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文恭:略谈文革

不好意思,俺又开新帖了。呵呵

首先说明一点,为什么俺最近泡坛的作风如此恶劣,对于很多批评俺的帖子概不作答,原因很简单,俺谈的是事实,和基于事实上的一个符合逻辑的推论, 相应地,一个有意义的讨论应该是对等的。假如一方用事实举例来说明结论,而另一方仅仅是给出结论而没有论据和论证,那么,显然是无法引成一个有效的讨论的。

俺之前的两个帖子其实并不是对历史的探讨,而是一个最近一段时间看书后的小心得加上一点对目前西西河青史论坛的小牢骚,但是,这些心得确实是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的。在上一个帖子里,俺用了两个周公在文革间比较典型的例子,但实际上,俺所看到的文革中的周公的资料比这要多得多,周公在文革之间的极端的疲劳和极端的艰难其实就是文革对中国造成的大破坏的一个缩影,而评论周公和文革的关系,必须要完整地把周公在文革十年间的历程都勾勒出来,才能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因此俺看到这样的标题你现在也不明白的是周总理是全力支持和积极参加文革的。, 只能是苦笑了,在文革初期狂飙式的形势下,周公当然会“全力支持和积极参加文革”的,—–但尘埃落定之后呢?

换句话说,我们能够用文革初期周公的表现来总括他在整个文革十年的作为吗?—–这是一个很浅显的问题,—–只有看完全程,我们才能知道这是怎样的一条路。有兴趣的同学,不防看看邱会作、李作鹏的回忆录,看看张佐良,赵炜的相关回忆,看看刘武生的《周恩来晚年岁月》,然后才能接触到一个有深度的文革周公。

简单地说,没有接触到一定厚度的史料,是无法形成一个经得起推敲的结论的。佛门孤雪兄问俺关于回忆录的事情,意思是大凡回忆录的传主都会写自己的过五关而不写自己的走麦城,其实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一本回忆录里面的主角,在另一本里面就会成为配角,因此看的回忆录多了,就能比较全面地掌握一个历史人物了。—-举个例子,前一两年曾看到余汝信写杨成武上将在文革中的角色,还是带了很多猜测的,但最近邱会作,李作鹏的回忆录一出,杨成武上将的文革表现就非常立体了。

所以,在经过一定的积累后,俺现在已能在论坛上分辨出来什么帖子讲的是历史,而什么是宣泄了。同时,兄弟俺已经过了在论坛上骑马遛弯的年纪,终于学会什么样的意见值得学习,什么样的咆哮可以忽略了。

好,回过头来说说文革的事儿,文革的定义是非常复杂的,因为它的外延和内涵都极其庞大,现在有一种讲法是特别突出东哥发动文革的初衷。俺觉得,可以认同东哥的初衷是有其内在逻辑性和有正当意义的,但是很明显,判断一个席卷全国,持续十年的政治运动的好坏,是不能以发动这场运动的初衷作为凭证的。这是一个常识。

其次,在讨论文革的得失时,我们要知道,东哥发动文革的理论依据和实践,确实是不能用经济发展来评定的。为什么?因为东哥发动文革的初衷不是为了发展经济,而是为了“整走资派”,对所谓的“官僚阶级”的革命。—–因此,这是一场政治上的“社会革新”。

所以我们需要用政治的规律和标准来进行衡量。

总的来说,我们可以这样概括文革的进程,

1. 初始阶段,通过发动激进而危险的涉世未深,甚至还是未成年的大学生,高中生,乃初中生,文革的大火迅速烧变全国。 同时在剪除彭罗陆杨之后,东哥得以在TG的内部层层推进,最后达到把胡服和邓公下台的目的。

2. 而随着对所谓的“走资派”的斗争,中国的政坛伴随着整个“官僚阶级”的落马而迅速形成权力的真空,—-于是,林总为首的军队势力和中央文革为首的东哥近侍势力迅速填补这些空缺,—-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过程里,周公和他的行政系统始终保持了最基本的稳定,因为无此不能保障整个国家的正常运行。—-而在文革初期的广大基层,伴随着对各个单位“走资派”的清洗,底层的人们同样开始权力的重建。

3. ——当然在这个过程里,是伴随着“当权派”的斗争的。—所以,在中央层面,在文革前期,林总一派和中央文革的关系是密切的,因为他们都是新贵,还需要时间除去共同的敌人。而在中层和基层,这个“夺权”的过程会更加复杂,“保派”和“造反派”在很多地方形成了拉锯。而当这种拉锯形成了群众之间的尖锐对立,加之升格到武斗这种形式后,全国各地必然地陷入一片混乱和无政府状态,是以军队不得不作为一个武装的,守纪律的,带强制性的力量来结束全国各地的混乱。即所谓的三支两军。

