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的高利贷:浙江银行大企业变身新兴放贷者

“钱荒,正在把浙江中小企业群体逼上绝路。这不是危言耸听。”6月一个阴雨的傍晚,浙江商人杨广槐(音)一脸沮丧地陷在藤椅里,向记者诉说着自己的“伤心事”。在浙江, 越来越多像杨广槐这样的中小企业主,正在因“钱紧”而被迫接受高利贷的“救急”。

  在浙江,巨大的资金需求,最终衍生出一个由银行——大企业集团——高利贷公司共同组成的利益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正在以集团化、组织化的发展方式“茁壮成长”。

  这是一个庞大得无所顾忌的高利贷市场;这是一条几乎无法撼动的利益链条。在这个链条中,中小企业正在以一种血淋淋的方式被“拯救”。在浙江,民间借贷的利息回报年利率已经高达100%。而中小企业的平均利润率还不到10%。

  “我们在等待,确切地说,我们是在赌博,赌今年下半年的经济环境会好转,赌融资渠道的‘清淤驱浊’。毫不夸张地说,如果调控政策没有松动的余地,浙江的很多中小企业将熬不过2011年的冬天。”杨广槐有些悲观的断言,从某种意义上,正代表了浙江中小企业集体的忧虑与迷茫。

  浙江,金融风险在加大,隐藏于繁荣之下的民间融资市场危机四伏……

  从逻辑上,这看起来非常奇怪:在原材料、人工不断上涨的高成本之下,中小企业的利润越来越薄,而在短期内流向中小企业的资本回报却越来越高——在浙江,民间借贷的利息回报年利率已经高达100%了,而中小企业的平均利润不超过10%。

  不符合逻辑,却真实存在。

  为遏制通胀的压力,迄今为止,中央银行已经连续12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国内的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已达21.5%的历史高位。

  央行的货币政策在有效收回流动性的同时,也加大了中小企业获取银行贷款的难度。事实上,对绝大多数中小企业来说,即使是在货币政策宽松的时候,也很难得到贷款。现在的处境,更是雪上加霜。

  无奈之下,浙江中小企业几乎集体低下头来,把目光投向地下融资——这一并不阳光,却可解燃眉之急的“非常规市场”。

  高利贷就像毒药

  借高利贷,已成为浙江众多中小企业的“无奈选择”

  “一家中小企业,如果没有银行贷款,只靠民间借贷,大约6个月就要倒掉。” 6月15日,浙江一家企业负责人郑先生向《中国经济周刊》大倒苦水, 他向记者表示,借高利贷,已成为浙江众多中小企业老板“寻钱”最惯常,也是最无奈的选择。

  2010年末,郑先生的企业因为打跨国官司,企业的资金链出了问题,不得不向担保公司拆借1亿元人民币。“按照每天千分之二的利息来算,一天要付出的利息就是20万。我们公司只借用几天资金,就已经被吓得半死了,利息太高了。”郑先生向记者表示。

  “当你实在坚持不住,马上就倒掉的时候,高利贷还是要去借的。借来,先活下来再说。至少还能撑半年。”采访中记者发现,在浙江中小企业主中间,像郑先生的心态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高林原来是浙江一家商业银行的信贷经理,他的客户中,有一家生产医疗器械的企业,由于着急用钱,在“等不及”的情况下,借了700万高利贷,“这700万元,每天要付14万的利息。这家企业希望我在半个月之内帮他把款从银行贷出来,还给高利贷。结果,银行的贷款还没贷下来,企业先倒了。”提起这件事,高林一脸的惋惜,“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钱贷出来是没问题的,但后来政策越来越紧缩。”高林说, “银行的钱突然断掉,就像人一样,血液流光了,人会怎样?”

  于是,从银行贷不到款,转而向地下融资伸手的一些企业,在利滚利的巨额高利面前,选择了“出逃”。

  “利滚利,就像吸毒一样。有的企业,借了高利贷等银行贷款,等两三天可以负担得起,如果在规定的时间里从银行贷不出款来,这个企业就要逃走。”高林向记者表示,“老板跑了, 人们管这叫‘上高速’。”

  6月18日,温岭市利欧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景伟向记者表示:“目前,‘上高速’的老板越来越多。”

