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时报:毒饺子事件余波

3月26日10时51分,新华社报道:“2008年初,河北石家庄天洋食品厂出口到日本的饺子发生中毒事件后,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经过连续两年坚持不懈的努力,近日查明此次中毒事件是一起投毒案件,中国警方已将犯罪嫌疑人吕月庭抓捕归案。中毒事件发生后,本着对两国消费者高度负责的态度,从全国抽调侦查、检验等各方面专家,成立了专案组。中国警方投入大量警力走访排查,克服了作案时间与案发时间相隔久、现场客观物证少等困难,开展了大量艰苦细致的侦破工作。现已查明,犯罪嫌疑人吕月庭(男,36岁,河北省井陉县人,原天洋食品厂临时工),因对天洋食品厂工资待遇及个别职工不满,为报复泄愤在饺子中投毒。吕月庭对投毒作案供认不讳。公安机关已提取到吕月庭作案用的注射器,并收集到大量的证人证言。目前,此案还在进一步工作中”。

大概同一时间,中国外交部在北京召见日本驻华外交官,解释了与新华社“通稿”同样的内容。日本外务省一位干部告诉我说,“真是出乎意料,也很突然,我们都很惊讶”。

27日,日本报纸的头条新闻都是“毒饺子”,说明日本百姓对此食品安全问题的关心度极高。首相鸠山由纪夫、外相冈田克也对中方的努力表示谢意和敬意。这一困扰着中日两国的“刑事加外交”的案件似乎取得了明显的突破,似乎也告了一段落。

“毒饺子事件”有着鲜明的“东亚特色”。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其他任何两个国家之间,都很难像在中日之间一样,引发持续时间如此之长的大风波。我这一认识来自于中日两国早就取得的共识:此次事件是一起“个案”,不是残留农药的问题,也不是有人在制造过程中无意、不小心混入进去的情况,而是有人故意把甲胺磷(一种植物杀虫剂)投放到食品中去的投毒犯罪事件。既然这是带着犯罪性质的“跨国刑事案件”,中日就从 “调查犯罪真相”的角度在有关警察、检验部门之间进行合作,共同谋求达到一个目标,即“究竟谁是犯人?”。 这是常规的应付措施。在这个意义上,中日双方以政治交涉谋求解决虽然“有效”,但从两国关系正常的来往看,却缺乏说服力。

“外交或政治”与“犯罪调查”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对于前者,双方拿着本来不相容的利益与立场,进行虚虚实实的谈判,对于后者,双方则抛开“国家利益”,不排除任何可能性,按事实关系一步一步寻找证据,抓住犯人。犯人是两国共同的敌人。“防止犯罪、抓住犯人”是任何主权国家能够认同的普遍价值。总之,犯罪案件本来就不应该政治化,即双方不应该拿“国家”或“国家利益”面对此事。

不过,回顾一下本次事件的处理过程就不难发现,事态的进展并非如此。

从2007年12月底至2008年1月下旬,日本兵库、千叶两县的一些地区,若干个家庭逾10人先后发生呕吐、腹泻的食物中毒症状,被送医救治。其中3人情况危重,1名儿童一度昏迷。因一系列病例的临床反应高度相似,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经调查,发现所有患者在发病前均食用过原产于中国河北省石家庄天洋食品厂的同一品牌的冷冻饺子。日本各媒体立刻密切关注,1月30日就开始进行大量的有关报道。《读卖新闻》同一天就发表了《千叶和兵库的3个家庭10人食用中国产冷冻饺子中毒》等5篇文章,接着31日有6篇、2月1日有20篇(高峰)、2日有12篇、3日有13篇,直到2月 28日总共达156篇,至5月15日共有180篇。

