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愚:中国人想做什么样的梦?

在安阳官员策划的恭迎女航天员刘洋回乡扫墓事件中,76岁高龄的安阳市作协主席崔复生因3156字长诗一夜间红遍中国。

洋洋

你笑对着父母

笑对着国旗

笑对着山河苍穹

笑对着宇宙世界

心潮澎湃

是无声地高喊

“我要上天了”。

这首所谓的“长诗”,其实是分行的胡言乱语,继承了毛泽东时代文化大跃进的遗风,具备无产阶级革命文化的所有特质:幼稚,生硬,荒诞的豪气。

一句“我要上天了”,令这首裹脚布一般的东西产生了奇妙的戏谑效果,读出了其中的意味,读者纷纷中弹倒下。在一个丧失激情的年代,煽情的句子仅仅具有自我嘲讽的作用。伪造激情的奉命之作,呈现的是一个精神病人般的抽搐。可以断定,作者乃一无情感、无修养、无文化的三无御用文人。

庆幸的是,这个体制滋生的颂歌体产品,终于走到了末路。如果再让你听一遍贺敬之、柯岩、郭小川之类的诗句,那绝对是一场难以忍受的精神折磨。

颂歌体衰败的标志性事件是2008年的羡鬼诗,山东作协副主席王兆山在汶川大地震后填词一首,题曰《江城子 钗头凤》:“天灾难避死何诉,主席唤,总理呼,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十三亿人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银鹰战车救雏犊,左军叔,右警姑,民族大爱,亲历死也足。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作者以劝慰的口吻,让鬼魂感激所处的幸福时代,藉此歌颂国家和太平盛世。这是一首匪夷所思的阿谀之作,他违背了人之常情,将生命置于党国的冰冷的祭台上,以知心大姐的腔调,摹写其承受恩泽之乐,用词肉麻、下作,令人产生生理性厌恶。从郭沫若的马屁诗词到这首丧失人性的发疯之作,颂歌体一脉相承,数十年而未改。

自下而上,这个文化体制豢养的就是这么一批泯灭人性的怪胎,可称之为党化心灵鸡汤师。他们颠覆了人的认知,公然以无耻示人。

这就是一个甲子以来文化专制的后果:让文化成为当权者的侍女和仆从,让一批无独立人格的码字工成了文化的掌控者和创造者。这些专制时代的活化石,一生不能感受美和人性,无一丝内心生活,无一丝对文字的敬畏,终其一生,自觉充任僵硬意识形态的宣传员。

我悲哀的是,自上而下的主流官媒完全沦落为宣传机器,弱智、浮夸、虚假,正是被这个政权长期驯化而成的标准样式。而且,级别愈低,奴性愈重。阉割与自我阉割,使其成为真正的文化和思想荒漠。到了地市级,宣传部长索性兼任媒体总管,实现了党对媒体的绝对控制。人世沧桑,官媒却稳如泰山,他们完全成为国家机器身上卑贱的螺丝钉,顺从而快乐地运转着。

你可以鄙夷他们,但他们却在塑化着许多中国人:他给你所有事物的标准答案,让你自觉靠拢那种正确的话语方式,进而成为体制所需要的乐呵呵的一员。多少曾经以反抗专制话语起家的作家,最后都自觉或不自觉进入那个诱惑的体制场,成为专制制度的捍卫者。

一首向刘洋致敬的“长诗”,让一个河南地方官员作家浮出水面。3100多字的所谓诗,是不忍卒读的文字垃圾,思想贫乏,缺乏基本的思维逻辑能力,更无叙述能力,但这样的垃圾竟能堂而皇之悬挂在当地网站首页头条,这真的令人毛骨悚然。

崔复生作为个案,正可以绘出中共的文化谱系。

这个出身流民之家的苦孩子,学赵树理走上所谓的文学之路,处女作是歌颂毛泽东的诗歌《毛主席引来了清泉水》。依靠写合作化农村修建水利工程的长篇《太行志》,跃升文坛新星。升任安阳作协主席,兼任安阳市下辖的林州作协主席,被誉为地方文学带头人和奠基人。此人自1996年担任安阳市作协主席至退休为止。此人曾出版过一本名为《对起人民》的报告文学,一个文辞不通的书名足以说明此人的文字水准。就是这样一个作家,还在2011年出任安阳师院特聘兼职教授,他传授给文学院大学生的是这样的感悟:“创作是离不开时代背景的,真正好的作品都有它一定时代的映射……”“写作是有技巧在里面的,要练就一双慧眼,积累素材,浓缩语言……”。

