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风窗:台湾走向民主之路

台湾的民主化,长期以来摇摆于赞誉和质疑之间。虽然台湾的民主仍有缺陷,但权力的合法性来自民众,已经是全台湾民众的一个常识。

台湾,你读懂了吗?

今年6月28日,北京、上海、厦门三地开通了赴台自由行。这是继2008年7月台湾地区向大陆居民开放旅游、两岸实现首次直航以来,两岸民众交流的又一里程碑式的节点。和以往“团进团出”、浮光掠影式的旅游相比,自由行的开通意味着未来将会有更多的大陆民众有机会深入台湾社会,了解对岸同胞的生活。

政治风云的因缘际会,导致了2300万台湾人民和13亿大陆人,在过往的60多年里的疏离和误解。对大陆人而言,因为长期受制于媒体的选择性报道和过往的政治宣传,台湾只是意味着阿里山、日月潭的旖旎风光,台湾“立法院”里的混战,蒋介石的独裁和陈水扁的贪腐。这是我们知道的台湾。

而身临其境之后,我们会发现一个之前不知道的台湾:秀美的山川和干净的环境,慈济的巨大影响和各种神和谐共处于一堂的奇观,电视里“名嘴”的口若悬河和对政治领导人的无情嘲弄,台湾人民的平和与友善。而隐藏在这些美丽和谐的外观和体验之后的,是台湾60多年来特别是“解严”以来水滴石穿的制度创新和价值演变:环保运动的勃兴,使得台湾的环境没有成为经济发展的牺牲品;“解严”带来的自由民主化,开放和重塑了政府和宗教、媒体的关系;民众的亲切友善,背后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脉相承和有冤有处诉的心情舒畅。

至于台湾的民主化,长期以来摇摆于赞誉和质疑之间。显然,台湾民主是有缺陷的,但老百姓已经学会了用选票选择和惩罚政治人物,“立法院”里的“全武行”,毋宁说是表演给选民看的做秀。权力的合法性来自民众,已经是一个常识。老百姓相信他们的制度,相信人民可以得到正义,这是台湾和谐美丽的保障。

时至今日,虽然两岸尚未统一,但是彼此都在按照自己的模式快速发展着。大陆人民和台湾人民,同是中国人,同是中华民族的有机组成部分。台湾社会当然不完美,但台湾及台湾人的作为演绎了中国人生活的另一种可能,而这种可能,对今天的大陆社会是弥足珍贵的借鉴。

台湾:印象与思考

文|本刊记者|赵灵敏 发自台湾

对大陆人而言,台湾是个遥远却又令人向往的地方。记忆中小学语文课本的那一篇《日月潭》,是宝岛台湾第一次闯入印象。属于中国的风光旖旎的宝岛,和大陆只隔着浅浅的海峡,却很长时间以来“我在这头你在那头”,相见不如怀念。因此,心中遐想的台湾,像远观一幅油画,生疏而神秘。

其后,台湾的书籍和流行歌曲扑面而来,我们知道了,那里是李敖,柏杨,三毛,罗大佑的故乡,那里有忠孝东路,淡水和基隆。

再往后,台湾变成了电视转播中陈水扁声嘶力竭的呐喊和立法院不时上演的“全武行”,看到选民如痴如醉的沉迷,飞舞的旗帜,激昂的音乐,还有新闻里说的兄弟、夫妻因为选举而反目成仇,台湾给我们的印象是好乱,好狂热。

但显然,这种片段式的记忆,并不是真正的台湾。6月28日,北京、上海和厦门开通了居民赴台自由行。和以往“团进团出”、浮光掠影式的旅游相比,自由行的开通意味着未来将会有更多的大陆民众有机会深入台湾社会,了解那个我们所不真正了解的台湾。

不断给予经济上的优惠来增加认同,相信越交流越会有好感,这是包括自由行在内的一系列惠台措施的潜台词。而之前笔者的台湾行,也许能为此提供另类的思考和观察。

细节之美

6月中旬,笔者到台湾采访。一周的台湾之行,来去匆匆,有两件事让笔者印象深刻:

某天在宾馆的房间里,笔者因为电视遥控的问题致电房务中心,他们答应尽快派人来。在等待的过程中,房间电话响起,有采访对象致电商议访问的具体安排,此时,门铃也响了,但因为电话里谈的事情很重要,对方又是第一次打交道,不好挂电话。5分多钟后打开房门,发现服务员还站在门外,笑容可掬。

某日坐公共汽车,司机在停车时停得离正常位置稍微远了一点,车下的乘客不得不再走一小段路才能上车,按说这种事也算正常,但是司机打开车门之后就立刻向上车的乘客不住道歉,而有一位女士依然不依不饶,而司机依然恭恭敬敬。

这两件事使我有些疑惑:我早就是个成年人了,在地铁里随着人流奋力争抢一个有利位置,在公共汽车上听听司机的大喊大叫,在银行或餐馆里遭遇一些冷遇,早已司空见惯,不是会引起负面情绪的事情,而在台湾,却体会到了完全不同的体验。

从市容上看,即便是在最发达的台北,也少有高楼大厦,都是平淡的几层楼,没有什么色彩和形状来冲击人的视觉,也没有多少特殊的景物来令你震撼,显然比不上北京、上海的繁华。很多大陆人因此会看低台湾。在这个问题上,社科院于建嵘先生的“台湾之问”是最好的注解。他问碰到的台湾老百姓:假如政府官员把你们家房子拆了怎么办?老百姓说,房子是我的,官员怎么会拆我的房子?于先生坚持问:假如拆了怎么办?老百姓答:我到法院告他。那政府官员的麻烦就大了。于先生再坚持问:假如法院腐败了,官官相护怎么办?老百姓答:那我到议会那里去告他。于先生继续问:如果议员也腐败了呢?老百姓说:不可能,他腐败了,下次我不投他的票,他就当不了了。

