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离珠三角的台商们 李克强经济焦虑

  萧条
  2008年夏,我们随着东莞台商协会当时的副会长、现在的会长谢庆源,走访台商最密集的东莞虎门、长安和后街等几个镇。乘车缓缓前进,但身为台商大家长的谢会长,似乎比我们更不敢相信眼前的景象,不断自语:“才一段时间没来,怎么就成了这样?怎么这么严重?”

  2006年我们第一次走访东莞,到处人员杂沓,熙来攘往,厂商不是台商就是港资,厂内灯火通明、厂外叫卖吆喝。接受访谈的台商企业家,个个朝气蓬勃,乐观自信,同时他们也对附近还有哪些台企、老板是谁、经营如何等均了如指掌。紧凑的生产程序,伴随紧密的人际网络,对来自台湾的我们,感觉仿佛时光倒回1970年代,身处创造“台湾奇迹”的台中、彰化工业区或高雄加工出口区。然而,不过短短两年之后,2008年的东莞厂区的萧条零落,震惊同行的所有参访者:昔日川流不息的马路,如今空无一人,有些厂房门户洞开,再不见万头钻动,厂内设备不少已经搬空,大门上大多是“招租”红纸,几年前它们还写的是“招工”呀。空荡荡的厂区街道和一间间抛荒的厂房,让我们不寒而栗,即便在酷热的7月。

  那还是2008年的景况,今日的东莞更是每况愈下。根据我们咨询当地台商所得,每年每片厂区都有一到三成的台资退出经营,其中恶性倒闭、拖欠工资也屡有所闻。例如2012年底就有家主要制造计算机用连接器,同时也身为全球颇具规模的PDA底座制造商“创盟电子”,在无预警的情况下传出倒闭信息,老板及高层主管一夕失踪,近千名员工的工资及广大供货商的货款均遭无限期拖欠,愤怒的工人和供货商上街堵路抗议,在当地造成不小的风波。
  正因为这波持续数年的萧条历时太久、涉及太广、对台商冲击也巨大,加上未来看不到改善的可能,台湾媒体遂称之为“珠三角逃亡潮”或“珠三角倒闭潮”。但是若欲进一步探究这些台资企业为何出现困局,我们必须先了解他们获利的秘密及其迁来珠三角的背景。

