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嘉一:日本怎么办?

3月11日,那一天,我正好在东京,亲身经历了一次从未遇到过的大地震。

4月11日,我到岩手、宫城、福岛三县,亲自考察了重灾区。作为一名日本青年,也从未遇到过那种“废墟”。我主动把自己埋在废墟里,想象日本当年战败后的“废墟”究竟是什么样子。我没有“被解放“的感觉,有的是一种惨痛,无奈和困惑。深陷“失去20年”的日本,又遭“千年一遇”的大危机。我们还能站起来吗?

从战后到灾后,时隔66年,日本人对国家的认同和对发展的思考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沉重的现状和不明朗的未来不得不迫使日本人进行历史意义上的大反思。

二战前夕,日本国内处于严重的失控状态。海军与陆军之间等内部关系出现了利害冲突,文官、文化人、媒体人、学者,甚至天皇都无法阻止军部之“暴走”。历史证明,日本社会的集体主义或跟风心理既成为发展的动力,也成为阻碍生存的弱点,至今依然如此。

战后日本被美国改造,即民主化与非军事化,在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多方面,重新进行国家建设,被改造的那一刻,我相信,祖国的前辈们显然抱着一种“被解放”的感觉。

战后的《和平宪法》在立法层面禁止了日本政府对外发动武力战争。日本战后的军部无疑丧失了战前和战中的特权。海外媒体有时主张的“日本重新回到军国主义路线”或“日本正在企图成为军事大国”的说法早就不合时宜。

有一个日本前首相叫石桥湛山。他是著名财经杂志《东洋经济周刊》的创始人,是在战争前夕对军部掌控权力下的政府走向对外扩张,发动战争的“大日本主义”明确提出批评的,罕见的知识分子。石桥当年相当重视与中国的关系,坚持反对日本对华的殖民政策,主张“贸易立国”。在日本战后发展的历程中,许多有识之士对“大日本主义”进行反思,并认为石桥前首相的判断是正确的,有远见的。

当今日本人站在历史的高度认真反思石桥提出来的“小日本主义”很有必要。他曾探索的是日本如何在西方与东方之间寻求战略平衡,找到自己合理位置的问题。而对于当今日本对外政策来说,关键在于前首相福田康夫提倡过的“共鸣”,即如何在美日同盟与对亚洲政策,尤其对华政策之间找到合理的平衡点,温和地尊重国际利益,务实地寻求国家利益。

“311”发生后,日美同盟重新被定位,双边关系的重要性明显被加深。驻日美军在抗震救灾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美国方面的利益需求看,首先是为了修复之前在日美两国之间发生的矛盾,更快捷地解决驻日美军基地的迁移问题;其次是从东北亚地区的权力格局看,美国不希望日本因遭遇大危机而“沉没”下去,随之而来的无疑是中国更加明显而直接的崛起,必然与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国家利益产生冲突。

2011年6月21日,日美由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组成的2+2会议在华盛顿召开,并公布了“新共同战略目标”,主张强调“将敦促某些国家不追求及部署可能给地区安全带来不稳定因素的军事力量”。这里指的毫无疑问是中国。日美同盟在东亚地区将长期存在下去,从日本或美国一时的政局变化或权力更换而指出日美同盟淡化或日本终于“脱美入亚”不切实际。不可否认,稳定,务实的日美同盟对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甚至中国的“和平崛起”带来好处与果实。问题是,涉及到各国“核心利益”的相关议题上,每一个利益攸关方能否畅通信息,建立战略互信,不断完善针对突发事件的危机管理机制。

2008——2011年期间,在中国和日本分别发生的几次地震,包括这次日本的海啸从加深两国国民关怀和友谊的角度看都起到了积极和善意的作用。灾害会拉近两国国民之间的情感——灾害无国界,友谊更无界。 2008年5月12日,胡锦涛国家主席刚从日本回到中国几天就发生了汶川大地震,日本政府第一伸出手,派遣救援队,赢得了中国人民的谢意。自从我2003 年4月来到中国后,2008年5月是中国人对日情感最好的时候。这次日本大地震发生后也一样,中国政府和人民伸出了温暖的手,日本国民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情感也好转,发自内心地表达谢意。可见,灾害面前,原来的体制差异、民族主义,历史仇恨等都被淡化。这几年的感动故事证明,“防灾”也是21世纪初促进日中关系的重要途径。