  作为小额贷款公司的管理层,陈景伟对贷款风险的加剧忧心忡忡,“有一家生产麻将机的企业,借了高利贷,一天前,一百多人的工厂还机器隆隆,一派热闹的劳动景象,仓库里也堆满了原材料及产品成品,可一天之后,这家企业却突然寂静无声、大门紧闭,厂子关门了,老板消失了。” 陈景伟分析说,在利滚利的巨额利息面前,如果你不选择出逃,那你将面对两种状况,第一,即使厂子全部卖掉也无法承受本息;第二,高利贷雇佣的社会力量每天戴着墨镜在你家门口守着,堵住你的厂门口,或者干脆就把你人抓走。

  据温州一家企业主透露,一般情况下,放高利贷的人,身边多半跟着保镖,“那场面跟香港电影里的情节特别像。有些高利贷公司会成立自己专门的讨债部门,市场上也有专门的讨债公司与高利贷产业相呼应——在必要的时候使用暴力或恐吓。不过,现在,企业主出逃的手段也多了起来,老板在家里坐镇,工厂照常生产,以稳住高利贷者,但其实,老板的家属早已经悄悄‘上高速’了。又过了几天,老板也突然消失,工厂随即停摆,‘金蝉脱壳’之计宣告成功。”

  谁在热衷放高利贷?

  个别国有担保公司和财务公司参与其中

  高林告诉记者,尽管不堪利滚利重压,但眼下找他帮忙牵线借高利贷的企业却一天比一天多,而高利贷的利息也“一天一个价”地上涨。“企业太需要钱了,‘钱荒’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很可怕。”

  “银根收紧的时候,银行贷款首先满足政府的项目需求和大企业需求,被挤压的是小企业,这是肯定的。因为政府的项目是压不下来的,而贷给大企业的成本和风险都远比中小企业的低。”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根据温州市经贸委调查的结果显示:认为当前资金面偏紧的企业占了42.9%,企业资金缺口平均约为10%,而企业的贷款满足率仅57.4%。受调查的企业大部分是亿元以上的规模企业,贷款满足程度相对较高。事实上,更多的中小企业目前的流动资金已较为紧张,借贷利率明显攀升。

  一边是不断收紧的货币政策,另一边是中小企业对资金的饥渴,这使得民间借贷的利率水平非理性上涨。

  根据《中国经济周刊》采访调查,浙江民间短期借贷的利率水平已达5分、6分,甚至高达8分、10分。半年以上的贷款利率水平也有3分、4分。

  在民间资本最活跃的温州,据统计,截至2010年底,温州的融资性中介机构数量达1879家,包括186家担保公司、1088家投资(咨询)公司等。

  在民间,这些机构被称为“地下钱庄”,也被概称为“担保公司”。2011年,这些机构的数目一直在增长。

  “很多劳动密集型企业,实业不做了,去做拆借。因为实业的利润太低,最多不超过10%。为什么那么多担保公司,生意还那么好?因为(中小企业)太缺钱了。”温州某制鞋企业的老板张自强向记者表示,他“所认识的几乎所有担保公司都在放高利贷”。

  担保公司,原是为了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信用担保的第三方。而如今,它成为了高利贷融资链条里最积极的推动者——负责通过各种渠道凑集资金,再通过各种方式将钱以高利贷出去。

  以一个注册资金1亿元的担保公司为例,按照有关规定,可以担保8个亿到10个亿,但银行为了降低风险,往往将担保的额度降低。1亿元的资本金放着不能动,假设担保一个亿,担保的收益率大概在2厘到3厘,收益最多仅为300万;假设担保10个亿,收益最多也仅为3000万,这已经是理想状态,在现实中很难达到。再减去运营成本,利润空间很有限。

  而从制度的设计上看,担保需要承担的风险和借钱出去承担的风险几乎相同。

  所以,从收益和风险比例来看,没有人会愿意让1亿的资本金睡大觉,钱生钱的游戏其实很简单。高林表示,如果把这一个亿拿来拆借,它的利息是5分到6分,和担保业务相比,放高利贷更具有诱惑性。

  “这个诱惑太大了!”张自强说,他身边做实业的老板,有闲余资金的,都成立了担保公司或类似的融资中介了。

  高林向记者透露,在浙江,一些国有担保公司和财务公司也在利用国有资金偷偷放高利贷。“例如,有一家注册资金为9000万的行业性担保公司,就将这笔资金高利贷借给其他担保公司,再由其他担保公司以更高的利率放出去。”

  针对这种乱象,在3月中旬,银监会在系统内下发了一份通知,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应注重对融资性担保机构资质的审查,担保公司必须在2011年3月31日前完成规范整顿,达到监管要求,才能获得准入牌照。

