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耕身:今天我们该如何飞越疯人院

我们俨然正在迎接一个“人人都是精神病”的时代。去年,北大教授孙东东曾经施施然地对媒体表示:“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吧,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在舆论强大的压力之下,孙教授不得不出面道歉。然而,尽管孙东东收回了自己的话,但先生言论之衣钵,却已然广布中国,继承及实践者日众。

  南都网新近以“中国式精神病院:谁有精神病地方官员说了算?”为题,关注到“两起骇人听闻的发生在精神病院的新闻事件”。一起是河南漯河市农民因帮残疾邻居状告镇政府,被镇政府官员送进精神病院,且一关就是近七年。另一起是湖北十堰,两个市民因在上访现场拍照,被闪电送进精神病院。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河南漯河农民徐林东于4月25日终获出院。十堰事件中,市民彭宝泉、邓复华在精神病医院住了5天之后获准出院。吊诡的是,两地政府或警方对这三位上访者的病情诊断,均为“偏执性精神障碍”。正与孙东东教授的判断相一致。

  我不太认同报道将这两起事件视为“发生在精神病院的新闻事件”的说法。严格地说,它只是发生在上访路上的新闻事件。那些企图走向救赎与公正的人们,在半途被劫了下来,被送进了精神病院。精神病院显然不是事件的发生地。当然除非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在专门的精神病院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精神病院。因为只是在这里,为人们做精神鉴定的,不必是白衣天使,而是一些身着公权力外套的职业人士。

  是不是有一所更大的精神病院,我们都身在其中?电影《飞越疯人院》的主题歌唱道:“我们活的这个世界就是疯人院/里面的疯子不知自己活在疯人院/你是否需要力量抵抗这疯人院/和我一起飞越这疯人院……”我们今天,是否有力量抵抗这“疯人院”?

  我们无法容忍像孙东东那样的“真话”,却又不得不默默见证一个个上访者被投进精神病院。不论是徐林东还是彭、邓两人,与其称为之“偏执性精神障碍”,不如说是上访型精神病患。他们显非第一例,肯定也不会是最后那一个。只要在地方权力看来,一切不能顺从或匍匐于权力之下的民众都需要被矫正,那么精神病就总是难免的,“人人都是精神病”的判断也就与这个时代如影随形。虽然我不知道,需要多少间精神病院,才能收治上访路上那些心怀怨怼、偏执而不顺从的民众。

  请允许我引用一段过目不忘的论述。有论者撰文指出:米歇尔·福柯曾对精神病院以及精神病学的政治应用——“精神病学政治”或“政治精神病学”——给予了严厉的批评。福柯认为,精神病学从一开始就具有维护社会秩序的镇压功能,精神病院实际是具有医学外表的软禁之所,“禁止发疯如同禁止发言”,现代精神病治疗“把医学变成司法,把治疗变成镇压”。

  我并不以“政治精神病学”来作为对今天中国一些地方权力的批评,但的确同样悲从中来。

  “人人都是精神病”显然并非实情。作为一个笃定的事实,当越来越多的上访型精神病患者奇异地出现在我们这个时代,所表明的恰恰是一种权利意识的生发与崛起。因此应反思那些赋予精神病院以维稳目的或软禁手段的权力行为。或许,一种权力本位与人治意识,早已使他们优先地成为了他们所声称的那种“偏执性精神障碍”患者?我们宁愿相信,这样一些人,为数并不太多。我们也因此相信徐林东说的:我不怨恨政府,只是个别人所做的事违法,但他们不能代表政府。

  徐林东哪怕是在“被精神病”近七年之后,仍然深怀着对于政府与大多数权力者的信任,实在让人感慨系之。这样的信任,不应被辜负。而与此同时,我们仍必须清醒的是,哪怕只有一个公民在“被精神病”着,则我们所有人仍然都被拘束着,得不到自由。正像列宁在读完俄国作家契诃夫描写沙皇时代精神病院的小说《第六病室》之后说的,“我有这样一种感觉,仿佛我自己也被关在第六病室里似的。”

  除了这样的感同身受,我们将从哪里寻找力量,来抵抗这“疯人院”?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士)

http://www.dfdaily.com/node2/node24/node619/userobject1ai22001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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