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善:留苏数学家的八卦

管惟炎回忆录:

最早我们还没去苏联时,那时斯大林时代规定,苏联人不能跟外国人结婚,如果跟外国人结婚的话,马上开除苏联国籍。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中国政府就跟留学生交待,千万不能跟苏联人谈恋爱,尊重人家的法令。当时我知道有一个高干子弟姓吴,就是因为跟苏联人谈恋爱,被遣送回国。后来到了赫鲁晓夫时代,苏联取消了这一规定,苏联开放,中国当然也开放,但是后来中苏关系紧张了,中国又不准了,苏联倒是没有,中国就不准跟苏联人谈恋爱,怕你不回中国,或者是有其它问题。我在莫斯科时,我是中共学生党的总支书记,那时发现有两个人,跟苏联人谈恋爱,其中有一个人叫石钟慈,现在也是大陆科学院院士,这个人很优秀,很聪明。当时是同寝室的同学发现有一位苏联的女研究生,也是同学,常到宿舍来,就是请教他,一开始只是怀疑,后来在他的口袋里发现有一个保险套,证明肯定有问题,所以大使馆要把他送回去。另外一个人姓蒋,是四川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的,那个人长得很难看,而且很脏,年纪也比较大一点,好像不大容易找到对象。可是他在中学时代,那时提倡中苏友好,中国和苏联的中学生就互相通信,彼此并不认识,他就跟雅尔达中学的一个女生通信。后来他来到莫斯科做研究,当然继续通信,就有这种关系。雅尔达的中学生后来也没有升学,变成一个裁缝,后来经过通信,那个女生就到莫斯科来,跟他在郊区约会。别人当然也不知道,也是同房间的人,发现他的日记上写着这些事,而且还写说将来他希望把这女孩带回大陆,但是他担心两国生活习惯不一样,她不知道能不能适应,写着这些事情。其中写着,面包没有(当时中国还没有面包)还可以用馒头代替,黄油没有就没有办法办,他就写了这样一些内容。根据这些内容,肯定他也是有问题。这两个人都是学计算机的,大使馆就编造一个谎言(因为害怕告诉他们实情,他们就先溜了),告诉他们国内正在召开一个计算机的会议,希望他们两位回去参加一些意见,一般留学生来回都是坐火车,他们的情况比较特殊,就让他们搭飞机。

我跟他们两个一起回国,他们两个一直以为是回国开会,飞机在伊尔库兹克要停一次,后来因为北京机场天气有问题要停一天,他们两个就提出来说要到伊尔库兹克的街上逛逛,我心里当然有点担心,虽然我自己也很想逛,我担子很大,就决定去逛了,后来没发生什么问题。回到北京,他们就被人接管过去,不过后来都还不错,我在科技大学当校长时其中一人还是数学系系主任,现在又被调回北京当计算中心的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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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跟苏联
人恋爱的问题,其中有一个人比我低很多班,叫做杜林,他就是因为跟苏联人结婚,刚结婚时好像是允许的,后来中苏关系紧张以后就不让他的太太到中国来,他就疯了。

他的父亲叫杜润生,是科学院的秘书长,他原来是在中共中南分局,被毛泽东批评,说他是小脚女人走路,太保守,搞生产大队扩展地非常慢,现在好像也被认为是有问题的人,有四个中央委员,在[**]以后好像不大同意[**]中央的处理,包括他在内,认为他有问题。他的儿子后来就疯了,前两三年去世了。另外还有一个我的同学,他娶了一个亚美尼亚人,他们现在两个都在淡江大学,他曾经把他太太带回到大陆,在兰州大学,后来他的太太可能不适应,所以就回去了,他没有一起回去,趁着跟一个代表团到苏联访问时,他就溜了,就在亚美尼亚的研究所当教授,一直到现在,后来是以亚美尼亚籍到淡江大学,他的两个儿子孩子苏联,准备退休以后回到苏联,他当时的行为被认为是叛国。

