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中国社会怪现象

千百万基层党委
在各种各样基层单位建立党的基层组织,是GCD建党的重要原则。而这一点,恰是造成许多不良现象的原因。

世界各国的现代化政党,都只是在地区建立党的分支机构,绝不会到机关与企业、学校中去建立党委。不妨到GOOLE网站或各种辞典中去查一查,所有的国家(除去北朝鲜等几个小国外)哪有在政府机关与大学、中学中建立本党机构的。可是在中国,大至国务院机关党委,小至一个小学都有掌握实权的GCD基层党委(支部)。中国人已经长期在这种管理体系下生活多年,见怪不怪。其实,这的确是一种人类社会的怪现象。

GCD要对国家进行领导,正如世界其他国家一样,只要在全国设立党中央机关,在各地设立地方党委就可以了。这完全不会把GCD的领导否定掉。政府是GCD 组建的,主要干部是GCD任命的,各个事业单位与国有企业单位的负责人也是GCD任命的。这些人都无条件听命于GCD。为什么一定要在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中再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呢?

一所大学里,除了校长外,还要设置学校党委,学校一切重大事情都要由党委决定。这种体制,不但不能加强党的领导,反而常常会破坏GCD政府系统下达的各种指令——因为学校党委只听上级党委的命令。从军队到文化教育单位,党委与行政一把手的矛盾或表面化或处于隐性对抗者,比比皆是,造成严重内耗。同是 GCD,为什么一定要GCD的书记领导GCD的行政首长呢?基层党委一般还要建立组织、宣传、纪检等部门,不但形成庞大的队伍,而且造成工作流程明显延长,降低工作效率、引发诸多矛盾。

邓曾经批判过GCD的家长制,并说这种家长制带有封建性。这是千真万确的。这是一种封建性思维,把各个部门视为大家庭中的小家庭,党委书记就是各级家庭的家长。

在政府机关中,除了行政首长,还要设立GCD的党组。比如省里一个厅,厅长听命于省长,党组则听命于省委。这种GCD自己削弱自己政府权威的做法实是非常可笑的现象。胡X邦和赵X阳时代,曾经考虑过取消党组这种机构,但后来再也没有人敢提了。GCD不是口口声声大谈科学发展观吗?这种党政组织与权力重复掣肘的做法难道不是很愚蠢的吗?省长一般都是省委副书记,他的指挥是完全按照省委的决定进行的,为什么还要设立听命于省委的党组呢?有人用所谓集体领导来解释这一现象,不过是自欺欺人之谈。不论省委或省政府,首长的意见一般都是主宰性的,大家长体制在中国从来也没有真正动摇过。

如果我们把GCD的领导理解为对全中国实行管理的领导权,那么,完全可以在不削弱GCD领导的条件下取消所有的单位基层党委。这样一来,不仅可以大大减少干部编制,更可以大大提高办事效率,减少矛盾扯皮现象。也不知要等到哪一天,GCD的开明领导人才能从苏联而尔什维克党的模式中解放出来,从陈旧的习惯思维中解放出来,真正学会科学管理国家的方式。从机构的角度说,大社会,小政府,小小党委,才是合理科学的国家管理模式。

洗脑式的文科教育
中国学校的文科教育基本上是以喊口号的形式来进行,完全是不讲理由的灌输,把各种观点结论当成不容置疑的事实让学生们背下来。孩子从小学会的是简单地接受自己不明白的口号,认为那样理所当然。学校没有教育学生学会理解这些观点结论,学会对每一种观点做正面反面的思考论证,对每一种结论做深入的调查学习,以发展自己的观点,得出自己的结论,这样他们对观点结论的理解不是停留在字面上,而是有深度的,当他们接受这些观点结论时是真心的接受,反对这些观点结论时也是有理由的反对。中国文科考试答案是只有符合政府提倡的答案才是正确的答案,不像西方老师在打分时不以支持或反对某种观点来区分高低,而是以是否有能力以理服人,是否真正有认识来打分。回想起我自己当年读中学时,文科科目大多空洞无味,教文科的老师自己都没有什么思想,到考大学时,学校里的风气是,聪明的学生都考理工科,因为文科只是考背书的工夫。到了西方很多年后才知道文科完全不等同于背书。

中国文科教育为什么落后?因为中国的文科,不论是政治,社会,还是文学,历史,都已经被绑架为共产党的宣传工具。中国到今天虽然没有几个人真正相信共产主义,但学校从小学到大学还在进行着共产主义教育。当我向我的中国朋友们指出这一点时,大多数人不以为然,认为那不过是政府的一个工具,没人把它当真。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样的教育对孩子思维能力的伤害。当政府需要向学生灌输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口号时,他们当然不愿让学生学会思考;当一个国家只能接受政府的一言堂,任何反对意见不同意见都被封杀时,当然不可能让学生客观地从正面反面来思考任何观点;当统治者歪曲历史,淹埋真相,以利于自己的统治时,当然不可能鼓励学生学者做深入调查,从而得出真实的结论。否则一旦学生学会了思考论证,学会深入调查,党的很多谎言就被揭穿,党的很多口号就不再站得住脚。

