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逃回北上广读懂“两个中国”

你,平民子弟,凭借天资与勤奋,在北京读了大学,之后在当地民营或外资企业找了工作,但公司无法为你办户口。你节衣缩食加亲友总动员,凑够了远郊一套小户型的首付,结果限购了,外地人得有5年社保缴费证明才有资格买房。一些人做稳了房奴,你想做房奴而不得。这时,悲摧的你是否会有无力感,而起回乡的念头?

  还是打消念头吧。两年前,一些与你同样境遇的人,刮过一阵“逃离北上广”的风。但日前媒体回访发现,这些人中的一部分又纷纷回到了原来的城市,风向已转为“逃回北上广”。

  设若你想考本地公务员,你不担心成为有背景者的陪练?2010年11月,福建屏南县财政局招聘,要求“国外学士学位、国际会计专业”,唯一合格者是时任宁德副市长之女。你遇上了就只能恨爹不成刚。

  你想自己创业。求爷爷、告奶奶办下营业执照,你准备施展身手,可发现工商、税务、城管及八竿子才打得着的机构频繁登门帮衬你,无非是吃拿卡要,人为刀俎,你为鱼肉。

  你对本地官员违法行径不满,上网发帖,你危险了。3年前,辽宁西丰县就敢“进京拘传”记者。有些地方连新华社、央视的记者都敢打、敢抓,你能比这些人还牛?2009年,王帅为失地农民发声,被河北灵宝市“跨省追捕”,你不怕就地拘捕?

  本地官员要拆你房、收你地,怎么办?在广州、深圳,可以说不知血拆为何物,前段时间广州杨箕、猎德改造,一夜间造出了多少千万富翁。而在另一些地方,《物权法》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都无法阻挡推土机滚滚车轮。

  ……

  观察者常从经济贫富角度看到“两个中国”:北上广高楼大厦之美轮美奂已胜过伦敦、纽约两条街,富裕的沿海像欧洲,贫困的内地像非洲。其实,在政治发展、制度发展的梯度上,也有“两个中国”:沿海对内地,城市对农村,一线城市对二三线城市和县城。相对于“第一个中国”,你在“第二个中国”碰到上述事件的概率会更高,意味着你面临更高的交易费用。可以说,唯有读懂了这“两个中国”,你才能读懂中国。

  事实上,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国或多或少都有,算不上特色。但政治发展、制度发展不平衡乃是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的基本国情。贫困,有经济上的贫困,也有政治上、制度上的贫困,后一种贫困,根源是权力缺乏制衡与约束、致使交易费用居高不下,更会加剧前一种贫困。

  就“第二个中国”而言,权力既缺乏政治系统内的制衡,也缺乏来自外部的制衡。中国的一线城市,政治系统内的制衡同样发育迟缓,但有多股外部制衡力量。之一:市场经济壮大,创造了众多外企私企就业、自由职业机会,播撒了重信用、重契约、重规则的现代商业文明。之二:市场经济有强劲的信息需求,催生了媒体和网络的繁荣,塑造了一个不断扩张和深化的公共舆论和社会生活空间。之三:强大的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涵养了大量有商业文明素养和公民素养的现代人。相对于一线城市,内地这些制衡力量基本阙如。

  此外,在“第二个中国”,现代的制衡机制尚未发生,传统的制衡机制却早已烟消云散。传统的本土社会,有一批有知识涵养、有公共精神的士绅构成的本土精英阶层,能为民出头,有民望,是政治体系的外部制衡力量。可惜,现在的本土社会也失去了这样的传统制衡力量。

  话说回来,“第二个中国”也不是停滞的。为约束政府部门的寻租行为、营造良好商业环境,内地有搞一站式办证大厅、缩减行政许可的,有搞重点企业挂牌保护的。

  铁律是:人才和资源总是流向市场经济和商业文明更发达、治理更优、交易费用更低的地区。交易费用比例稍降,财富生产就可以倍增。由此,似可展望一种“地区竞争制度”:不仅是经济上的竞争,还有制度发展上的竞争,以推动本土治理的改善、交易费用的降低,最终消除这种“阶段性两个中国”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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