 
 石钟慈院士1933年12月出生于浙江鄞县。1951年入浙江大学数学系,1952年转入复旦大学数学系,1955年毕业后到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工作。1956年赴苏攻读计算数学。1960年回国后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工作。 1965年至1986年任教于中国科技大学,任数学系主任和计算中心主任。1987年至1991年任中国科学院计算中心主任。现任中国科学院计算数学与科学工程计算所所长和“科学与工程计算”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曾任中国数学会副理事长(1988—1995),现任中国计算数学会理事长。 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院士。
  1987年石钟慈被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光荣称号。
  石钟慈现任浙江万里学院校长。


中科院的浮夸风
此外,各级的领导都是外行领导内行,毛泽东讲的,反右时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毛泽东的名言是“外行领导内行是普遍规律”,梅兰芳是中国京剧团团长,是唱旦角的,对老生花脸来说也是外行,所以他当团长也是外行领导内行。在大跃进时,比较好的是解放思想,科学院因此成立四个所,郭沫若当院长,张劲夫当党组书记,五八年成立了“半导体研究所”、“自动化研究所”、“计算机研究所”和“电子研究所”等四个研究所,对后来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其中“半导体所”和“电子所”相当一部分是从物理所分出去的,半导体所原来是物理所的研究室。总之,那个时期也有正确的地方,但是更重要的是,在外行的领导下,出现了浮夸风。

钱学森有一个超声波运动,把超声波的功能夸大了,超声波又可治病什么的,我当时不在国内,他在大陆一直提倡特异功能。当时有两个典型事件,一个事件是在物理所,说是成功的做成有机半导体,比现在的半导体材料成本便宜很多。来源是根据苏联的广播“塔斯社”说苏联成功做成有机半导体,苏联后来也是声明说是报道有错误。那时物理所有一个人叫陈春先,也是留苏的,大学毕业就回来,他在苏联就发表过一些文章。他说能表演用有机半导体做成半导体的收音机能发声,以至于郭沫若(当时是科学院院长)都请他和物理所的人吃饭,人民日报都头版头条刊载这则新闻。实际上他是弄虚作假,那个半导体收音机,是弄一个二极管,不是三极管,所以完全是假的。研究半导体当时在大陆有一位很有名的叫王守武,他当时就说这是假的,李德仲就是物理所党委书记(当时我不在大陆),就说不准动摇军心,影响士气,不准王守武讲,结果就看着那些弄虚作假的人扶摇直上,还在物理所弄了一个有机半导体的实验室,当然最后什么也没有搞成。

六〇年开始出现镭射(大陆翻译成激光),陈春先马上开始做镭射。当时是用红宝石,物理所是生产红宝石的(用火焰法),但是质量不好,所以做出来的镭射也不好。当时有电子所从欧洲进口红宝石质量当然比较高,陈春先就要向他们借红宝石(当时进口红宝石好像是不得了的事),电子所的人不肯借,陈春先就说这是国家的钱买的,你们凭什么垄断。所以就告到张劲夫那,张劲夫就说你们一定要借。陈春先就借了,他的实验是乱七八糟乱来,第一次实验就把红宝石给打坏了,陈春先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不要说坏了,请电子所的人来合作一起做实验,让他们来放电,一放电就发现坏掉,这样就不是他的责任。后来电子所的人来了也发现坏了,可是电子所的人并不那么紧张,原来电子所借给他的还是一个国产的,这就表示当时尔虞我诈。后来陈春先和我的矛盾非常大,中间闹过一些事以后,甚至登了六七天报纸,差点物理所给他打下去了,这是以后我当所长的事。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也不晓得为什么会这样。后来搞一阵子镭射没搞出什么名堂,他又去搞受控热核反应,这是大事,台湾到现在都还缺门,实际上二机部,已经专门有人在搞这个,而且在西南有一个专门的研究所,你在物理所的一个实验室怎么可以搞,但是他硬是要这样搞。