台湾的街头满是摩托车,但很少看到闯红灯,路面秩序井然;公共扶梯的左急行右站立得到了很好的遵守;不管是在大街上还是小巷里,没有看到保洁员拿着扫帚提着簸箕来来往往忙碌的身影,但到处都显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小巷也基本和主街道一样干净整洁。在7/11吃便当的人,会自觉把剩饭和饭盒分开,再把筷子捆在一起回收。台湾人说话很柔软和长长的拖音,让人觉得不舒服的地方也会变得怒气全无。

以上都是笔者的切身见闻,没有豪华和气派的炫耀,只觉舒适和熨帖。显然,一个社会的现代化程度不是取决于建筑和外表,现代化是一个内化的过程,从很多社会的细节可以体现出来,比如民众素质和人性化。一个社会令人神往之处往往在于那些细节。

台湾山水自然风光旖旎,但与大陆相比,仍属小巫见大巫。但台湾厕所多、摩托车多、庙宇多、民俗活动多;警署和警察少、城市管理人员少、集会上访人员少、闲散人员少。所到之处,社会管理井井有条,和风细雨,这己涉及深层次问题,许多东西的确值得我们深思。

自由行的成效

上海东亚研究所所长章念驰认为,国民党统治台湾的40多年,对台湾民众灌输了40 多年的反共教育,祖国大陆几乎完全被污名化了;而李登辉主政12年加上陈水扁主政5年,将反共教育变成反中教育,疯狂地“去中国化”,又将台湾作为一个“新的国家与民族”加以塑造,使两岸关系跌宕起伏,形成了“400年的疏离,100 年的隔绝,50年的对抗”。基于此,在两岸关系中,争取台湾民心、寄希望于台湾人民是大陆对台工作的基本出发点。

作为当年的亚洲“四小龙”之一,台湾经济在20多年前的经济危机中已经滑入了低谷,风光不再。能否顺利走出这个低谷,仍旧是个未知数。这些年来,北京不断对台湾释放经济上的善意,具体措施包括农产品免关税,台湾学生在大陆就学减收学费,签署ECFA,进一步简化台湾民众赴大陆签证手续等。最新开放的三地自由行,是和这些措施一脉相承的,就是通过各式各样经济上的让利,让台湾民众得到实惠,增加他们对大陆的向心力。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尽管两岸存在一些摩擦,但是贸易、投资及民间交流都迅速发展。2007年,台湾就对大陆享有8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在经济上对大陆的依存程度也越来越高。但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以“台独”为党纲的民进党的上台和对统独话语权的劫持。

我们大陆人常常不能理解,“一国两制”给予了台湾人的优惠那么多,甚至比香港还多,为什么他们还要选主张“台独”的民进党上台?

这里面当然有复杂的政治原因,但经济上的施惠之所以不那么成功,部分原因是对于台湾人民来讲,这些政策的效果却是打了很大的折扣的。比如开放大陆游客来台,声称每天最高可达3000人,结果每天都不到300人。相反去大陆观光和旅游的台湾客大增。这项措施不仅没有拉动台湾经济,反而形成反向输血的效果。再比如,国民党提高了赴大陆投资门槛,结果一时间造成台湾部分企业关闭转向大陆,对台湾的就业产生新的压力。

而更根本的原因在于,两岸的分离已有60多年,各自建立了完全不同的社会,双方已在日常生活习惯乃至价值观等领域产生极大的差异。由于发展阶段的不同,大陆的现代化仍处于量的积累、追求GDP、解决温饱、炫耀财富的阶段,而台湾的经济起飞比我们早,政治制度也有很大的不同,其现代化已经发展到追求精致和细节,对权利、尊严和观感分外敏感和较真的阶段。这样两种观念的对撞,甚至可能产生某些学者所担心的“越交流越疏远”的状况。

尽管这些年我们一直喊要“告别GDP崇拜”,但实际上,GDP崇拜已经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大多数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也影响了我们的对外交往方式,体现在对台关系上,就成了“给你好处你就应该爱我,否则就是不知好歹和忘恩负义”式的自大。而这对台湾人而言,往往很难接受。

在台湾几天,最经常被人问的问题是:大陆人是不是都那么有钱?暗指的是大陆人到台湾买了多少LV的报道,再加上不久前大陆游客在阿里山为抢小火车坐而互殴的新闻,其效果可想而知。

有朋友讲过一个故事:“10年前我到台湾访问,在台南市中心一家餐馆吃火锅,老板娘听说我来自中国大陆,惊讶得盘子几乎掉在地上:‘你跟我们长得一样啊?’而今天,台湾很多计程车司机都会说:‘听说大陆进步很快啊。’”这从侧面反应了两岸隔膜与两岸交流所带来的台湾同胞对大陆认知的提升。

但早在2009年,据《联合报》报道,台湾“行政院”研考会在4月29至30日以电话抽样访问台湾20岁以上的成年人,有效样本862人。调查显示,33.3%民众回答对大陆观光客的印象不好,有好印象的24.9%,另无明确反应的22.7%、不好也不坏的19.1%。显然,要获得台湾民众的好感,仅仅靠经济政策上的恩惠和自由行的购买力是远远不够的,培植文化和制度上的吸引力,让民众养成文明的生活方式和习惯,是更加根本的方向。

政治框架下的统一在目前情况下仍然比较遥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才能进一步增强双方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这是一个大课题。而自由行能否对破解这个大课题有所帮助,让我们拭目以待。

2008年台湾大选结束以后,马英九在庆祝大选胜利的会上自诩台湾民主是亚洲民主的灯塔。但是,对于中国大陆的民众来讲,他们所了解的台湾民主却有不同的表象,这些包括“立法院”里“全武行”的打斗、严重的权钱交易式的贿选,以及用开枪的方式改变选举结果的“传统”等。更为严重的是在一些人的眼里,所谓的台湾民主就是台独。该怎样看待台湾民主的变化以及它对台湾社会的影响呢?笔者从2001年起曾经多次到台湾访问,也看了多次台湾不同类型的选举。所看所思,深有感触。

民主之路

1949年国民党败退到了台湾。为了稳固统治,台湾一直实行“军事戒严”,国民党在台湾施行的是专制统治。前有“二·二八事件”,后有“美丽岛事件”,这个期间无数的台湾人受到迫害,以致失去生命。这些都是血腥的记录。台湾民主化之后,各地建立了许多纪念馆,将这些事件都陈列出来,让后人了解。

