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xmang: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财政政策历史简要回顾

由于目前许多人对未来财政可能出现的巨额赤字(2010年预算草案为1万500亿,实际肯定会突破) 和恶性通货膨胀忧心忡忡,我觉得有必要先回顾历史,因为前三十年我们一直就是这么熬过来的。我们30年的经验就是: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

1、1979年:促进国民经济调整的财政政策,中央集权开始松动

 11届3中全会后,国民经济开始复苏,经济出现过热现象,(当时还是计划经济体制,绝大多数投资资金都来自于财政)引发严重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双膨胀),外贸逆差增加(具体数据可上网查,)。
  紫阳真人这时提出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
(1)、改革财政体制,实行“分灶吃饭”,促进各级财政实现收支平衡。这是导致今天产生诸侯经济的后果(这个背景我有一个专门讲分灶吃饭的帖子,可以到我的家园去找来参考)
1980年起,除北京、天津、上海继续实行总额分成、一年一定的体制外,各省、自治区实行了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新财政体制,打破了统收统支的局面,调动大家增加财政收入的积极性。
(2)、压缩基建规模,控制投资需求。1979年,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加强基本建设财务拨款管理的通知》,要求基本建设不能突破国家预算指标范围;严格按照国家计划供应资金;严格执行结算纪律,防止和制止拖欠贷款;严格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办事,纠正边设计、边施工、边生产的做法(这时各省都发明了许多钓鱼工程技术,许多技术今天还在使用)。对引进的项目和1000多项未完工程,除保留必要的部分外,全部停建、缓建;对大部分非生产性项目也实行停建、缓建(所以我们永远不要低估了政府治理危机的能力)。同时,严格基建投资的审批手续,并将基建资金逐步改为有偿使用,强化了投资硬约束(这是后来投融资体制改革的萌芽)。这些措施把国家预算内的基本建设投资规模每年的增长速度控制在10%—25%之间。
(3)、控制消费需求,压缩各项开支。尤其是对社会集团购买力实行计划管理,限额控制,1980年,规定文教、科学、卫生、体育等事业单位和行政机关实行“预算包干,结余留用,征收归己”的办法,一事一报批,控制扩大支出和年终突击花钱。同时还开展了财务纪律大检查,控制奖金总额和超额津贴。(相信年纪大点的人都有记忆,集团购买要指标,指标=粮票,比资金还难搞到)
(4)、增加农产品和日用品供给能力,增加农业、轻工业投资。 1979年安排了174亿元财政支农资金,1980年支农资金150亿元,同时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1979年,国家将粮食统购价格提高了20%,在此基础上超购加价幅度从原来的30%提高到50%,也提高了油料、棉花等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1980年,国家财政的粮油价差补贴、超购粮油加价补贴和粮食企业亏损补贴支出共计108.01亿元,比1979年增加了47.39%,但是这时粮油副食品开始大幅涨价。(这时我还在科大读书,印象最深就是四食堂的菜梗耳皮价格一夜之间从1毛5涨到2毛)。
国家计委这段时间安排了大批轻工业基本建设投资(很多我后来接手的烂企业都是这种匆忙决策的产物),还增加了轻纺工业挖潜改造和专项贷款15亿元。
(5)、控制需要大量补贴的产品出口,减少高亏商品的出口,减少国家对外贸的财政补贴,调整进出口商品结构(这是官办外贸企业开始走下波路的原因)。
  这些政策的结果是经济增长率从1980年的7.8%降到1981年的5.2%。(所以紫阳真人管理经济水平真的不怎么样)

2、1982年: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改革的春雷终于炸响

  面对国民经济大幅下滑,就业压力的增大(有年纪的人应该记得当年找工作的艰辛,以能进国营企业,甚至大集体企业为荣,返城知青为就业问题闹事是那时各大城市最常见的风景),1982年开始被迫放松银根,开始真正的财政体制改革:企业实行利改税,这就意味着企业生产的剩余价值国家不能都全部拿走了,工人不再是只会干活吃饭,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工具,而是只能按规则拿走一部分剩余价值(这是后来一切城市改革的先锋:承包经营,股份制,私有化,mbo等等都是从这个嫩芽长起来的。这个改革的意义是非常大的,类似商鞅变法,把公有制的井田制改成了私有制的雇佣制和租调制,是中国从公有制向私有制转变的最大转折点,是广大工人从奴隶转为自由人的转折点)。
   这个改革释放了中国人民疯狂追求财富和幸福的动力,我们国家从此走上了疯狂的增长道路。
   从1982年开始,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逐步回升,当年增长9.1%,增幅较上年提高3.9个百分点,1983年加快到10.9%。

