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萍:富人穷人(美国篇,中国篇)

美国篇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大陆,把好人坏人以阶级成分,以人的贫富来划分:富人一律是坏人,穷人则统统是好人。不知今天的中国大陆在这点上是如何教育孩子的,但据我从中文网上的观察,中国人的仇富情结似乎依然很深。记得我在中国读大学时,上过一个美国外教的英语课,听他有一次在课堂上讲:美国的穷人大多是懒人。这种对穷人的描述,对当时的我来讲,既新鲜又震惊。如今我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多年,今天的我又是如何看待美国的富人和穷人的呢?

先说富人。我所闻的美国富人,分为几类。一类是科技公司的创始人,像Steve Jobs, Bill Gates,还有创建Google和Facebook的那几个年轻大富翁,这些人靠自己的创造发明创造了财富,可以说是利人利己。他们当中有些人,比如Bill Gates,把自己的财富通过公益事业大量反馈给社会,显然不仅不是坏人,还是个大好人。虽然这些人属于美国的1%阶层,但我想,哪怕是中国人也不会把他们看成是剥削穷人的坏人。我知道的美国第二类富人,是美国的一些政治家,比如克林顿夫妇,当今总统奥巴马,他们以出色的个人才华和魅力,加上对社会事业的热情,投身于公共事业,成为美国社会的领导者,我对他们也敬佩有加,不会因为他们的财富跻身于1%而仇恨他们。重要的是,他们的财富不是依靠权力依靠贪腐得来的。第三类富人,是文娱体育明星,他们为我们带来娱乐,我们不可能视他们为坏人,否则我们怎么会自愿花钱去看他们的电影电视或比赛,为他们送去钱财?第四类富人,可能更接近于传统意义上的富人,他们对社会似乎没有什么明显的贡献,仅仅是以赚钱有道,生活奢华而闻名于世,比如美国房地产大亨川普(Trump)。不过,你如果看过川普的电视真人秀《The Apprentice》-You are fired!,就会发现,川普不仅是个大能人,他还是一个有正义感,有良知,对社会有责任心的人。我本来就不是一个特别仇富的人,但小时候的阶级教育毕竟留下一些痕迹,过去心里不知觉地对传统意义上的富人怀有稍许鄙意。看过川普的电视秀后,我终于明白,富人不仅不一定是坏人,甚至可能是好人,尤其在美国这样的制度下,好人能人更有机会发财致富,富人里好人的比例很高。

当然,人类社会不存在完美的共产主义世界,美国的富人里,一定有坏人,比如华尔街的某些人,利用制度的薄弱环节,为自己敛财;还有某些理财经纪人,以骗局骗取他人的投资填充自己的腰包。我看过一个介绍美国富家后代的纪录片,其中有一个富家后代谈起自己的祖父当年如何敛财时,称自己的祖父为crook(恶棍),并说,那个时代(二十世纪初)的富人难道不都多多少少是crooks?这个富家子弟的话也许有点过于偏激,但在某种程度上,也不无道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初期,因为没有资本主义经验,对人的贪婪本性认识不足,法律非常不健全,社会透明度也远不如今天,通过不公平手段获取财产的坏富人的比例,一定比今天高(不过估计还是比不过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西方社会的发展,也是一路边走边学边矫正,才走到今天,成为相对来讲比较公平公正的社会。

今天的西方,虽然制度还远不完美,还有需要改善的地方,但我相信,西方社会的大部分富人是通过自身的努力,以自己的才智,勤奋,或勇气,来获得财富的,大多数富人以及中产阶级是诚实,有上进心,有社会责任心的好人。至于对西方社会里那些以钻制度的空子来敛财的坏富人,我们在谴责他们行为的同时,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如何改进制度上,堵上漏洞,以防止类似例子再次发生,而不是煽动阶级仇恨,纵容社会消耗在无用的仇富情感中。这一点,西方的精英相对来讲比较明智,做得较好,懂得如何控制社会,如何管理社会。比如前一阵风靡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最后也就是一些没事干的无业者闹闹,不会酿成社会动荡。没有政治家去助阵,以利用他们达到激进的目标,也没有媒介乘势煽动社会对立情绪。有名望的电视主持人大都劝说:占领华尔街不如去参加竞选,以政治参与来改变制度改变立法,这才是改变华尔街行为的有效之道。