1970年代,日本大力发展核电项目与当年两场石油危机密不可分。日本不是“自古以来”就是重视核能源的。核能源在稳定供应、经济效率、环保作用三个方面上比其它任何能源,包括石油、煤炭、天然气、水、风、太阳等,更具备优势。在之前依赖度最大的石油之供应因石油危机而出现短缺后,日本政府与电力公司立即做出反应,商量对策,从确保未来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携手推进核电项目的判断与决心,这符合时代和发展需求。

问题是,在长期发展核电的过程中所陷入的盲目和疏忽,滞后与懒惰。这次福岛核危机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对于旧技术更新,调整的必要性,不是没有人认识到,而是在知情的情况下忽略了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之所以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美国、法国、德国等,都高度、密集关注“福岛核危机(Fukushima Crisis)”,正是因为大家在能源战略协调发展上认识到了一种“瓶颈”,即就能源确保与供应而言,除了稳定供应、经济效率、环保作用之外,还要加一条 “绝对安全”。天经地义,既然是由人类来推动的,“绝对安全”措施也只能是在相对主义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加以展开。福岛危机告诉我们,对未来世界能源格局而言,互相吸取教训,合理分散风险,积极国际合作必将是三大原则。

1979年美国三里岛和1986年前苏联切尔诺贝利这两场“核危机”作为外因或外压,日本人事前、认真、谨慎吸取教训本来属于应该。从吸取教训并把它落到实处的角度看,日本没有减慢核电站建设的速度,这一“史实”显然呈现出一种盲目扩张的态势,值得反思。不仅是核能源技术或管理方式,制造业、政府管理、教育模式、社会保障等方方面面,日本人一旦在实践的过程中取得了重大成就,就往往陷入迷信而再也不反思的恶习。在我看来,在成长与反思之间的失衡是阻碍日本无法走出长期低迷的历史性原因。

日本要“弃核”了吗?“311”发生后,我基本每一个月都回日本,在东京的街头上随时都能看到“反核游行”。既然东京电力的技术管理和包括经济产业省为主的政府在内的管理体系出现了大问题,日本政府本来提出的2030年之间进一步增设13座核电站的计划已经变成白纸,只能重新来。日本未来的核建设的进程不得不受到大缓慢,暂时只好提高天然气等其他能源的比例,来支撑企业的生产和国民的生活。不过,我坚决认为,“反核潮”是暂时的,不可能永久的。作为一名日本年轻人,我坚信,通过这次大危机,将来,日本人一定重新向全世界展示全新的核能源开发的管理范式。除了继续研发新技术以外,还不断抱着进取和反思的精神,全心全意地面对新挑战,日本人务必比以前更加谦卑而坚强。

近年以来,世界经历了金融危机和复合型危机,各国都正在从中吸取教训。我把“后冷战时代”的“后危机时代”也称作“后主义时代”,即各国、各地区、各民族之间应该超越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发展阶段、文化特性、民族情绪等互相吸取教训,展开合作,同舟共济的大时代。把国家发展和XX主义挂钩起来,并抱着狭隘、排他性的民族主义讨论好坏和对错已经不合时宜。

日本大危机引起全球规模的关注,其中的典范无疑是中国。

从能源战略的角度看,未来10年至20年的核电计划最密集的是中国,到2020年、2030年,中国必将超过日本成为“核电大国”。但这次由东京电力的人为疏忽和漏洞造成核事故告诉我们,过分追求规模和速度很有可能导致安全隐患,就像当今举世瞩目的中国高铁事故似的。假如中国核电站将来出现类似日本核泄漏那样的危机,其后果必然更严重,不堪设想。正因为如此,在2011年“两会”还没结束之际,温家宝总理迅速指示全国各个部门赶紧检查已经启动、即将启动、正在建设、即将建设等所有核电站的安全性。这一靠着“外压”化解“内耗”的过程正是符合中国推动未来绿色经济、循环经济等新方略的。

办完北京奥运、60国庆、上海世博、广州亚运、建党90周年等中国即将面临的是“战略调整”的时代,即从盲目追去GDP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到讲究公平、人权、民主、法治、绿色、环保、节能等新模式,在后危机时代如何把发展的重点从外需转向内需,从投资转向消费,从沿海转向内陆,从国企转向民企,从高消耗转向低消耗,从既得利益者到新兴年轻人……中国政府不能永远贯彻第一考虑政绩和面子,与其他国家社会一样,在中国社会,任何一条生命都比政府的面子要尊贵很多。中央政府接下来最优先考虑的是公平性与持续性。

不管是成功的还是挫折的,日本经验对中国来说颇为深刻。毕竟是较早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日本留下的很多教训值得中国吸取。比如,普通铁路不要建成窄轨,高铁线路不要拐大的弯,全国电网不能搞成互相不通的两种频率,核电站一定要抗海啸,年轻人不要老是在家玩游戏机等。现在,东京电力再一次成为了中国的反面教材。