3、1988年9月:紧缩的财政政策,8平方出现的宏观经济背景简介

   从1984年开始,国民经济过热的迹象又逐步显现,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差额不断扩大,投资消费高速增长,价格总水平大幅攀升。为满足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要求和解决企业流动资金短缺的问题,国家不断扩大财政赤字,而为弥补赤字,银行超量发行货币,又加剧了物价指数上升。相信经历过6平方的人,对那段时间疯狂的通货膨胀记忆犹新(官方公布25%,实际超过35%),这也是价格闯关的背景:华山一条路,没办法只好铤而走险,结果导致一个民族悲剧,今后100年也无法释怀。
   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实行了紧缩财政、紧缩信贷的“双紧”政策。 
(1)、停止建设项目。从1988年9月至1989年第一季度,停建、缓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共1800多个(导致大量隐性失业,民怨沸腾)。将调整预算外基建投资作为压缩投资需求的重点,限制“楼、堂、馆、所”及住宅等非生产性投资的规模(我的印象是国家计委基本停止批准任何非生产性项目,甚至连一些大型科研项目和军工项目都停批和停止拨款,例如系统所参与的核潜艇项目就在此时下马的)。
(2)、降低老百姓生活质量。把专项控制商品由19种扩大到32种,全国性停发国有企业奖金(企业发人均50元以上奖金得报省政府或工业部批准,各省和部委奖金额度包干使用,实际上没有企业能够获得批准),大幅提高储蓄存款利率(我的印象当时1年期定期储蓄超过10%,具体数据可以上网查),对高档耐用消费品如冰箱、彩电等采用专卖和工业劵(我记得当时我家买的第一台彩电就是在单位抽签抽到的工业劵)。由于粮食和主要副食品价格大幅上涨,国家财政继续增加定额补贴(我记得8平方时在广场与某些老工人聊天,最不满的就是物价上涨:以前烤白薯是孙子辈吃的,现在成为爷爷辈吃的—-背景是从2毛一斤涨到1元一斤。绝大多数机关工作人员养家糊口已经十分艰难:当时大学毕业的一月工资136元,又没有什么腐败机会,而当时有票供应的五花肉是不到2元左右一斤,无票的黑市肉已经到3元多,一月工资在黑市上只能买40斤五花肉)
(3)、对经营不善、长期亏损的国有企业停止财政补贴,对落后的小企业进行整顿和关停并转(这是东北国有企业悲剧的开始,是后来前任总经理不得不采取极端手段的原因,这都是紫阳真人留下的烂摊子);压缩行政管理费支出,到1990年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上年的42.2%压缩到7.3%(可以想象当时已经变态到什么程度,无所不用其极,当时已经在开会讨论关闭解散中科院了,其他的单位自然下场更惨);对所有单位持有的1981—1984年发行的国库券,推迟三年偿付本息(这是我知道的第一次,当然绝对不是最后一次,中央赖账,借钱不还)。
(4)、进行税利分流试点和税制改革。(这是后来前任总经理大搞国税地税分离的原因)。
 1988年在重庆进行税利分流试点,1989年扩大试点范围,企业利润先以所得税的形式上交国家,税后利润以一部分上交国家,余留部分归企业。对固定资产投资贷款由税前利润归还,改为由税后利润和折旧基金及其他企业自主财力归还。与此同时,对税制进行改革,1989年开征建筑税,将自筹基建投资建筑税由原来的单一税率改为差别税率,对非生产性建设、计划外建设和非重点建设实行高税率,对小轿车、彩色电视机征收特别消费税。
  这一堆猛药的结果就是8平方爆发,企业流动资金严重短缺,大量企业停产停工,经济增长速度的快速回落,隐性失业数巨增,居民收入增幅下降,财政困难日益加剧。社会开始不安定。

4、1993年: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东风吹来满眼春带来的危机

 面对上面经济下滑危机,为了证明执政的合法性,1992年南巡讲话和十四大东风吹来满眼春鼓舞下,通货膨胀达到25%,经济形势十分严峻(我有一个帖子讲前任总经理如何处理这个危机的,可以参考)。
(1)、1993年提出了宏观调控的16条措施(记得这些措施公布当天我正好去某银行行长办公室,当时他十分悲观的跟我说:这么搞下去国事不可为了。这是一个出身金融世家的经验丰富的银行家)。
(2)、1994年起实行分税制,强化中央在税收分配上的主动权,增强了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建立以增值税为主体的新流转税制度,扩大了消费税的征收范围,营业税的税目也进行了调整,国有企业不再执行承包上缴所得税的办法,取消了所得税前归还贷款,要上缴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国家预算调节基金,个人所得税应纳税所得在原来六项的基础上又新增加了五项。(事实是极大的增加了企业税负负担)。
(3)、1993年,颁布实施了《企业财务通则》及《企业会计准则》,全面实行税利分流,规范政府与企业的分配关系。从1992年开始,税利分流在全国试点企业达到了4000多户。税利分流理使中央可以运用税收和利润两种渠道来提高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
(4)、严格控制投资规模,清理在建项目,严控新开项目,强化税收征管,清理越权审批减免税,限期完成国债发行任务,把预算会议费压缩20%,控制出国活动和各种招商办展活动,控制各项债券年度发行规模和债种;控制地方政策债券发行。(总之,前任总经理的手段都是霹雳手段)
1996年,国民经济实现了软着陆,既有效地抑制了通货膨胀,挤压了过热经济的泡沫成分,又保持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形成了高增长、低通胀局面,成为我国宏观调控的成功典范。