  但事实上,在浙江,这次整顿并没有显著成效。根据高林透露,只要成为相关协会的会员,缴纳一定的会员费用,办理担保公司的一切手续均开绿灯。在整顿之后,他还成功办理了多家担保公司的注册登记。而这些公司做的都是拆借业务。

  高林从银行辞职之后,很多担保公司向他伸出了橄榄枝,给出的条件颇为诱人:副总+颇丰的年薪+提成+股权。这样的待遇不会比银行差,压力却比银行小得多。

  “很多担保公司的老板并不专业甚至盲目,他们只看到其中的利润空间很大就去做了,但实际上无论是从人脉还是专业的角度,他们都很需要我们这样的人帮忙。”高林的很多同行和同事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较为集中地从银行辞职,跳槽加盟担保公司。

  采访中记者发现,在高利贷融资的链条里,银行业主动或被动地扮演着极为微妙的角色。

  耐人寻味的“资金流”

  银行、大企业集团变身“新兴高利贷者”?

  担保公司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民间的集资,包括从企业实体经济里转移过来的资金、社会的闲散资金等;二是通过各种方式渠道从银行流出来的资金。

  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的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民间资本充其量是很小的一部分, 大部分是银行流出来的钱。”甚至有人认为,银行的钱占到80%以上。

  当然,这种说法只是一种经验,并没有经过严格的考证。

  关于担保公司如何从银行获得低息贷款,再以高利流进地下融资市场,在浙江的民间,可以给你提供多种答案。例如,虚构项目从银行套取低成本资金;又例如,对那些贷款方案获批但银行没有额度的业务,介绍资金到银行存款,增加银行的存款基数,然后银行放贷出来等等。

  其中,有一种流出方式,看起来很顺理成章,却又不费力气。

  陈永是浙江一家农业高科技企业的老板,企业资产已经达到10多个亿,经营状况良好,从银行获得的授信有3个亿。虽然他也正一门心思地要把企业再推上一个台阶,但是,“假如融资市场按目前的态势继续发展下去,我也会适当地投资高利贷市场。这个太诱人了,不用干活了。”

  他算了一笔账:从银行贷出来一个亿,5000万用于企业发展,再将5000万拆借出去,以年利率50%算,就有2500万的利息。“我从银行总共贷了一个亿,付给银行才600万利息,光利息我就赚了1900万。”

  很多融资能力较强的企业,事实上就是这么干的。记者采访中,接触到不少这样的案例。例如,有一家食品企业,从银行贷出了3000万,500万投入企业生产,2500万流向了高利贷市场。

  “这比工厂的利润大多了,不必苦兮兮地扩大生产规模,三个月就能赚取超过工厂一年的收入。”张自强告诉记者,在这种畸形的利益分配之下,实体的企业已经成为高利贷市场从银行融资的平台,流动资金贷款再次进入融资链条,不断给高利贷市场补充血液。

  张震宇坦言,这种情况确实存在,但不是主流。“因为银行的资金便宜,国家基准利率和民间借贷之间存在利差,在利益驱动之下,企业会拿出一部分资金以高利放给那些得不到银行资金的中小企业。”

  他认为,这与银行的监管失职相关。

  为此,银监会专门出台了“三个办法一个指引”(固定资产贷款、流动资金贷款、个人贷款管理办法及项目融资业务指引)。

  但监管的效果并不明显。

  陈景伟也是从银行辞职出来的。根据他的分析:按照正常的贷款通则,贷款必须按照借款合同约定的用途去使用,例如约定购原材料就得拿去购原材料。“但如果他是提现的话,你就没办法监管。北京、上海提取三五百万现金可能很困难,但在我们这边很方便。每个银行机构的现金都放得很多,现金监管几乎不可能。”

  根据合同的约定,银行有监管的权利。但作为权利,这意味着可以放弃行使。

  站在银行的角度,最重要的是风险防范,只要抵押物和盈利状况都没有问题,最终钱流向何处,不是它最关心的。

  不只是上述中等规模的企业,许多融资实力雄厚的集团公司旗下都有担保公司或投资公司,利用银行资金做拆借业务。

  然而,高回报之下是否隐含着高风险?

