性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如何实现包容性发展?接下来就需要顶层设计。目前的经济可以理解为被少数的利益群体所控制。如何脱离这个利益群体的控制?全球有两种做法,一个是自下而上的革命,一个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既得利益者不会克扣自己的粮食,而下面的老百姓受不了了,可能就会革命了。美国的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曾说过,“自上而下的强化中央权利是战争的初演”。当然,革命老百姓也不乐意,如果革命的话,大家都是受害者。
  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就是从改革到革命,改革没有进行起来,就会变成革命了。中国光强调中央集权是不够的,光强调顶层设计也是不够的。政策设计好了如何去实施?恐怕实施起来有很多的阻力。回顾历史,古人是非常聪明的,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皇帝、大户、再到下面的社会群体。大户就是既得利益群体,当大户阻碍社会进步、阻碍改革的时候,皇帝和民要结合清除大户。现在也是这样,顶层设若只是中央把权利收起来,没有社会公众的参与,恐怕是执行不下去的。
  记者:这会不会又回到专制主义?
  郑永年:这不叫专制,不像过去毛泽东的号召搞民众运动。其实是更民主化一点,称为制度性的改革,亚洲、欧洲很多国家都是这样的。工业社会成长起来的,如果不要革命的话,尤其是中国一党主导的国家,你不革命,只能通过政治开放的办法,让民众参与。如果你不开放,就表明这个体系是既得利益掌权。90年代的政治开放是成功的,早期工人农民同盟,后来是农民企业家,新兴群体起来了,修改宪法保护公共财产,允许民营企业家入党,这些都是正确的做法,就表明执政党开放了。而现在执政党开放成都远不如当年了。目前看来,开放是政治改革的唯一途径。

群众运动式改革是不可持续的

  记者:重庆正在掀起一场政治风暴,“唱红打黑”是否是一次成功的政治改革?我们是否该推崇这种形式的政治模式?
  郑永年:重庆的“唱红打黑”在我看来,薄熙来是在政策动员,因为既得利益群体不能动刀,他想通过这个独特的方式去推动改革。我不赞成这个方式,这是超越制度的理念。毛泽东是政治强人,从历史上看,靠群众运动式的改革是不可持续的。不可能一个人每天都唱红歌,那样政治就永远不会安宁。中国还在承受着毛泽东当时文艺制度化的恶果,如果毛泽东当时不是搞运动,是政治建设的话,中国现在就不是这样。新加坡的李光耀,他是把他自己的思想理念转化为制度,而毛泽东是用他的思想理念推翻这个制度,永远是游戏,不断的群众运动。而现在的领导人进行制度建设可能就会更难了,中国的制度本身就不强,如果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造势,对长远的中国制度建设是没有好处的。
  在局部地区,还是会有薄熙来式的作风。因为中国的制度,两会上吴邦国委员长就说了,中国不搞联邦主义。我以前写过一本书《中国实际上的联邦主义》,美国是宪政上的联邦主义,而中国是实际的。中国的领导人想通过某些形式去搞民众运动,还是可以形成的。
  记者:外界认为薄熙来是个魄力十足、谈吐得体的魅力官员,您怎么看薄熙来个人的作风?
  郑永年:薄熙来是个聪明人,他知道怎么去动员群众。一个领导人要想以某种方式达到某种目的的时候,你要为长远的整体利益考虑。毛泽东当时也是这样,他没有为国家的长远利益考虑,就为他短期的权利斗争,达到他乌托邦式的目标,去利用他自己可以动员的资源。当然,这样的运动是危险的,也是对社会发展不利的。
  记者:您提到中国的政治还不够开放,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郑永年:台湾近期开放立法院对大陆游客的旁听其实就是开放性质。美国的议会辩论设有一个通道,中国为什么不会做?现在进行政策辩论是完全可行的。
  记者:还是渠道不畅通。
  郑永年:对。中国向上的渠道不畅通。一个执政党最大的问题就是封闭起来,它会跟社会脱节。