再谈穷人。穷人到底是受压迫受不公平待遇的好人,还是不勤奋不求上进的懒人?想象一下,如果毛泽东转世来到美国,把美国的无产者捧为先进力量领导力量,把那些无家可归者,那些吃救济粮住救济房的穷人,安插到企业做党支部书记领导CEO,安插到社区做区委书记指导市政建设,那会是何等地荒唐可笑?说实话,在美国这样的制度下,如果第一代移民是穷人,情有可原;如果到了第二代第三代,还是一辈子靠救济的穷人,那不是智力或精神有问题(美国很多无家可归者是有mental problem的人),就是太懒。美国是个鼓励勤奋,鼓励上进的国家,她的制度使得绝大多数人能有一个平等的起跑线。美国的制度还是一个扶弱的制度,收入越低需要交的税就越少,反过来,收入越高的人则对社会贡献越多,另外,穷人以及穷人子弟可以得到比别人更多的政府资助。在美国,要成为1%的富人也许不那么容易,但要不做让人怜悯要人救济的穷人,只要你不太懒,没有什么太大的天生缺陷,基本上就应该没问题。在正常社会里,没钱不等于是好人,有钱也不等于是坏人,人的好坏与阶级地位毫无关联。事实上,在西方社会这种人人平等,扬善抑恶,鼓励勤奋,鼓励智慧的合理制度下,富人以及中产阶级才是为社会做最大贡献的好人,而穷人往往是没有能力贡献社会,甚至需要社会帮助的有缺陷的人。说句也许政治不正确的话,从对社会做贡献的角度讲,美国富人里以及中产阶级里好人的比例,应该是高过穷人,穷人大多数连自己都不能自救,更不要说做一个关怀社会贡献社会的好人了。像中国的毛泽东时代那样,用阶级地位来划分好人坏人,凡是富人就一定是坏人,就要打倒甚至枪毙,凡是穷人就是先进力量领导力量,现在看来,实在让人觉得是一场极其荒诞的胡闹。

当然,我不是说,美国穷人不一定是好人,甚至很可能是病人懒人,富人就不应该关心穷人。穷不管是因为智力有问题造成的,还是因为精神或个人意志力有问题(懒惰)造成的,穷人总归是社会上的弱者,他们往往没有能力改变自己。从人性本善的角度来讲,强者帮助弱者,幸运者帮助不幸者,可以使社会更善良,使人更有安全感,更觉得世道公平;强者帮助弱者,也可以带动社会,因为强者往往是社会的榜样,强者的善良可以使更多的人乐于助人,更多的人富有社会责任感,从而促成社会风气的良性循环。从实用的角度讲,富人帮助穷人,可以帮助避免出现社会情绪对立,防止犯罪率上升,从而保证自己除了拥有财富,还能过上安全心稳的好日子。而且,社会上中产阶级的比例越高,富人以及中产阶级赚钱的机会也就越多,富人拿出自己的一部分所得,回馈社会,帮助穷人(尤其是穷人子弟)摆脱贫穷,常常可以带来富人穷人双赢。所以,关心穷人利益,不仅仅是为了穷人,也是为了富人,是为了全社会的人。

