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救赎者举不起红十字

江公

慈善是神圣的事业,只有心怀神圣的人才可以挂上耶稣的十字架。那是一个伟大救赎者的永恒标志,戴上它,子弹都不会往身上飞。

当白鸽宣誓,三年改变黑十字的印象时,也许,她心中的耻辱感甚于任何人。在中国,能有这样感觉的官员也算得上是凤毛麟角。能背上沉重的十字架,步履维艰地去改革,去争取改黑为红,也是很难为的一件事情。

回首郭美美,这是红会一个耻辱的原点,这个原点被国人所注目,并且逐渐放大之后,红会的公信力瞬时间就消失殆尽、灰飞烟灭。以至于,今天的芦山地震,红会的捐款号召引来满屏的“滚!”字。尽管后来有人会说话:网络声音不等同于民意。然而,红会威望之荡然,经赵白鸽女士之口验证,应以为真。于是,有人将郭美美钉在红会的耻辱柱上,并且想以重查郭美美来恢复红会之威望。

这就如昔日商王朝的衰亡,世人将原因给了妲己。安史之乱,给了杨玉环。女人与小人难养也,事涉女祸,红会似乎不黑也不行。

而我者认为,如果红会是一个信息透明,承德载物,以慈善为己任的组织,别说一个郭美美,再加一个林妹妹也无可撼动其毫厘。正为红会已经是满目疮痍,郭美美无非是要发的面团里加放的一袋酵母,面引而已。

也许,红十字会公信力丧失的原因方方面面,但网友评价,最主要的是他厚重的官方色彩,不知道是不是真正之民意?反正有目共睹,正是这一色彩使它不是一个信息公开,勤勉任事的慈善组织。反而,它更像是一级政府,一个衙门。它的强权和霸道,他的无理和强辩几乎是随处可见。

就在白鸽女士发誓之后,出现了这样一件事。在古都沈阳有个百岁老人叫关英汉的为芦山地震捐款10万,结果,去向不明。

据沈阳市红十字会赈济救护部部长卢兵介绍:国家规定省市两级红十字会经手的善款,不能直接购买救灾物资,具体用途需要总会统一支配。由于信息逐级上报时,都是多笔款项综合汇总,个人单笔捐款的具体信息在向上汇报的过程中就好像支流汇成海洋,总量可以保证,但要分清每一笔捐款具体流向,几乎不可能。

看看卢部长这番话,先来一个“规定”,然后是“统一支配”。结论是分清每一笔捐款

“具体流向”,几乎是“不可能”。

见过打官腔的,何曾见过如此打官腔的?官腔味太足!捐款也得按照它的规定,也得让它统一支配,想分清流向?回答是不可能!这就是赵白鸽要改变的中国红十字会。

头几天还有一件事,汶川地震时,几个艺术家义卖8000余万元,叫红会统一支配给改变了用途。修建校舍的改建成博爱小站了。这些博爱小站,蔡慎思有篇文章说大部建在北京的高档小区。由于,慈善为目的的小站不收任何费用,仅占地一项,红会的收益就十分可观。

切不说,红会、商红会什么的,不仅是慈善之机关,还有商人之头脑,借机发点财什么的。还是说这官腔,这种官八股般的作风,哪儿还有半点慈善组织之形象?抛开那些什么规定,统一之类的混账话,实则就是一句话:这钱拿来我说的算,我想怎么花是我的事。

捐款人只有捐的权,没有花的权,更没有监督的权。因为,几乎不可能啊!不可能,你监的什么督?

在中国,有一种钱是拿者为义务,花者为当然,这钱的名称就是税。

听听卢部长之口气,红会还是红会吗?活脱脱一个税务管理局。

反过来,我们再看看这位百岁老人吧!本身这样的老人就是慈善之对象,社会救助的目标,你怎么能收他的钱呢?你收的那么坦然,那么无谓,那么信心满满?堂而皇之地还竖立为一个典型。结果却分不清捐款之流向。真不知道,这些官员的职业良心何在?

这样的救赎者,与红十字根本不匹配,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那一颗慈善之心。他们不是慈善组织的工作人员,他们是官员,绝对的从头到脚以及每一根毛孔都与官员相像的官员。

说到这里,红、黑十字之变的关键在哪儿?应该清楚了。那就是说,不仅是皮,心也得是红的。你是搞慈善的,是救赎者,是神圣的。有成千上万的受灾人员等待你去救赎,你不但要有济世扶困之责任,更要有悲天悯人之情怀。

李承鹏有一篇博文“我们这里有这样一个小区”,里面提到物业和业主的关系,并且,拿来比喻政府和纳税人之间的关系。比喻的非常恰当。那么,捐款人和红会呢?红会更应该明白,你是为捐款人服务的。必须按照捐款人的意愿,为捐款人做事。不但不能有什么乱七八糟的规定,更别来什么统一不统一。你们是受捐款人之委托,为受灾人办事。必须尽心尽力。规定只能是捐款人有权规定,而办事人员不能有半点懈怠。什么叫几乎不可能?想可能就可能,你自己就不想可能,他怎么能“可能”?

