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给了毛泽东的文革最后致命一击?

有人说,是林彪给毛泽东的文革最后致命一击,此话不准确。林彪给了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摧毁性的打击,却并未因此彻底使文革丧失其“合法性”,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给文化大革命摧毁性的打击的,则另有其人。

1971年9月12日,也就是毛泽东突然赶回北京之际,林立衡认为情况紧急,叶群、林立果准备“劫持”林彪出走,于是通过中央警卫团向中央作了汇报。林立衡的这一举动,完全打乱了由林彪下决心、林立果具体策划的南下广州的反叛计划,从而避免了整个国家卷进一场大的战祸之中,老百姓免遭刀兵血光,生灵涂炭的惨剧。对此,林立衡在历史上的功不可没。不过,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此举非但未能保住林彪的名节,反而在政治上帮了毛泽东的大忙,从背后捅了自己的父亲一刀,迫使林彪在仓皇之中乘机出逃,落得机毁人亡,身败名裂的下场。

当然,仅仅是林立衡的举报还不足以导致林彪这样的结局。在随后的事态发展中,已经在政治上转向的周恩来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坐镇北京指挥,助毛泽东一臂之力,临机处置应变,贯彻执行毛的意图,在有意无意之间打草惊蛇,导致整个事态急转直下,把他逼上绝路,酿成震惊中外的“9.13”事件。

自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结束后,周恩来的政治态度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如果说在此之前,他还试图扮演和事佬的角色,极力弥合毛、林之间的裂痕的话;那么在此之后,则放弃了这种努力,不再企图左右逢源,而是明显倒向毛泽东一边了。这一方面是由于不满林彪不听劝说,执意硬顶的态度,另一方面也是看出了毛翦除林彪的决心已定,这件事绝不会轻易了结,毛、林之间势必有一场恶斗。

周恩来在审时度势后,非常清楚双方的实力悬殊,林彪显然不是对手。在这种情况下,从来不站在失败者一边的周氏自然站到了毛泽东一边。周选择跟毛走,而不帮助在治国方针上和他政见相同的林彪,当然是和他一贯“西瓜傍大边”的为人有关,同时也是他内心深处为臣侍君之道的心态作祟。

为此,已经预感到山雨欲来的周恩来在这期间曾对日本的访客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疾风知劲草。”其实,作为一句完整的成语,后面还有下半句话,那就是“板荡识诚臣”。可以说,正是他这种心态的流露。

毛虽说对周在党内斗争中总是和稀泥,左右逢源这一点很不以为然,但他相信只要自己能够牢牢掌握大局,在同林彪的摊牌中占据上风,在政治上摇摆不定的周就会自然倒向他这一边。为此,毛在南巡前,就已经预先做了争取周的工作,向他交了底,两人在政治上形成了某种默契。南巡途中,毛更是不断派专人将自己同沿途各地党、政、军负责人的谈话记录送给周,让他了解最新的动向。

对毛泽东的这种关照,周恩来自然心领神会,预先知道了毛在政治上的底牌,将会有大的动作来解决林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周决意默契配合,鼎力相助。8月上旬,他因陪同缅甸政府总理奈温前往广州参观访问而需离京数日,临行前,特意写信给毛,表示:“主席如有急事,可经吴旭君同志以保密电话告诉我,或告海容转告。”12日返京后,周又立即赶到毛泽东的住处面商机宜。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正是在与周这次密谈后,才最终定下南巡大计,在党内军中制造倒林舆论。两天后,毛泽东动身前往外地巡视,而周恩来则坐镇京畿,帮助毛掌控局面。他所主持的四届人大各项筹备工作,已将林彪手下的四大金刚排除在外。

更能表明周恩来此时政治态度的,是他一改在中共九大时当众赞扬林彪是井冈山会师的“光荣代表”的说法,而对一幅准备对外公开发表的题为《遵义会议》的油画作了批示,指出该画把毛泽东、林彪放在一起的作法,“是违反历史事实,应予否定”。

“9.13事件”以后,文革败相已露。但是在周恩来的努力之下,局势有所缓和。从某种意义上讲,周恩来使毛泽东的文革没有迅速崩盘。文革研究专家高文谦曾指出:“他(毛)文革中之所以能够支撑10年,也就是因为有周给他在这儿撑着这一面。所以他才能放手让天下大乱去。实际上,最终尽管经济上受到很大的影响,但是毕竟没有闹到翻车的地步。”文革以后邓小平也曾经说过:“没有总理(指周恩来),文革的结果可能更糟;没有总理,文革也不可能拖那么长。”