5、1998年:积极的财政政策,亚洲金融危机的应对措施

    1997年7月2日,亚洲金融风暴爆发,我国外贸受到了严重冲击,产业结构不合理、低水平的产能过剩、区域发展不平衡等经济结构问题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产生了放大效应,国内大量企业停工停产,失业严重。
   为了扩大内需,从1998年7月开始,国家开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
(1)、增发国债,加强基础设施投资。 1998年7月,向国有商业银行发行1000亿元国债,1999年上半年又向商业银行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至2004年共发行长期建设国债9100亿元。国债资金主要投向农林水利、交通通信、城市基础设施、城乡电网改造、国家直属储备粮库建设等方面,截至2004年末,七年累计实际安排国债项目资金8643亿元,并拉动银行贷款和各方面配套资金等逾2万亿元。
(2)、调整税收政策,支持出口、吸引外资。分批提高了纺织原料及制品、纺织机械、煤炭、水泥、钢材、船舶和部分机电、轻工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加大了“免、抵、退”税收管理办法的执行力度;对一般贸易出口收汇实行贴息办法,中央外贸发展基金有偿使用项目专项资金也正式开始使用;调整进口设备税收政策,降低关税税率,对国家鼓励发展的外商投资项目和国内投资项目,在规定范围内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从1999年起,减半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至2000年暂停征收;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技术改造项目购置国产设备的投资,按40%的比例抵免企业所得税;对涉及房地产的营业税、契税、土地增值税给予一定的减免;对居民存款利息恢复征收个人所得税。
(3)、增加政府消费。例如教育经费所占中央财政比例从1998年起连续五年都比上年提高1个百分点;1998年中央财政安排144亿元补助资金和借款,专项用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程;增加转移支付20亿元支持省级统筹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
(4)、增加工资,改革分配制度,增强居民消费能力。1999年至2002年,连续三次提高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标准,还实施了年终一次性奖金制度,使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月人均基本工资水平翻了一番。中央财政大幅增加对中西部地区行政事业单位人员工资和城市低保的资金补助,加快了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5)、开始大范围的国企破产。2002年中央财政拨付关闭破产补助资金129.58亿元,安置职工38万人。
(6)、开始组建央企巨无霸。电力、电信、民航石油、石化、冶金、有色、汽车等行业的巨无霸都是这时组建,并对他们实行所得税返还政策,提供对外承包工程保函风险专项资金,用国债作为财政贴息资金支持技术改造技术引进。
(7)、减轻企业负担。从1997年开始,取消不合法和不合理的收费项目近2000项,降低近500项收费标准。1998年清理了涉及企业的政府性基金和收费,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370多亿元。
(8)、实行债转股。通过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将银行的债权转为股权,降低企业资产负债率。(这个对我来说有刻骨铭心的痛苦:国家付出巨大代价,结果仍然是一无所获,留下一堆废墟)
 总之,1998年至2002年的宏观调控,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为主,在扩大投资、刺激消费、鼓励出口、拉动经济增长、优化经济结构等方面做出一些主动应对措施,减小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通货紧缩的趋势得到了遏制,社会需求回升,经济获得增长。

6、2004年:稳健的财政政策

  上述天魔大法政策的后果是到2003年,宏观经济又出现了投资巨大,流动性过剩,电力、煤炭和运输紧张,通货膨胀开始抬头(这点大家应该都有印象)。
  现任总经理上任第一件事情就是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调控宏观经济。
(1)、减少国债规模。2004年国债发行规模比上年调减300亿元,主要用于农村、社会事业、西部开发、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试图引导社会投资和民间资金向上述方向转移,缓解经济局部过热(结果是什么也没有得到)。
(2)、减少建设项目。2004年1—4月,全国基本建设支出比上年同期减少了11%,5月,全国财政支出速度也明显放慢,当月支出1721亿元,同比仅增长1.9%,其中基本建设支出降幅达15.4%。放慢了国债项目资金拨付进度。1—6月,累计下达国债资金预算246.34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308.23亿元,占全国国债专项资金指标的15.64%。(试图降温,但失败了)
(3)、有保有控。大力支持农业生产,对农民种粮实行直接补贴、加大对农民购置良种和大型农机具的补贴力度、减免农业税。(全国28个省区共安排良种补贴资金16亿多元,其中中央财政补贴13个粮食主产省区12.4亿元)加大对就业、社会保障和教科文卫等资助,2004年上半年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同比增长了11.5%;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增长19%;全国教育支出增长16.9%;科技支出增长37.8%。
(4)、税制改革。2004年在全国范围内取消了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降低了农业税税率;到2005年底,全国已有28个省(区、市)全部免征了农业税,全国取消了牧业税;2006年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农业税,同时取消了农业特产税,对减轻农民负担和增加其收入起了重要作用。
   同时改革增值税。自2004年7月1日起,在东北地区进行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转型改革试点,允许纳入试点范围的企业新购进机器设备所含增值税进项税额在企业增值税税额中抵扣。
   调整个人所得税。2006年将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费用扣除额由每月800元提高至每月1600元,随后又调高到2000元。
   调整企业所得税。2007年统一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度,并于2008年1月1日起在全国实施。
   调整资源税。提高了11个省的煤炭资源税税额标准。
   调整消费税。扩大了征收范围。
   多次调整了出口退税率,取消和降低了部分高能耗、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对部分不鼓励出口的原材料等产品加征出口关税,降低部分资源性产品进口关税。
(5)、大力支持房地产。调整房地产税,2006年将个人购房转手交易免征营业税期限延长至5年,并调整规范了土地收支管理政策,完善了住房公积金管理政策,调整了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政策和征收标准。
  这些政策的后果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2006年,2008年,以及今年的持续不断翻烧饼,国家宏观经济不断坐过山车。

当年的国企,不堪回首的数字
1、高负债

1995年我国国有资产总额为47472亿元,资产负债率为66%,全年利息支出1265亿元,比十年前增长了16倍。1996年工业企业利息支出2271亿元,比1995年净增1006亿元。1997年国有企业的平均负债率在75%以上,流动资产负债高达90%以上。很多老企业已是负债累累,有的更是资不抵债,成为空壳企业。到1998年,国有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65.9%,比全部工业企业高2.2个百分点,利息支出达1097亿元,占产品销售利润的37.9%。如果将商业企业等其他国有企业算进去,其负债率仍然是75%以上。由于债务过重,相当部分久拖不还,形成呆账坏帐。

2、企业办社会
我国国有企业开办学校1.8万多所,在校学生610万人,教职员工260万人,疗养院1.9万所,医院诊所22.5万间。这些非生产性资产占到国有企业资产总额的近10%,这里还不包括国有企业每年用于职工的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教育、文化体育等方面的支出,这部分费用大约占企业全年管理费用的50%。

3、人浮于事
据粗略统计,全国国有企业富余人员至少有1000多万人,各企业普遍存在大量无工可作的工人和后勤管理人员,为了养活他们,一年的工资、福利等各种开支就需要1500亿元左右,大大超过了这几年国有企业的利润总额。像鞍钢,20万正式职工、20万合同制工,10万离退休人,仅人头费便不得了