超声波毁了不少人
超声波时期,曾昭抡先生实验室有人称做出了超声波引发聚合,曾先生当时刚被打倒,也许是有余悸,没发表不同意见。之后这个还受表彰了。

纳米材料身上,有一点点超声波的影子


声学所的人还编了一首顺口溜挖苦超声热
20年了,一句也没记住。

苏联的小偷
我们再讲苏联的社会现象。苏联当时很少听到凶杀案这一类的事,由于苏联时禁止私人有武器。不想美国人有人会持枪杀人、抢劫,苏联者的比较少这类的案件,另外有个原因可能是没有特定的对象可以抢,没有特别有钱的人,绑票也没什么用。在中国毛泽东时代也没有听说有绑架的,我们小的时候倒是有,因为我们家比较有钱,晚上都要藏起来,到了共产党是没有绑票,等于说没有特别有钱的人,你绑了也没有用,生活比较单纯清静,倒是可以这样说。但是有很多小偷,我举例来说,比如到哈尔科夫,我是路过那里,我有一个习惯,没去过的地方,去一下总是比较好奇,我就到市中心一个五层楼的百货大楼逛一下,到了五楼时看见一个东西想要买,伸手到口袋想要掏钱时,就发现一只毛手正在我的口袋里,他就把我的手一甩,还骂我一声“你疯了,干吗抓我手”,实际上是他要偷我的钱。我看那个人穿着西装,带着礼帽,很整齐,不像小偷,但是他也很紧张,知道被人发现了,掉头就走下楼梯。我当时很幼稚,就跟着他下楼,到了一楼门口有一位警察,我就跟警察用手比划,说那个人是小偷,警察笑笑也没有行动,我就再跟警察说再不抓的话他就逃走了。后来警察把我的手拦下,告诉我说,这样很危险,他们都是一伙的,如果被他们知道的话,你将来会受不了,以后有这种事,你就要偷偷的做,不要用手指。听警察这么一说,我自己吓坏了,赶紧溜到火车站离开了。后来我回到第比利斯时,就告诉一个捷克同学,他笑一笑说,苏联的警察胆子小,他怕得罪了小偷一伙,苏联警察只会吓唬过马路的老太婆不受交通规矩。苏联的习惯是男生不能穿短裤,女的一定要穿裙子(除了在军队服务的以外),其他包括冬天都要穿裙子,这是苏联的规矩,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变。另外一次小偷事件发生在顿河上的罗斯托夫城,那次是在路上跟地摊买一本地图,好像是四十卢布,我拿一百卢布去找,找回来六十卢布放在口袋里,然后我就上了一个电车。上电车后我觉得是人比较多,我的警惕性还是比较差,后来我就摸我的口袋发现钱没有了,连护照也没有了,这个问题比较严重。我当然就很着急,赶紧回头看我后头什么人,后头一个人笑嘻嘻的把我的护照递给我,我就说,还有钱呢?他就说,你上车时在车门口钱就被偷了,护照掉在地上我帮你拣起来的,那个人已经溜了。后来我想不对,就要他跟我下车找警察,一般的人如果觉得作了好事你还这样埋怨我,一定会很生气,可是他也不生气,就老老实实跟我下车,还跟我走了一段。后来我就想起之前警察告诉我他们都是一伙的,我就怕危险,就跟他说算了,还跟他道谢。还有一次在莫斯科,莫斯科市政府旁边有一间书店,我在那里想要买书,觉得我的口袋好像有点动静,我马上警觉说有小偷,一看后面一个人也是穿着很整齐,你问他,他当然不承认,再看他后头有一个小孩,他已经把钱递给那个小孩了,那小孩马上就离开书店走了,我就追那个小孩,小孩一出书店就跑进一个胡同,刚好是市政府跟书店之间的胡同,追了一段,我觉得我追不上他,后来又想起我是一个外国人,在路上追一个小孩好像不太好,就算了。还有一次在莫斯科市,苏联科学院为中国科学院派去的学生搞一个集体宿舍。在集体宿舍里面,两个人一个房间,中国人在星期六晚上开会跳舞,其中有一个人在研究所加班没有回来,另一个人到楼下公共浴室去洗澡,洗完澡回来发现房门锁上了,他也开不开,他以为是另一位室友回来了,在里头睡觉,但敲门也不开。实际上里头有一个小偷,小偷也不敢出来,就像从窗户溜走,可是房间楼层高,跳下去不行的,小偷就把白床单撕了,撕成长条状,一条接一条,想当作绳子一样下去。正当他把床单往窗台撂下去时,当时正当傍晚,研究所的同学刚好回来,发现怎么从自己的房间丢出一条白床单,就觉得很奇怪,就站在那看,小偷就不敢下来,外面看的人越来越多,里头敲门的人就报警了,警察来了以后就想办法把门用力砸破,一看是宿舍里的电工,他乘着大家去跳舞时进去宿舍想偷东西,其实也没有什么钱可以偷,后来他当然是被捉去了。西方世界像美国频传的当街抢劫,这一类的事,苏联倒是没有,他只是偷。苏联买东西要排队,很多妇女提个篮子,小偷就从后头篮子里拿东西,排在后面的人看见了,也不敢说,因为大部分是女的,小偷手上有刮胡刀,从你脸上一划,你就破相了,所以就不敢吭声。我弟弟有一次在公车上看见一人偷另一个人的东西,他就要嚷嚷,后来苏联人制止他,说这样非常危险。苏联就是小偷比较多,这是他们的社会现象。