中国的文科教育被用来做宣传工具不仅使中国人丧失思考能力,也使中国人丧失精神支柱。中国的这种口号式教育把谎言和真话参合在一起,有时是谎言披着真话的外衣,灌输给孩子,孩子没有分辨能力,他们先是囫囵吞枣地咽下去,等长大到一定年纪,发现自己被灌输的很多东西是谎言后,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变得对真话也不再相信。再说学校又没有教会他们思考,没有教会他们发展自己的观点。中国大多数人长大成人后除了被灌输的几句口号,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思想。那些不再相信被灌输的口号的人,很多人也没有能力建立自己的思想,探索走向正面的道路,虽然知道什么是他们反对的,但未必有能力想出建设性的东西。年轻时他们当中有些人可能是看透一切抗议一切的愤青,年轻时代一过,没有建立令人信服的正面思想,很多人就走向中国的所谓“成熟”,而有些人则连愤青阶段都没有,直接走向了这种“成熟”:不再相信精神追求,不再相信思想,仅存的奋斗目标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和地位。

中国的这种灌输式的不讲道理的文科教育,培养出来的是一代又一代虽然数学物理英语呱呱叫,实际上是没有思想没有灵魂的新愚民。这些新愚民不仅组成轻易被统治者忽悠的民众,他们也是中国“精英”和统治者的来源。因此中国落后的文科教育也就必定创造出低素质的精英,培养出来的只能是不讲道理,管理混乱,没有灵魂的低素质的统治者。不少国内的朋友说我们不在乎思想政治,我们只在乎实际生活。但事实是思想政治与实际生活直接相关。中国如今GDP已经达到人均五千美元的水平,但纵观中国,整个社会无法律无章程可循,管理混乱,发展低效益,社会不公平比比皆是,环境污染严重,医疗教育体系落后等等。总之,除了吃饱穿暖,第三世界的种种问题,中国仍然是应有尽有,而之所以难以解决这些问题是因为中国的统治体系和统治者素质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得以改进提高。一个统治体系坏一群统治者坏,原因往往是因为那个统治体系是一个愚蠢的体系,那些统治者是一群愚蠢的人。民主自由,依法治理的体系之所以比专制,封锁,人治的体系好,是因为民主自由法治的体系比专制人治的体系来得聪明合理有效。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统治是愚蠢的统治者打造愚蠢的统治体系,愚蠢的体系反过来又造就新一代愚蠢的低素质的统治者。这些低素质统治者抱着落后的体系不放,用低效益方式治理国家。而中国为共产党宣传服务的洗脑式文科教育正是繁衍低素质统治者的重要机器,在这些愚民教育培养出来的没有思维能力的统治者掌管下,中国社会只能原地打转,难以向前迈进。

中国现在有很多人对互联网给中国人带来的思想解放评价甚高,认为互联网将对提高中国人的素质起重要作用。我认为互联网对中国人素质的提高,只能说有一定的作用。对一部分知识分子或精英作用比较大些,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主流媒介没有言论自由的环境下,对那些主动去寻找新思维的人,互联网给他们提供了与主流媒介不同的声音,使他们当中很多人有机会开始从党的洗脑教育中走出来。但是,切不说如今这些互联网上的不同声音已经被中国政府压得一低再低,就算互联网上仍然能有一定的言论自由,要提高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素质,中国的教育不改革,单靠互联网是远远不够的。以在西方生活的中国人为例,很多在中国长大的中国人尽管在言论开放的西方社会里生活了十几甚至二三十年,但他们当中不少人的思想却仍然停留在党的洗脑教育水平上。对很多人来讲,幼年的教育是定型的教育,这些人离开学校后,就不再接受任何新思维。而且要去除从幼小时就被灌输进的错误概念不是件容易的事,人不知不觉都或多或少顶着一些错误概念而自己没有意识。所以中国学校里到今天仍然在进行的洗脑式的文科教育还在损害着中国下一代人的素质。

另外互联网上的信息是零碎分散的,并不能做多少系统性的思想发展工作。中国的社会科学,政治科学,历史学,甚至文学等等人文科学都被用来为党宣传服务,这就意味着中国大量的人才物力没有被用来真正系统地发展中国的人文科学,发展中国的人文科学教育。中国在人文思想上的落后在我看来一时仍看不到尽头。

文山会海
文山会海是党管理国家特色之一,这是长期落后愚昧思维方式与工作方式造成的社会性毒瘤。

就世界各国政党或政府而言,如果有一项决定,那么一般就是在报纸上发一个通知就行了,在现代条件下,互联网如此发达,只要上一下网就行了。比如欧美国家,全国性议会有一个决定,就在媒体上宣布一下就足够了。而在中国,如果党中央或某位领导人有一个决定或发言,就会有相应的各级类似会议与文件。许多年来,数不清的会议不知浪费了多少人力物力,消耗了多少人的青春。

众所周知,中央每发一个文件,各地就会立即层层照转并加上一个自己的类似文件。这类在原文件基础上所加的文件,大多是应付差事,了无新意,形式主义泛滥

这是一种顽固的反科学思维方式造成的。许多领导人认定:报纸上公布一下不解决问题,非得把各级领导人召来开会不可;而各级领导人同样认为非得在本地区召开类似的会议,发出类似的文件不可。每一次传达会议,人们都自欺欺人,大谈某位领导人的讲话如何如何重要,下面学习得如何如何深刻。说到底,这多是一种自我欺骗与自我陶醉。开许多会和不开这些会的结果大体上没有多大区别。总的说是一种巨大的精神与物质浪费。