但毛泽东一直对周恩来不信任,江青的文革派则为了争权夺利,将矛头指向文革中的盟友周恩来。有人问文革研究专家宋永毅:起码在文革初期,周恩来是积极支持文革的。到后来,一定非要势不两立?真地就是文革派不想搞经济,周恩来就是拼命要做好事,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双方就因此发生了巨大的矛盾?宋永毅回答:不能根据张春桥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由此就断定说文革派不想搞经济。上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上海的经济在文革中间搞得是全国最好的。是谁在搞呢?不就是张春桥、姚文元在搞?所以,不是说文革派不要搞经济,而是什么时候搞。任何一个政治派别,它在政治斗争,在经济斗争上,它总是把政治斗争放在第一位的。他们第一个是要夺权。”

至于毛泽东为什么不让别人来做周恩来的副手而是要邓小平,为什么不让文革派的人物来发挥更大的作用,比方说直接就让张春桥?第一,是毛泽东是比较现实的。张春桥的能力和邓小平来比毕竟差得又远。第二,他对四人帮也是要敲敲打打,也是要防的,也不愿意他们把所有的政权都拿下来。如果说他任命了张春桥,那么很简单,张春桥以及他所代表的那个四人帮那个班子就把国务院都拿下来了,把行政这条线都拿下来了。这个也是毛泽东所不愿意看到的。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重新起用邓小平。

文革专家高文谦说:“当时在党内摆过来,摆过去,那时候能够平衡周的只有邓小平一个人。这是其一。其二,毛当然是更欣赏文革派了,认为那是一条心的了。但是他也知道,文革派搞不了维持国家、社会的日常运转,所以他就选中了左派文革派抓革命,右派,邓小平,也就是元老派促生产。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也有类似的看法。她说,毛泽东当时是“左右为难”,于是在老干部和文革派之间进行了权力平衡,“让能够继承他的路线的王洪文主持党的工作,让能做实际工作的邓小平主持行政及军队方面的工作。”为了不让任何一派独掌大权,“在党的最高机构中,他加进了邓小平等老干部去制衡‘文革’势力;在政府和军队中,他又掺进了王洪文和张春桥等以平衡老干部势力。”

刚刚复出以后,邓小平不仅没有同江青的文革派对抗,而且进行过合作。例如,1973年中共政治局批判周恩来时,邓小平也对周恩来讲出重话,警告周恩来不要觊觎毛泽东的权位。同年年底,文革派指责与周恩来关系密切、不愿意买江青帐的中共副主席李德生“上林彪的贼船”,是“大军阀”。邓小平第一个提出让李德生辞去党中央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的职务。邓小平的表现被毛看在眼里。到了1973年的12月份,批周会议上邓的表现叫毛感到满意,所以毛那个时候把他又更进一步,提到政治局里面来,主管军委。邓的高峰是在1975年1月份的四届人大。当时他是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和总参谋长。党政军四个职务。此时的邓小平位高权重,已经超过了文革前的水平。江青为首的文革派强烈地感到邓小平有可能接毛泽东的班。

不过,美国三一学院副教授文贯中博士认为,当时毛泽东未必是这么想的:“没有一个确切证据说毛泽东当时已经下定决心让邓接班,但至少是给了邓小平这样一个机会。同时,毛泽东对毛远新其实是费心栽培的。另外在这之前,对王洪文也寄予希望,但是他很快看出王洪文既不懂文,又不懂武,不学无术,个人的品质又有问题,毛是比较失望的。所以,可以说他当时有几步棋。先是试用王洪文,然后是邓小平,然后是华国锋,他当然是作为接班人把他调到北京的。另外还有毛远新。如果毛再活几年的话,最后是毛远新,而不是华国锋。”

文革专家高文谦也指出,毛泽东当时还是要在左右两派之间搞平衡。实际上毛对邓一直是一种对周的心态,既要去用,同时要防着。这一点在四届人大的组阁安排中就看得非常之明显。毛政治上玩的是平衡。邓给安排为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和总参谋长。而另一方面呢,毛把张春桥每一个都安排在比邓略微低一点,但每一个,党政军几个职务,张春桥同样有。张春桥是政治局的常委、军委常委、总政治部主任、国务院第二副总理。

因此,邓小平同江青的文革派发生矛盾就成为必然。邓小平实际上是文革把他打下去的,所以他对文革这样一些做法,他是从骨子里是反对的。毛泽东让邓小平出来是为了钳制周恩来,当然也知道邓小平和文革派搞不好。毛泽东就是要邓小平和文革派搞不好,这是他的权术。他就是让他下面的任何一个派别不独大,而且互相之间有矛盾,然后他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来控制。