1987年,蒋经国宣布解除军事戒严,开启了台湾走向民主化的发展道路。台湾民主化的发生,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是台湾社会面对的内外变化,二是台湾领导人的决断。

首先是台湾社会的发展,给了国民党政府很大的压力。当台湾的经济在70年代取得大发展的同时,台湾的中产阶级也成长起来,同时台湾也逐渐开始对外开放,大量的人走出台湾,了解世界。在这种情况下,台湾社会内部要求言论自由、结社自由,要求民主的呼声在不断加大。社会要求开放公众政治参与之路,让公民进行政治参与,而不是国民党垄断权力。社会各界办的各种各样的媒体不断涌现,随封随开,政府无法禁止;非政府组织也大量出现。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大陆进入联合国,台湾退出联合国,引起台湾内部巨大的震动;中国大陆从70年代末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带来了国际大格局的转变,对台湾带来更为巨大的外来压力。

这些内外压力,形成了对国民党政府的巨大挑战,迫使台湾地区领导人经过再三考虑,终于在1987年果断地宣布解除戒严,顺应民意,开放媒体和社会空间,并开放台湾民众到大陆探亲访问。

解除戒严、开放媒体,导致台湾开始走向民主化道路。从当时的情形来看,台湾社会并没有因此产生更激烈的政治动荡,对经济的发展也没有产生多少负面的影响,而是用一个比较平稳的方式,打开了民主转型的大门。台湾由反对势力组成的反对党民主进步党很快就建立了起来。反对党成立后原以为要面临的政府大逮捕根本就没有发生,蒋经国默认了反对党的成立,主导了这一场巨大的政治变化。

台湾开放民主的道路也逐渐引起了国民党内部的变化。蒋经国去世以后,对于台湾民主的走向,在国民党内部形成了委任直选和公民直选两大派的争论,导致第一次国民党的分裂,新党出走,并成为一个有实力的反对党。台湾的民主化最终导致领导人的全民直接选举。1996年,台湾进行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全民大选。如果从理解民主最主要的内容是选举来看的话,这就是台湾民主的真正开始。在1996年的选举中,虽然面对各路人马的竞争,国民党还是轻易取得了胜利,继续执政。但是在2000年的大选中,执政的国民党内部发生分裂。当时,宋楚瑜和国民党领导人闹翻,结果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宋楚瑜的参选再次分裂了国民党,分散了国民党的支持票,结果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赢得了大选的胜利,当时陈水扁的得票率只有39.3%。在2004年的选举中,国民党和其它泛蓝力量进行整合,由连战和宋楚瑜联袂出马竞选,本来大有希望赢得选举的胜利,但是或许是由于选举中出现的“两颗子弹”事件,使得民进党以微弱多数再次赢得选举胜利。一直到2008年,马英九和萧万长再次统合泛蓝力量,才夺回了丢失8年之久的台湾政权。

台湾民主的成就

在台湾民主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台湾的民主是一步一步艰难实现的,在“解严”之后20多年的时间里,一些重要的政治制度逐渐建立:

建立了公平的选举制度。台湾政治的合法性已经从国民党撤退到台湾时候的强权统治逐步转变成由选举而来。在国民党到台湾的早期,也存在一些基层选举,例如县乡长的选举和基层民意代表的选举,但国民党操纵选举,控制选举,以及用钱贿选是普遍现象。国民党政府曾经将这些有问题的选举称之为“台湾的民主”而加以炫耀,但是遭到了台湾社会的唾弃和反对。随着台湾公民社会发展,当中产阶级成长起来之后,发现对于中产阶级的参政来讲,最好的路径就是参加这些基层的选举。80年代以后,在社会的压力之下,台湾的选举制度逐渐完善起来,建立了中立的选举委员会,建立了公平和公开的选举程序。

现在可以看到,台湾的选举类型虽然有很多,例如“立法委员”的选举、村里长的选举、县市长的选举和县市议员的选举等等,但这些选举都有非常规范的操作程序。在投、开票的过程中,几乎看不到违规操作和操纵选举。当然,台湾选举中的问题还是相当多的,例如屡禁不止的贿选问题、地下钱庄和赌头操纵选举的可能性问题,以及让人抨击的选举中屡次出现的枪击事件是否影响和操纵选举结果的问题等。当局也用了很大的努力来维持选举的公正性,例如为了打击贿选而加大了举报的奖励等。因此,就选举制度本身而言,台湾的选举基本上是一个制度化的和法治化的选举,可以保证选举的自由和公平。国际社会也认可台湾选举的制度和程序是公平和公正的。可以讲,选举在台湾民主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非常之大。

建立了两党政治制度。国民党到台湾以后,经过“二·二八事件”,压住了台湾的本土力量。之后国民党一党独裁,垄断台湾政治进程。曾经有些知识分子想组建反对党,但没有成功。一直到80年代后期,反对党在台湾才正式出现。就台湾当时的政治力量而言,反对党力量不大,但是却在2000年第一次取得了政权。在连续8年民进党执政的过程中,国民党的力量在不断削弱。2008年大选,马英九领导下的泛蓝联盟取得了大胜,而民进党士气大落,内部出现分裂,以致当时有人估计,可能就此民进党翻不了身。但是在经历了2009年县市长选举和2010年的五都选举之后,民进党又很快恢复起来,形成和国民党两党鼎立的局面。

这样来看,台湾政治中已经出现了比较稳固的两党制政党制度。双方从实力上已经势均力敌,国民党要彻底打败民进党,或者相反,都已经不可能。在两党之外,虽然还有一些其他政党,但是也就只能提倡些自己的看法,都无法对这两党形成挑战。这样台湾就已经从民主化初期的国民党、新党、亲民党和民进党的多党政党体制转变成一个比较巩固的两党政体。两党各自代表的社会力量,也逐渐分明。国民党比较多代表外省籍和城市有产阶层,而民进党则多代表本省籍和社会下层人士;在地域上,也逐步形成了北蓝南绿的基本格局。