我想要补充说的是,虽然我支持富人更多地反馈社会,但我反对走向另一个极端-均富。比如,我支持收入越高,缴税比例越高的制度,但这个高应该是适度的,不能走过头。如果富人缴税比例过高到让人失去勤奋或创业的动力了,成了鼓励懒惰,那就走过头了。像毛泽东主张的那样-均富,更是愚蠢之至。剥夺富人的财产,均分给穷人,实际是创造了一种更大的不公平。除了通过贪腐,欺骗发财的富人,对那些通过智慧,勤奋,或冒险的勇气来获得财富的富人,如果将他们的财富均分给穷人,那就等于是鼓励愚蠢,懒惰,鼓励不敢创业不敢创新。所以均富不是公平,恰恰相反,均富是另一种不公平。均富也不实用,因为一个鼓励愚蠢和懒惰的体制,最后必定会变得既邪恶又贫瘠,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正是如此,毛泽东时代的当代活化石-北韩也是如此。

中国篇

在《富人穷人》的美国篇里,我阐述了在美国这种相对公平合理的制度下,富人和中产阶级大多为好人,穷人则多为有缺陷的人或懒人的看法。不过,同样的结论并不适合中国。

圣人孔子有一句话:“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以我的理解,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在公平合理的有道社会里(比如美国),如果贫穷到连自己都养不活,那多半是自己不努力,应该为此羞耻;而在腐败不公平的无道社会里(比如当今中国),如果富贵到腰缠万贯,那多半来路不正,不是件光荣的事。在当今中国,可以说,有相当比例的富人是通过来路不正的方法,以不公平优势发财的。在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权钱相通,很多中共高官的子弟或家属,因为与权力联姻,拥有资源优先,能够轻易成为商业巨头;普通人也往往必须通过巴结权力贿赂权力来走上发财的道路;更有无数的人利用自己手里大大小小的权力,以不正当手段为自己谋私财,实在是无道之邦之顶级。而中国的穷人,则大多是制度造成的,很多人在起跑线上因为受政府歧视而吃大亏,比如农村户口。而中共的政策,往往是不扶弱反而扶强,比如居住在越是发达的大城市的人,从国家得到的优惠待遇就越多。与美国穷人多为懒人相反,中国穷人往往是中国社会里干活时间最长的人群(比如农民工)。在中共制度下,不是穷人懒,是富人偷懒,很多富人不靠自己的努力和智慧来创造财富,而是以不公平不正当手段,抄捷径发财。

为中共制度辩护的宣传员们,常常爱拿印度说事,说印度是民主制度,为什么还遍地穷人?我没有去过印度,对印度问题没有切身了解,但据一位印度同事讲,印度穷人大多是些成天祈祷不干活的人,印度的穷人如果有中国农民工十分之一勤劳,印度就不会是今天的印度了。所以,我认为,很可能是印度的宗教文化,造就了印度问题,很多人信教信到走火入魔,过于热衷于来世,而不再关心现世的上进。与之相比,中国文化则是造就上进人民的脱贫文化,在有道的发达国家里,华人哪怕上一辈是偷渡客,第二代往往也能跃入中产阶级的行列。我还注意到一个现象:来自中国最底层的偷渡客可以说是名闻天下,在当今世界各个角落,你都能找到成群的中国偷渡客,而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印度偷渡客。世界各地的印度移民大多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印度中上层阶级,那些底层的印度穷人成天忙于祈祷,不求现世上进,根本不可能去冒死做偷渡的努力。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印度的穷人是文化造成的,不像中国,穷人大多由制度造成。