红会的官员按照衙门的要求来安放自己的位置,什么捐款人的意愿,捐款人的委托,灾民的需要,他统一地嗤之以鼻。一个“规定”,一个“统一”,亿万捐民的钱就成了他的囊中之物,任其支配并且理所当然。

这样的红会如何改变你的形象?

奉告白鸽:不是救赎者,你永远举不起那副红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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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新闻, 观点 标签:
  1. 2013年5月6日15:37 | #1

    雅安救灾后非官方NGO的命运
    何清涟

    2013年雅安地震有两个值得关注的亮点:一是备受杯葛的红十字会信誉(实则是政府公信力),二是在救灾的表现出色的非官方NGO。当人们在揄扬这些NGO的行动能力之时,似乎很少想到这些机构在灾后可能的命运。

    红会信誉是北京的脸面

    中国红十字会的公信力是雅安震灾捐款活动中最受杯葛的一点,郭美美事件成了民众拒绝捐款的主要理由。其实,中国公众并未将郭美美当作红会腐败的万恶之源,因为谁都知道她只是附生于腐败毒果的一株小芽,大家针对的是红会及其后台,因此,拿郭美美说事,隐喻的其实是“中国红会-政府”这一政治经济共同体的公信力衰败。

    凡了解中国红会政治背景的人,都知道中国红十字会是政府主管主办的慈善机构当中的No.1 ,是中共政府最得用的一只白手套,其名誉会长先后由前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胡锦涛出任。先后任会长的王忠禹、彭佩云都是政府正部级以上高官。现任会长华建敏曾任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他那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身份,似乎可以使他忝居“党与国家领导人”行列。因这种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关系,红会的信誉体现着政府的公信力,红会在雅安地震后捐款遭遇的困境,其实就等于往政府脸上扇巴掌。

    此次红会募捐,在网上收获12万个滚字(一说16万个)。4月20日当晚,中国红十字会收到的捐款仅为14万余元,而壹基金则高达2240万元。这一结果使北京极为郁闷光火,因为在北京眼中,这捐款不仅仅是几个钱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民众借此表示的顺服、拥护。民众不顺服、不拥护,就意味着政府威信扫地,脸面无存。

    中国政府一贯奉行“国家机会主义”,当时的情势使北京“明智”地调整了政策,民政部宣称不再限定灾区接收捐款单位 ,也不再要求公益慈善组织将接受的捐赠汇缴给政府部门,以让自己暂时有个台阶可下。但北京又怎能咽下这口恶气?出于维持政治威信的考虑,随即下令各地助捐。在各地政府卓有成效的逼捐之下,到4月24日总算持平,红会与壹基金均达1.2亿,只比壹基金少了几百万之数。各地政府下令党政事业机关再接再励,于是最后红会终于筹得5.7亿善款,约占全国总捐款的一半。面对这个成绩单,当局觉得好不容易挽回了面子,没想到又起波澜:中国红十字会被迫承认挪用汶川赈灾8470万巨款,这笔巨款是5年前知名画家方力钧及100多名内地艺术家为襄助汶川地震灾民义卖作品募得的8472万元。

    如此局面,国内有评论称:“筹5.7亿善款也难洗红会污点”。

    民意的暂时胜利

    其实,非官方掌控的NGO在雅安救灾中能够获得机会展现自身能力,基本上是靠民意的支持。没有如潮水般汹涌的民意,政府还会沿袭善款收归政府的故伎。

    汶川地震时中央政府与民间合奏“多难兴邦交响曲”之时,民众的捐款是真诚的。这有事实为证:2008年之前,在慈善捐赠当中,个人捐赠为20%以下,企业捐赠为80%以上。但汶川地震后,个人捐赠总量与企业平分秋色,据某机构对汶川地震救灾捐赠管理系统收录的来源明确的164余亿元捐款的分析,个人捐款70.12亿元,占 43%,超过企业69.29亿和社会组织24.27亿的捐款总额。而雅安地震后,个人捐赠已经缩减到10%,这说明中国“红会-政府”这个政治经济共同体的公信力已严重下降。