巩固了民主政体制度。按照国际上的民主政体巩固理论,一个新兴民主政体,只有在经过两轮政党轮替之后,才能形成巩固的民主体制。这就是说,新兴民主政体虽然可能有比较好的选举制度,但当选举结果表明执政党选举失败,可是执政者不承认选举的结果,拒绝交出政权,或者在权力交接的过程中制造混乱,这就表明民主失败。而如果经过两轮的政党轮替都出现权力转移过程是顺利的,就表明这个民主的游戏规则已经被人民和政治精英所接受,民主就在这个新兴民主政体中巩固下来。从这个理论来看,基本可以符合台湾的情况。2000年,民进党上台,实行第一轮政党轮替;国民党在台湾执政55年后,和平交出政权。2008年,民进党执政两届8年以后,又和平交出政权;国民党再次上台。这样就实行了两次政党轮替。这两次政党轮替的政权转移都和平地顺利完成,各政党都承认选举所带来的政治合法性,政权和平转移的民主游戏规则为台湾社会所接受。这是中国政治文化生态中从来没有过的现象。这两次政党轮替使得选举所带来的政治合法性的观念,成了台湾政治文化的主流。

台湾民主化的过程虽然没有剧烈的动荡,但是也存在许多的问题,影响了民主发展过程。这些问题包括两类,一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二是发展的阶段性问题。历史遗留问题中的最大问题是族群问题,表现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就是统独问题。这个问题是历史形成的,结果变成了民进党进行政治动员的主要诉求,利用统独之争来动员本省人支持民进党。而国民党主张两岸发展关系,缓解紧张关系,被民进党批为卖台。族群问题和统独问题影响了台湾民主的发展,成为划分两党的一个重要依据,这是一个现实问题,但是难于解决。

而诸如“立法院”的武打场面等,以及没有妥协和对话的党争等这些,都属于台湾民主发展中的阶段性问题。很多“立委”在镜头面前打得不可开交,那是给选民看的“做秀”,镜头一移开,马上就偃旗息鼓。随后在同一家饭店遇见,还会客气打招呼。

此外,还有一些问题,例如无论是民进党还是国民党在掌握政权之后,都被社会批判为行政无能,只会党争恶斗搞选举,不能很好地执政;台湾“立法院”委员被批评为无心议政,只是一心跑基层拉选票等。这些都说明台湾的民主虽然经过两轮政党轮替之后,从形式上已经巩固,但是民主的内容,以及民主的质量,也包括制度建设等,都有待提高和完善。美国的民主制度建立已经有200多年,尚且存在权钱交易、腐败等严重问题,一个20多年的新兴民主政体的发展存在很多问题是可以理解的。这些问题在欧美等老牌民主国家发展的早期也都存在,随着民主品质的提高都逐渐得到了解决。

民主带来了什么?

台湾民主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经带来了许多政治制度上的变化。但是对于台湾的普通人民来讲,台湾民主发展所带来的最大变化是什么,这是需要值得关注的。这也是理解台湾民主发展结果的重要观测点。其实就政治发展来看,民主并不是最终的目的,对于人民来讲,民主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让人民更自由、更有尊严地生活。

从台湾的民主发展来看,依我个人的经验,台湾的民主给台湾社会带来的最大变化,并不是上述政治制度上的变化,而是实际上对台湾公民权利带来的变化。2001年,也就是在台湾第一次政党轮替之后,我曾经到台湾做访问学者一个多月。当时第一次政党轮替刚刚结束,我的一些国民党的朋友和同学担心民进党上台会对国民党进行迫害,都心有余悸。我在和他们谈话的时候,他们都很小心翼翼,担心隔墙有耳,怕被人打了小报告;即使在公开场合谈话,也要求我小声,不要让旁人听见。2008年,国民党夺回政权之后,民进党有人也曾经有这样的担心,但是最终什么都没有发生。2010年“五都”选举的时候,我在台湾,已经感觉到台湾有了空前的自由,任何人都不再担心会因言获罪了。

所以根据我的理解,台湾民主的结果,尤其是两轮政党轮替的结果是台湾社会的人权和公民自由权获得了极大的提高。举例来说,在台湾民主化过程开始的时候,社会需要更多的自由,因此需要解除戒严,开放报禁,因此台湾出版法的恢复就成了保证出版自由的法律依据。但是在台湾民主发展的今天,这个曾经是无数社会人士希望得到的出版法已经被取消,这个取消不是说出版自由被取消,而是台湾现在的言论自由程度已经不再需要出版法来加以规范了。台湾任何公民如果有财力的话都可以办杂志报纸,办出版社,办媒体就像登记注册一个公司这么简单。

这表明,台湾民主所带来的重大变化,是台湾人民已经有了空前的自由,也就是空前的人权,任何人在台湾都可以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自由和尊严。因此从民主发展的角度来看,是民主推动了人权的提高,而反过来人权的发展又推动了民主的前进。而保证这个民主——人权发展正常秩序的就是法治。所以以前只有在欧美国家(亚洲是日本)才存在的法治,现在台湾也可以看到了。而这个法治由于文化上的差异,在中华文化的地区曾被认为是难于建立的。

换句话说,这些节目的出现是可喜,也是可叹的,可喜的是,台湾政论节目的确发挥一定程度的监督力量,同时也是言论自由,甚至百无禁忌的新天堂乐园,即使看起来有点乱,但却是民主政治的重要价值;但另一方面,这样的节目也使得严肃的政治越来越趋向表演与综艺,成为日常生活琐碎的装饰,肤浅的愉悦,越来越难以引发人们的政治关怀与行动,甚至造成人们对政治产生轻蔑与反感,而这也是民主政治发展中不可忽略的警讯。

慈济45岁了。证严法师从无到有,做出全球最大的慈善组织。这两年,越来越多的大陆同胞飞越海峡,到花莲探访慈济精舍,寻找一个答案:一个文弱的女子,是怎么样支撑起一个慈济世界?