在中国这样一个无道之邦,做富人不光荣,做穷人不羞耻,那么,这是不是等于中国的穷人统统是好人,而中国的富人一律是坏人呢?答案没有那么简单。

讲一个朋友的真实故事。这位我青少年时代的朋友,来自普通工作人员家庭,是一个全面发展的好学生,学习成绩好,体育好,人缘也好。他外形阳光,性格开朗,待人又很真诚,几乎人人都喜欢他,以他的智商情商,放到任何一个正常社会里,他都会是一个成功的人。在中国这个无道之邦,他混得也不差,他现在是我青少年时代朋友里的首富。可是,他又是怎样成为首富的呢?说出来就不太光荣了。他大学毕业后,进了一家中央部属企业,几年后被派驻深圳。不知怎么,他手里掌握了令人觑觎的进口汽车的分配权,其实这家企业与汽车业毫无关联。具体事情是如何操作,说实话我也不懂,但正是由于这个进口汽车分配权,他淘到了第一桶金,一跃而成腰缠万贯的富人。他自己也清楚自己发财有把柄可抓,所以早早地就把老婆孩子移民到西方,万一国内情况不妙,他自有退路。像我这位朋友,你说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以我对他年少时人品的了解,我知道他不是天生贪婪的人,本质上绝不是个坏人,但他发迹的方法,放到正常社会里,就是十足的腐败。说到底,是中共制度的邪恶,把许许多多的好人变成了坏人,类似这位朋友发财的故事,我知道的有好几个。所以,中共抓贪官,抓得再多,只要不改制度,贪官就会像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很快又接着长出一茬。

中国的穷人是不平等制度造成的,贫穷不是他们自己的过错。可是,我们能因此说中国的穷人都是好人吗?在中国,弱势的人一般做人比较夹着尾巴,似乎更善良。不过,我认为,一个社会连强者都善良,才是真正的善良,弱势者的无奈的善良是不可靠的。事实上,没有制度的保证,弱势者一旦变成强势,一点都不会比过去的强势者更善良。不是有这么个说法:在中国,人人都痛恨贪腐,但只要有机会,人人都会贪腐。在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把无产阶级提拔到党的领导岗位上去,给穷人不透明不受监督不受法律制约的权力,给他们资源优先,无产阶级很快就会变成权贵资产阶级,“善良”的穷人必然成为“邪恶”的富人。

再说,什么叫好人,一个对恶忍气吞声,默默服从的人,能叫好人吗?一个很可能缺乏教育,没有什么能力辨别是非好坏的人,能叫好人吗?依我看,中国的穷人与富人相比,本质上不会更好,只能说是一样,都有着人与生俱来的善恶两重性。所以,不需要像毛时代那样把穷人捧上天,第一,嘴上把穷人捧上天,对改善他们的地位没有实际意义,帮助他们的最好方法是给他们平等的起跑线;第二,帮助穷人是为了提高社会整体水平,为了摆脱贫穷,而不是要向贫穷看齐;第三,大多数穷人也没有为社会做过什么特别的好事,值得被捧上天。对中国来讲,最重要的不是富人与穷人之间谁好谁坏谁上谁下的阶级斗争,而是改革政治制度,建立符合人性的民主自由和法治,给普通人穷人以及所有人以天赋人权,让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里站起来,让人人有一个平等的起跑线,人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过上体面有尊严的日子,让权力受监督受制约,让有德的能人聪明的好人通过公平透明的竞争成为富人强人,成为社会的好榜样,社会的领头人,从而带来整个社会的良性循环。

另外,中国人常把出身穷苦的人被党提拔为“人民代表”,误当成是穷人的代表,这是中共偷换概念的误导结果。一个人是否代表穷人或普通人,并不是以他本身是不是穷人或普通人来衡量,而是以他是不是被穷人或普通人选为代表来衡量。就算他原来是大学教授,是精英,如果他被普通人民投票选为总统,他就是普通人民的总统。反过来,就算他是穷人出身,如果是被党提拔来做代表,那他代表的就是党,而不是穷人。比如中国人大代表申纪兰,一个没有什么文化没有什么头脑的农村妇女,从1954年就开始做“人民代表”,几十年如一日,不管党要干什么,她都投票赞成,大跃进她赞成,文化大革命她赞成,改革开放她也赞成。她的职责就是听党的话,为党服务,党叫干啥就干啥,跟人民利益根本不沾边。仔细想,也不奇怪,这个所谓“人民代表”,实际上是党选拔出来的,“人民代表”只不过是个虚名,本质上应该是党代表,维护的当然是党的利益,否则党干什么要选她做代表?而党最喜欢的就是这种没文化没思想的农妇,利用起来易如反掌,弄个有思想的大学教授,利用起来恐怕还有点困难。记得一句从伊能静那里听来的话:“沉默的好人会变成邪恶的同盟”,就是说,面对邪恶,不发声,不对抗,那你无意当中也就成了邪恶的帮凶。不过,说好人沉默,那至少意味着好人还有分辨对错的能力。我想要加一句的是:比沉默的好人更容易成为邪恶同盟的,是缺乏教育没有头脑的人,这种人不仅不对抗,而且党叫干啥就干啥,很容易成为邪恶的得力助手。所以,中共过去那种以根正苗红是否穷得响当当,来确定是不是好人能不能做领导的方法,既荒唐可笑,对社会来讲也非常危险。而中共培养愚民的洗脑式教育制度,更为邪恶提供一代又一代得力助手立下了汗马功劳。