4、严重亏损
1996年,我国国有企业总体亏损额18亿元,1997年为293亿元,到1998年已上升为558亿元。
1997年,在14932家国有大中型企业中,发生亏损的有6093家,亏损面为40.4%,亏损额589.1亿元,亏损率高达52.75%,分别比非国有大中型企业高10.1和26.2个百分点。1998年,国有大中型企业实现利润241亿元,比上年下降52%;亏损面为45.1%,比上年上升了4个百分点。

目前在内需不足、通货紧缩的背景下,其亏损额和亏损面更大。许多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开工不足的占70%,产品库存积压达3万亿元以上。现在纺织、铁路、煤炭、机械、兵器、石化、邮电、航空、森工等都出现全行业亏损,512家重点国有企业有156家亏损,占30%以上。

1998年,国内成品油和化工化纤产品的走私猖獗。特别是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走私的油品对国内的市场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占我国国企税收近40%的盈利大户石油石化行业效益大幅度下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全行业亏损局面。有统计数字显示,去年上半年全国大型企业亏损88亿元,石油、石化两大总公司便占了40亿元。

所以,我认为朱起码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从开源节流,整理财政上来看,非常成功,所以会载入-
史册。但是人民尤其是国企工人及其家庭付出的代价和导致的国有资产流失都是巨大的,也是空前绝后的。其实经过我们在现场的经历,完全不用这么着急,不要这么极端,这么急功近利,可能能够处理得更好。

前阵子去蚌埠
当地的压缩机以前很牛的,现在国企都不见了。全是私企
出租车司机跟我扯淡,我觉得也是可以考虑的当时国企亏损严重的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内部的人在倒腾,尤其当时国企的销售人员。基本上是拿国企的东西去赚自己的钱,企业越来越亏损,能倒腾的越来越富。然后国企改制再买下,当地现在的压缩机企业基本是当年几个压缩机国企的销售人员出来干,或者收购原来企业的。
要说产品有大问题,不适应市场形势之类的,显然不是。
问题出在货卖出去,钱收不回来,或者钱去了私人腰包。
这种事情,现在的国企虽然有收回扣之类的事情,但是显然现在监管要到位的多。即使利润可能有多有少,但是保证企业运营继续发展是肯定没问题的。

你说得对,相当多的破产、灭亡国企是可以活过来的,实际上当时地方为了推卸责任,夸大危机了,而国家经贸委为了迎合前总经理,故意选择性失明。

你说的对,还有,就算是搞MBO
也应该国家保留部分股权,不可以全卖给私人

最近去了趟雅安
雅安皮鞋以前在四川是很有名气的,质量好,价格也不贵。问当地的朋友,雅安皮鞋厂还在不在。

朋友回答:雅安皮鞋厂纯粹是被ZF搞死的,人家活得好好的,非要改制,引进外省老板,现在企业破产了,ZF正好卖地!

说明资源还是匮缺的啊
就是懂得管理,愿意为了企业而付出的人才,还是匮缺的啊

如同如果人人都是雷锋,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

不是人才稀缺,而是制度让这样的人才不愿意干这个活。
赏罚不明,政治风险大:说你好时是改革,说你不好时是违规。

忙总此话大有深意啊

就是说,不是没有人才,而是没有办法让人才冒出来做这个事情….这个说法对偶的启发很大

本来就是如此,精英淘汰的必然结果。建议看我的老帖子

也有地方差异
好比广东这边,离北京远,很多东西都在打擦边球。我感觉这边与内地的一个明显区别是地方愿意去推动改革,或者说违规。

广东是赚小钱没人管你,你搞大法了,一样的上纲上线
当年广州羊城汽车引进标致一样的被骂洋奴卖国。

这可能就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吧
谋不谋是你的事,其他的就不关你事了。

改革和违规本来就是一体两面的事。

我自己就是例子,元月份,上cctv新闻联播头条,宣传改革
创新的重大突破:债转股重组国企,提高竞争力。三月份就说我违规,胆大包天,大逆不道,犯上作乱。彻底把一大帮人都搞糊涂了,某地方书记和市长联袂到北京问:到底哪个说法对?我们刚开始准备学习推广,树立为样板。说法是都对,可以继续学习,但是不要宣传。这就是体制内的游戏规则。一言难尽。

这说明TG知道自己的组织动员能力太强大
49年前有对手制衡时只觉得越强大越好,之后慢慢发觉不是那么回事了。认识上应该说是一个进步,只是调整起来难度很大。整体的政策应该是一个包含着矛盾的均衡政策,49年前TG做的是打破均衡,49年之后TG要做的是维持均衡,但是TG是一个庞大的组织,而且是一个从被组织阶层发展出来的组织,所以一大帮人都糊涂了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不糊涂就没有明白的一天,只有灭亡的结局。

老兄的回复把握搞糊涂了,这件事情怎么会与动员能力挂上钩
他的动员能力强大是事实,但是与这个好像没关系。请详细说说怎么会有关系。


国企亏损的核心因素

就我的理解,设备陈旧之类,只是问题的一部分,核心因素在于:
1、国企管理层的知识和能力有重大缺陷,当时大部分管理人员受到的教育都是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经验也是计划经济下的,不知道市场经济下一个企业应该是怎么
运作的;结果是大量的决策错误,换几届厂长经理,再犯几个经营错误,再好的企业也要休克;
这也是为啥俄罗斯和中国被某些经济学家一忽悠就去闯价格关的重要原因之一;(朱是会砍银行贷款加息压通涨的,的确比前面的赵和李强的多);