壮大中产阶级形成橄榄型社会

  记者:国内很多专家学者加入了个税起征点的争议之中,您怎么看这次中国个税改革?它是否会推动中国收入分配改革的前进,能否做到杀富济贫?
  郑永年:中国的税收制度是有利于富人不利于穷人的,我对3000元的起征点是有意见的,应该更高一点。首先,中国还没有壮大中产阶级队伍。中产阶级怎么能够产生?回顾历史,日本是亚洲最早宪政化的国家,他们用了二十年的时间培养了庞大的中产阶级。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产阶级队伍依然很小。而且,现在所面临的社会环境越来越糟。中产阶级如何壮大?第一是提高劳动工资,第二用税收的方法提高。所以,中国现行的税收政策是不利于中产阶级成长的。
  中国的税收是不利于穷人的,对于富人,腐败非常多,暗藏很多灰色收入,而目前的个税制度对弱的人抓得很牢,对富的人却没有办法。这其中很多富人出自掌权者、太子党、国有企业等等。若是这样下去,中国社会就不会稳定。中国香港的发展是吸收调节中产阶级,而中国没有调节,是不是因为国家太富裕了,就不需要更多的税收?全世界财政增长最快的中国,财政收入用来干什么了?社会保障制度都建立不起来,钱在你手上,不用到社会,你用到哪里?管财政的要GDP主义,这显得很荒唐。你把财政的钱用来买美国的债券,这是在浪费钱。
  为什么中产阶级、富豪们纷纷往外面移民?因为中国社会的不稳定,让他们感到不安。中国现在的财富流出那么快,正是因为中产阶级队伍太小,穷人太多。
  记者:可以理解为中间刮得多、两头刮得少吗?
  郑永年:这个完全可以设计,主要是要有领导能力设计税收制度,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到底为了什么?为了社会还是为了自己?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很多东西都是被利益集团搜刮了。现在的税收制度,穷人是没有话语权的,有钱有势的话语权很充分。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是为有钱人说话,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这绝大多数的利益经济学家现在都是利益知识分子,哪有什么公共知识分子?可怕的是,那些冒充公共知识分子的也是在为利益集团说话。为整体利益说话的人有没有?屈指可数。这些人分流成共产党里面的各自一派,利益所驱。而我们的穷人就没有这个机会,替穷人说话的人太少了。

利益集团很强大导致房价下压很难

  记者:您认为中国房地产市场问题的核心在哪?您觉得中国楼市调控需要借鉴新加坡的经验吗?
  郑永年:新加坡的住房制度值得中国学习,新加坡的廉租房有两个市场,一个是市场调节市场,一个是政府调节市场。政府调节的市场占百分之八十多,市场调节的占百分之十几。中国现在是政府建设大批的保障房,目标是百分之二十。现在的地方政府有没有这个动力去做?中国现在能够做到百分之二十其实是不错的,但是中国还做不到,因为中国楼市完全是市场调节下的疯狂炒作。
  中国要想把房价压下来很难,因为这里面的利益集团很强大,开发商、银行、地方政府,能量大得无比。中国楼市的泡沫很明显,如果楼市真的垮掉了,整个政治体制也是个麻烦。政府可以保持调控节奏,千万别把楼市泡沫挤破,慢慢把泡沫的成分减少。商品房的调控可以通过土地的供应量减少,每年刷掉一些,慢慢地挤干。
  买不起房的只有租房的观念已经不能深入年轻人的内心,一个社会尤其到了年轻人的这一代,要让他们感觉到希望,辛苦与否没有关系,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在社会上走出来,是有机会的。这个社会就是排他性发展,可怕的是给年轻人灌输在努力也没有希望的前景,这样不稳定因素就会激发。政府迫切需要做的是要让年轻人感觉到希望,你不能让年轻人感觉到希望,你就要改革。(文/孟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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