官员的确都非常忙碌,公平地说,他们多数是非常辛苦的。但这种辛苦差不多有一半是文山会海这座大山的压迫造成的。一个部门的领导人,几乎有一半时间泡在会议中,他还能有多少精力做事?当然,开会也是做事,我们并不赞成把事情绝对化。问题在于所开的会议和所发的文件差不多有一大半是不必要的。

党工作作风与工作方式的长期习惯势力非常顽固。靠开会发文件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与工作方式根深蒂固。不但有数不清的会,更有数不清的长会。各种工作会议、检查会议、评比会议、学习会议、表彰会议、汇报会议、列席人大政协会议……不但自己要参加上一级的各种会议,而且要主持、参加本级与下一级的各种会议,一个人怎能不焦头烂额。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类似整风的学习会议,现在不搞政治运动了,这是一大进步。但又经常搞类似整风的学习活动,时间很长,规模很大,其效果一般很差(这是领导人看不到的或不愿意承认的)。

曾听到县教育局长对开会的诉苦。全局有12个干部,每年接到的各种开会通知多如牛毛。他们交通不便,往返比较困难,人力财力都吃不消。最后终于有了办法,就是往省里派一个常驻的开会副局长,往地区派一个,还有一个是应付同时举行两个会议的干部。他们开会后就往自己局里打电话或写信、送寄材料。这样就去了三个人。这位局长说:这样一来,我们12个编制就去了四分之一。再加上接受检查,调去学习,迎来送往,又差不多要去了3个,有一半人长期不能真正做好自己的工作……应该说这位局长的苦恼是有代表性的。

和机构问题一样,文山会海之所以难解决,同样涉及到党的思维方式与工作方式,如果没有整个精神生活的变革,是很难解决的。

大规模公款消费
公款消费已经成为一种广泛存在的腐败现象,它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一个特权阶层的形成。
当今中国遍及城乡各领导机关、各事业单位与国有企业的公款消费,规模极大,形式繁多。最重要的有;公款吃喝,公款用小汽车,公款旅游与公款出国四个方面。

大吃大喝是中国人非常重要的享乐方式之一。中国的饮食文化非常发达,水平很高,堪称世界第一。与欧美不同,中国的菜肴异常丰富,各地都有自己特色的美食。中国人习惯于共同进餐,一同吃饭成了具有多重意义的重要政治、经济与文化活动。大吃大喝,既是享受,又是进行政治经济等社会活动的重要方式。
公款吃喝已经成了社会痼疾,从中央领导到乡村干部,无不经常参加各种宴请。一个官员,差不多大部分进餐是在用公款吃喝,而很少在家里用饭。大规模的公款吃喝已经成为世界一大奇观。在这一点上,共产党造成的坏风气远远超过国民党统治时期。

又一种公款消费是滥用公车。公车的消费越来越多,越来越豪华(不少人为了坐新车把不到期的车子报废了)。抗日战争胜利后,老百姓曾骂国民党“五子登科” (金子、车子、房子、婊子、票子)。现在,GCD有过之无不及。大量的公车私用已经成为普遍的现象。对比印度官员的节俭,中国的脸面何存?

至于大量的公款旅游,也是不争的事实。在国内,几乎任何一个会议都要安排一些参观旅游的活动,有不少会议(例如第某次ⅩⅩ会议)只要有一个名义,就可以每年轮流在东北、西北、中南、西南、北京、上海……招开。大机构如此,一个部门的一个司局甚至处室也可以组织这类会议。

许多领导干部把全国名山大川都跑厌了,世界各国也差不多都玩过来了。以参观学习的名义大搞出国旅游,实是GCD道义上的一大失败。

大规模公款消费的存在,不只一个风气不正的问题,它涉及一个政党管理国家的能力。GCD的财政体制充满供给制体制的印痕。首长一批,什么都可以报销。这种报销制度,古今中外都罕见。

人们对大吃大喝深恶痛绝,社会上流传着大量讽剌吃喝的民歌民谣。我们不妨稍稍举一些例子:

当官不怕喝酒难,万盏千杯只等闲。鸳鸯火锅腾细浪,
海枰烧烤走鱼丸。桑那按摩周身暖,麻将桌前五埸寒。
更喜小姐白如雪,三陪过后尽开颜。

团结你我他,共同吃国家。你吃他也吃,为何我不吃?
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白吃谁不吃,白痴才不吃!