这么说朝鲜是跟苏联学的?
苏联的习惯是男生不能穿短裤,女的一定要穿裙子(除了在军队服务的以外),其他包括冬天都要穿裙子,这是苏联的规矩,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变。

无线电是俄国人发明的 :-) 5
李:您刚提到Shoenberg,他原来是哪一国人?

管:是英国人,他是卡皮查在剑桥时,当过卡皮查的学生,卡皮查回苏联时他学业尚未完成,就跟着卡皮查到苏联完成学业,然后又回到英国。所以他在苏联期间学了俄文。苏联的教材教学,都充满了爱国情绪,俄罗斯特别强调。很多西方发明的东西,苏联人都说是他们的发明,除了电磁波是西方人发明篡改不了,但是无线电做成电报是意大利人马可尼,苏联说马可尼是一个骗子,实际上是俄国人波穆夫做的。另外如电灯泡、电影这些都说是俄国人发明的。苏联人特别崇拜一个人叫罗蒙诺索夫(编注:Mikhail Vasilyevich Lomonosov,1711-1765,俄国化学家),这个就有点像中国的诸葛亮,是古代一个很聪明的人。他这个人似乎什么都会,俄文文法就是他创建的。后来有个笑话说无线电也是苏联发明的,因为在挖考古资料时都没有挖到电线杆,表示苏联在远古时期就发明无线电。另外还有笑话:赫鲁晓夫和米高扬到西方去访问,有一次在美国宴会上用的餐具都是金子的,所以他们很想偷回去,但是赫鲁晓夫坐在主位,大家都跟他谈话,所以他没有机会,米高扬有机会就把餐具放到口袋里去,赫鲁晓夫就很嫉妒。后来他就跟在座的人说,我要变一个魔术,我把餐具放到我的口袋,就可以变到米高扬的口袋里去,他就把餐具放到口袋里,再从米高扬口袋变出来。F

这个问题各有各的说法。
西方认为是马可尼,苏俄认为是波波夫。
  要从时间上看,波波夫(1894)还比马可尼(1895)试验成功早一年。

那蒋方良怎么说呢?
最早我们还没去苏联时,那时斯大林时代规定,苏联人不能跟外国人结婚,如果跟外国人结婚的话,马上开除苏联国籍。

这个,好像蒋经国是在苏联和蒋方良结婚的吧?结婚后还待了一段时间。貌似蒋方良没有给开出苏联国籍啊。

估计是后来的政策
有毛子老婆的多了,蒋经国当然大家都知道,博古,张闻天,陈昌浩,刘少奇儿子刘允斌都娶了苏联老婆,但是这些人都比管惟炎留苏早太多了

刘允斌是最晚的:

1952年,刘允斌以优异的成绩从莫斯科大学化学系毕业,不久就和玛拉结婚了,婚后生活十分美满幸福,刘允斌考上了莫斯科大学核放射化学专业的研究生。

证明在斯大林时代的最后两年,苏联人和中国人是可以结婚的。再加上斯大林女儿不能结婚,说明是赫鲁晓夫时期的政策。

还说明刘家人确实有少奇的风流基因阿,毛岸英在苏联那么多年,连个老婆都没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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