1月31日,日本外相高村正彦会见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何亚非时对此事件表态说:“感到遗憾,食品安全对中日两国人民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希望中方能够查清原因,以便防止再次发生。”何亚非回答说:“非常遗憾,由衷向受害者表示慰问。”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在1月31日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30日下午获悉日本消费者疑因食用可能受到甲胺磷污染的中国产冷冻水饺发生食物中毒事件,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对此高度重视,立即暂停有关企业的生产和出口,对相关产品进行抽样检测。国家质检总局也已派出调查组到当地协助调查。 2月1日出版的《环球时报》引用有关专家的发言,指出“中国食品生产者不可能故意把有毒的产品销往日本”,并批评了日本媒体的“过度反应”。

由于发生的是与民生关系紧密的食品安全事件,日本政府立刻开始调查,并与中方有关部门进行沟通。各媒体更是意识到了此事的新闻价值,马上采取了相应措施,《共同社》东京总部动员大约50名社会部记者和编辑,调查事情的真相,并且派遣5名左右的记者到石家庄,表示要“争取每一秒钟,向日本读者报道天洋食品厂的情况。”日本某报社一位驻北京特派记者对我说,“毒饺子事件发生后一个月,我几乎没有回家、睡觉,也没有过春节。”

事发之时,中国正在准备举办奥运会,各国都很关注作为奥运主办国中国的食品、卫生、环境等问题。在此情况之下,如果中国出口的食品中存在有毒物质,那么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中国都将在国际上面临被动的局面,甚至其举办奥运会的能力也将受到质疑。因此,就中国政府而言,此次毒饺子事件实际上与其说是所谓“个案”,还不如说是有可能威胁“国家利益”的大事。公安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外交部、河北省政府等有关部门高度重视此事,立即采取了措施。按照惯例,其措施中包括限制中国国内媒体的单独采访与报道。因此,中日媒体在此次事件上持有的态度根本不同。

由于面临巨大的国内外压力,双方有关部门始终表示出“愿意合作调查”的态度。然而,两国政府表示合作态度不久,双方在还未查清事实真相的情况下,初步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日方主张,“甲胺磷在日本被投放的可能性极小”,中方以相同的口气主张“甲胺磷在中国被投放的可能性极小”。两国在表示“共同”合作态度的同时,坚持“各自”的立场。情况就只好陷入“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无法磋商”的困境。

举一个例子,2月13日国家质验总局记者招待会曾使整个事件的气氛急转直下。当时魏传忠副局长说:“从生产到出口的各环节没有任何问题,不存在有意混入有毒物质的可能性,警方在现阶段和检疫部门的观点一致”。这是中方对调查结果的第一次正式表态,做出绝对性的回答,令人感到是想完全推卸中国各部门和企业对毒饺子的责任。无论本次事件的结果如何,魏传忠副局长的表态都是存在问题的。

对突发事件的处理逻辑应该如下:“事件已经发生了,这是没办法的,责任在哪儿当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减少损失,以及保证以后再不会发生类似事件”。首先,对天洋食品厂的调查根本没有结束,甚至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魏局长竟然说“没有任何问题”而并非“目前还没有发现问题”。这种绝对化的语言在上述情况下出现是不严肃的,它显示出了说话者的不认真。其次,这次的新闻发布会没有显示出工厂内的问题,没有道歉,也根本达不到“保证不再发生此类事件”的目的,造成了日本、乃至于中国国内消费者的反感,并吸引了国际舆论的注意力。第三,这次表态没有留下进一步解释的余地,一旦将来破案并抓获罪犯,中国政府将面临尴尬局面。同一日,日本《朝日新闻》发表了《中国当局否定在中国有毒物质混入的可能性》的报道。

随后,虽然中日双方警方等部门几次互派调查员,互换有关调查材料,形式上始终保持合作的态度,但在双方已经各自主张“在本国内混入的可能性极小”的情况下,针对搜查案件的沟通只好变成“外交谈判”或“政治交涉”。

再举一例,2月25日至27日,日方警察厅次长安藤隆春访问北京,与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进行了磋商。在这次高层会谈上,虽然双方还有分歧,但据说仍然达成了某种共识,安藤27日在成田首都机场对记者表示“为早日解决,加速搜查。需要时间对搜查工作是正常的。” 但出乎各界人士的意料,28日,在对日方没有任何告知的情况下,公安部首次举办记者招待会,刑事侦查局副局长余新民表示:“杀虫剂的投入在中国发生的可能性极小”,并且批判日本政府不积极提供有关材料。余局长的表态引起了日本警方、政府官员以及媒体人士的强烈不满。