  “表面上看是这么回事,但在较为成熟的运作下,风险出现的几率和暴利的几率三七开都不到,风险也就在20%左右。”

  陈永说,在浙江,像他们这样的企业,银行贷款到期了,再困难也绝不拖欠银行一分钱。“实在没钱了,向高利贷借,先还银行,等银行放款出来,再还高利贷。”

  此情形之下,高利贷赚的就是这样一个时间差。假设企业要还银行钱,还缺2000万,向高利贷借。“还给银行的钱不一定能再贷得出来。但很多担保公司就有这样的本事,他可以知道哪些企业需要钱还给银行,还可以确定银行是否会再次贷款给企业,甚至他可以确定哪一天贷出来,出现在哪个账户上。你还认为这会有高风险吗?”在陈永看来,高回报之下,实际上承担的是低风险。

  “担保公司收利息的时候基本上没发票的,都要企业去洗钱,这又是一个恶性循环。”

  虽然很多借了高利贷的老板还不出本金就跑了,但实际上,在还回本金之前,利息可能已经回本了。即使亏损,也不大。

  “几乎所有稍成规模的担保公司都有银行力量的介入,大家都心知肚明,如果银行不介入,这一切无法做到。”张自强说,在浙江,这是公开的秘密。

  此次,民间借贷的繁荣出现了新态势。张震宇这样总结了近期温州民间融资出现的两个新特点:一是民间融资形式呈现组织化;二是民间融资流向呈现投机性。

  可以确定的是,民间借贷的资金规模在大企业、大集团和银行等各种力量的参与下,规模不断壮大,并且向组织化和集团化发展。

  根据企业老板们的估计,浙江民间金融流动的资金规模或许已经接近3万亿。

  “以温州为例,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曾向媒体估算,温州的民间金融资金规模有8000亿元。”

  针对周德文提供的这一数据,温州当地一位官员认为这是“胡说”,该官员表示,温州地下钱庄并没有想象得那样严重,对于中小企业钱荒现象,“政府正在积极商讨对策”。对于温州民间金融资金的规模到底有多大,接受记者采访的政府部门和人员均保持缄默不语,这,最终成为了一个谜。

  (文中部分采访对象为化名)

  浙江中小企业“钱荒”之谜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郭芳 李伟|浙江报道

  “中小企业的融资那么困难,到底政策的出路在哪里?怎么解决?”6月下旬,当记者在浙江奉化见到玉球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任东红时,他正在为“兜里没钱”而犯愁。

  2011年前后, 任东红的公司获批了一个总价766万元的农业科技项目,按照地方政府的政策,该项目将由政府补贴340万元,但前提是,766万的资金必须先投入,政府的补助才能到位。但任东红没有这笔钱。

  见到任东红时,他刚从银行回来。“银行以三个理由拒绝了我们的贷款申请:一是银根紧缩;二是贷给小企业的成本比贷给大企业的成本高出许多;三是,农产品自然灾害大,风险高,他们(银行)不愿意贷。”记者面前的任东红一脸的失望与无奈。

  小贷公司无钱可贷

  任东红告诉记者,拿下这个农业科技项目很不容易,公司的未来也都寄托在这个项目上,“但是现在,因为资金的问题,我们只能选择放弃这个项目。”

  任东红也想过到民间去借贷,但担保公司的月息已经在5分左右,让他很快打消念头。对于农业企业来说,3分的月息已经是天方夜谭了。

  随着采访的不断深入,记者面前更加“震撼”的场面,令任东红面临的困难显得微不足道——在任的家乡奉化,上百家小企业因资金问题,而选择关门大吉。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浙江“高利贷”的泛滥非一日形成,而国家对这一现象,亦关注良久,并已经采取了相应的对策。

  今年7月初,针对中国中小企业遭遇“钱荒”危机,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特别主持召开了小企业金融服务座谈会。他提出,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中小型金融机构要立足当地,避免片面求大和盲目跨区域扩张,更好地服务于小企业。同时,要发展与小企业相适应的小型金融机构。

  上世纪末,中央决定在全国各大中城市成立城市商业银行,其初衷即是“服务地方经济和服务中小企业”。只是,在之后的发展中,逐渐偏离了初衷,许多城市商业银行开始全国性地扩张,热衷于与国有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争抢大客户和大项目。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题因此没有多少改善。

  无奈之下,一些中小企业被推向了民间借贷。

  “在商业银行与民间借贷之间存在一个断层,现在的民间借贷太活跃了,说明这个断层缺口太大。”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向记者表示,经济的发展需要金融服务的多元化,大银行服务大企业和大项目,小银行就服务小企业。