2、国企管理层本身定位是“官”,搞企业只是晋升中的一个阶梯,上面有人照着就能升,企业做的好不好都没啥关系;而且缺少激励,如果国企整好了,在苏联是
可以奖别墅和汽车的,个人生活上有大的改进,起码也有个奔头和动力,所以开头的承包法,虽然粗放,但也发挥出一些作用,我觉得效果比后来把国企搞烂了好;

3、对管理层的审计和监管薄弱,我觉得常说的“一放就乱,一抓就死”,其实就是监管问题,西方企业不做假账是因为会计公司的严格监督,而不是其他的原因;
监督也是一直贯穿中国改革的大问题了,结果就是腐败不断发展,所谓党风一年比一年差,到最近才稍好一点;

4、民营企业在80年代诞生以后,在10几年中有了很大的发展,逐步发展到能和国企竞争,但是常常用一些出格的竞争手段,国企方面则是由于上述原因,一直
被动挨打,政府方面则没有进行规划和管理;

最后是由于政策的不断调整,不少的企业陷于不景气,政府便疏于监管,形成只要工人不闹事,不上访,你怎么搞都行;而工人也天真地认为,只要你能发工资怎么
搞也行,反正以后由政府管。造成对企业监管的失控,对企业领导人既没有约束也没有激励。

企业负责人各显神通,或开发或租赁或卖东西,只要有暂时的收入,能维持局面走一步说一步,至于长远的问题无人管无人问,最终造成企业资源的枯竭,同时也成
了烫手的山芋。我知道的一个企业原来的负责人搞房地产开发,也确实为职工发了生活费,维持了一段时间。后来换了领导,不想再开发了,就失去了收入来源,影
响了职工的收入,职工就埋怨说,你还不如原来的领导,不管人家咋弄给我们发钱了。于是到最后,国家和银行都扛不住了,结果就是“消灭企业亏损,消灭亏损企
业”。

不过,我有一个疑问,就是提出“三年国企脱困”到底是谁,朱是懂经济的,应该不会自己跳出来唱这么高的调,这个希望忙总解惑。

解释可以有许多种,能不能说明白就不知道了。 2
K
大出身的应该是习惯分析演绎的,就是说一件事情成立,分析条件和过程,然后复制就可以再次地成立。不过有句话叫“个体的有序导致整体的无序”。债转股重组
国企也有可能一个企业成功又有许多企业成功最后却整体失败。我不是业内人,还是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吧。一片草原上,开出一亩耕地可以是丰收的良田,三分之一
开垦成耕地也可能没有问题,但是到了三分之二甚至全部开垦后可能就不是这样了,而针对一亩实验田的分析是看不到后面的可能结果的。49年前的TG不用考虑
这些,因为那时只需要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将别人的变成自己的,有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就不一样了,同样是动员力量,这时需要给自己的力量寻找到执行的边
界,以前有对手作为边界,现在没有了,这就是区别。

换一个角度说同样的问题,债转股重组国企。动员力量的强大也有可能让所有的企业都成功,但是在忙总意气风发的时候,类似大炼钢铁时个人家里的菜刀也可能被
动员的情况可能以另一种形式重演。“不宣传”也许就是有以上的考虑。从这个角度说,现在的利益集团林立也不完全是坏事。

再换一个说法也可以说是管理的粗放。一个政策下来缺乏明确的执行边界,如果还是一个联播头条就很难掌控。类似二套房贷的定义,如果不是所有国企都可以重
组,又没有条件来确定边界,一个近三十年的办法就是“总量控制”。管理的细化是有条件的,记得看过一个关于荷兰的介绍,子女要用父母的钱买房并不是父母把
钱划到子女的帐户就完了,收税是一方面,重要的是区分和透明,不知道中国有多少人抱怨社会的管理又有多少人能接受实现管理的条件。

回到动员能力,TG用总量控制作为自身动员能力的边界,更精确的制度管理需要逐步地建设。忙总的问题可能在于分析,演绎,演绎内涵着自己理解的边界,而我
的理解是现实中并没有忙总理解中的边界。

就我自己经验来看,一个把企业技改大修基金和折旧费都

成预算内收入要收走的政府,不留一点剩余价值给企业的政府,是有责任和义务管管奉献一辈子的工人的最低生命保障的,再说从我们实践来看,至少60%的企业
不应该抛弃,是可以救活的(我们选企业完全是随机的,没有刻意挑选,就是按报表字母排序),不能为了自己的政绩弃若敝履,然后不闻不问,人气自生自灭,这
是既无政治道德,也无良心的。做事情有时还得凭点良心不是,你说呢?

没有指责您的意思
而且我也没有资格来评价忙总的观点是否正确。我可以相信忙总选企业完全是随机的,那么企业是否完全由您来选呢?您
又如何来控制60%这个比例呢?

反右,跃进,文革,都可以从动员力量越过理想边界来理解,现实中找不到边界,就只有先控制动员力量。我只是谈了对“不宣传”和“两者都对”的理解,至于道
德良心,在60%出现而且是随机出现时就已经面对了自我的拷问,那并不会因为我支持60%就消失。

朱作为操盘手一直很清晰自己一旦卸任

他所有的措施和政策,无论对错,都将立即人去政息。所以他的策略就是在有限的任期内,尽可能的向前走,无视任何羁绊。

他的问题是所有原本对准官僚体制的措施最后都是普通民众买单。

真正能够依靠的还是市场,政治是不能依靠的
朱相在上海市长任上,据说是穷命带来财运,走通了房地产的路子

在总理任上,打通了国际市场。为地产大发展扫清了障碍。

所谓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立足点放在哪里很重要。不是一味的头疼医头,脚痛医脚。