酒杯一端,政策放宽;筷子一提,可以可以。酒足饭停,
不行也行。饭饱酒醉,不对也对。

一路春风一路歌,革命小酒天天喝。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
喝得夫妻背靠背。老婆告到纪委会,这样的吃喝对不对?
纪委回答很干脆,大吃大喝是浪费,不吃不喝也不对,
我们也是天天醉。老婆告到县委会,书记说纪委说的对!
说完起身往后退,对不起,我就要去赴宴会。

副职多多
中国的各种机构都要设许多副职,这是全世界古往今来仅有的现象,是GCD执政的一大败笔。
中国古代,在中央一级,只有各部有副职(左右侍郎),各省与部以下都没有副职。清代地方官,各省设巡抚一人,提督一人,学政一人,布政使一人,按察使一人,除布、按二使有两副职外,均无副职。府、县也都无副职。世界各国,除特殊情况设副职外,政府机构一般都没有副职。

中国GCD执政以来,设副职逐渐成为不成文法,而且越来越多,副职动辄七、八人乃至十余人。庞大的副职队伍,成为世界行政史上一大奇观。
不仅从中央到各省、各地区、各县的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四大机关设置许多副职,就是各厅局、各处、科也设了许多副职。影响所及,各事业与企业单位也设不少副职。这种情况人们习以为常,见怪不怪。
为什么要设这么多副职呢?
最根本的原因是:权力高度集中,集中于一把手。但一把手又忙不过来,就把部分权力交给副手,叫做分管一方面。上面一旦有了一个副职,比如说分管文教的副职,下面也就必须如此照办。因为上面的副职看不上下面的主管厅局处科负责人,只看得上与自己类似的“副长官”。这样一来,主管部门的权力大大缩小,副职包揽了主管部门的任务与职权。这种体制级大削弱了主管部门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是造成机构膨胀与文山会海的一大原因。
在这种体制下成长的官员,已经不知道如果没有副职怎样开展工作。对于一位一把手,他无法想象没了副职自己还能正常工作。真是可悲可叹!
造成副职多如牛毛的另一重要原因是GCD制造的“能上不能下”的风气。这又是一种不成文法,当官只要不犯大错误就“能上不能下”。这种情况在中国古代没有,在现代世界各国也没有。GCD员本来是以蔑视权利、地位、名誉相标榜的,可恰恰是GCD把污糟的官本位发挥得淋漓尽致,当官的一定得当到老死才罢休。党政的副职到年龄界限就放宽一下,到人大与政协去任职。这实在是一怪现象。这种现象证明:GCD已经把官员的特权和地位放到人民与国家利益之上,为了按抚官员,不惜牺牲人民利益。

给党“拜拜”年

一年一度的农历新年快要来到,春节拜年是省不掉的。从前国人登门互拜贺新岁的传统习俗,如今早已扩展为也可用电话、贺卡、电子邮件、手机短信等形式拜年了。无论日子过得怎样,“年”总是要“拜”的,这既是一种礼俗、一种祝福,也是人之常情。

老百姓的日子,的确不好过,只得“年年难过年年过”。可当局的日子也不见得好过。自然,这两种“不好过”的性质是不一样的:老百姓的不好过,是民间疾苦,是专制独裁造成的世上疮痍;当局的不好过,缘于其政权的合法性日益受到挑战,“维稳”力不从心,统治宝座岌岌可危,到了“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的地步。而咄咄怪事,也常由此而生。

元旦没过几天,由GCD中央精神文明办公室发起的“向祖国母亲拜大年”活动拉开了序幕。教育部闻风而动,率先于1月13日专门下发通知,要求各地教育部门和学校组织学生积极参与。出自GCD之口的“祖国母亲”,其实就是“d妈妈” 的同义词。美其名曰“向祖国母亲拜大年”,实质上就是“向d妈妈拜大年”。拜年的形态无非两种:要么是你给别人拜年,要么是别人给你拜年。如果是别人给你拜年,那也要人家愿意,这个“年”才“拜”得成。现在倒好,不管人家愿不愿意给他拜年,会不会给他拜年,先通过行政手段动员起来,由不得你不拜。说穿了,这是变相的讨要“拜年”,强求“拜年”,勒索“拜年”。想当年,中国GCD给依靠对象、统战对象拜年,那套“黄鼠狼给鸡拜年”的伎俩,玩得轻车熟路,得心应手。曾几何时,江河日下的政权竟至落魄到了讨“拜年”的境地。说可怜也真可怜,说厚颜无耻也真厚颜无耻。明知自己已没有几个“年”好过了,在“终年”之前还不忘讨“拜年”,不忘死皮赖脸地索要“政治年货”。脸皮,比邓禄普轮胎还要厚。

“公仆”硬要“主人”给他拜年,不妨赏脸给他拜一个吧,可我却下意识地把“拜年”写成了“拜拜”……

人口贩运
武汉市黄陂区祁家湾一家砖厂诱骗20多名智障 和未成年流浪人员从事繁重超时的体力劳动。 这一“黑砖窑”的黑幕直到一名被强迫劳动的 智障人员被殴打致死才大白于天下。

自从2007年6月山西“黑砖窑”事件被曝光之 后,似乎在中国社会已成为过去的“黑砖窑” 现象今天再现湖北武汉黄坡区。尽管肇事者已 被不同程度地绳之以法,不少官方媒体也予以报道,但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类似的丑恶现 象总是发生?中国山西太原维权人士邓泰清表 示,类似武汉黄坡区“黑砖窑”事件的事在人 为目前的中国还不能说是“普遍存在”:

“但是呢它确实在社会当中存在着,而且还是相当一部分边远的地区,比如交通或者说信息还不太发达的地方都存在着这种现象。这里面主要一个因素呢,中国政府的新闻是受党的领导。在前一段时间河南有一个官员讲出一个著名的口号:‘你是为党说话?还是为人民说话?’就是你的新闻里你是为党说话,不能为人民说话。这就是我们现在在我们中国呢新闻舆论的监督、媒体的监督呢都受党的领导,不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

湖北省官方媒体的报道显示,事件被曝光之 后,黄坡区政府主要领导对当地砖厂的整顿行 动可谓雷厉风行,力度不小。去年六月事件肇 事者被依法惩处,仅一个月后当地政府不仅已 经先后三次对黄坡区全区所有的转场逐一进行 了检查,而且还在检查的基础上计划今年年底 分两批关闭全区55家黏土砖厂。

那当地政府是否事前就知道问题的存在?目前 在德国工作访问的中国报告文学作家周勍表 示,中国有些基层政府官员对不少不法事情已 麻木不仁,习以为常:

“中国有句老话说得非常好:习惯成自然。我想他已经看惯了,才是觉得这个没有问题。那也是抓的是外地的智障人员。这个事儿我没有一个直观的资料,但是我可以给你们举一个例子,你比如说在食品领域,在其他领域里基本上包括中国扫黄打非,所谓扫黄打非、打歌厅,公安局整个去武装装备准备非常充足去扑一个空。象这个一定地方政府跟他最近的人一定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可能是没有。”

不过,周勍认为,武汉黄坡区“黑砖窑”事件 不能说是中国没有新闻自由使问题严重到一定 程度才能被揭露,武汉黄坡区“黑砖窑”事件只是说明中国社会结构出了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说是一个社会结构的问题。媒体对新闻的监督这在西方这是共识嘛。不过有媒体来报道那肯定会少一些。主要我们从结构上坏了。你可能一个黑煤窑子或者黑砖子主人也是一个极其无名的,在当地就是有点儿钱。但是他的这个权力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你如果真的跟他发生冲突,有可能一点儿也不夸张,你就跟胡锦涛、温家宝发生了冲突。它这个是一个利益共同体。这个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东西。”

邓泰清也表示,基层政府往往等到丑恶的事件 大白于天下才采取这样那样本应该事发之前就 应该采取的行动和措施主要还是因为利益的纠葛:

“基层的政府,最基层的政府,对这种现象肯定是知道的。甚至于基层的政府呢跟他们就是说开黑砖窑的窑主有利益上的分赃,利益上牵扯到一起了。关于上一层次省市的可能是不知道的。”

武汉黄坡区“黑砖窑”事件中的受害者是些智 障流浪人员。他们可能因为智力上有缺陷而上 当受骗,结果遭遇“奴工”的待遇, 然而本应 该有责任防止类似事件发生的各级政府是因为 什么原因而总是事后行动?周勍的观点是中国 制度的“智障”所致,邓泰清的观点则是与为 中国新闻监督的“智障”有关。

人口贩运是中国存在的最严重问题之一。在中国,每年遭到贩运的人口估计在1万到2万人之间。是以性剥削和强制性劳役为目的的人口贩运活动的来源地、中转地、和目的地。

之前发生的骇人听闻的山西黑窑惨剧:上千名儿童被拐卖到地下砖窑厂,充当无偿童工,被强制劳动、非法监禁、残酷虐待乃至虐杀。

对此,当局尚未来得及反应,这些沦为当代奴隶的孩子,最小的只有8岁。他们每天承担高强度、重体力劳动达14个小时以上,没有工资,没有人身自由,吃不饱,睡不足。经常遭到毒打。如果逃跑,则受到更严厉的虐待,窑主和工头用红砖烙烧孩子的肌肤,身上、手脚、脸上,都不例外。一些孩子脸上的皮都被红砖烧掉了,只剩下嘴没烧,只因要留着他吃饭干活。沦为当代奴隶的,还包括无数成年人。那些无偿的农民工和童工,每天从早上5点劳作到次日凌晨1点,5名打手和6 条狼狗,牢牢看着他们,其中一部分奴工,已经被折磨得神智不清,长年陷入痴呆。一些奴工被活活打死后,就埋在砖窑附近。被打成重伤而失去劳动能力后,更惨遭窑主活埋。

这是一幅幅怎样的图景?血腥恐怖,令人发指。如此的人间地狱,在当今世界,只能出现在中国,这片罪恶领地。

惊天丑闻和惨剧曝光后,在舆论的强烈谴责下,被迫有所表示,当局和山西省当局,出面充当“青天”,解救奴工的同时,把一切责任推给黑心窑主和基层干部。官方媒体发表社论,一本正经地声言“黑恶势力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公权力对黑恶势力无动于衷,甚至与其狼狈为奸。”

实际上,继续论述下去,就应该是:公权力与黑恶势力狼狈为奸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现行政治制度,铺成黑恶势力和公权力滥用的沃土。与其说是“人性的集体沉沦”(官方媒体语),不如说是“制度的罪恶陷阱”。然而,以高官的自私狭隘,却绝对不会承认这类本质性的要害。

都知道,黑窑惨案背后的利益链条:窑主吃奴工,公安吃窑主,地方官吃公安。然而,人们怎么就不想到,吃掉这一切的,就是现行制度?那个被自称为“最优越的”、“中国特色的”“SHZY制度”,黑恶之源!

