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不能模糊谷歌事件的焦点

自从谷歌扬言退出中国市场后,在全球范围内大家都在争相看这场由谷歌掀起的西方商业vs中国政府的较量游戏。各方面的反应似乎都集中在要把事情政治 化。美国国务卿希拉莉和总统奥巴马亲自出面干预,西方的媒体也道貌岸然起来,无限制地高扬谷歌的道德,似乎美国(西方)精神可以通过这次机会弘扬开来。很 自然,中国的一些媒体和要人也出来做同样政治化的回应。

相比之下,中国政府的反应较为理性。有关方面希望在商言商,在商业的范畴内来解决问题,而不想把它抬高到中美两国的政治关系的层面。实际上,不管谷歌 还是美国政府施加怎样的压力,都不会对中国政府的决策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谷歌不会也绑架不了中美关系。西方公司想通过政治手段来促进其商业利益,政客干预 商业,这些过去已经多次发生过,今后也不可避免。从以往的经验看,遇到这种情况,主要看中国如何反应。不管如何争吵,商业之间不会发生冷战,只有政治才会 导致冷战。如果中美双方都无限度地把事件高度政治化,那也有可能。不过如果这样做,牺牲的就是生意。从长远看,政治的干预不可能持续;在经济和政治之间, 最终说话的是经济而非政治。中国政府不想把这件事情上升到政治层面是非常理性的。

中国互联网业仍无国际竞争力

但是,正是因为人们的焦点都在中美两国的政治较量上,就谷歌事件对中国本身互联网产业发展的意义缺少深刻的反思。实际上,人们可以从这件事情上总结出 很多的经验教训,从而了解到应当做些什么,或者不应当做什么,而有利于中国互联网技术和产业日后的健康发展。

中国互联网使用者多,已经是一个互联网大国,但中国绝非是互联网强国。中国的互联网技术尽管有很大的进步,但技术创新非常少,远远落后于先进国家。从 经济学角度看,尽管有巨大的潜力,中国还没有形成互联网经济。据研究,中国的互联网消费落后美国近三倍。从技术的角度来看,中国和西方的所有“对抗”都无 意义。中国还处于一个落后状态,国家的技术体制尤其知识经济发明体制,还有很大的局限性。很多技术都从西方学来,而学习是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所以如果去对 抗,牺牲的只是自己的利益,而非西方的利益。

这里涉及到几个重要的问题。首先是竞争的问题。谷歌一走,也许会有其他的搜索引擎分得市场,但很长一段时间内,百度不会有挑战者。可以相信,好的互联 网服务都来自竞争。谷歌一旦撤离中国,中国互联网的质量一定会退化。从互联网的发展来看,政府应当大力鼓励竞争。谷歌在中国的竞争力是谷歌本身的问题,但 政府的立场应当非常清楚。外界一些人认为,中国的有关方面在用各种变相的形式来保护民族产业。历史地看,保护民族产业也属于必须,尤其对后发展中国家来 说。但同时政府也应当看到保护的限度。一个企业真正的成长动力来自竞争。企业在初期可以在政府保护下生存发展,但是,未来的发展必须受制于市场的压力。

中国的法律政治性太强

从很多方面来看,中国的互联网业还未形成自己的发展模式。像谷歌这样的企业,在中国不仅可以给予竞争压力,还能给予经验。在某些方面,百度在中国有强 大的优势;但在国际层面,百度无法和谷歌相比。未来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方向,如果要走向国际,需要花很大的精力去学别人的经验。

其次是信息流通管理问题。信息产业依赖于完全的信息流通。中国别说发展模式,就是互联网的管理模式也不完善。谷歌事件之所以影响这么大,是因为中国对 互联网企业没有形成一套有效的规制。外界的诸多不满,包括中国互联网企业本身的不满,就是中国所用的手段,大部分是政治控制而非表现为规制的确立。一旦进 入政治控制领域,主观成分就变得重要。规制和法律都是客观的。不管什么样的法律,做到人人(每一个企业)平等就可以。现在大家都在说,任何外国公司都要接 受中国的法律,但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法律表现出诸多政治和政策成分,法律的执行更表现为政治和政策性。这是最大的缺陷,搞得西方的一些企业不知道做什 么。中国的企业对中国法律的政治性了解深刻,可以通过各种方式绕过法律。西方的企业就不是这样了。改革开放以来,有越来越多的西方企业期望通过雇用中国的 人才来帮助他们绕过中国法律。很显然,中国必须把政治控制转型成为规制或法律。不能建立一个健全有效的法制来管治企业,无论对外企还是民族企业,都是一种 非常负面的制度制约。