但是正如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所说,这是一个“根本不可能稳固”的平衡。双方斗争既有理念上的分歧,同时也有权力斗争的问题。毛自己知道,这么大一个国家,天天搞革命,那是不行的,总是要解决吃饭的问题。周之后,毛安排邓去抓生产,文革派抓革命。江青这些人当然心里就不甘了。

在这场权力斗争中,文革前关系并不密切的周恩来和邓小平结成了联盟。文革的一大成绩就是打倒了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复出,靠文革起家的江青等人显然不会满意。因此他们之间似乎注定是天敌。周恩来也许是看准了这一点,主动接近和扶植邓小平。他不仅直接处理了邓小平正式复出和工作安排问题,而且加强两个人之间的私人关系。

1973年4月9日,刚刚结束休病假的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夫妇见面长谈,并且共进晚餐。期间,周恩来对邓小平讲:“张春桥是叛徒,但主席不让查。”周恩来很清楚,张春桥是毛泽东的爱将,毛泽东并不想查张春桥这个问题。周恩来对毛泽东忠心耿耿,他把这件事告诉邓小平绝对不是想对毛泽东有所不恭不敬,而显然是想在同文革派的斗争中拉住邓小平。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教授郭建博士说:“周恩来一直尽力地扶植邓小平。他很可能觉得邓小平干了一些周恩来本人愿意干又没有能够干的事。”

周恩来1975年年初在中国四届人大以后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曾经赞扬邓小平说:“毛主席说,小平同志‘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积极为邓小平接管国务院创造环境。其实毛泽东在说这番话的同时还称赞了第二副总理张春桥,说他“有才干”。而对这一点,周恩来却只字未提。

1975年9月20日,周恩来在手术之前当着中共政治局的主要领导人对邓小平说:“小平同志,你这一年多来的工作,证明你比我强得多!”

从邓小平1973年复出,一直到1975年10月之前,在邓小平同江青的文革派的矛盾中,毛泽东基本上是支持了邓。例如,在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会议问题上,在风庆轮问题上,在四届人大人事安排问题上,毛都支持了邓,甚至罕见地在1975年5月和6月让邓小平主持中共政治局会议批评江青,并且迫使江青等人写出书面检讨。还将王洪文派回上海,不让他继续主持中共政治局工作,让邓取而代之。

不过,毛泽东对邓小平并没有绝对信任。高文谦说:“毛对谁也不真正信任。对邓,他既要去用他,让他把经济给搞上去;同时要提防着他,用张春桥,用文革派来制衡他。”而文革派也“不辱使命”。从1975年6月开始,邓小平开始主持中共政治局日常工作,并且以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为纲,即“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在全国上下进行整顿。中国经济的确有很大改善。但是文革派指责邓小平不搞阶级斗争,否定文革,进行复辟。

对于毛泽东来说,文革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成就之一。他对邓小平的最大担心就是害怕他否定文革。高文谦说:“我当年采访纪登奎。纪登奎多次讲,周当时就跟他讲,‘主席还在看,主席还在看。’这个‘还在看’就是说这个事情他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但是对这个问题已经注意到了。毛有感觉,他发现邓虽然说‘永不翻案’,但是那个东西都是靠不住的。”用毛的话讲就是,“‘永不翻案’靠不住。”这是后来批邓的时候讲的话。

“邓的个性非常强硬,就是硬碰硬。毛在,掰一个小手指头,就在政治上给你打倒了。但是毛不在,谁能管得了邓?毛必然是在想这个问题。加上1975年4月份那个批江青的会议之后,邓表示了一种非常强势的作风,接着就是他又到上海去挖墙角,想去说服马天水,被马天水这帮人通过上海帮举报到毛那儿去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毛那时候对邓一步一步地,警惕性就更加提高了。”

终于,到了1975年接近年底的时候,毛泽东阶级斗争的神经再次主导了他的大脑。他希望邓能够认识错误。邓小平态度强硬,拒不低头。

美国三一学院副教授文贯中博士在谈到邓小平态度强硬的原因时说:“1975年的时候,他比较强硬地拒绝承认江青加在他头上的一些指责。例如说他否定文革,说他反对毛泽东和他的权威,对他的思想不忠等等。他都是拒绝承认的。这实际上表明,他认为自己是忠于毛泽东的,是忠于文革的某些理念的。其次,支持他抱这种比较强硬态度的是当时的态势已经完全变了。他主持实际工作已经有三年左右了。他当时有机会不但是全国跑了,国外都跑了一下。像他这么灵的人,一定能够感受到民间和党政军对文革这些做法的极为不满的情绪,他也会了解到世界上对文革的一般的公论。当时毛的情况也在恶化。面对当时国内外对文革的这种不满,他非常清楚地感觉到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转折。他采取了顺从大部份人意愿的立场。他可能觉得,尽管毛可能不会选择他,四人帮可能会对他进行迫害,但是历史可能会选择他,他宁可站在历史这一边。”