当时,如果不是上千名家长长期上访鸣冤,如果不是民间《大河论坛》网站忍无可忍的披露,山西黑窑惨案,又岂能曝光?山西省和高层,又岂有人过问?

如果说,以前曝光的类似惨剧,大多发生在监狱、劳改场、劳教场,那是在“专政”名义下,实施的暴力,对此,各级官员尚能狡辩:谁叫他们是犯人呢?但如今曝光的山西黑窑惨剧,却是针对无辜良民、尤其针对儿童的犯罪,不折不扣,是阳光下的罪恶。

当代中国,就是奴隶社会,远远超过中世纪的黑暗。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奴隶社会,依然没有改变。

小金库
从党政军机关到各种事业单位,中国数以百万计的大大小小单位都有着自己的小金库,人们从小多库中开支自己的不便公开的消费。

这其实也不奇怪。从夺取政权后,就一步步把中国传统的家庭制度推广到各种单位。单位实际上是一个家庭,每个家庭必须有自己的一小笔储蓄,以备急用。单位也是这样。各种大大小小单位差不多都有自己的小金库。

这些年来,每年都有查处小金库的事件,也处分过一些人,可是,在消灭小金库的斗争中,完全失败了。现在,形形色色的小金库无处不在,不论经过多少次风吹浪打,我自巍然不动——依然一切照旧。

任何一个单位,总有不经过会计的金钱往来。很容易在这类金钱往来中留下一部分作为小金库。比如,各单位都可以办培训班,培训收入可以入账也可以不入账。又比如,各单位都要购买物品,购买中可以得到回扣。如果不贪污,经过主管领导中意,就可以名正言顺把它纳入小金库。再比如,一个重点中学校长,一般都在手中握有十来个机动名额,如果家长表示可以赞助学校达到让自己子女入学的目的,交的赞助费就可以进小金库。总之,小金库的来源有千种万种,难以数清。

小金库屡禁区不止,因为人们敢于顶住压力,为保留小金库顽强奋斗。这不算贪污,因为不归个人所有,开销也不是为了个人。即使用权查到了,也最多检查一下就完事。小金库的确与贪污不同,最好最廉洁的领导人也会身不由主地支持设立小金库。因为,在特定的环境中,一个单位实在常常有不能不违背规章的开销,这是体制造成的。比如,一个单位的领导人几乎不可能不碰到要请人吃饭的事,不可能不需要特定的应酬。请吃喝、搞应酬常常不得不由小金库报销。

当然,有若干油水不大的单位,建立小多库比较困难。于是,各种各样的变相小金库便应运而生。比如,在下级单位建立小金库供上级开销,或是找一个有关系的单位,通过“业务款”拨一笔钱给它,然后让这家单位替自己报销各种开支。至于在农村,许多乡干部干脆用打白条的方式白吃白拿。

可是,必须看到;小金库的存在虽然不能等同于贪污,却是贪污腐化的绝好土壤。可以用力打击贪污,全世界各国也有贪污,可是,人们很难消灭小金库。小金库事情似乎很小,可这类事从长远说可以决定一个政党的命运。小金库的顽强存在,是因为这种现象直接或间接嫡系到整个体制、思维方式与工作方式。正如皮肤上有的红色疹子并不是皮肤病,而是五脏失调的表现。小金库总是涉及中共领导建立的国家体制的许多重大问题,不解决这些问题,这块灰色地带将长期存在下去,直到把一个政党的精神躯体弄得百孔千疮。

跑官买官
尽管有关部门不断在宣传制止跑官行为,可是跑官却成了广泛存在的现象。

跑官作为一种个人行为,各种社会都是有的。中国古代有,外国也有。问题是:跑官成了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活动,则是当今社会独有的。

在有民主选取举的国家,跑官是笑话,谁都明白那是无用的行为。在中国古代,如果不通过考试(秀才、举人、进士),要当官还是很困难的。当然,做了官的人企图高升,也有不少人向上面送礼、行贿。可是,限于当时的交通条件和经济水平,也由于当时公务员数量有限,跑官并未成为巨大规模的社会性的广泛存在的现象。而且,在古代,不少时候由于财政困难,政府也干脆公开或半公开卖官,“官”能买到,也用不着“跑官”了。此外,古代跑官,讨好的人只有一位、两位,规模不大,远无今日跑官之频繁与规模。

GCD最失败的施政方式之一是干部提拔体制。当今中国,既没有古代的赶考体制,又没有民主国家的选举体制。干部选拔完全是由上而下的极端落后体制,人与人之间的亲疏、感情关系决定一切。这一点比中国封建时代还要落后。