  台商传奇
  从全球层次的产业分工来看,台湾制造业处于产业链的边陲地带,以外包加工制造居多,缺乏自有品牌,但善于价格竞争,因此高度依赖廉价生产要素——例如便宜的劳力、土地与原料,方能以低报价获得加工制造的机会。另一方面,台商们囿于资金限制,多以中小型企业为主,借着强化的自我剥削,配合紧密的产业网络,各厂专注于生产单一零件,之后联系组装为最终成品,借此创造出成本上的微幅优势。然而,随着台湾经济高速发展,1980年代中期之后,不论是土地或劳力,各种要素成本飞涨,台湾当局也开始要求环境保护与劳工福利,此时以低价制造、大量出口为主的台湾制造业,因此面临生存困境。
  值此之际,大陆推动改革开放,特别在“南巡讲话”之后,中国的“外向型发展模式”便大致确立——即以廉价劳力和土地资源作为凭借,快速引进短缺的国际资金与生产技术,转化为大规模生产、大面积出口。大陆的发展趋势,正切合台湾制造业转型的需求,在此背景下,两岸一拍即合,从1990年代初期开始,台资纷纷转移阵地,在珠三角创造出第二个春天,通过“三来一补”、“两头在外”(原料供应在外、产品销售在外)等既有的经营形态,延续台商的出口模式。通过结合两岸的形式,再次创造出“压低成本”的优势,其中相当比例的台商,因此快速扩张,跻身国际规模,创造出一个个“富士康”式的台商传奇。另方面,珠三角也因为给台商提供充分施展的舞台,在接收台商带来的各种资源,快速接通全球市场。在这种“鱼水帮衬”的关系下,“外向型发展”获得巨大的成功,进而帮助创造了所谓“中国奇迹”。
  困境与机会
  然而,自2000年中期以后,国际环境丕变,冲击到大陆制造业的接单与出口。美国次贷风暴,欧债危机,日本也处于长期经济低迷,消费市场疲软不振,随着国际经济危机的到来,西方国家纷纷设下各种贸易障碍,诸如祭出反倾销条款、施压人民币汇率等,处处提防中国的经济崛起、贸易逆差的持续扩大。
  由于赖以崛起的国际环境已悄然转变,珠三角的台资企业当然首当其冲,因此不得不有所调整转型。但除了国际层面的冲击,大陆国内形势也出现巨大的变化,交相激荡之下,台商面临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若从国内角度来考察,过往台商竞争的优势,主要来自廉价的生产要素——低廉的劳工、补贴的土地、各种优惠等——正因为具备这些条件,国际大厂才纷纷将其“制造”环节布局在中国,作为组织者的台商方能顺利承接订单。但历经近二十年高速增长,大陆的廉价要素正逐渐耗竭,之前的竞争优势逐步消失,“外向型发展”因此面临突破的瓶颈。
  当前中国大陆所面临的经济窘状中,“劳力短缺”既是经济学者关注的焦点,也是珠三角台商最关切的议题。过去三十年,随着沿海企业用工需求增加,农村人口前仆后继流向沿海,但农村所能释放的劳动力终究有限,“人口红利”终有用罄之日;加上年轻劳动力都在“一胎化”政策下成长,对于工资、福利、工作条件的要求,均不同于此前世代,凡此都造成廉价劳力将不复存在。这点从各省逐年调高“最低工资”中可见端倪,根据2013年刚公布的数据,去年有23个省市上调最低基本工资,多数调幅逾10%,部分调幅甚至20%以上。其中以深圳的基本工资最高,达到每月1500元,紧随其后的是浙江的1470元和上海的1450元。最近,中共中央更在十八大宣示,要在2020年让城乡居民收入再翻一番,显见工资快速调涨已势不可挡。
  再就“土地资源”来说,过去地方政府为求发展政绩,“招商引资”政策下任凭厂商予取予求,即便利用效率偏低,也百亩、千亩土地廉价奉上,相应的基建配套,还都能一应俱全,其中政府投入可以想见。这对于动辄需要千亩土地的制造业而言,无疑是巨大的吸引力。然而,土地资源最凸出的特质,在其不可再生、供给有限,因此随着沿海城市快速发展,土地已早成稀缺资源、寸土寸金,地价在10年内平均涨幅达到四五倍。
  处内外交迫之际,珠三角台商的处境愈益艰困,国际环境的变化固然不能掌控,只能静待结构转变,但这部分的影响,对多数台商冲击较小;而大陆经营环境方面,则影响巨大,虽政府政策还能调整,但前述要素层面的“劳力”与“土地”两项问题,却绝对日益严重。这些生产要素虽然告别“廉价”,但不代表它们在全国的价格是一致的:由于劳力可以自由移动,故各地工资渐趋均等;但是土地无法转移,沿海与内地、城市与乡村间的地价依然差异巨大,各地方政府所能所愿给予投资者的条件也不同,土地渐渐成为决定珠三角台商未来动向的关键因素。
  再回头考察政府政策,中央发展政策的大方向,可以视为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努力。 对此,中央政府的重点在两个方面:第一是“扩大内需”,第二是“促城镇化”,均由政府主动主导。“城镇化”政策想解决的,是改革开放后日益深化的沿海、内地与城市、农村发展不均问题,希望借此衔接区域间的发展鸿沟、重构产业布局、缩小贫富差距、缓解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其具体做法为一方面鼓励沿海地区进行产业转型升级、腾笼换鸟,一方面推动内陆地区让利于企业,以优惠的地价、劳动力、税收来招商引资,借政策引导来释放被占用的生产要素(典型如土地),俾利于承接沿海释出的产业,最终达到产业的梯度转移。如此一来,沿海地区如广东既可摆脱制造、出口为主的产业形态,转而将稀缺的土地与人力资源用于第三产业,进行产业升级;内陆地区也可借由土地与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获得其所需要的资金与技术,进而缩小与沿海地区的贫富差距。
  策略与土地
  处于这样的环境压力与政策鼓励下,一方面对于以出口、制造为主的台商而言,无疑是一大冲击。正如前述,“中国制造”的比较优势已逐渐拉平,特别是台商最早进入的珠三角,非但劳动、土地价格飙涨,国家政策的调整使整体环境不利于“加工出口”产业的经营。另一方面,面临此攸关存续的经营困境,台商也积极筹划有所因应。但台商的因应策略为何?是关厂、转型、升级抑或再迁移?迁移的地点是内陆省份还是邻近的东南亚?根据两位作者近年来对珠三角台商的调查,发现“土地”与“网络”,为决定台商转型与布局的关键。前者决定是走是留,后者影响转移的所在。

  我们第一项调查发现是:“土地”乃台商考虑搬迁与否的重中之重。对于早期投资大陆的台商来说,土地取得并不太难,当时沿海地价相对于台湾,实属相对廉价、唾手可得。再加上地方政策推波助澜,不但将土地成本压至市价以下,甚至免费提供,吸引大量台商驻足。然而近10年来沿海地价飙升,以东莞南城区2012年的一起土地拍卖为例,其最终的楼面地价在2610-3366元人民币/平方米之间,相较2010年的第一期地块拍卖价1100元/平方米,两年内上涨将近3倍;上海的房价更是自2003起就以惊人之势增长,平均涨了4到6倍。而根据学者陆铭等的研究,土地价格会影响劳动力价格:因为土地成本攀升,导致房价、物价、交通等的价格均相应提高,而为负担节节高涨的生活支出,企业必须调整工资,而地方政府也必须介入。因此前节所述的工资飞涨,可能并非劳动力真有不足,关键原因在土地稀缺所致。由此可见,当前大陆所面临的生产要素困境,关键系于“土地”。