花莲位于台湾东中部,从台北坐火车沿海岸线南下,快到花莲,绿野中凸显出一座灰白色小殿,这便是慈济精舍。起初,它只不过是一个小白点,如今已是一大片灰白建筑,目前又在扩建一座新殿。慈济精舍坐西朝东,面朝太平洋,背靠台湾中央山脉,精致典雅,迎着东升的太阳。慈济精舍既没有一般宗教场所那种香火缭绕的场面,也没有功德箱,记者看到的是证严法师的徒弟们在菜地收菜,或在有机肥作坊、瓷器作坊、蜡烛作坊等岗位上忙碌。

慈济精舍一直践行证严法师“不受供养,自力更生”的信条,不拿一分善款,还为在精舍办公的慈济志业中心支付水电费。证严法师带领慈济人做慈善,有一点令捐款人很佩服,即不从捐款中拿管理费,慈济志工做慈善,交通食宿费必须自理,不能花一分捐款。正是这样清清白白做慈善,使慈济成为全球慈善界的一朵奇葩,不仅令捐款人折服,也避免了“尤努斯式质疑”,它的募款能力全台第一,它的志工人数全球第一,已经是遍布全球的“千万大军”。

行动优先

慈济精舍一日的作息,从清晨3点多开始,于晨钟中礼佛、做早课,在宁静、精进中开启每一天序幕。证严法师会在7点到8点的早会时间“勉众”,早会向一般公众开放,同时通过网络直播,受众以千万计。证严法师孜孜以求的是净化人心,构建一个祥和社会。

这一天,早会结束后,证严法师听慈济医疗志策会同仁报告,忆起当初创建花莲慈济医院开创慈济慈善事业的源头。早年证严法师到山区访贫时,曾见到一独居老先生遭毒蛇咬伤手,由于未能及时治疗,整双手肿胀溃烂,老先生只能将手放在蒸笼上,借由蒸气让脓水滴下——这个场景,让证严法师“不忍”,使她决定要建一所医院。而后,让证严最终下定决心的是“一滩血”。1966年间,证严法师前往花莲凤林镇一家私人医院探望信徒,见地上一滩血迹,听人告知,为一名原住民妇女小产,却因缴不起8000元保证金而被医院拒收。

证严法师说,“我只是起于一念‘不忍之心’而创立慈济。”她带30位信众创办“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会”,经过45年,成为全球最大的慈善团体——佛教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早期慈济的创立主要目的,是去帮助那些付不出生活费与医药费的贫苦的人。不过,随着台湾社会急剧变迁和慈济本身的成长,慈济关怀的范围很快的就扩大了,包括了慈善、医疗、教育、人文等四大志业;另外还有骨髓捐赠、环境保护、社区志工、国际赈灾等四项。

今天,慈济医院不收保证金,台湾医院纷纷向慈济看齐。记者参观花莲静思堂慈济四大志业博览会,陪同人介绍,慈济开始拥有社会影响力,始于盖花莲慈济医院。当初,当证严法师发愿建医院时,信众中大多数持反对意见,因为没钱。当时建一所医院至少需要6亿台币,可慈济只有不到3000万台币。一位记者听到后,吓一跳,但他决定帮助证严法师,写了一篇报道。一石激起千层浪,社会大众被感动,善款源源不断涌来。参观展览时,记者注意到一张相片,年轻的证严法师和蒋经国站在一起,时间显示为1980年10月19日,蒋经国到慈济精舍拜访证严法师,亲自为花莲慈济医院用地问题排忧解难。

证严法师是用理想用行动去感动整个社会。起初那几百万,并非大富豪一掷千金,而是证严法师号召家庭妇女以不影响生活为前提,从每天的买菜钱中省下五毛钱,再放到竹筒中。慈济宗教处主任谢景贵对记者说:“如果跟证严法师的是30个博士,不会有慈济,他们会做评估,最后结论是,证严法师没有能力,所以医院不能盖。”证严法师和她的信徒靠的是一股傻气,证严法师一直说:“做,就对了。”这句话一直到今天,都是慈济的核心价值观。证严法师说:“假如当初我只有理想,没有行动,慈济没有今天。”

证严法师讲过一个“拔杂草的故事”,说小时候下地拔草,体会到,如果抬头看,无边无际的杂草,手脚都软了。但如果专心于当下,埋头一棵草一棵草地拔,一段时间回头一望,一大片杂草已经被拔掉。证严法师正是用“拔杂草”的精神做慈济。从社会反响来看,花莲慈济医院的建设,影响巨大,尤其是“一个出家的弱女子,却可以盖出一个现代化的大医院来救助他人”的这种非一般常人的成就,感动了台湾社会大众,也带给慈济人具体的成功经验。慈济“行善行孝不能等”的行动哲学便是这样发展出来。

“慈济的行事风格跟证严法师性格有关,着急,行动优先,做了再说,有多大愿就有多大的力。这样,慈济的效率就出来了,把其他慈善团体和NGO组织的效率比下去了,慈济就有很大的吸引力。”台湾心理治疗学会理事长王浩威在花莲慈济医院当过4年医生,他亲身体会到这一点。慈济的组织文化,一是视慈济为一个大家庭,二是一种“做,就对了”的社会实践观,少说是非,勿分人我,放下身段,身体力行,社会实践至上。正是这种不折腾的组织文化,让慈济内部少争论和摩擦,虽然一路筚路蓝缕,却已枝繁叶茂。

回应现实社会

慈济志业是台湾社会几股力量合力的结果。

基本组成,第一股力量是证严法师的领导,第二股力量是朴实而修苦行的比丘尼们的无私奉献,第三股力量是任劳任怨的妇女们的积极社会参与,第四股力量是事业有基础的中年男性们的热心支持,第五股力量是专业人士的参与。其中第四股社会力中年男性的投入慈济,带给慈济丰沛的社会资源,他们有的是中小企业主,也有郭台铭这类大企业家。