高文谦分析说:“到了1975年批邓的时候,邓态度非常强硬,这里面有几方面的因素都应该考虑。第一,邓实际上在政治上有一个误判,他当时对形势的判断认为是形势一片大好。毛对他非常信任,而且毛身体已经明显地来日无多了。第二,他也看到了,文革这套搞法持续不下去,他并没有错,在党内是得人心的。因此当毛给他开这个价码,让他牵头,写一个关于文革的决议,作为三七开,邓就给回绝了。周那些人那时都劝他忍一忍吧,邓不接受,结果只有彻底给打倒。

1975年12月8日,邓小平看望弥留之际的周恩来。周恩来问邓小平:“态度会不会变?”邓小平回答说:“永远不会!”周恩来说:“那我就放心了!”

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了。然而,与其说周恩来的去世使邓小平少了一个盟友,还不如说周恩来的去世使人们自然联想到邓小平就是周恩来的继承人,实际上加强了邓小平在道义上的力量。至此,毛泽东想要维持的在文革派和元老派之间的政治平衡已经破局。无可奈何的毛泽东只好于1976年1月21日任命名不见经传的华国锋接班,担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

然而,邓小平同文革派的斗争还在继续。从1976年3月下旬开始,南京、杭州、郑州、西安等地出现人民自发的悼念周恩来的活动。

很快,北京的人也开始在天安门广场上聚集。广场上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摆满了花圈。人们在各处讲演,朗读悼念周恩来的诗词。有些诗词表达了对文革派的不满。还有人甚至把矛头直指毛泽东和江青。当时最著名的一首诗写道:“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这便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四.五天安门运动”。

4月5日,毛出动民兵、军队和警察在天安门广场进行镇压。

4月6日,政治局将这次事件定为“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毛泽东说:“士气大振,好,好,好。”毛泽东第二天又指示说:“据此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与此同时,毛任命华国锋担任总理和党的第一副主席。

美国三一学院副教授文贯中博士说:“周恩来去世,邓小平再次被打倒,民众又去怀念周恩来,这些事情都已经表明毛的文革已经是‘万夫所指’、全民声讨的一种罪行。在文革进入第十个年头的时候,大部份人对文革有过的幻想已经彻底地幻灭。文革到这个时候,它的倒行逆施,它的那种反动的性质,完全没有是非,一切以毛一人的喜怒哀乐为转移,全国随文革小组的心血来潮被迫跟着起舞。这么一个荒唐的局面,那时候已经非常明显了。”……

周恩来死了;邓小平再次被打倒了;但是毛泽东的文革也就此彻底失败了。周恩来和邓小平给了毛泽东的文革致命的最后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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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匿名
    2013年1月27日15:08 | #1

    嗯,美國之音播出李肅的《回首文革》系列節目還是水準很高的,這篇文裡提到文貫中關於『毛讓誰接班?』問題的見解也頗有見地:
    『所以,可以説他當時有幾步棋。先是試用王洪文,然後是鄧小平,然後是華國鋒,他當然是作為接班人把他調到北京的。另外還有毛遠新。如果毛再活幾年的話,我看會不會最後是毛遠新,而不是華國鋒。』
    ——事實就是這樣,自從毛岸英在朝鮮戰場掛掉後,毛就視遠新為己出,刻意栽培他做最終接班人。與林彪鬥爭時曾考慮先讓小張(春橋)來接班過渡一下,就像蔣介石先讓嚴家凎接任總統過渡一下然後為蔣經國全面接班鋪平道路一樣。無論張春橋、王洪文、柯慶施、鄧小平、江青、華國鋒,都不過是為毛遠新最終接班作鋪墊的墊腳石而已。
    經歷過文革的老紅衛兵都清楚:文革的重要目標之一就是要把毛新遠推上接班人的位置,文革爆發前的1964、1965年毛曾多次找侄子毛遠新談話,都有身邊的筆桿子將談話給記錄下來並公之於眾。可以這麼講:毛當年的心思再當時簡直就是路人皆知的。只不過後來的所謂黨史專家對此故意視而不見或文過飾非,故意說毛多次屬意多個接班人,而獨獨略去了毛真正屬意並要最終接班的新遠太侄!
    而今中國不似朝鮮的金家天下般而成為毛家天下,還真得益於中共激烈的黨內路線鬥爭呢,還真多虧了周鄧等黨內大佬對毛路線的陽奉陰違和倒行逆施呢!

  2. 2015年8月2日07:58 | #2

    毛王朝实际上是被毛本人推翻,毛把接班人送朝鲜战场被美李一烧就完了,完了。否则绝对是朝鲜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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