对于有能力想出头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教训。依靠市场,依靠广大的生产者,而不是依赖所谓的利益集团。

这就是历史的局限
评价历史人物,除非大善巨恶,否则很难直接判定。最基本的问题是,处理是否可以做得更好。

比如朱老板的举动,无疑是解决了很多重大问题,但他的方式显然很有疑问。兄弟当时对他就不太看好,最初怀疑的原因是海外赞扬一片,几乎与叶利钦一样F。朱老板时期,电视上
的形象几乎全是与各地企业家及海外金融企业畅谈,从没关心过底层人的想法,他代表的阶层也就很清楚了。至于其人好说大话,自吹自擂,那倒是小事了。

朱老板解决了最急迫的财政问题,但损害了大批底层群众的利益,摧毁了TG的政治理念,导致贪污腐败盛行,贫富差距巨大,利益集团获得暴利,这都是他的政策
带来的问题。换个人,换种做法,也许同样可以解决问题,同时负面效应小很多,可惜历史无法重复,对他的评价也就很难公正。

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碰到这样的情况:领导说你行,不行也行;领导说你不行,行也不行。其原因除了中国文化里的家长制/奴隶制作风,还有就是对人的评价很
难公正。真正的评价必须是换了别人会怎么样,而大部分情况下,周围历史环境是不可重复的,所以成绩和失败都不能作为评价的简单标准。

我觉得如果我在他的处境,不一定比他干得更好,因为毕竟他的
主要目标:整理财政完成了。事情没有十全十美的,两害相权取其轻。我们
站在企业的角度,见到太多悲剧,自然认为抛弃国有企业员工不对,但也许换个角度,我们也不得不做出同样的选择。只是从事后来看,不必这样无情,这样决裂。
可是事后诸葛亮都好当。实际上他本人是有愧疚的,你看他就不敢去东北工业基地,尤其不敢去大庆。所以应该设身处地想想别人的处境。当时修理我从客观的角度
来讲,可能有点过分,但是如果不打击,也许工作就很难推进,我不过是杀鸡给猴看游戏的倒霉鸡而已。实际上不被打击,谁知道我又会是个什么下场?王雪冰,朱
小华等人下场更惨。

你的观点非常正确
国企有问题,可以逐步改进,完全没有必要下这样的猛药。何况有些国企的毛病都不一定称得上
病。比如说他提到的油走私造成的问题,就没有任何关系。还有办学校的问题,比如说大型企业办一个幼儿园,职工上班把孩子带来,有何不妥?

而且一般来说国企,都是效率低的,在其他国家大都一样,一点也不奇怪。

朱的做法,实际是有很大的问题。他非常聪明,知道那些人是可以控制的,所以一般老百姓承受了巨大的苦难。反过来当权者毫发无伤。我想你是知道情况的,不妨
写一点当时中央机关的精简情况。

各个国家都有很多相似问题,可以说用他的手段,都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但几乎没有任何国家会用这种手段,这实际上已经说明了问题。

朱的做法,对以后官员的影响很坏,总是对老百姓下手。

你还是没有理解国企当年的问题所在

议多看看国企当年的相关的深入的报道,或者访谈下岗工人,特别是问问他们工人当年的生产纪律和效益情况。

我所知的,在有些管理不行的国企,上班是打毛线聊天喝茶过一天,下班之前30分钟就收拾好东西,等在厂门前,等下班铃一响就冲回家;至于管理涣散的,干脆
就是借银行的钱发工资,一发就是几年,因为他们进了厂子,就是国家的人了,要管他们一辈子,不给就去闹事。

最后等朱这样的当冤大头出来的,终于才是一个了断。

我觉得你的观点非常奇怪
你前面写的国企问题的分析非常好,这里一段就很奇怪了。

我的年龄让我不需“看看国企当年的相关的深入的报道,或者访谈下岗工人,特别是问问他们工人当年的生产纪律和效益情况。”因为我就是国企其中的一员。

当年的国企,工人确实是有问题。但是工人在企业里是没有希望的,文化相对较低,收入不高,没有机会晋升,所以早在80年代初就有工人说我们工人是“三顿饭
一泡屎”。问题是领导层,他们收入高,有机会晋升,并且他们是决策人,有机会接触各种资源,他们有更多的问题,所有工人有的问题他们不仅有,而且可能更严
重。

再看那些领导机关,你难道认为他们没有这些问题?恐怕有过之无不及吧。

就是现在这些私企,那些老板都是每天工作8小时,没有在外面吃喝玩乐?企业里没有养闲人?

我认为分析应该是客观的
要讨论国企问题,要分以下若干部分:
1、国企困境的原因何在
2、国企改革的必要性
3、提出“三年国企脱困”的背景
4、“三年国企脱困”的成果和教训
5、国企改革的正确途径和方法

国企改革涉及3个层次,上级部门、管理层、基层干部和工人,国企没搞好,其实3个层次都有责任,而且上级部门和管理层的责任最大,但是,如果因为工人承担
了最大的改革痛苦,而认为工人是完全无辜的,那也不是客观的说法。当时有个案例,就是某食品商店卖红烧排骨的,卖不出去的,当天必须扔掉,也不能分给员
工,因为如果分给员工的话,员工就会先卖骨头多的,甚至不好好卖,因为剩下的自己分一份。
从建国到国企脱困年,两代人的时间,而且经过了文革和开放,工人阶级是否还是原来的精神风貌,这个其实很值得玩味的。如果我们拿铁人王进喜这样的为标杆,
你觉得第一代工人,做到了王进喜的多少,而二代工人,做到了王进喜的多少。

(其实我觉得代际之间,由于环境不同而导致的思想差异是非常大的,可以独立出一本书了)