  加快金融体制的改革,建立多元化的金融服务供给体系——这普遍被认为是解决中小企业“钱荒”的大方向。

  张震宇建议,政府要搭建一些平台,“例如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步伐还可以再快些,资金互助社、租赁公司、信托公司都可以恢复,把民间资本再集中起来,补充进来。现在很多民营资本想进入金融行业。”

  据相关资料,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全国新开业的村镇银行达400家;同样,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3027家(2010年末为2614家),小额贷款公司的扩张速度明显加快。

  自2008年小额贷款公司试点以来,它的定位即是为中小企业支持三农等方面小额贷款提供服务的。制度设计时规定,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利率最高可为贷款基准利率的4倍,“只贷不存”,融资规模不能大于注册资本的50%。

  在浙江,银根收紧之后,小额贷款公司生意甚为红火,但一些小额贷款公司已经面临“无钱可贷”的境地。

  “即使在两三年前,货币政策宽松的时候,银行贷款放万亿出去,温州的小额贷款公司的钱照样能放出去,为什么?毕竟有一批小企业还是缺资金。”根据张震宇的介绍,按原规定,小额贷款公司一年以后可以增资扩股,后来,因为贷款需求量太大,于是改为半年可以增资扩股,但还是跟不上贷款的速度。

  一个小额贷款公司在半年时间内,由两个亿增到四个亿,再过半年,又从四个亿增到八个亿,钱还是不够贷。温州市工商局近日对小额贷款公司的一次摸底结果显示,23家小额贷款公司现有注册资本金52.2亿,银行融资25.1亿,两者总和为77.3亿,而全市贷款额已经达到84.4亿。在浙江省并不发达的丽水市,小额贷款公司也已达8家。但很多人还是贷不到款。

  村镇银行之困

  与小额贷款公司的破竹之势相比,村镇银行的发展速度相对滞后。

  今年初,浙江省丽水市政府决定在全市的九个县市区全面铺开成立村镇银行,目前只批下来了三家。现在碰上困难了。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的前几天,丽水方面接到通知,村镇银行的贷款额度必须控制在注册资本金以下。

  就连村镇银行的贷款规模也纳入此次宏观调控的范围了,这让丽水的决策层很是头疼。

  在村镇银行,单笔的贷款额多在两三万。“村镇银行成立的初衷就是加大支农支小的服务力度,解决它们的融资难题。但现在提出要将它的贷款额度控制在基本金以下,这明显就缩小了支持的力度。”丽水市银监局副局长周林海说,贷款规模控制之后,村镇银行连小额贷款公司都不如了。

  这对刚刚蹒跚起步的村镇银行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处于起步阶段的村镇银行面临的困难很多:诚信度尚未形成,机构网点少,结算难,各项功能不健全,不具竞争力。

  从目前的政策来看,同一个地方的小额贷款公司的利润要比村镇银行高——虽然小额贷款公司的利润实际上也不高。

  以温岭市利欧小额贷款公司为例,去年的利润也只有8%。该公司副总经理陈景伟说:“股东们都觉得这个回报率很低。”

  但实际上,股东们在创立小额贷款公司之时,并不只是看短期回报,他们的远期目标是要组建自己控股的村镇银行。不少民营企业家都怀揣着想要成为银行家的梦想。

  而根据《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的规定,新成立的小额贷款公司,持续营业3年以上(含3年),并且近两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不良贷款率低于2%,贷款损失准备充足率130%以上,就可以转制成村镇银行。

  从理论上看,这个可能性很大。但从浙江小额贷款公司的经营状况看,情况就没有那么乐观了。

  目前在温州,绝大多数小企业都面临资金短缺的困局。对此,张震宇呼吁,在银行服务不到的地方,能不能把民间资本都筹集起来办村镇银行?国家能不能在村镇银行方面办得快一点,政策支持的力度再大一点?如果步伐再大一点,在温州能不能办一家民营银行?

  台州市商业银行是全国首家政府没有控股的城市商业银行。经济学家辜胜建议,像台州一样,鼓励民间资本进入中小银行,利用中小民营银行来解决中小企业的问题。“但我们上面望,下面望,相关部门还是不愿意做这个事情。”

  “政府已经做很大努力了,但中小企业的融资仍然有很大缺口。”丽水市金融办副主任龚海鸥说,政府方面正在想办法将“地下”的民间资金引导到“地面”上来,将民间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

  然后,更多的企业主却认为,不管地方政府如何创新金融业务,如果没有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换句话说,大的政策环境如果不改变,中小企业的“钱荒”困局,将是地方政府难以逾越的“坎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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