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野航:杀童心理之试析

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隔,精神乃绝。

《黄帝内经》

继南平血案后,狂人砍杀儿童的事件就像传染病一般地散播开来,最近,又发生两起。对于我们这个推行一胎化政策的社会来说,还有比狂人杀童更刺激我们社会的神经末梢的事吗?人们会困惑地问:一个人,即使其生活遭受挫败,有什么样的深仇大恨,竟然指向了无辜的儿童?而一系列杀童行为的背后,有折射着什么样的社会心理危机呢?

其实,完全还原某个具体的狂人杀童的具体动机,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任何针对此具体事件的分析,也将不过是一种猜测。尽管如此,我们也并非不能依据心理学的一般理论,而找出隐藏在此类事件背后的一些来自社会的动因。毕竟,就如心理/社会学家弗洛姆所说:“人在社会中,社会在人中”。

对于杀童之心理机制,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去探寻它的内在动因。其一是从个体生命的人格发展机制的一般规律的方面来加以探讨,其一是从时代精神所影响于个体生命取向的维度去加以呈现。

从个体生命的人格发展机制的方面来看,人的攻击性总是与其意识以及无意识需要的表达遭遇挫折相联系的。攻击性源于生命需要的挫败感。而针对弱者发起的攻击,则与人格形成过程中“超我”与“本我”间的协调机制的失败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每个成年人人都是一个内在的儿童,儿童的心理发展阶段的反映模式必然残留的我们每个成年人的无意识中。儿童与成人的行为/反映模式的差异就在于,成人会将其挫败感带来的攻击性冲动组织为有针对性合目的的行动。而儿童则泛滥的将攻击性指向容易攻击的对象。这种差异主要取决于人格发展过程中“超我机制”之完善与否。建立了完善的“超我机制”的人,“超我”会引导其行为与意志带着明确的目的性。例如,对于那些建立了完善的“超我机制”的人而言,当他们的生命意志遭受挫折而从内心中产生出攻击性冲动的时候,他们会为他们的攻击性情绪找到一个道德/价值观的依据,并通过周密的计划,去将这攻击性变成一个带着目的性的攻击行动,并最终实现那遭受挫折的生命意志。这种成人式的攻击性的最高体现就是一个国家的对外战争。

而对于那些没有能完全的建立“超我机制”的成年人而言,则表现得难以合目的、有组织的去实施其攻击,甚至于会发生这样的现象,本来是对外的攻击,到头来因这攻击的漫无目的,竟然变成了对内的攻击、也就是对自身的攻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著《罪与罚》就生动地讲述了一个失败的“超我”所发出的攻击的事例。拉斯科尔尼科夫出于一种“理论”决定谋杀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但在计划实施的过程中,情况变得不受控制,因而杀死了另一个无辜的人。因此,良心的折磨一直伴随着他,直到他走上流放的道路。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攻击性表达的失败,其实是“超我”的失败。他把杀人上升为一种理论,却没有力量去贯彻之、就像历史上一切以崇高的名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君王那样。不过,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攻击性至少进入了“超我”的层面,而对于许多“超我机制”并不健全的人而言,他们表达攻击性的唯一方式,也就是持刀乱砍一通,最终落个被一枪击毙的下场而已。

那么,为什么某些“超我机制”并不健全的人会将他们的攻击性指向儿童呢?因为,如果一个人的“超我”过于软弱,不能将攻击性组织为有目的、有计划的对外行动的话,泛滥的攻击性“力比多”会指向投射到他人身上的“本我”———也就是那些在心理层面上处于低于自己的人(儿童),并借此让自己的“超我”显得强大。也就是说,对于一个总是遭受迫害的软弱的“本我”而言,迫害他人的“本我”可以让自己感到仿佛拥有了强大的“超我”、并因此自居于迫害者的地位、并因此让自己无力的感觉获得一种补偿。当然,这一切都是在主观的幻想的世界进行的。不健全的“超我”一旦不能把幻想关闭在自己的主观世界里,一场假借“超我”的名义进行的针对外部世界的无意义的毁灭性攻击,就失所难免了。从某种意义上讲,对于生活在主观世界的缺乏健全的“超我”机制的狂人而言,奉“超我”的名义砍杀的,恰恰是自己———一个尚停留于儿童的心理发展阶段的“本我”。