慈济的崛起与成长,要由台湾的政治开放,与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中来了解。1966~1987年,慈济只吸收了约10万左右的会员,而在1987年台湾解严以后,慈济开始有了戏剧性的成长,短短3年内,会员几乎每年增加一倍,到1991年已有178万左右,现在全台有400多万会员。慈济的中坚力量叫“委员”,1986年只有190位,1987年一年,就吸收了700位,现在委员人数已好几万。解严以前,因为政治管道的阻塞和结社的不自由,台湾很少有机会真正发展出一种所谓的“市民社会”。慈济不仅成为台湾“市民社会”的建构者,也是最大的受益者。

台湾的社会问题主要是由于社会与经济的快速变迁所带来的传统社区与价值的瓦解所进一步造成的。因此,慈济的主要工作是双重的:济贫与教富,证严法师总结出8个字,“教富济贫,济贫教富”,即教富有的人济贫,资助贫困的同时要教贫困者富有的心。证严法师对症下药制定了“慈济十戒”:1、不杀生;2、不偷盗;3、不邪淫;4、不妄语;5、不饮酒;6、不抽烟不吸毒不嚼槟榔;7、不赌博不投机取巧;8、孝顺父母调和声色;9、遵守交通规则;10、不参与政治活动示威游行。很多人读到后五戒,都会心一笑。

慈济的“委员”大部分是中年妇女,在台湾历史上,这是第一次有那么大规模的中年妇女,由原来局限的“私领域”步入了“公领域”的活动,找到了家庭以外的舞台。关键是,证严法师凭什么吸引她们做慈济?记者在慈济史料馆中翻出证严法师的自述:这几十年来的生活文化,因西风东进,很多人被西方的风气扰乱了固有东方的精神文化。现在的上一代和下一代之间有很大的鸿沟,演变成亲情的脱离。接着是家庭破碎边缘,社会形态秩序混乱,有些轨迹脱轨了。妇女在精神上需要一种出路,再加上少子化和家务工作简单化的演进,妇女有了更多的空余时间和精力,于是台湾这一代的中年妇女们构成了社会上一股相当大的可资动员的社会力。证严法师诠释佛教在现代社会中的意义,并以此产生有效的社会行动,符合了社会变迁中价值混淆民众渴求道德的心理,她的言行提供了追随者心理上的满足,使她们愿意跟随她的脚步。不仅如此,她们还动员自己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做慈济,其中包括自己的丈夫——“慈诚队”因而崛起。

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慈济新进委员受访,在叙述其参与慈济的原因时,注意到证严法师个人的事绩者,比注意到佛教慈悲助人的理念者,来得还要多出很多,48位受访者中,47位选择前者。在上述专著中,作者丁仁杰进一步分析指出,证严法师的重社会实践的务实性格,以及因“悲情”与“无常感”所引发出来的慈悲的力量,深刻地触动台湾男性心灵的基础。证严法师的个人权威,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其个人能力——包括社会实践与对成员心理纾解的能力——的被肯定。

在慈济找到身份认同

在慈济的成长历程里,1996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那一年,一场大台风重创台湾,而慈济的资源分散各处,整合困难没有很好发挥作用。证严法师更看到这背后的人际冷漠疏离,她提出“社区志工”观念,以社区为主,重新整编“委员”分组,带动社区居民“敦亲睦邻,守望相助”。

“我们的社会需要‘复古’——恢复传统社区的温情。谈‘情’,不一定是血缘之情,而是清净的‘觉有情’;若能在社区里提敦亲睦邻,让周遭孤苦无依的人得到细心的照顾,在急难来临时互相帮助,社会就会处处充满温暖。”证严法师说。社区编组,让慈济的组织行动力得以迸发,“社区志工,伸出援手的最近距离”,慈济人平时就地耕耘志业,一旦灾难发生,能就近取得资讯,及时救助苦难。

比如3月日本海啸发生后,慈济日本分会赈灾团在当天就启动,当天就为几千位民众提供了热食。而且,台湾的物资最早送到日本的,也是慈济的环保毛毯和香积饭。做完这些,慈济还没有正式开始对外募款。

慈济大爱电视台导演萧菊贞分享了这样一次经历。台湾“行政院长”拜访证严法师,问:“为什么当有灾难的时候,经常我们到的时候,你们志工已经在那里了,你们怎么能够这么快?”证严法师答:我们不是天灾来才赶快组一个团队,不是啊!这些人平常就在操兵演练啊!平时就在社区做关怀做访视啊!

慈济卓有成效的“社区建设”是环保站,目前全台共有7.2万多位环保志工,5400个环保点,台湾319个乡镇,每一个地方都有慈济的环保点。环保收入归为慈济大爱电视台的营运所需。回收的塑料瓶则制作出45万条环保毛毯,送达20多个国家救助苦难人民。5月下旬,四川省长蒋巨峰到花莲静思堂拜会证严法师,她还亲自向蒋巨峰展示慈济的环保毛毯。记者在花莲静思堂目睹了这些环保毛毯,也在台北参访了慈济八德环保站,慈济环保社工冒着高温、在没有空调的简易工棚里做垃圾分类工作。

慈济环保站向社区开放,经营得像个家,免费提供饮食点心,成为许多志工生活寄托和身份认同的所在。慈济的环保观念具有生活化、大众化、道德化的性格,人人可做,可推广到每个家庭。台湾研究者陈玉峯观察慈济环保实践的特征,指其提供广大基层人员生命价值的切入口,有灵性关怀的一面,提供生命价值观的救济,使许多人找到新的身份认同。

“从社会面分析,传统社区瓦解,很多人需要归宿,慈济志工互称师兄师姐,没有贫富贵贱之分,环保站提供了新的社会联结。慈济是一种新的集体主义,比政府还有效能的集体主义。”王浩威分析。

“社区人利用这个时间,常常见面,聊聊天,培养感情,塑造了一个敦亲睦邻的平台。环保点最重要的价值是把邻里的感情串联起来,让大家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做好事结好缘,有形做环保,无形做邻里,编织新的社会网络。”慈济北区环保站总干事陈金海对记者说,慈济环保站跟社区没有距离,是社区人做好事最低的门槛,想做就可以来做,慈济环保站有很多“钟点工”,不少人是利用下班时间前来做义工。

“证严很像曼德拉”