这老小子去欧洲度假,不用公司的大车,自己租欧洲的小车。还车时,整理出一大堆笔记。回国后搞了猎人、还是猎手小型车。很实用、销量很成功。
这是典型的成熟行业、成熟评价系统、成熟产品开发、成熟销售渠道、模式。
可以说最擅长发挥他的系统评估、分析、发掘能力。当然这件事上,他的市场感知力也非常好。市场需要一台不贵的、实用的车。正好附和他强调性价比的个性。日
本车进美国市场前。

但在国防部长、还有世界银行行长的位置上,争议比较多。
比如是节约了军费,但影响了军事技术储备、以及本土遥控越南的办公室战争,甚至指挥到某战术目标、某出动飞机型号等等荒唐的战争指导行为。

我个人理解,这两个职务,第一面临的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而是一个开放环境。第二,也不是一个高度命令式的组织,客户:就是陆海空三军和受援国,具有非常
强的个性。第三、他不具备高超的专业才能:军事才能、和世界主权银行家的政治才能。导致他职业生涯、个人声誉,从一片崇敬、赞扬,到惹人非议。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标,例如前任总经理的目标是整理财政

完成了,这是其成功的地方,至于付出代价过大,也不能抹杀。同样任何企业的总经理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目标,例如我分为四类:生存阶段的目标;规范阶段的目
标;积累阶段的目标和扩张发展阶段的目标。这些不同阶段是需要不同总经理的,没有人是十项全能。解决生存阶段问题好的总经理往往无法带领企业快速成长,因
为他保守;而善于规范企业的总经理根本就抓不住企业的稍瞬即逝的发展机会,因为他过于理性;等等。我就属于解决危机能力比较强而不能带领企业扩张的总经
理。因为我理性,务实,冷静,保守,而缺乏浪漫,想当然和冒险精神。
    所以自己是否懂那个行业并不重要(我就不懂很多行业),可以学习,只要你能够凝聚人心,知人善任,循名核实,同时让大家信任你的人品和能力,依靠
大家智慧,照样可以指挥运作起来。没有想象的这么难,不信自己试一下就知道了。

忙总高见,一叶障目是要不得
还请忙总评价现任总经理。也许我这个60后经历较多,生产队争过工分,学校里念过四化,街头上闹过学
潮,机关做过板凳,国企里打过工。本身草民一个,懵懂过日,虽然刹米油盐很重要,也还是关心国家大事的。对上任老总比较认可,人无完人,毕竟在其位,谋了
其政。人活一世,就像是过往烟云,毕业前十年记的是四人帮、四个现代化、改革开放,不过那个时候吃个白面馍馍都很高兴,毕业后十年,没有胆量,后悔没有出
去闯闯,窝在机关里,记得93年前后部分县要到银行贷款发工资。再十年,像过山车,中国从靠改革开放赶超先进的国家,实力突然增强了,以前老朱在大使馆被
炸之后去消气可给骂的不轻。大的方面大概就是东南亚经济危机给中国带来的机遇,赶上了,这个坎就过去了。现在,温总经理解决民生问题,也很得人心,但是,
总觉着欠点什么,也说不出来。

这其实是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的必经之路。
    小弟年龄小,说的不合适,请指正。
    我是学财经的,就我的观察而言,对于我的同学,包括一些行内人士的看法。感觉是,学习财经的学生,如果不是纯为了钱而学,而是那种想搞点什么东
东,比如说,政策啊,方法啊。这类的人,一般来说,很多都是心里怀揣着极大的抱负。但是,他们在年轻的时候,潜意识里总会认为执行的人会按照自己给画好的
道路走,这种想法又加剧了他们的自满意识,其实这正是古代很多知识分子的缩影。
    然而,由于年轻,资历浅,人脉也少,他们往往忽略了,说白了,就是根本不知道现实中存在的很多情况,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社会里。以至于最终,造成
了悲剧,这个时候,可能一部分人,因为那种“知识分子的面子”问题,而选择继续硬干,甚至堕入深渊,无法回头,也不愿意让人说自己是错的。还有一种,估计
就是忙总这样,知道反思。
    不过,悲剧既然酿成,中国的国企私有化,最剧烈的,毕竟发生在以前。忙总就不必过于自责了。
    还有,我来河里不久,敢问忙总是不是东北人?你们东北那种群体性事件,在我们中部一个省份,就不提了,反正也很出名,也是经常发生。卧轨,要不堵
到政府门口,就这类事儿。最后,也都不了了之。还有,TG对这种事儿,一般采取的策略,就是“秋后算账”:先好言相劝,把你们打发回去,然后,就派公安局
的查,看看是哪几个人挑的大头,最后把这几个刺头儿给揪出来,拉到公安局,“伺候”一顿,这事儿八成也就被压下去了……
    嗨……

老兄,我所知道的事实跟你说的怎么恰恰相反

我所知,“债转股”最后成为了一场瓜分国有资产的盛宴,高盛等外资金融机构,正是这场盛宴的首席饕餮食客。作为一个律师,我亲眼见到同行以低得惊人的价格
从长城拿债转股的“垃圾”资产包。通常情况下,一个1亿的资产包只需要2000-3000万,甚至只需要1000万。而这些据说是无法收回的“垃圾”资
产,一旦落到了私人手里,就能充分调动起不少官员和B社会人士的积极性,起码也能收回一半,有的甚至能收回80%。事实上,很多债权人在拿资产包之前,就
已经叫官员+B社会人士牵头,与长城公司和债务人勾兑一致,债权人前脚拿资产包,债务人后脚就足额还款,然后,相关人士将得款瓜而分之。。。。