一些发生在西方社会的犯罪现象具有比较意义。在西方社会的刑事案件中,不良少年袭击素不相识的老人案例是层出不穷的。(最近发生的一起黑人少年打死华人老人的案件引发了华人社会的强烈抗议)。为什么西方不良少年喜欢攻击老人,而中国的失意中年人更喜欢袭击儿童呢?这里透露出的是什么样的一种心理机制呢?这因此把问题引向了社会/历史的维度。

西方社会整体而言是一个具有超强的“超我机制”的社会。这种超强的“超我机制”所带来“父权偏执”是西方文明向外扩张原始动力。西方文明也因此饱尝了“父权偏执”所给他人和自身带来的伤害以及深重的负罪感。二次世界大战后,整个西方世界流行着一种“反形而上学”冲动。这种冲动在左派知识分子那里,就表现为对西方文明的“超我”及其“父权偏执”的猛烈攻击。他们因此成了“逻辑实证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解构主义者”。如果说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的“父权偏执”的攻击不无积极的意义的话,这一取向在社会底层的不良少年那里,则表现为对主流道德价值的攻击。而他们,则成了犯罪分子。

中国的情形正好和西方相反,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命运正好是西方“父权偏执”的牺牲品。中国的历史命运让中国人感到要想赶超西方就必须在自己身上建立起西方式的“父权偏执”(这是中国接受来自西方的带着强烈的“父权偏执”色彩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根本原因)。当然,由此伴随而来的种种社会后果也成了我们不能不饱尝的苦果。一种非此即彼的专制性、斗争性思维让我们严重地忽视了生命个体不同需要的独特价值。一切与国家“超我”的功利性需要相左的个人的“本我”需要,一律遭到极其粗暴的对待。

国家的功利性“超我”的一路通吃对中国人的人格结构必然导致这样的一个灾难性的影响———由于绝对优势的“超我”压倒了绝对弱势的“本我”,中国人难以发展出一个健全的“自我”去协调上述二者的关系,因而让中国人的“超我”与“本我”总的来说处于一种隔离的状态。这种隔离让中国人的人格总的来说呈现出两极化的趋势。对于一般底层民众而言,他们的“超我”被国家的功利性“超我”给掠夺了。他们的“超我”和“本我”都长期得不到合适表达的途径。唯一让他们感到很释放的感觉就是有朝一日能够代表国家的“超我”去制裁别人的“本我”,就像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那些积极分子所做的那样。

随着政治运动时代的过去,一些成功点的人升官发财变成令人羡慕的人并通过对一路通吃的逻辑的传承而与国家的功利性“超我”达成了一致,他们也通过津津乐道于过去领袖的隐私而为满足自己的“本我”需求找到了说辞。他们找到了一条用“本我”去欺骗“超我”并让二者表面上和谐相处的办法。曾有一个高官侈谈其对“政治”的理解时说:“政,就是将上面的正面意思反着理解;治,就是呆在台子上,就要耍水”。显然,这些“和谐”的成功者是不会疯狂的杀害儿童的。因为疯狂已经被他们转嫁给整个社会了。

而对于那些不那么成功甚至于蒙受失败的底层民众而言,他们身上的“超我”与“本我”的紧张关系则变得越来越难以调和了。 内化了的国家的功利性“超我”让他们的“超我”不能去有计划地去组织针对国家体制的攻击性行为,他们或许只能到某市政府门前下一下跪以表达不满、或充其量把自己变成一个上访的“不稳定因素”而已。而他们的“本我”的需要哪怕是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也一开始就背上了“反D”的恶谥从而难以理直气壮。国家的“超我”总在折磨着他们的“本我”,而他们能选择的释放“本我”的方式,就是把这一内在的折磨的过程,投射到外部世界去而已。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底层社会会看见这样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古怪现象———自己是受害者,却热衷于迫害比自己还弱小的人。

一连爆出的骇人听闻的杀童案,其实不过是发生在我们底层社会极其普遍的现象的极端化表现而已。而这一切的背后的根源,就是功利性的“国家超我”对个体生命的“本我”需求的绝对压制和由此导致的个体生命的“自我”及其协调功能的严重虚弱。这一过程对我们的民族产生着悲剧性的影响,它让我们的民族整体而言难以发展出成熟的善于协调、敢于主张的公民人格。

如果,我们用《黄帝内经》中“阳”这个概念来比喻“超我”、用“阴”这个概念来比喻“本我”的话。由西方文明所主导的现代性的过程就是一个“阴阳离隔”的过程。“阴阳离隔”,则阴阳相攻。社会就要生病。西方的病,就是“本我”攻击“超我”,而中国的病,却是“超我”残害“本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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