7月6日,记者在台北大爱电视台一楼的静思书轩采访慈济发言人何日生。年初,何日生被邀请到哈佛商学院李纳德(Herman B. Leonard)教授的课堂分享慈济经验。哈佛大学商学院首度将慈济列入个案研究。李纳德对前来采访的台湾记者说:“我接触过不少世界领袖,曾在1990年代见过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几次,我感觉证严与曼德拉有相同的领袖特质,他们都有一种宁静、坚毅的力量,而他们最大的力量,是提供追随者生命的意义。”

李纳德研究发现,慈济没有所谓“战略计划程序”,不预设长程策略目标,而是遇事立即决策,快速因应;它不是传统组织的“先计划,再执行”,慈济将执行放在计划之先,但非常有效率,这些都使慈济与众不同。这一点,何日生给予证实,他说慈济会继续这样运作下去,一切看“因缘”。这便是慈济管理哲学核心,来自佛学“因缘观”,因果互依,灾祸发生不可预期,每一个灾祸都有它独特因素与境遇,慈济并不像其它组织机构,设定“成长指标”或“长期规划”,而是遇事(救济灾难)随即因应,迅赴时机。

慈济以“价值”及“信念”作为管理与领导核心,与西方管理讲求策略、诱因、速效等大异其趣,提供了一个新启示与新途径。譬如慈济志工在捐助灾民时,还向对方鞠躬致谢,这是很有力量的利他助人精神。慈济另一特点是“非中央集权式”领导,证严法师有特殊领袖魅力,亲身带领,身教言教,但慈济慈善事业的协调与执行靠的是志工的主动性,“志工嘛,其实不想干就可以不干了,我们专职人员从来不敢命令志工”。

记者发现,慈济成员对组织有着高度的服从性,他们的言行流露出与组织对外出版品内容的高度一致性。证严法师的领导方式中,流露出一种母性关怀体贴式的家长式领导,领导者与成员间产生一种很强的人情纽带的连接,没有强制性。每年,会有很多慈济志工选择回到慈济精舍过年,现在年夜饭要摆到200桌以上。

慈济内部保持一团和气,但外部质疑却不少。尤其是2009年台湾8·8水灾后,在灾后重建中,慈济面临过一次强烈社会质疑,在王浩威看来,这是台湾NGO界对慈济意见的总爆发,因为慈济做大做强了,每次募款它都吸走大部分的社会资源,其他慈善团体募款变困难了。而且,慈济还引起台湾宗教竞争,大家都要跟慈济比。另外,慈济“向上管理”的做法也饱受社会争议,2009年8·8水灾,慈济跟政府协调后,立即展开永久屋建设,被质疑“有特权”,不和受灾民众协商。而慈济在台北内湖地区用地建医院,也被环保组织质疑不尊重生态。

一个团体大了,社会对它就有了微妙的心理变化。王浩威便指出,慈济人“我们的”意识太强,穿上慈济衣服的很骄傲,其他人则感觉被慈济排挤了。

“存在越明显,反弹越大。”王浩威说,“慈济需要转型。”

文|卢思骋 自然之友执行理事长

4月22日是世界地球日,全球各地都有民间团体举办各式活动,呼吁民众关爱地球。最值得庆祝的,应是台湾的环境保护团体。今年地球日,12个环保团体与马英九会谈,提出民间环保运动的多项绿色建议,其中最受注目的,是要求政府撤销“国光石化”案。马英九会后宣布,不支持国光石化在彰化县的开发,为台湾民间环保运动的重大胜利。

遍地反国光,永续守台湾

台湾国光石化公司于2005 年提出在云林离岛工业区兴建石化工业区,计划庞大,包括多间炼油厂、烯烃厂、芳香烃厂及中下游工厂。因为未能通过环评,2008年提出转移到彰化县。原定投资新台币9336 亿元,后来修正为新台币6325亿元。

这项台湾近年少见的大型石化投资开发案,过去几年来,一直备受争议,环保组织认为,国光石化不单可能带来污染,而且选址不当,建成后将会严重破坏生态。首先,预定开发地彰化大成位于浊水溪口,是国际级湿地,具有世界遗产价值,生物多样性丰富,生态价值高,在此地兴建污染性的石化工厂,实属不智。

其次,彰化县地表水缺乏,居民生活和农业用水长期仰赖地下水源,全县自来用水量98%都取自地下水,而国光石化一天的用水量,预计将超过整个彰化县,有环保专家一针见血地提出“请问水要从哪里来”?

其三,科研人员在2004年于台湾海峡东岸发现了一个中华白海豚族群,但估计数量少于100头,相当脆弱,2008年国际保育联盟(IUCN)将其划为“极危”,若然不加保护,短期内有全部灭绝之虞。国光石化的预定兴建位置,正处于这群中华白海豚之栖息范围,若然建成,恐怕会使其加速绝种。

最重要的是,台湾石化工业产能过剩,政府竟还补贴支持设厂,非但浪费公共财政,更造成无法挽回的环境伤害。多年来,环绕国光石化案的讨论,事实上已上升到台湾的未来经济发展走向,以及人民在政治决策过程中的参与。台湾环境运动在反国光石化案中提出的口号:“遍地反国光,永续守台湾”,直接扣连上可持续发展,以及台湾之未来。如此设定讨论的框架,朝野两党自然难以拒斥。

从保护家园到社区营造

事实上,“遍地反国光,永续守台湾”这个口号,正好总结了台湾民间环境运动过去30年来的发展轨迹。

台湾本为欠缺天然资源的地方,70年代经济起飞,端赖蒋经国的发展主义管治,在冷战体系下与香港、新加坡及韩国并列东亚四小龙。70年代末,台湾的党外政治运动抬头,民众社会意识日渐提高。从1982年开始,随着工业化而来的环境污染不断,公害事件层出不穷,民众对自身权益日渐醒觉,自发组织起来反对公害,奋起为生存而战。

这些草根反污染运动,基于污染受害意识,本质上是环境维权行动,因而地方色彩浓厚,外人甚少介入,抗争对象以中小型工厂为主,民众采取围厂、封锁等方法,经常与厂方发生激烈冲突,基本的诉求为停止污染、迁厂和争取赔偿。