就日本方面的应付措施而言,2008年3月底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中日媒体人士对话会议》上,日方参加者对于日本政府与媒体在应付毒饺子事件的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提出了一些观点,包括日本媒体明显做出了过度反应,加剧了事态的严重性,煽动了消费者的恐惧感;中日警察当局之间的协商机制过于幼稚、脆弱;日方为何没能向中方建议共同举办发布会等。日方参加者还对于日本食品过多依赖中国、自给率极低,中日国民感情极为脆弱、不稳定等情况进行了反思。

尽管中日围绕毒饺子事件而展开的交涉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2月13日、28日中方两次“单方面”采取的措施和日方对此持有的强烈不满影响很大,日本各政府有关部门对中方对应部门不恰当的对待方式以及媒体不顾后果的情绪化报道和对本国政府部门的不严肃监督,都使得随后双方顺利的对话与协商遭遇了巨大的困难,直接导致了中日政府、媒体、消费者之间的相互不信任感相应日益“深化”。

根据日本农水省的统计,中国产蔬菜2008年2月的进口量与2007年同一时期相比减少了32.8%,3月减少了44.5%, 其原因可想而知。当然,必须指出的是,在中国承受着交涉不顺和出口减少带来的压力的同时,日本同样是受损者,少吃的蔬菜和上涨的价格就是明证。

在“中日毒饺子事件”中,什么因素造成我在上一文中提到的 “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没法磋商”后果呢?我提出两国之间普遍存在并深刻影响双方交流的“体制的惯性”、“危机管理的不足”、“认识差异的怪圈”。

第一点是“体制的惯性”

人们经常说,中国和日本的体制不一样,“体制”应该涉及到政治体制、决策过程、监督机制、市场运作模式、利益多样化、价值体系、新闻管制、思想教育等方方面面。先不谈在毒饺子风波中谁是加害者、受害者或真相何在等问题,把重点放在双方政府和媒体采取措施的动机进行分析。

对中国政府来说,在承受来自国际社会严峻压力的情况下,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尊严”是首要目的,而如果要在日本面前承认错误的话,非有极大的决心不能办到。虽然现在嫌疑人已经被抓住,但长达2年的时间内,的确不知道中国方面的调查结果如何,也无从设想中方的调查过程产生某种变化或调整后,又如何加以处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受到中央严格的管制、在高度敏感的政治问题上只能跟随官方立场的媒体,不仅没有起到对政府监督的作用,也没有为恢复和增加中国的食品出口做出足够的努力。

而在责任与权力的分配方面,中国的体制同样存在不明确的地方。在2008年1月底事情刚刚发生的时候,面对不可测的局势,中国方面并没有能够及时确定为此事负责的首要部门。虽然中国的体制是举国一致,但部门利益的存在却是不能否认的,就像日本某位资深媒体人指出的那样,“中国已经不是铁板一块了。”

2月13日,中国国家质验总局副局长魏传忠的讲话可能就有推卸责任的考虑。然而,国家作为超越部门的存在,其责任与义务不会在部门之间的零和游戏中自行消失。大家都推卸责任,那责任就只能由国家来承担。“责任不清”是危机管理的大敌。

对日本政府来说,在一直对中国产品感到恐惧、不信任的广大国民面前,基于“向选民负责”的立场,“维护消费者的利益”是首要目的。政府在媒体和消费者的压力下,只能对华采取强硬态度,决不能轻易妥协。对日本媒体来说,“毒饺子”明显是个提高公司利润的“新闻点”,对于这几年以来一向靠“中国问题”吃饭的所谓“右翼媒体”来说更是如此。日本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读卖新闻》在2008年1月31日至2月28日之间长达156篇的报道数量也表明,这次日本媒体对毒饺子事件的报道量绝不寻常。