可以想见,由这样一大批无文化的文化官僚把持的大学,不可能培养出人格独立、追求真理的知识分子。一个惧怕思想流通的社会,必将成为无文化的工具集中营。把大学改造成标准意识形态产品工厂,是这个体制最伟大的贡献之一。由此,他们才可以做统一的“中国梦”。

自小学、中学到大学,“中国梦”的各色活动风起云涌,宣传机器以强力塑造自己的拥趸。当中国梦成为政治正确的标签,进而以是否赞同做官方钦定的“中国梦”区分敌我的时候,你不觉得这个国家从来就没有变化过吗?当你做梦的时候,有人把中国放在前面。在无所不至的权力枪口下做同一个“中国梦”,那是多么可怕的事情!但事情正在发生,而且在各路人马的配合下,渐趋高潮。他们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有这么多人真心在做中国梦,不愿意加入做梦大军的,你出局了!

举国做这样一个春秋大梦,是需要一大笔金钱的,但当局从来就不缺这钱。

打开4月10日的《光明日报》,头版分别是评论“认真领会中国梦的精神实质”,“追梦人足迹”专栏开张,以及《光明专论》“坚持实干兴邦是实现中国梦的根本途径”,三篇文章占了四分之三强。“中国梦是人民的梦”——这是他们的说法。该报12版一整版刊登“中国梦”的猩红广告:我勤劳 我善良 圆我中国梦,画面主体是五星红旗和长城,下面点缀了三个人物头像,他们分别是:最美女教师、杂交水稻之父、当代雷锋。

首善之区也在行动,他们组织了“我的梦 中国梦”百姓宣讲活动,有首都国企宣讲团、卫生局白衣天使宣讲团、西城区文化工作者宣讲团、朝阳区社区宣讲团。《北京青年报》4月11日的报道这样阐释每一个中国人的梦:17年间清运垃圾粪便15万吨,安全行驶60万公里,“我没吃过早饭,午饭晚饭也常常是从食堂打好带到车上,等卸完垃圾再吃。”记者描述的现场是这样的:“自发而热烈的掌声不时响起,中途也没有人离场”“74岁的老人为普通劳动者平凡中彰显的伟大而感动,她很少抬起头,手中的笔飞快舞动,记下令她感动的语句。”

中国梦制造工厂出品的此类忘忧丸,当成革命浪漫主义文学创作欣赏更好,造梦工作者未必有神圣感,未必相信自己所造的梦,但他们一定要让自己充满激情地创作,他们试图感染那些还愿意被感动的读者。社论,报道,宣讲,投入者只是在按照指令行事,他们无需对自己的言行负责,更无须承担失实的责任,这么多年不就是这么过来的吗?一定要制造一个梦一般的氛围,哪怕只存留片刻。他们是为这个残酷的现实涂抹亮色,抚慰那些在苦难中呻吟的民众。

宣传机器搜寻一干人物,从国家英雄刘洋到运送粪便的农民工,企图证明这些人在中国做成了梦,以此感召感动更多的中国人步入做梦行列,沿着中国道路埋头做梦,忘却人生的烦恼。

当局试图借助中国梦这剂强心针,转移国民注意力,同时阻止觉醒者探求中国真正的出路。中国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另一个说法,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这铿锵有力的三个造词泄露其以不变应万变的真实企图。他们将沿袭革命以来的政治体制,坚决不走还政于民的宪政之路,靠反腐倡廉之类的把戏修修补补,继续坐江山。

在这样的架构里,仅有生活,而不应有思想和文化的创造。紧箍咒似乎更紧了,对一个虚弱不堪的政权而言,他们唯一的选择是拧紧阀门,别让自由溢出来。

刘洋们替中国做了一个梦,但并不是每个人的中国梦,能做得起中国梦的人,应是政府特选的梦者。

我十岁的时候,相信了“四个现代化”的中国梦,盼望时间早早翻到2000年,到了世纪末,政府连一个必要的交代也没有。接下来是富裕梦,一部分人倒是先富起来了,但全体人民却陷入生存危机的困境焦躁不安。后来又听到了和谐梦,每一个动车车头都刷上了“和谐号”油漆,每日面对的是噪音、骂声以及冷酷无情的脸。我的“中国梦”做得绵长,最后全成了春梦。一个少年被梦催成了中年,身边是丛林法则主宰的动物世界,生活中的胜利者总是那些假装为中国做中国梦的人。在这个腐烂的时代,我不想做梦了,我只想要一个看得见的往公平正义路上走的中国。我期待一个实现宪政的中国,每个人做有尊严的公民——一个政府生怕伺候不周的公民,宪法赋予他无恐惧地作自己人生之梦的权利,他拥有无人盯视的精神自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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