GCD实行的是一级党委可以任命下一级官员,党委的人事权力非常大,这是造成腐败的原因之一。古代任命一个县令要经过吏部,现在由地厅一级决定就行了。干部的任命一般是由组织部门提名,由党委常委通过。于是,想升官的人便把目标集中于组织部门的干部与党委常委与及常委们的秘书与亲戚好友。
跑官的方式多种多样:
——行贿。
——变相行贿。比如给目标人物的父母生日送礼,给目标人的子女安排好工或给他们政治经济上与求学上的利益。
——千方百计寻找和目标人接近的机会,在接触中吹牛拍马,想尽办法讨好,赢得欢心。
——努力争取目标人到本地或本单位视察,趁机挥霍公款,大献殷勤。
——通过秘书或亲友,给目标人不断送自己“政绩”的材料。
——抓住目标人生病等机会,用探望、慰问、关心、送礼等方式讨好。
——悉研究目标人的弱点与爱好,“投其所好”。喜欢运动的,就陪你打球;喜欢跳舞就为你组织晚会;喜欢女色的就用你能接受的程度找女人陪你;喜欢花木有就送你名贵的花木;想出版自己文集的就帮助你出书;喜欢在报纸上出风头的,就找人替你写文章用你的名义发表;喜欢古玩的就送你字画……
——通过自己的妻子或儿女与目标人的亲属交上朋友或建立联系,然后充分利用这种关系进行游说。
——探查目标人的关系网,比如你的老朋友,老乡,老上级,老部下,和这些人建立感情,请他们代为游说。
——对少数确实清廉的目标人,就以巧妙方式迎合,比如不露痕迹地赞扬你水平高,深得人心等。

在官本位仍然牢固盘据政坛与整个社会的今天,(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并没有削弱官本位)由于当官越高,所得的政治经济利益越大,能庇护(亲人)的范围越广,除了少数品德非常高并能自守自律的人外,几乎凡是想升官的人(这占了当官人员中的绝大多数),无不参加到跑官的行列中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跑官者占了各级官员的大多数,要说有区别的话,只是程度上的差异:有的全身心投入,有的只是一般的迎合讨好。

下面跑官,上面也有人一心想建立自己的嫡系队伍,两者结合,使跑官之风越演越烈。现在,报上也不时报导一些人“卖官”的丑事,但卖官只是大量跑官行为的冰山尖顶。卖官现象不过是跑官风气的爪角。

批条子、打招呼,大规模学习活动
批条子、打招呼

领导打招呼、批条子,是中国社会又一怪现象。
云南有个储时健,是全国有名的玉溪烟厂的厂长。他手里有许多领导人批的给香烟的条子。上至国家领导人、部长、将军,下至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有条子。批条子,给香烟,成了玉溪烟厂司空见惯的事。当然,不是批给自己,而批给别人。后来成了贪污犯的云南省长李嘉廷,一个电话就可以使儿子的朋友拿到几百箱香烟,成为富翁,这不过是千千万万“首长打招呼”例子之一。

弄到首长的一个条子或一个电话,已经成为许多人处心积虑追求的目标。审批土地、工程承包、采购商品、提拔干部、办理案件……无处没有批条子、打招呼的影子。可笑的是,就连孩子上学甚至办理一点简单的行政手续,也是条子满天飞。
条子人情化,条子金钱化,条子普遍化,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一大奇观。
不少知识分子在评定职称时也会千方百计寻求批条子、打招呼。文化部一位官员叹息道:一个演员评职称,竟然也有高级首长给部里打招呼批条子。如果名额只有一个,而打招呼的首长有几位,还真不好办。这成了官员面对的一大难题。中国的官还真难当呢!

  大规模学习活动

自从确立了毛的绝对权威之后,就形成了全党学习领袖言论文章的习惯。在毛当家后,这就成了家常便饭。毛死后,这一习惯仍然保存了下来。只要:一、党中央有指示或决定;二、党的领导人有重要讲话;三、中央有类似整风的布置……就会在全国全党开展大规模学习活动。

这种现象,对中国人而言早已见怪不怪,习以为常。如果在美国或日本,总统、天皇有一讲话要组织全国学习,一定会成为天大笑话。可中国却是非如此不可。

延安时代,干部许多文化水平很低,甚至字也认识不多,这种学习也许有其一定意义。可现在,领导干部大多已经是大学生,文化一般很高,看了一个文件完全能领会其意义,为什么还要搞这么多学习呢?这不能不追溯到一种根深蒂固的意识:以为只有通过学习才能使一个领导意图贯彻下去。事实上,高层是不愿意承认:绝大多数学习都是走过场的。
如果各级领导干部敢于直抒胸臆,放胆直言,那么,绝大多数人都会告诉中央领导:这种学习早已成为一种可怕的精神负担!
在中国古代,帝王的钦命圣旨也只需要认真读一下就行了。在全世界各国,一个重要决定也从来不需要组织全国官员进行什么学习。不要这类学习,事情不是一样可以认真推行吗?
通过大规模学习来推动工作,这是保守落后的一大表现。这种工作方式长期没有变化,是丧失创造性的重要表现之一。

  职务决定水平

在所谓民主集中制的体制下,多年来,一直把“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作为铁的信条与纪律。基实,这一体制并不是什么民主集中制,它一点民主的影子都没有。一个民主政党的主要原则应该是党的各级领导机构服从党的代表大会,代表大会服从全体党员的意志。从苏联学习来的体制,实际上是列宁、斯大林建立的高度集中制。在这种集中制长期培养之下,形成了党的上级总比下级水平更高的反科学精神。