还有人认为,腐败是改革开放以后才有的问题,是资本主义金钱带来的问题,毛泽东时代就不存在腐败。说资本主义金钱带来腐败,是站不住脚的,看看西方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远比中国进行得长久彻底,个人财富也远比中国丰裕,却政府廉洁,腐败程度相对较低。至于说毛泽东时代不存在腐败,也不符合事实,实际上,当今中国社会的腐败,是毛泽东时代腐败的延续,只不过腐败的形式不同而已。在毛泽东时代,不同级别的干部,享受不同的待遇;高干子弟和家属拥有特别的地位特别的机会;不管干什么事,从买紧俏物质,到子女分配工作,都有后门可走,有一点小权都能派上用场;大城市人待遇比小地方人好,城市户口比农村户口好,不公平优势比比皆是。而很多中国人,根本不懂以不公平优势占便宜不是件光荣的事,往往会以自己拥有特别的地位享受特别的待遇而自豪,到今天都是这样。我近年回中国时,就曾碰到一位女士,自豪地告诉我,她父亲是离休高干,她家八十年代就有一百多平米的“大房子”住。当时我心想,这人的老爸没准也就是个土匪水平的人,靠枪杆子掌权享受特别待遇,还好意思炫耀,真庆幸我不再生活在那个国家。再看看毛泽东时代的当代活化石-北朝鲜,普通人民连饭都吃不饱,金家却能送金正恩去瑞士留学。所以,腐败不是资本主义造成的,不是财富带来的,而是不合理政治制度的结果,是不透明不受制约的权力下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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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新闻, 观点 标签:
  1. fish
    2013年5月8日16:57 | #1

    “据一位印度同事讲,印度穷人大多是些成天祈祷不干活的人,印度的穷人如果有中国农民工十分之一勤劳,印度就不会是今天的印度了。所以,我认为,很可能是印度的宗教文化,造就了印度问题,很多人信教信到走火入魔,过于热衷于来世,而不再关心现世的上进。与之相比,中国文化则是造就上进人民的脱贫文化,在有道的发达国家里,华人哪怕上一辈是偷渡客,第二代往往也能跃入中产阶级的行列。我还注意到一个现象:来自中国最底层的偷渡客可以说是名闻天下,在当今世界各个角落,你都能找到成群的中国偷渡客,而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印度偷渡客。世界各地的印度移民大多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印度中上层阶级,那些底层的印度穷人成天忙于祈祷,不求现世上进,根本不可能去冒死做偷渡的努力。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印度的穷人是文化造成的,不像中国,穷人大多由制度造成。”-这话太有参考价值了,说得还真是那么回事,谢谢分享!

  2. 呵呵
    2013年5月9日01:15 | #2

    振聋发聩的好文章

  3. fish
    2013年5月9日13:29 | #3

    这是我在贵博客读到的第4篇有深度的文章

  4. hehe
    2013年5月9日20:30 | #4

    奴隶制万岁

  5. xhx1971
    2014年3月13日23:47 | #5

    非常赞同伊萍女士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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