  在此情况下,沿海地方政府与台商进入了新一回合的博弈,前者当然希望在当前市场机制下推出新的政策,借此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与城市再造,并吸引高附加价值的产业或服务业进驻,因而积极推动“腾笼换鸟”政策;相对于此,后者则考虑是否继续留在当地,或者另觅他处,此去留关键取决于台商是否拥有土地,以及土地带来的实际效益。

  对于那些已自行购地的台商而言,随着地价水涨船高,“土地”是一项不断增值的资源,有了这项资源,他们多半继续留在当地,借由转型升级或扩厂等方式,减低其他的成本冲击。虽然转型升级有其难度,但因为拥有土地这个“壳”,台商可以放心地把资本投入其他领域。我们多次访问的一位东莞台商即为最明显的例子:他早在1989年就在东莞购入土地,制造模具与箱包,随着国际行情不佳以及其他成本提高,他开始积极转型,在所拥有的土地上经营各种“三产”,逐步从制造业转往服务业。问及是否有离开东莞的打算?这位台商朋友压根没这想法,甚至将第二代召唤来东莞接班。
  与其相较,未曾拥有土地的台商就必须考虑更多、更复杂的因素:一为能否负荷急遽增长的地价以及相应提高的工资,二则考虑转型升级的可能效益。一般而言,加工制造的利润几已见底,些微风吹草动就足以断其生路,难以负担额外成本。再者,转型升级需要先行投资,算来是笔不小的开销,且后果是好是坏难以预期,加上台商多为中小企业,未必甘冒此风险。因此,就未有土地的台商而言,他们的考虑便倾向搬迁或关厂。若求继续生存,则必须寻觅其他地方的优惠政策,特别是当地政府的土地政策。由此可知,“土地”决定了台商的去留。

往哪儿搬
  至于台商往哪里搬迁?根据我们的调研,发现这主要取决于台商的“产业网络”。广东台商的规模不同于韩欧美大厂,台商多专注生产单一或少数零件,因而必须镶嵌在整体网络中,不论是水平或垂直分工网络。事实上,台商的产业网络向来是其凭藉,因为企业的规模小、成本低、弹性强,他们的生产可随订单需求随时调整,不但在技术和产品上各有专攻,更重要的是,长期合作所建立出来的“信任”关系,既降低了交易成本,也成为他们集体应付风险的基础。换言之,产业网络是台商生存的最大优势所在。
  过去,当台商在台湾面临生存困境时,他们是“集体”搬迁到广东,为整个产业部门开创了一条生路,不论服装、制鞋、陶瓷、自行车还是IT的产业聚集,莫不遵循这样的规律。如今困境再临,必须转型时,他们的行动可能也必须一致。因此,除了少数极大型的台商企业(如富士康、宝成之类)外,珠三角的台商正在酝酿组织集体搬迁,迁移目标地则是视哪里可以提供较高的政策优惠,尤其是厂房用地。当然,集体议价的过程也能帮助台商在政府与留方政府间,获得最大的支持与生存空间。其中东莞部分行业协会便透露,台商们正结合同业的力量,准备集体迁厂:“我们正在和江西、广东、湖南几个地方政府谈集体迁厂事宜,包括土地、厂房、税收、进出口快速通道、运输优惠等条件,希望以全部‘进园’方式迁移,并且要对方出具书面合同”。在此情况下,一家企业想要转移搬迁时,很难不顾及其配套产业的状况,“毕竟,传统产业最主要是靠产业链,像虎门的一家企业,本来已经在广西批了一大片土地,但因为跟其他网络成员还没谈好,现在暂时不迁了,如果整体产业链不配套的话,整体运输成本反而增加。”东莞台商协会会长谢庆源如是说。由此可见,台商搬迁的选择,还得同时看整体产业网络的动向,这与台商抱团与否无关,键在这才是台商优势所在。

  无论国际经营环境的变迁,或者大陆经济结构的转变,都对珠三角台商的持续发展冲击甚巨,过去30年台商所赖以经营的环境与政策,都已经一去不返,台商未来将何去何从?由于“危机”同时意味“危险”与“机会”,危机的到来也是台商自我审视的最佳时机。从长远来看,依赖低价要素或政策优惠的“微利加工制造”,并非台商可以长期倚靠的生存之道,但若能藉此危机,考虑自身的优势,联系并配合经营伙伴,勇敢地做出转型或升级的决定,重新占据“可持续”的利基,稳固并提升自身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台商的未来才可大可久,而中国经济中的出口制造部门,也才能持续繁荣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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