你说的情况我正好知道
首先,你了解的情况不实,可能是你的那位同行传递了一个错误的信息,据我的了解,长城的政策
性债转股从来没有对个人转让过,这个是确实的;其次,据我的估计,律师收的是不良资产包,这个性质和债转股是有本质区别的,在不良资产的处置过程中确实有
内外勾结的情况,但只是少数,前期审计署查的时候已经处理过一批人,甚至包括资产管理公司的办事处老总这一级别的人,网上搜一下不难找到相关信息。关键是
你只看着“贼”吃肉,没看着“贼”挨打,你以为资产公司上门讨钱,人就乖乖地把钱交出来,债务人不配合是常事,关门放狗都是稀松平常事;即使诉到法院,法
院的执行能力应该你比我清楚,前两年,很多省一级的政府都有要求,要求本省法院搁置资产公司的诉讼案件;到了市一级的政府,希奇事就更多了,派律师去调
查,房产登记不给查,土地登记不给查,甚至工商登记都有不给查的。在这些情况下,这一个亿的不良贷款到底值多少钱,恐怕只有天知道,这种板子打到资产公司
的屁股上,恐怕是不大应该的吧。当然政府有政府的考虑,要安定团结,要地方发展,那么牺牲的只有中央金融的利益,如果咱们坐在地方政府的位子,大概也得这
么干。

你说的那是老黄历了
资产包提供了一个贱卖国有资产的途径,围绕资产包迅速兴起一个巨大的产业链,在这块肥肉面前,原本敌对的各方
纷纷放下原有隔阂,资产管理公司、黑社会、最高院、地方官员、国企领导,神速地实现了利益重组。
以前,如你所说,地方政府是坚决压法院不执行的,但是现在地方官员是坚决压法院执行的;以前,法院执行效率虽低,但总体是公平的,但是现在法官收了钱是不
遗余力的搞执行的——只要有钱进官员个人的腰包,地方本位主义算个毛!

此事涉及高层较多,吏治之败坏,最高院之堕落,大抵与此有关

绕着这些“垃圾”资产包,居然派生出一个成熟的市场。你买花1000万买了个1亿的资产包,想拿回1亿吗?有专业掮客帮你搞定这些债务人。据说政治局常委
的批示500万一张,最高院的督办函300万一张,国企拿了条子不敢不还钱,基层法院拿了督办函不敢不抄家——我真的想知道,这些大佬们是被身边的秘书们
骗了,还是真的收了黑钱。去年传言肖扬受贿4500亿,我一点也不感到吃惊,因为很显然,如果他愿意收,他是能够轻易收到这个数的。

从历史上来看,任何国家司法腐败都是癌症,是最厉害的腐败


暴力支持的腐败,是可以光天化日堂而皇之的腐败,是导致公平正义彻底消失的腐败。这几天泰国红衫军把国家搞得瘫痪,不就是为公平正义而已。所以我对官员受
点贿有时还可以理解,因为他们收入太低,而应酬太多(应酬有时很难分清公私,例如怕上级马屁,可能在自己升官同时,为地方弄来一个项目或机会)。但是我对
司法系统的喝人血,吃了原告吃被告极端不能容忍,这是让整个社会凝聚力解体的王水。如果这点做不到,和谐社会就是梦想。

近30年来各利益集团
无论隐或显,用尽各种手段对国有资产进行蚕食和瓜分。很多经济上所谓的问题后面有着太多的各利益集团之间的政
治经济利益算计。白花花的肥肉放在那里,怎么能不引来狼群。这也是国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嘛。很多事儿局中人自然都知道,局外人即使说了也不一定明白其
中的奥妙,然而无论局中局外人,我们谁也无法改变这个现实。国乱思良将,国安思良相。自古常理。

江浙跟东北差别很大
江浙本身国有大厂少,而且私营经济非常繁荣,江浙人也能吃苦(并不是说东北人不能吃苦,而是
因为多年在国企里的工人,只关注自己工种的工作,丧失了再就业的能力)。

当初,国企下岗我家亲戚有好几家都是全家下岗再就业。我老姨所在的工厂破产倒闭,7000职工下岗,每月只有2、3百,让那些当时40多岁的人再就业,谈
何容易!况且这样的企业还有很多!

朱总当年确实有他的难处,但是为他歌功颂德我看还是不必了!政府部门精减下来的人,全部安置到所属的事业单位,事业单位精减的人还可以安排到一些公司。那
些下岗工人呢!从不到20岁就在工厂里工作,工作了20多年,被一脚踢开!

不知道当年是否有那里的人没有活路了?
当年东北大学里农村孩子在建筑工地打工的比较多,不用“居然”那么惊讶。

另外,有些时候不要想当然!出租房子,首先没有房子可出租,老一代工人有房子,新一代工人(我大姨、老姨当年40多岁那一代)基本分到房子。都是与老人合
住,或者住老一辈留下的平房(动迁后搬入楼房)。

摆地摊这个确实是,当年一到下班点,满街都是地摊,管理者(不知道当年叫不叫城管)也不好管,赶也不是(都是下岗的,收人家摊子真跟你拼命),不赶也不是
(马路都占了)。但是在那种经济情况下,摆摊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买的人确实少,况且大部分人是没有生意头脑的(这点也确实比不上江浙,当年作为工业基地,
既然工厂需要那么多工人又是“铁饭碗”,自然就逐渐丧失了其他技能。不想温州,没有那么多国企,练就了走南闯北的本事,改革一开放,大江南北都出现了温州
人的身影),能挣个糊口的钱就不错。

当然大部分人活路是没有问题,不摆地摊不是还有最低保障吗?个别家庭集体自杀的(包饺子放了耗子药,大人孩子全死了)我个人认为可能也是思想有点偏激了。
可是从有一份工作,不发愁明天的日子,突然变成仅有个活路,而且不是少数个别人,谁心里能不抱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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