教育是日本战后实现经济腾飞的大前提。没有教育,哪有发展。日本战后对教育的重视,除了对专业知识、技术方面人才的培养之外,同时高度管理化、机制化了的教育体制培养出了日本整体民族的团队、勤奋、敬业的精神,在快速成长的发展态势下,这些精神不断输入到家庭、学校以及社会的教育舞台中去。但后来的政府对教育环境进行的“宽松政策”给日本孩子们的国际竞争力带来了冲击,随着泡沫崩溃,围绕教育体制,政府、学校、企业、家庭等之间的争执与矛盾也越来越多,越来越深。

现在回过头看,当年的政策转变显然是不成功的,原因在我看来是对过去成功的盲目迷信和支撑政策转变的战略观不够明确,不充分。就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而言,教育与经济密不可分,相辅相成。不同的发展阶段反映不同的人才需求,它无非是实事求是调整,更新,回归以及创新的过程。

人口是基础性、长期性的发展因素。人口结构的变化对国家社会的兴衰起到根本性的影响。近年以来,日本年轻人之所以越来越保守、消极、被动,正是因为来自他们对未来的担忧。日本未来的人口是结构性快速减少,当今 “五个劳动者养着一个老人”,2050年就变成“三个劳动者养一个老人”,而年轻时期踏踏实实地缴纳养老金的年轻一代始终怀疑未来能否跟目前的高龄者一样得到养老金。从这一角度看,少子高龄化是影响当今日本劳动市场结构的根本原因,也是导致集体社会不安现象的核心背景。在全体国民面对灾后重建的今天,政府的税制改革迫在眉睫,即如何提高消费税和降低企业所得税必将决定日本未来的经济复兴、财政结构以及市场开放。

在处理“移民”问题上,日本人的思想始终是没有“被解放”的。从维持生产力的角度讲,从目前至未来的少子老龄化趋势显然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从防止对策而言,只有两个办法:其一,中央政府在跟地方政府紧密合作的前提下积极采取各种奖励政策来鼓励年轻人多生孩子,把目前处于1.2—1.3的出生率提高到至少能够维持人口增长的标准2.1以上;其二,即使是在有附加条件的制度安排下,逐渐开放本国劳动市场,不断吸收符合日本发展需求的海外劳动力。我不得不主张,考虑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日本人更要解放思想,必须摆脱把劳动密集型人才寄托于来自第三世界劳动力的短暂而陈旧的思维,而需要有所创新,在技术、研发、教育等领域积极吸收先进、优秀的劳动力,中国则无疑是潜在的人才市场。

第一个方案显然不太现实,除非是在个人崇拜的独裁政治的统治下,年轻人怎么生孩子,生多少绝不是政府说了算的问题,公权力无法自上而下地给予强迫或暴力的政策。至于第二个方案,虽然也不完全是政府说了算,还需要企业、学校、国民、地区社会等配合与支持,但与第一方案相比可行一点。

问题是,在日本对未来国家战略缺乏明确态度和目标的情况下,讨论“如何维持生产力”的技术问题毫无意义。日本国当前迫切需要的是大战略,然后才是战略,然后是战术问题。经过这些年的观察与思考,作为日本未来的大战略,“中等国家(Middle Nation)”或“中等力量(Middle Power)”的概念是务实,可取的选择。政治、经济、社会、福利、文化、艺术,甚至军事,日本国和日本国民试图把国家目标投放在“中等水平 (Middle Level)”的战略指标,来展开未来的国家建设(Nation Building),这是符合日本未来发展需求和潜在条件的道路。只有确定了“日本人究竟要什么样的国家”的大战略,然后才能清晰地探讨“那么到底需要多少劳动力,什么样的劳动力”的战略问题,然后逐步把议程落实到如何在政府、企业、教育机构等之间展开人才引进合作等战术问题。

当今日本政治结构导致着首相和内阁如同走马灯似地频繁更迭——从1989年9月到2010年9月,21年间日本首相换了14人,相当于同时期美国各届总统人数(4人: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的3.5倍。令人感叹的是,即使应对这次“国难”的迫切需要,也未能使日本的主要政党、甚至执政民主党内部的不同派系做到“团结抗灾”,至多是出现了短暂的“政治休战”,到了6月初自民党提出问责案,即便是“政治休战”也不休了。