作为本国国民受到伤害的媒体工作单位,记者紧密跟踪动态,动员各种资源,力所能及报道事实关系,第一时间让国民知道消息是理所当然的,但由于“中国问题”在日本国内已有庞大市场,大众在对华理解上对媒体报道的依赖又根深蒂固,无论如何,其报道难免带有“煽动性”或“偏向性”色彩。

由于中日之间的体制惯性存在着差异,两国政府和媒体只能站在截然不同的立场维护自身的利益。在此前提下,双方警察当局纯粹处理“跨国刑事案件”几乎不可能,必然陷入“谁好谁坏,谁输谁赢”的零和博弈的困境,而这种博弈的结果连“零和”都不如,只能是两败俱伤。

第二点是危机管理的不足

关于应对危机时的策略问题,仔细观察此次中日之间的游戏,能够发现另外一个有趣的事实。虽然两国体制不同、立场不同、利益不同,但两者在应对的过程中却犯了相似的错误。这也是导致不良后果的重要原因。

首先,两国政府在不同性质的压力面前犯了几乎一样的错误。事情发生后,双方有关部门虽然都立刻表示合作的姿态,却没有坚持针对犯罪案件的调查原则,各自轻率提出“在本国内被混入的可能性极小”,把“共同调查”变成“外交谈判”或“政治交涉”。这次案件对两国来说本来就是极为敏感的“民生问题”,一旦发表了结论性质的言论,随后能改变的余地到底有多大?更严重的是,这样没有弹性的表态也有可能导致案件侦破工作受阻。

其次,就媒体而言,中日媒体都陷入了只针对对方进行指责,而没有对导致食品安全问题发生的负责部门、人员进行有效监督、批评,并且履行制衡本国政府的任务,更没有提出有长远眼光的要求与建议。

中国方面的原因相对简单,其“官媒互动”的主要问题是由于中央对媒体的管制,媒体很难对政府进行有效监督,起到制衡作用。日本方面则有些复杂,一,政府为了逃避媒体而采取鸵鸟政策;二,媒体为了追求发行量或收视率而夸张报道;三,政府有可能利用人脉在幕后秘密操纵舆论。

体制的惯性与危机管理的不足并不是必然互动的,即前者并不必然导致后者,后者也并不一定因前者而引起。

第三点是“认识差异”的怪圈

“认识差异(Perception Gap)”对中日关系来说是深刻的问题。我也多次亲身感受过两国之间“认识差异”对实际关系带来的影响多么深远。我们知道,无论是政客、官僚、商人、媒体、文艺人还是留学生,某一个“行为体”决定自己行为的动机或动力不是来自现状本身,而是来自行为体对现状的认识。对决策者来说,认识决定对策如何;对媒体来说,认识决定报道如何;对老百姓来说,认识决定对对方的感情如何。那么,如果两个国家各个行为体之间存在对对方、甚至对自己认识上的差异,就必然会引起某些矛盾或摩擦。试想,中国的媒体工作者认为今天引导日本政界的思想是所谓“军国主义”,日本的老百姓认为中国是其所有社会成分完全被中央政府支配、控制的“一元化国家”,两国之间能有正常的沟通吗?两国老百姓对对方能有比较客观的理解吗?不太可能。虽然这是比较极端的例子,但目前两国之间存在许多这样那样的认识差异。政治、经济、军事、安全、食品、卫生、环境、思想、青年、生活等领域,两国民众之间的认识上确实存在深层的“鸿沟”。

在毒饺子事件上,类似的“认识差异”是否存在?答案毫无疑问是“存在”。坦率讲,事情发生之前,两国民众普遍对对方抱着的不信任感或偏见是恶化事态的根源。无论是政府、媒体还是普通老百姓,日本人往往先入为主地认为,中国是不讲卫生的、主权高于人权的、允许使用危险农药的、员工对工厂不满的、说假话的、绝对不妥协的、讨厌日本的国家。而中国人则先入为主地认为,日本是虚伪的、不讲道理的、不反省历史的、右翼的、喜欢搞阴谋的、小题大做的、没有中国产品活不了的、转移责任的、不重感情的、拒绝道歉的、讨厌中国的国家。这些看法中,有些确实有道理,但绝对不是全部。假设两国政府或民众带着上述“潜在意识”看待对方、接触对方,结果会怎样?