    可以说,当北京集中全部力量举办奥运之时,中国公众对红会的信任,其实是对政府的信任。“全国人民”当中不少人正为中国即将举办的2008奥运激动不已,以为那就是中国正在和平崛起的标志。即使事后,部分人权人士针对川震中“豆腐渣工程”与谭作人陷狱的批评,也多是针对四川省地方政府的。

    这五年当中中国政府的所作所为我已经写过很多文章分析批评。要言之,就是中国政府许诺的强国梦已经随着2008奥运焰火展现的大脚印一道消逝,民意自然也就发生巨大变化。雅安地震后,民间通过反捐款表达的反对声浪,应该说是中共1989年之后第一回遇到。北京政治高层从中意识到,那12万个“滚”字背后,其实蕴含着中国人对现状的严重不满。

    对那些批评强制学生、幼儿园家长捐款是“道德绑架”者,当局挑选了几个他们眼中的“刺儿头”喝茶,最早被请去喝茶的就有好作批评的叶隐。但从来不知反省,也从不知认错为何物的中共,无法容忍民间与香港的“抗捐”姿态,于是先是让香港《大公报》于4月26日发表评论,指责香港“抗捐”是反中央、反民族的行为,接着《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少数港人抵制赈灾捐款——他们的理由站得住脚吗?》,希望借此挑起香港与内地矛盾,让“抗捐”活动蒙上污名,结果出于北京意料之外,许多中国网民表态,支持香港抗捐。

    民意如此,中共纵有高压与五毛大军,目前能够做的也只能是控制、打压,无法操纵改变。

    川震后中国NGO能否拓展生存空间

    雅安地震之后的救援活动中,民间组织发挥的重要作用有目共睹,但很少有人分析,这对中国那些没有官方背景的NGO来说,到底是祸是福。

    最新一期《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是《川震救援民间组织发挥关键角色》。这篇报道如是评价:“与五年前川震相比,此次地震后的官方表现有所进步,政府、军方在震后第一时间做出响应部署,民间组织则在社会动员方面发挥最大作用。民间救援机构显示出强大的组织力与专业水平,联合行动,立体救援,还比拼透明度与公信力,促进中国红十字会等官办慈善机构转变。”其中还特别提到公共知识分子李承鹏组织了专业救援队伍,迅速深入灾区,后方则由微博名人“肉唐僧”筹集资金、购买物资,过程公开透明,形成高效的民间救援团队,比解放军更早进入一些灾区救援。

    如果这事发生在民主国家,我相信政府会对壹基金及李承鹏等人表示感谢,因为这是为社会分忧,让灾民受益,帮政府减负。但中国政府骨子里未脱朱元璋那种专制者思维——“恩出自君上,非臣下所得擅专”。在共产党的政治文化中,任何社会组织都被视为非常重要的“政治阵地”,只能由中国共产党独占,绝不能由任何社会势力染指――这是共产党充分领悟的国民党之失败历史经验,按照中国共产党的解释,半个世纪以前中共政治宿敌国民党丢掉大好江山,其主要原因就是允许民间社团(即今日之NGO),以及其它政党如共产党以及“第三种势力”的各民主党派存在发展。这一重要“历史经验”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传到了第四代,占领NGO这类“政治阵地”成了控制社会的重要举措。从改革开放早期开始,中国政府就忙于成立各种由政府掌控的“非政府组织”,以便“与国际接轨”,有模有样地以NGO的面目与国际间同类组织交流互访,参与各种国际活动,并获得各种国际援助。国际机构及外国政府就算知道中国的NGO由政府掌控,也假作不知地输送各种援助。根据美国基金会中心数据库(www.foundationcenter.org)的统计,2002年到2009年,美国基金会对华援助约有4亿3000万美元(不含港澳台),其中捐助给学术机构、政府部门、官方NGO的各占 44.01%、25.38%、16.62%,三者共占捐助额的86.01%,而草根NGO获得的捐助只占5.61%。

    非官方控制的民间机构在雅安救灾活动中的表现,让北京当局受到巨大的刺痛,宣布捐款不收归政府只是迫于情势的权宜之计。我凭经验知道,这笔帐中国政府一定会算。更何况,在中共眼中,这是与朝廷争夺民心的“叛逆”之举。只是从何处下口,那是下一步计议的事情。

    文章刚写完,我在推特上就看到这么一条信息:“@Danmuzhiyu政府给基层村一级单位的通知中讲,传言有坏人渗透进灾区搞破坏。所以现在风声鹤唳,有物资都不敢‘私自’要了。”

    但愿我是杞人忧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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