1986年彰化县的鹿港反杜邦运动,将自力救济运动推向高潮。化工巨头杜邦计划64亿元台币,于彰滨工业区兴建大型二氧化钛厂,当地居民尤其是参加地方选举的政治人物全身投入反杜邦设厂,翌年杜邦宣布放弃计划。鹿港反杜邦,也被视为台湾环境运动之滥觞。(注:近年杜邦积极推动在山东东营市兴建的二氧化钛厂,正是当年鹿港居民所反对的工艺。)

1987年反杜邦运动的成功,刚好接上蒋经国宣布终止动员戡乱时期,解除报禁、党禁,战后“二·二八事件”及50年代白色恐怖以迄备受压制的社会力,终于井喷式总爆发,台湾民主政治急速发展,环保运动乃其中的中流砥柱。

全岛各地的反污染抗争如雨后春笋,一方面环绕大型石化工业区而动员抗争,例如宜兰县反六轻、后劲反五轻、高雄林园等事件,另一方面,苏联核灾后台湾民众也开始提出反核主张,先后有外岛兰屿居民反对倾倒核废料、台北县贡寮乡民反对兴建核四厂等。这些地方性的抗争,都成为了当时的全岛性议题,牵动台湾民心,成为社会发展何去何从之讨论焦点。

新兴的政治力量民进党,亦开始积极参与介入环保运动,反核运动的兴起,亦加强了民进党的社会支持度。面对国民党的威权统治和党国资本主义,环境运动当时与反对党发现了共同敌人,自然地形成了同盟军,在许多议题上合作无间,但也种下日后政治力量吸纳社会运动的开端。

2000年台湾实现了第一次的政党轮替,民进党上台执政。不过,借助环境运动等社会力量登上权力高峰的民进党,上台后并未有贯彻落实其环保政策,原本主张“非核家园”立场,在政治现实下软弱无力,“存在决定意识”,当政后的民进党亦越发向资本倾斜,毫不掩饰其增长至上式发展主义信仰,与前朝无异,使许多环保人士寄望落空,理想幻灭。

民进党入主政府,也卷走了一整代的环保运动干部进入各级机关工作,使环保组织人才更形凋零。2000年后,环境运动陷入低迷困惑。此起彼落,取而代之的正是美浓反水库运动开始的社区营造运动。

90年代初,台湾提出兴建大型水电站,促成了南部的客家人聚落地美浓乡的反水库运动。当地的乡绅和许多返乡知识青年,组成了美浓爱乡协会,结合生态保护、农村生活、客家文化认同、新文化运动(例如林生祥的音乐实践),别开生面,开启了台湾社区营造之先河。

保护家园建基于被污染者受害意识,以自力救济对抗公害污染,争取迁厂赔偿,是消极的、防御性的运动阶段;社区营造则以环境意识为出发点,进取地建构新的社区身份认同,倡导绿色价值,让环境运动迈向全民动员、积极建设的新阶段。

迈向下一个10年

台湾大学社会系副教授何明修2006年出版的专著《绿色民主:台湾环境运动的研究》 ,提出过去20年台湾环境运动的发展与岛内政治民主化密不可分。他认为,环境运动乃“追求环境正义的集体行动和绿色民主力量”。环境运动与政党政治之间的“相对自主”较高,则运动较易成功,若“相对依赖”较高,则较容易受制于政党利益,阻碍运动目标之达成。

何明修此书颇受争议。不过,经历了两次政党轮替,尤其是民进党执政期间的理想挫败,台湾环保运动确实需要重新思考虑其社会定位和历史任务。

曾经是政府环评委员的李根政,不愿沦为“橡皮图章”,于2007年辞去近20年的教职,决意全心投入环保运动组织经营,创立“地球公民协会”,面向社会募资,以市民个人捐款推动环境运动。去年,李根政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了《台湾环境NGO的下一个10年》文章,语调沉重地指出台湾许多NGO都面临了经营困境,因为“目前许多环保团体的运作是仰赖政府的委托案,从中节省开支勉力支撑。但是,经验告诉我们:靠政府的补助,既无益于公民社会的发展,也消耗了有志之士的热情,使得人才总是留不住,经验也很难累积,陷入了极糟的恶性循环。这样的环保团体,或许偶尔可以虚张声势,但无法发挥持续的影响力”。以李根政为代表的新一代环运领袖,痛定思痛,默默耕耘,力求突破困境,走出独立于政党政治、根植民间的环运新路。

2005年起,因兴建台北捷运而面临拆迁的乐生疗养院,意外地引发了大批青年投身保育运动,自发组织青年乐生联盟,加入抢救古迹。这些80后甚至90后的社运青年,近年又发起了保卫集会权利的野草莓运动、反对兴建苏花高(苏澳至花莲高速公路)以及提出土地正义的台湾农村阵线等多场运动,以创新的文化艺术行动、社交网络动员,以及超越蓝绿的新世代姿态,为环运补充了面向未来的新血。

就这样,台湾环运重新上路。李根政等老干部和80后生力军联手推动的反国光石化之胜利,被视为近年台湾环境政治博弈的转折点。马英九表态不支持国光石化之后一周,我获邀到台湾各地与民间环保NGO交流,主持了多场工作坊,接触了许多环境运动参与者和核心干部,当中大部分人认为,打败国光石化具有划时代意义,意味环保运动终可力挽狂澜,使主导发展的政府也要臣服于民间的环保呼声。

至此,台湾环境运动再次走在亚洲之先,多个环保组织发起“全民来认股守护浊水溪”信托行动,组织民众认股,组成民间财团,以人民财力“买起”大城湿地,阻止国光石化开发,至今已有7万多人响应,贯彻台湾环保运动多年来取信民间、自力救济的传统。

从保卫家园的悲情抗争,到社区营造的细水流长,从鹿港反杜邦,再到遍地反国光,走入而立之年的台湾环境运动,走过激情,穿越幽谷,在理想和现实的夹缝间,抵抗与建设的张力中,始终匍匐前进,重塑台湾的永续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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