最坏的习惯之一就是认定上级总比下级的水平高。不只是政治水平高,甚至道德水平也比你高。

在一系列高级干部的堕落广为人知后,这一信条早已破产。但还有它顽强的一面。在许多人心目中,特别是领导人自己的心目中,仍然自认为比下级强的心理依然占据着重要地位。
君不见,在日常大大小小的会议中,领导讲话时下级总是毕恭毕敬手拿笔记本在记录。当然,如果是布置什么要做的工作,记录一下也是应该的。问题是对待一般性宣扬的言论也是如此。一个领导人讲完话,总有人出来说:某某的讲话很重要云云。下级对上级,“请领导指示”的习惯用语广为通行,这是令全世界惊讶的。
胡yb最伟大品质之一就是他敢于说真话,他在就任总书记时说;我的水平只有这么高,职务的升高并不能代表我的水平高了。可惜很少有人能像胡YB这样直率与天真。大量的人的心灵早被官本位污染了。一个人一旦作了大官,就自然而然地认定自己的水平比下级高。
所以,直到现在,领导人一讲话,总是要下级去学习。职务给他聪明,职务给他水平,职务给他自信……
现在,一大进步是废除了终身制。那么,当后一任领导人讲话时,前一任领导人也会努力学习吗?
人们的学识与文化水平已经大提高了,许多人内心里对领导人的见解并不都那么盲从,许多人心里认为自己比领导人更强……那些从自己的职务、位置中得到力量和自信的人,应该认真反思一下了。

企、事业官僚化
自称是要消灭一切国家权力的,从原则上说是蔑视一切权力的。可是,却把中国传统的官本位发展到极点。权力拜物教浸透社会一切方面。

长期以来自觉或不自觉地培养了各级干部的浓烈官本位意识。打倒封建主义不过是表面上的事,实际上,从毛成为事实上的君王到各级干部的官本位化,无不继承并大大发展了中国古代的官本位传统。

从在延安时代的供给制起就明显地具有根深蒂固的级别高下与尊卑心理。建国后,干部分为三十个级别,层层讲提拔,级别对一个人成了头等大事。因为这关系到终身的利益。

中国长期没有公务员的慨念,通常把在机关或企事业单位工作的人称为“干部”。凡干部总有一定的级别,人们按级别的不同,可以享受不同的政治与物质待遇。由此推而广之,任何单位都有相应的级别。
比如工作需要要调一个干部到工厂学校工作,你就必须保有他相应的级别。于是,一个单位的级别就成了比在民政部门或工商部门登记更为重要的标识。这种现象,不论在中国或个国,都是前无古人,恐怕也后无来者。

给大学、中学、小学定级别,给各种工厂商店定级别,给医院、剧团定级别,影响所及,全体社会成员无不重视级别。于是出现了“县团级和尚”之类的怪事与笑话。省部级、地师级、县团级、区科级在中国深入人心。人们按这种级别,享受不同的看文件、参加会议、坐汽车(分挡次)火车(软卧硬卧)、住房……

于是,人们为级别而奋斗成了家常便饭。在专科学院没有定为副厅级之前,许多高等专科学校的校长、书记对自己单位的级别的关心大约胜过了其他一切。一位专科院校书记的级别狂热。他在自己参加的任何一个有机会表达意见的场合,都情不自禁会提出“明确专科学校的副厅级待遇”的要求。等到最后有一位省委副书记为他们争得了副厅级待遇后,他们声称:这位副书记为学校做了最大的好事!

可是,问题又来了。专科学校升格成为副厅级之后,一个省会城市的教育局就管不了它。因为教育局只是县团级。于是,争来争去,只有叫一位副市长来管理。一个学校没有机关管,由一个人来管,真是笑话!
这类例子与笑话多如牛毛。

比如在北京,首都下面有各个区县。北京的区定为地厅级,而县只是县团级。一个县定为县团级本是很自然的事,你本来就是一个县嘛!可是,北京的县级领导人和区的领导人常在一起开会,他们的心态不平衡了。这些县就利用近水楼台的机会,一次又一次向中共中央组织部进攻,要求提高级别。组织部拒绝了。但这种进攻非常有毅力,锲而不舍,久而久之,中共中央组织部终于让步了,把北京各县的级别提升为地厅级。这是在中国职官史上的又一创造。

问题当然不只是县级变成地厅级这么简单。一个县的级别提高后,他所属的各种行政与企事业单位的相应级别也就随之提升,于是,大家皆大欢喜。

许多文化教育事业或企业之所以长期不能下放,根本原因正在于级别。比如一个省会城市,教育局自己竟然直接管了几十所中学,精力全被这些中学牵制了,无力多管十多个县区的教育。可是,这些学校就是无法下放到县区去管。原因是市管中学曾经定为县团级,一个县团级的中学怎能让县区的教育局去管呢?这些县区的教育局只是区科级呀!

人民团体也是一样。工会、共青团、妇联这些单位也浸透了官本位气息。有明文规定:工、青、妇享受经同级党政低半格待遇。比如一个省的工会,一般享受副厅级待遇。这些单位的处长也分别享受副处级待遇。

这样管理国家,是成功呢?还是失败?
在近些年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官本位有一些改善。但基本上还是老样子。大学与大工厂仍然是正厅级,高等专科学校仍然是副厅级,省属文化团体仍然是县团级,省里的电视台一般都是副厅级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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