在信息产业,每个国家都有规制、审查,这个世界上还没有百分之百的网络信息自由。美国禁止传播关于恐怖主义的东西,英国对侮辱女王的内容要审查,新加 坡不可以讨论宗教、种族和语言等有损社会和谐的敏感问题等。任何国家都有其核心利益,这些核心利益不是随便可以破坏的。如果中国对此有明确的法律,并且法 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们就知道怎么去适应了,来自外界的质疑就自然会减少。

政治考虑限制技术进步

更重要的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问题。对信息的政治控制不仅仅是对信息流通的管制,更会限制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规制更多指的是一种特定的互联网技术发展出 来之后,对其适用功能的规定。

规制不能限制技术本身的发展。如果一个搜索引擎只能面对有限空间,那就不是搜索引擎了。网络技术未来的发展方向,就和人的思维一样。如果你事先被规定 可以思维什么,不可以思维什么,那么你的思维就已经受到制约,不会有突破性的进步。技术的探索若受到政治限制,就不会有快速的发展。中国在这方面有很丰富 的历史经验。历史上,中国方方面面的科技也有比较发达的时候,但最终没有找到突破口,而被西方所超越。原因有很多,但主要的因素是政治,很多技术的发展受 到政治考量的制约。更多的是,人们因为受到政治的限制而不敢去发展新技术。

中国现在的网络技术管理,对中国本身的经济和互联网创新精神,都在产生着非常负面的影响。在某些方面,比如用法律保护青少年远离色情信息,这是应当 的。但现在网络管理缺乏法制管理,好像什么都不可以说。该管的(如色情)没有管好,不该管的则管得过度。这里有很多因素在发生作用,但政治无疑也是其中一 个重要因素。一些网络管理措施有可能把中国的互联网业管死。尤其现在很多管理者仅仅是官僚式的执行者,他们本身不关注互联网的发展,不知道互联网产业的性 质,只知道互联网产生了一些他们认为是负面的效应,需要消除。在中国,政府这么强势,既可以扶持出一个互联网产业,但要从技术上要扼杀这个行业也很容易。 不过,应当清楚意识到的是,未来的产业都和信息技术有关。中国花了多少年才赶上来,现在,互联网产业实际上已经到了一个寻求突破口的关头。如果因为政治因 素而妨碍了技术突破,国家的整体利益就会受到损害。

这里还有一个更为深层次的问题,即民族性格。一个民族的性格和其人民所接触到的信息有关。如果某些问题上,人们所接触的只是选择过的信息,就会限制人 格的完整。像现在一些激进的(各种)“主义”者的心理状态,与他们接触到所选择信息分不开。

要是整个国民的性格都有问题,以后中国怎么和外面的世界打交道。作为政府,就不能只考虑政治稳定,还要考虑社会人格的健康发展,经济和政治的健康发 展。要有健全人格的百姓,需要让老百姓接触到较全面信息,甚至色情信息,最多对未成年人设限。政府要相信百姓的判断能力。

从发展的观点来看,邓小平说过,当中国打开窗户的时候,苍蝇蚊子都要飞进来。但要不要打开窗户?要发展经济,肯定要打开。互联网产业也一样,不开放就 不会有进步,但开放,肯定会有意想不到的负面东西。如果光强调控制,发展的动力从哪里来?让百姓接受选择过的信息,从长远来看更不稳定。一些长期封闭的社 会,一旦社会出现一些新信息,马上就会不稳定了。这种社会不是有机社会,而是人为的沙堆。一旦缺乏控制,马上就会解体。

谷歌事件本身,不管其如何结束,对中国的互联网产生不了多大的影响。但对谷歌事件引出来的一些事情应当给予足够的制度思考。这不仅仅关系到在华外国企 业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中国本身企业发展和技术创新的问题。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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