有研究表明,政局不稳定会导致人均GDP增长率下降;一年期间政权每更换一次,其负面影响会使增长率减少1.5~2.5%。因此,当今日本最大的“复兴对策”不在经济领域,而在政治本身,在于已成为阻碍发展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家素质,如何通过改革日本政治体制,提高日本政治的素质和涵养(政治家能够干大事、干正事,而不是一味地埋头于争权夺利、谋蝇头小利的小把戏)、创造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才是当今日本最大的“复兴对策”。

此时此刻,日本人需要“解放思想”。两点很重要,并成为衡量日本国民解放思想程度的重要指标:

其一,在日本,哪些群体属于精英?我想,还是不得不想到“官僚”。民主党上台以后提倡并实施的“政治主导”正在大大削弱官僚对决策过程的参与,大大降低官僚对决策的动力和权限。尤其在“千年一遇复合型大危机”后的今天,政治家应该认真反思如何才能让在全日本最为聪明的大才子集团——官僚们发挥应有的,潜在的作用,而不应该从嫉妒、盲目、被动、情绪化的角度单方面制约官僚的权限。我坚决认为,在负责行政的政府部门里有多少具有能力和责任感的官僚对日本可持续发展起到关键的作用,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未来如此。精英汇聚的官僚机构才是日本最大的智库(Think Tank)。

其二,各界之间人才的流动性,跨行业、跨学科、跨背景的交流与劳动颇为关键。日本是“纵”的社会,劳动市场相当死板、僵硬,各界之间缺乏畅通的交流与互动,这一点对解放思想显然利大于弊。只有在不同行业人士之间频繁交流,合理进行资源分配,才能掌握发展中的根本途径。

另外,日本目前的权力过于集中在东京。当代日本是典型的中央集权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艺术等方方面面,其中心都集中在首都东京。这一长期以来的 “怪象”既不利于提高日本的国家魅力,也不利于分散发展风险。我甚至建议,日本政府可以考虑把首都部分功能迁移到东北地方最大城市,也是此次大危机的中心城市仙台,让优秀的官员们直接在重灾区现场指挥,强有力地落实灾后重建的过程。灾后日本生产力严重遭遇损害的此刻,北海道、关西、四国、九州等其他地方要奋斗,不能因一个地方遭受危机而影响其他地方的活力,而正好相反,应该取长补短,互相竞争。

日本未来的复苏取决于民间和地方能走多远,为此,官方和中央能放多大权益。

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和全球化浪潮的深化,日本国内近年逐渐兴起的民族主义值得警惕,它往往趋于集团化和情绪化,是蔓延性的,非理性的。不管日本正在衰落与否,日本人在东亚地区健康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起到领跑者的角色,充分发挥过去发展的经验,主动协调各国之间的利益与经验。中国崛起与全球化浪潮正在考验日本人能否突破民族主义的局限,从而达到国际主义的高度。这一点也与日本复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就未来有可能被人类推动的“东亚共同体”而言,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政府、企业家以及公民都要培养“开放的国际主义”,而要摆脱“狭隘的民族主义”。

危机发生后的此刻,日本务必要把坏事变成好事,举国一致把大危机视为走出“失去二十年”的战略契机,复兴起来,重建家园,向国际社会发出日本独立自主的声音和立场。危机发生后,日本企业正在比以前更加认真考虑如何把其生产、销售、研发、人才培养等基地转移到海外,为的是进一步推进日本对外开放,避免国内的灾害风险,应对世界上最为严重的老龄化趋势以及必然产生的人才匮乏困境。

不过,危机发生后在日本国内逐渐发生的“保守主义”令人沉思。被媒体记者问到“你们都看到了日本这一国土作为生产、销售基地的国家风险,会不会进一步把生产和销售基地转移到海外去呢?”,不少著名企业家、经济学家们回答说,“这一趋势恐怕不可避免,尤其对中小企业来说,国内市场本来就很小,与大企业的竞争不平等,无法生存下去,就到中国、东南亚、印度等地方去谋生。但对大企业来说,正是因为国家陷入风险的时候,才有必要思考如何在我们自己的国土内解决问题,无论日本土多么频繁发生自然灾害,这是我们的国土,我们使用这里的土地,雇用这里的人才,请这里的人消费,这是基本的原则。”类似的声音目前似乎逐渐升温…

战后到灾后,日本国面临的根本问题始终没有发生丝毫变化。站在历史的拐点,日本人究竟要建立什么样的家园,支撑什么样的发展,追求什么样的幸福?我们在世界上的位置在哪里,在发展中的灵魂又在哪里?肯定的是,对于日本人的改革事业来说,时间表至少提前了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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