双方认识上的差异确实加剧了毒饺子事件的严重性和复杂性,使得本来就困难的局面更加长期化、僵化。因此,“认识差异”应该说是导致“后果”的第三个原因。

假设中国和日本下一次遇到既涉及到国民民生或民族情绪,也涉及到国家的根本利益或尊严的问题的时候,两国该怎么应对?如何有效治理?

今年1月底发生,在4个月后的中日首脑会谈上似乎得到“解决”的毒饺子事件是近年中日关系当中具有典型意义的突发事件。突发事件又是今天各自处于转型期的中日两国最需要警惕对待的课题之一。

中日两国本次对毒饺子事件的处理方式是不妥的,值得反思。而作为反思的材料,我提出了“导致后果”的三个原因,即体制的惯性、危机管理的不足以及认识差异。这三个因素既是独立的,又是互动的,认真分析这三种因素,我们也许从中能够得到某种启发。

首先,“体制的惯性”是相对长期的课题。中国和日本,都是具有自己政府、领土、国民、主权的“国家”,他们有权利选择自己的政治体制。政治体制的渗透力是深远的,一般也不会太短暂。从21世纪时代趋势来看,一个主权国家闪电式改变政体的可能性也极小。今天,人们说,日本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无论其称呼如何,两国的体制不同是个事实。这个事实对中日关系来说是长期面临的挑战,处理任何问题时,其方式都要考虑到如何克服各自不同的体制惯性带来的困难。

其次,“认识差异”是相对中期的课题。“认识差异”为何存在?原因是复杂的。历史传统、政治体制、国民性、价值观、文化因素、社会基础、经济发展、国际关系等等都或多或少影响一国国民对自己、他者的认识。既然如此,一国内部的“认识”已是多样化,跨国认识就更加五花八门,“差异”的存在是必然的。在两国之间,“认识差异”的存在本身是自然的产物,也不成问题。但与“国民感情是可变、可治理、可管理” 的道理一样,“认识差异”也有健全的、恶性的。因此,中国和日本都有必要培养本国国民对对方国家、国民相对准确的认识以及客观定位自己的意识。可是,由于相对不稳定的政治关系、正在变化的经济实力对比、不透明的军事力量、不离不近的文化渊源、微妙的美国因素等原因,中日相互完善认识差异的过程将是比较漫长的。

再次,“危机管理的不足”是相对短期的课题。换句话说,是能够及时改进的。其实,不能否认,这不足与上面两个因素密不可分。正因为体制惯性,认识差异存在,才会有不足。不过,中日两国各界人士通过内外的对话与协商,能够加强危机管理的力度,尽量降低风险。在毒饺子事件上,政府的危机管理机制有相当大的空间能够加以改进。因为,对今天的中日两国而言,合作是主流,对抗是逆流。两国领导人通过中日首脑会谈得出的“第四个政治文件”的核心——“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足以证明这一点。

中国和日本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有可能面临的“突发事件”对双边关系来说是未知数。两国关系能否保持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国如何有效“治理”突发事件。

中日如何克服“体制的惯性”,如何完善“认识差异”,如何改进“危机管理的不足”这三个要素是治理的关键。

—-

中国政府的做事态度就是不经调查就先死不承认,如果真有问题就试图掩盖真相,如果没有像日本官方,媒体以及民间这种严谨的态度死命追查,这种事件一定会不
了了之。

在中国这种没有监督,不用负责的国家,毒奶粉,毒疫苗,地沟油,……,等着吧。

镜像链接:谷歌镜像 | 亚马逊镜像

分类: 新闻, 观点 标签: , ,
  1. 本文目前尚无任何评论.
  1. 本文目前尚无任何 trackbacks 和 pingbac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