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胡德平与习近平的新政

作者:彭涛

今年4月15日是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去世24周年,中共官方《解放日报》和《人民日报》下属的《环球时报》等媒体纷纷发表了纪念和颂扬胡耀邦的文章。而往年中共却通常忌讳胡耀邦的祭日和对其赞扬。中共官方这一不常见的举动,引发了外界对习李新班子释放“平反六四”或推行政治改革信号的揣度。另外,最近大陆还出版了胡耀邦之子胡德平的新书《改革放言录》。胡德平这本书的出版亦被看作是北京欲推动政改的迹象。胡德平一直被外界视为中共内部改革派的代言人。中共官媒公开纪念和颂扬胡耀邦是习近平推行“政改”甚至“平反六四”的信号?外界应怎样来看待胡耀邦及其长子胡德平在中共现政权中的角色与作用?

习近平的动机或用意

中共高层为何现在要公开纪念和颂扬胡耀邦,打破其以往忌讳的习惯,笔者认为,其原因首先与习近平现在上朝主政和习胡两家的经历、政治及思想渊源有关。众所周知,习近平之父习仲勋与胡耀邦有着特殊而紧密的关系。习近平之父习仲勋是在胡耀邦的平反下复出的,而习仲勋则是在胡耀邦受到当时的中央调查排挤时唯一力挺胡耀邦的中共大老。还有,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跟习近平的关系也很密切,在外界看来,他的言论和思想对习近平有很大的影响。就习胡两家的这一特殊渊源和关系来看,习近平重新推崇胡耀邦是一个逻辑的结果。不管是从人情世故、共同经历还是就思想趣味来讲,习近平都有理由为胡耀邦清道正名。再则,习近平借此还可对党内各派势力进行笼络,特别是对团派势力的笼络,也就是对那些比较开放的一派的笼络(如《炎黄春秋》群落、社会公知、微博网民和学界自由派等),以达到一种权力和民意的平衡。习近平上台以来非但没有提出任何政治改革的东西,反而抛出一系列保守倒退的纲领和政策来,如:“三个自信”、坚持党的领导、继续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所谓的“中国梦”等,让内部开明派和民间自由力量对他倍感失望。这与人们在中共十八大前对习近平的政改期望相去甚远,大相径庭。习近平的这些偏左、偏倒退、反对或忌讳政改的言行,遭到媒体和外界普遍地批评,让他的公众形象变得非常糟糕。为此,公开纪念胡耀邦去世24周年,也可起到一种弥补或挽救这一损失的作用。

胡耀邦、胡德平

中共公开纪念和盛赞胡耀邦,并推崇其子胡德平,政治上究竟意味着什么?在笔者看来,习李新班子愿意为胡耀邦正名,将胡德平誉为改革开放的敢言者,不是想改变其近来所提出的坚持“三个自信”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而是要强调这一路线的“合法性”或“必要性”, 即强调中共这三十多年来经济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当性。胡耀邦在中共后三十年的统治中的最大功绩是,为一大批在中共历次运动(从三反五反、反右派到文革等)中受迫害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等人员平反昭雪,为中共摆脱毛泽东极左路线而转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基础(如否定“两个凡是”和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为中共党的现代化建设和执政作风的转变起了推动作用(即由所谓的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等等。胡耀邦曾被中共高层指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遂被外界看作是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的推动者。但是,纵观胡耀邦历来的言论与行为(在此不详述),不难断定,他基本上只能算作是中共体制内一个比较激进的改良者,却称不上当代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先声者”。胡耀邦要实现的不是改掉中共专制政体的改革,而是想纯洁和健全中共党及其体制的改良,目的是为了救党而不是改变党。因此,习近平重新推崇胡耀邦,不仅不妨碍他对其“中国模式”的推行,反而会为其找到更有力的支撑。胡耀邦实际上是中共现行中国特色体制的始祖之一。直到现在,中共官方对胡耀邦的正式评价是:“胡耀邦同志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者,长期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见胡耀邦1989年逝世时中共中央发布的讣告)。”在笔者看来,如果胡耀邦现在还健在,他今天未必会赞成在中国实行多党制,他未必不是习近平“三个百年中国梦”的强力支持者,就像其长子胡德平一样。

