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打车“假新闻”事件凸显中共文宣体制痼疾

昨天(4月18日),中共在香港的旗舰媒体《大公报》以一个版的篇幅,绘声绘色地讲述了一个中共新任总书记习近平“微服私访”的故事。根据该报道,3月1日,习近平仅偕随扈一人,在北京鼓楼大街,搭上的士,前往城西的钓鱼台大酒店,并与司机一路交谈并被认出,习与司机一路议论北京环境污染治理等时政话题,抵达后,他给司机郭立新平写下“一帆风顺”四个字。

该报道刊发后,因《大公报》香港党媒的特殊身份,很快在网上被迅速传播、讨论,许多评论员开始撰文大赞习的亲民形象,官方新华社也跟进证实,下午2点左右,新华社的一个官方微博帐号发布记者李志勇的采访,称已向北京市交通局求证,并获证实此事为真。

正当网友们还在议论,为何北京市交通局能掌握习近平一个多月前打车的行踪,并迅速回应,此事忽然峰回路转,围观者“大跌眼镜”。

下午五点左右,新华社忽然宣布,《大公报》这一消息是“假新闻”,很快,《大公报》此后也发出道歉声明,自承有误,该声明说,“由于我们的工作失误,出现如此重大虚假消息,是极不应该的。将以此为鉴,用准确严谨的新闻报道回馈公众。”

与此同时,议论此事的微博、网络文章纷纷被删除,事件的奇诡走向,令民间舆论议论纷纷。本台记者试图联系《大公报》驻京记者,被告知多人被约谈,压力极大,目前无法对外界回应此事。

习近平“打车”假新闻在该报道昨天上午刚刚出现的时候,就有论者质疑其可靠性,原因是报道发生的事情发生在50多天前,当时正值“两会”前夕,习近平还未正式接任国家主席,是否有时间上街“微服私访”很成问题。

更重要的是,该报道虽然有的士司机郭立新的照片,车辆,甚至神秘人士的“一帆风顺”的题词的照片,但全文唯一的信源是郭立新,显然过于单薄。而郭对自称是习的神秘人士在的士的议论记忆犹新,似乎也有些不合常理,从报道文本上看,《大公报》记者并未尝试联系中共中央办公厅等部门求证此事。

但至少在昨天上午,绝大多数公众仍然相信这一报道的准确性,原因当然是大公报的“香港党媒”的属性,以大公报这类海外党媒“出口转内销”,也相当符合以中共过往的外宣常规。

上午9点多,《南方周末》记者鞠靖就说,“希望有笔迹专家鉴定一下,那一帆风顺是习的手笔吗?大公报这篇报道是单一信源,大家却都相信,其中值得玩味的东西很多。”

此外,这篇报道的两名作者王文韬、马浩亮,也是《大公报》的资深人士,王文韬是大公报北京分社社长,此前曾是新华社北京新闻信息中心副主任,马浩亮则是大公报副主笔兼北京分社副总编辑、《北京观察》专栏主要撰稿人。
而新华社下午的跟进证实,更增加了这组报道的可信度。发稿的新华社李志勇,本是新华社负责北京交通口报道的资深记者。

当昨天下午5点,新华社发稿,不但否定了自己此前对该报道的求证,并且斩钉截铁地说“经核实,此报道为虚假新闻。”而当时,北京市交通局的微博也发布声明,声从未对外证实习的打车行程。

或者是中国网络舆论特有的质疑官方的习性作祟,许多媒体人纷纷猜疑,背后故事并不简单,可能已被遮蔽。

本台记者从某位熟悉这次报道的内部人士处得知,大公报该报报道的确获得了高层的授意与首肯,但该采访因为是间接采访,其实并不能证明3月1日,在鼓楼西大街打车的的确是习进平本人。

该报道存在的瑕疵,本可向中共中央办公厅求证,《大公报》其实也并非不存在这一渠道。或者如有媒体人建议的,可邀请独立专家,对“一帆风顺”题词与习此前在公开场合的题词做笔迹鉴定,甚至向钓鱼台大酒店的服务员等求证等手段来补强,或者是在行文中有所谦抑,不要下斩钉截铁式的定论。

但所以两名《大公报》的资深记者并未如此操作,原因可能是,此稿获得了高层的首肯和授意,属于“放风”,因此,他们并未按常规新闻操作以降低风险。

从昨天上午该稿件在网络上的迅速转载传播,以及下午新华社的迅速跟进“证实”看,《大公报》此稿正按照宣传系统原本拟定的“剧本”正在演出,传播“正能量”,但随之而来的最高层否定声音,则使《大公报》处于尴尬的失语状态。

有《大公报》内部人士对本台透露,昨天下午,该报驻京多位高层被约谈,并且严令该报员工不得接受外界采访,不得透露上述稿件的操作过程。对《大公报》该稿件的出台流程,目前可以确认的是,的确有这一采访,的确有这一授意,这一授意更大的可能是来自宣传系统。

但从技术分析上看,有两种可能,首先是,习并未有此行程,采访系宣传系统安排,习得知后叫停。另一种可能是,习的确有打车的这次安排,但文章出来后,各种负面反响下,高层下令紧急叫停。

从新闻操作来看,3月1日,习是不是真从鼓楼打车去了钓鱼台酒店,除非习亲身说明,或者其发言人有所表态,否则在目前的环境下,已经无法查证了。

就一般政治得失分析,虽然政治家并不以说谎作为完全的禁忌,但习大可不必为此小事蒙上不道德的谎言阴影,因此,他实际上没有这次行程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资深媒体人杨海鹏回忆起了5年前,胡锦涛收到据称是“235名美国中学生”来信的典故,在杨海鹏看来,文宣系统习惯制造“典型模范”,操纵甚至捏造新闻事件,以此邀得高层欢心,而高层往往习焉不察,半推半就。

因此,这次假新闻事件,很大可能,是习与中共文宣体制的一次碰撞与裂痕。而《大公报》作为此次操作的执行者,虽然被指为“假新闻”,他们也被严令不得做任何的辩解,但实际上最大的责任者并不在他们,因此,相信他们不会受到太严厉的处分。

如罗昌平在微博上评论所指,近观习李新向,“文宣双轨制”似乎渐行渐明,即“受分工限制不动既有文宣系统,改以新媒体平台传递亲民形象”。他认为,这类似于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增量促存量,体制外突破。

就最近的宣传导向看,习在多个场合谈“中国梦”,就框架来看,中国梦虽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轴,但并不排斥个人自由,宪政转型等,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但宣传系统随后的解读,则将其局限在民族主义,政府主导,并说要写入教科书,入脑入心,引起民间舆论的失望和反弹。

因此,在罗昌平看来,“文宣双轨制”行不通,不仅民意负重和新媒难驭,僵化呆板的传统文宣如同八方潜伏的冰山,任何改良向善的举措均有触礁风险。

镜像链接:谷歌镜像 | 亚马逊镜像

分类: 新闻, 政治 标签: ,
  1. 本文目前尚无任何评论.
  1. 本文目前尚无任何 trackbacks 和 pingbac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