4. 在通过军管建立全国初步的秩序后,文革初期的发动力量,青年学生们被遣送到边疆和农村。—–当然,这个举措,虽然在宣传意义上是“广阔天地,大有可为”,但冷静的分析,可以清楚滴看到,这个举措证明了那些天真的学生们仅仅是一枚棋子。

5. 伴随军管,军队干部从提督变成巡抚,于是林总为首的军队势力在政治上变得过于强势。相关的情况,看看九大的政治局成员名单就可以一目了然。最直接的例子是林总的接班人被写入党章。–同时,在瓜分完胡服系留下的位子之后,军队和中央文革从合作变成竞争。有战功和资历可恃的军队干部,自然要轻视以耍文笔晋升的中央文革成员。

6. 而这个矛盾的高潮就发生在林总为主角的庐山会议,他们本来信心满满,在庐山上借“国家主席”和“天才论”,一方面要求强设“国家主席”,另一方面猛攻中央文革里最有力量的张春桥,—在一时之间,整个中央全会几乎被他们蒙蔽,但东哥又一次力挽乾坤。在冒着和军队势力决裂的风险下,挫败林总方的企图。

7. 乘胜追击的东哥(而不是中央文革方)步步紧逼,而林总一方,看到文革以来政坛失败者的殷鉴在前,所以痛下决心,放手一搏。但组织者是乳臭未干的林立果,无法成事也不可能成事,于是败露之际,林总夫妇和林立果,身为TG的接班人和党唯一的副主席,仓皇北逃。可耻的死在国境线的外面。

8. 法定的接班人和唯一的副主席逃亡国外(并摔死。),这已然证明了一点,以打击走资派为目的的文革,扶上来的却是这样一个接班人。这位接班人曾经用最美丽的词汇赞美东哥,那些赞美被编成了歌曲,在全国传唱。现在,这位接班人成为了双料的叛徒,叛党而且叛国。——这个结局成为之前对东哥神化宣传的最令人难堪的讽刺。

9. 林彪事件之后,东哥突然决定,穿着睡衣(外罩大衣)参加了当初被斥为“右的代表”,“二陈合流”的陈毅元帅的追悼会。——这是一个姿态,也是一种醒悟。而在林总事件之后,大批军队的干部被清理,为此,必须要“起复”之前被打倒的“走资派(老革命)”来填补又一次出现的空缺。——但我们要记住,这些回来的“走资派”大部分都是文革遭过罪,而且还有一大部分是因为一些诬陷而下台的。—-简言之,他们并不是“罪有应得”而下台的,因此,在他们回来时,—-恐怕也未必“感恩戴德”。

10. 同样的,林彪事件后,东哥大病一场,几乎生命垂危。—–他和现在那些热情的崇拜者不同。他知道林彪事件对他的政治威望和他的文革意味着什么。此时,在东哥旁边,真正有实力的接班人,只有周公一人了。

11. 但东哥从来都是要让自己抓住主动的。即使是在他暂时的退却时期。是以,他唤醒了被冷冻的邓公,请注意,和对胡服夫妇分开关押不同,邓公在文革间即使是最困难的时刻,身边都有他的夫人,(当然,他的孩子受到了残酷的迫害),但邓公本人,完全是受保护的。—-而且,同样作为敏锐的政治家,在林彪事件之后,邓公马上上书。使得东哥因势利导,再一次地完成他需要的三角政治平衡。—–(这解释一点,为什么邓公起复后,不是干他的总书记,而是出掌总参谋长。)

12. 在邓公起复到位之前的过程里,周公遭到了所谓的“帮助会”,政治局在东哥的指示下,对周公进行严厉的批判和“斗争”,—–用根本难以成立的理由。

13. 在东哥日渐衰老之际,狐假虎威的中央文革,以江青为首变得更加疯狂,一方面是因为林总一派落马后,中央文革一枝独秀,另一方面,假如他们不能在东哥去世之前获得更雄厚的政治基础,那么他们之前在文革里耀武扬威造下的孽会很快得到报应的。于是发生了所谓的四届人大“组阁”事件。

14. 但东哥作为大政治家充分明白中央文革的成员作为打手尚可,但扶上厅堂还远不够分量。因此组阁之争,他还是选择了周公和邓公,—-考虑到周公此时已经身患绝症,实际东哥是把希望寄托在了邓公之上。

15. 邓公拒绝给文革做结论。

16. 1975年,已然行动不便,垂暮的东哥依然保持他无比的腕力,毅然拿下邓公。

17. 但他还是选择一个从基层干起,一步步上来的华国锋。作为他的接班人。(顺便提一下,华国锋的党的第一副主席是由东哥本人在1976年4月制定的,东哥逝世后,也是华作的悼词。是东哥逝世前后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主持人和最后决策人,那么,他首倡并组织的抓捕四人帮是否是“军事政变”呢?)