现任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胡德平非常赞同习近平的“三个自信”和“中国梦”等提法。在胡德平近期的一些言论中,人们看到的除了“落实社会主义宪政法治”、“依宪依法执政治国”、“不应再用文革方式解决当前社会矛盾” 、“推动反腐”等提法之外,在政治改革上没有什么新的和有所突破的内容。如习近平的新政,胡德平所倡导的政治体制改革仅仅局限于整党整风和在现行制度框架下的有限修正(即对行政体制和执政作风的调整等),而不是外界所期待的那种制度性的改变。胡德平最近在谈改革时说:“无论孙中山先生、毛泽东主席还是小平同志,都是历史潮流的顺应者。”在中共体制内身兼要职的胡德平,其实是中共现行制度的维护者,属于中共体制内既得利益集团的一员,他不可能从根本上弹劾和否定中共的一党专制制度。他所放的言,实际上一点也不大胆和激进。因此,把胡德平过高地推到中共改革的“代言人”或“敢言者”的高度,是一厢情愿或自我麻醉,是对外界和民间的一种误导,与事实不符。相较之下,鲍彤、姚监复等人在改革放言上则要比胡德平走得远得多。

放弃幻想,拒绝误导

因此,习李新班子不会因为赞扬胡耀邦和推崇胡德平而向外界所期望的那样去推进“政改”,甚或平反“89学生运动”。习近平、胡德平等所提倡的政治体制改革,不是要改革一党专政,不是要“废除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独裁政治”,而只是搞一些行政机构的改革,把“政改”仅仅划在行政体制改革的范围之内(如整党整风等)。不仅如此,正如姚监复所说的,习近平“进行整党、整风,倒是有可能把主张民主自由的体制内的开明派人士给整下去”。也就是说,习近平所称的或胡德平所推崇的、打着“廉政”旗帜的政治体制改革,不过是整肃异己和排斥政敌的手段而已,与政治民主化或制度转变毫无关联。而习胡的所谓依宪依法执政治国和反腐倡廉等提法,在缺乏有效监督机制的专制体制下,最终也只能是一张空头支票而已,不会有什么实际的效果。而至于对“六四运动”的平反,则更是天方夜谭,或痴人说梦话。习近平颂扬胡耀邦,无意且没有理由以此而为“六四运动”平反。“六四运动”虽然是由胡耀邦的去世而引发,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共对胡耀邦的肯定就是对镇压“六四运动”的否定。胡耀邦不是“六四运动”的发起人或推动者,想必他也不愿看到中共政权因为这场学生运动而顷刻覆亡(如果他当时还在世的话)。胡耀邦的下台和去世,应该是中共高层内部权力斗争的结果。胡耀邦在政治和思想上与当时中共元老们的分歧,也大多是治国方略上的争论,而不是走什么道路和选择何种制度的拼搏。所以,中共重新推崇胡耀邦不是某种“平反六四”的标志或信号。

是故,在中共拒不改革其现行专制政体的前提下,外界和民间必须放弃对中共所渲染和施放的任何“政改”或“六四平反”的信息的幻想。不管北京推出多少个胡耀邦或胡德平似的改革或民主的代言人来,政改和平反六四都没有希望。这是中共高层一贯运用的舆论导向和梦幻制作的手法,以让民间认为中共当权者中一直还有所谓的民主派和改革家,从而对中共始终报以幻想和期待。事实上,在中共当权者中,不存在什么真正的改革派。而真心主张政治改革的人,却大多不在位或不当权(如在野的学者、公知与无权的官员或智囊等)。其所谓:“当权的不改革,改革的不当权”。胡耀邦不过是中共手里的一个文宣工具而已,他的“复出”不代表任何新的政治方向或作为。而胡德平则是习近平“中国梦”计划中的一个重要推手,并不是什么锐意改革的放言者。从习李新班子的言行来看,中共高层现在没有任何意愿和内在的冲动去推行政改或平反六四。既然大权与利益稳操在手,中共还有什么理由要去改变维护其既得利益的一党独大的制度呢?没有足够的外力的推动或环境的压力,不管是谁当政,中共都不会自动地去改变其现行制度。胡耀邦是“美化“习李新政的一副面具。而胡德平则与习近平共同穿着一条中共“三个百年计划”的连裆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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