18. 1976年1月8日,周公离世。悲痛的人民涌上街头,在寒风中送别。4月4日,十几万,数十万的人民齐聚天安门广场。自发悼念。

19. 1976年9月9日,东哥去世。

20. 1976年10月6日。中央文革为首的四人帮加毛远新被抓捕。此后,人民到街上游行,敲锣打鼓,或许这和之前胡服等下台时的游行一样,但这一次,人民还自发去买三公一母的螃蟹来庆祝了。大概这能说明一点点的不同吧。

回顾这个历程,说明了什么?说明了10年文革之间,权力斗争是极其频繁而且残酷的。而这样一个频繁而残酷的权力斗争,能否带来一个可以带动国家平稳发展的政治局面?这是不言而喻的。同时,这个权力斗争过程里,东哥亲手选择的两个接班人,我指的是林总和抓起东哥老婆侄子的那位,都背叛了东哥。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初衷是没有用的。显然东哥当初挑选着两位的初衷同样是好的。

另一方面,就算是在文革的初期,横扫了一大批的走资派,那么此时的人民真的就告别了官僚主义了吗?不,人民们自己在忙着为空出的位置争权夺利。—-上海公社成立的那一天,上海人民一下子组织了无数个委员会,纷纷要到新政权里捞一杯羹,——只有幼稚的人们才会相信,所谓的质朴的劳动人民是不爱权力的。—不,他们只不过是没有得到机会罢了。

至于曾经因为理想主义而冲动的红卫兵们,农村和边疆确实让他们了解了国情,知道了革命的确不是“请客吃饭”的,而当林彪事件传来之后,(很多那时候文革年轻人的回忆都记录了林彪事件给他们的震撼。),使得他们彻底告别了信仰。——-这是文革后遗症中比较大的一块,在八十年代时,为什么当时TG要忙于“清污”,渊源正在于此。—–文革的整个过程就似乎左派中国理想和信仰活生生还原为污垢的现实的过程。—-顺便提一下,很多人现在认为胡乔木搞得《历史决议》是秉承邓公的指示所以彻底否定文革,其实他们不知道,在搞这个历史决议的酝酿过程里,曾经多次开过中高层的党员会议,最大一次规模到4000人,会议上已经有人明确指出要搞清东哥在文革中的责任和错误,而且呼声不小,而正是邓公从大政治家的眼光出发,坚决要求在这个《历史决议》里保护东哥的威望。如若不是如此,经过文革后,觉醒的人们的反思,会带来怎样的后果,都很难说。

再退一步讲,俺很奇怪,之前给出的数据里面,有几个点并没有大家指出:

“1965年,中国农民年平均从集体分的收入是52.3元,1976年为62.8元。十一年间增加10.5元,每年增加不到一元。到1978年,至少有两亿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不得温饱。

1965年,全民企业职工月工资年合计为652元,1976年下降到605元。“

其实这段话里面的关键在于,假设1978年我国人口为10亿的话,则经过所谓“辉煌的文革十年”后,不得温饱的人口还占总人口的20%以上。—–不需要太多的常识我们都能知道,对于这些连温饱都不能满足的2亿人口而言,是否“横扫了官僚阶级“,对他们其实根本没有意义,而建国后近30年的建设还不能让这个国家的人们过上基本的勉强糊口的生活,则这种制度的优越性又何在呢?顺便提一下,到1984年,李先念国家主席就宣布,中国已经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

当然,假如还有人用所谓的“工业化”来说服俺的话,俺只能说,无论你用什么名词,我都不会认为一个国家30年建设后还让20%的人口不得温饱的制度是令人羡慕的。这方面俺有当事人的例子,1972年,周公陪同外宾去延安时,听说延安老区人民的生活还和解放前差不多,自责地掉了眼泪,说解放这么多年,老区人民的生活还这么苦,我这个总理没干好啊。

同样的,另一个关键点在于1976年,中国农民的年收入是62.8元,而职工605元。——-假设此时中国有八亿农民,两亿工人,俺想知道的是,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者,为什么80%人口的年平均收入是另外20%的人口的十分之一呢?

这么巨大的差距,对于那个时代的广大人民而言,是一种广泛的公平?还是一种广泛的不公平呢?—那么,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民,他们是否像现在拿着概念叫嚷的孩子们所想象的那么幸福呢?

镜像链接:谷歌镜像 | 亚马逊镜像

分类: 资料, 历史 标签: ,
  1. 本文目前尚无任何评论.
  1. 本文目前尚无任何 trackbacks 和 pingbac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