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住院的老干部谈起

资深媒体人 陈志龙

探望一位住院的老领导,巧遇医院的院长也在。谈及这家著名医院扩建十年而仍然是半拉子工程,院长大吐苦水。他说,最大的“钉子户”不是普通百姓,而是一批老干部。有几位老干部住的是单门独院的小楼,都是代管公房,院方提出一套换三套,他们不愿意。说住了一辈子,有感情了。有位快90岁的老爷子,在该院ICU病房已生活数载,近乎植物人,完全靠机器维持,每天费用动辄以万计,一年要几百万。其子女与医院谈判,200平方米的一幢小楼开价1400万!而早期拆迁搬走的普通百姓,每平米补偿才不过万元。

听一位省委机关工作人员谈清房,厅局级领导干部,有七八套房子的,不在少数。哪来这么多房的呢?过去,人在县里工作,当县长书记时,夫妇俩都分到房子,超标部分按每平方几百块钱补差,当时是有这个政策的。到市里工作又有房子(当然,有的房子是在机关事务管理局名下,使用权归领导),调到省里工作后,地方上谁敢做恶人,清省领导的房子呢?于是,一些领导干部退下来后,占有七八套房子不稀奇。有的子女不在国内,大把的房子没人住,这可苦了驾驶员——每到梅雨季节,他们要去帮老领导照顾房子,开窗透气,县里住几天,市里住几天……驾驶员怨声载道,成为机关车队的谈资,这位领导有五套,那位领导有八套。

房产,是中国领导退休后的宝贵财富。官本位体制下,带有供给制特征的实物配给,使得领导干部房产不清晰、不透明,于是出现一人占多套房,并且苦无解决良策。前不久,南京某报有消息称,保障性住房易进难退,清不出来,几年下来,全市清出来的不到十套。那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拿着最低生活保障的人,好不容易喘口气,就要人家吐出保障房来。而有七八套房的老干部,从来没有人、也没有一套机制敢让他们吐出来。当然,中国政策上是有办法让他或者他的后人吐出来一点的。春节后,“国五条”横空出世,说要开征20%的房产增值税,各地的房产交易市场挤得爆棚,其中不乏拥有多套房的官员“吐货”。但风头一过,看20%执行起来大打折扣,未及出货的人又长抒了一口气。

中国房地产市场走过了十多年的流金岁月,价格涨得沸反盈天。调控政策车载斗量,但收效甚微,关键是回避问题的实质。是真的没有办法,不是,是难下决心。实际上,最有效的办法是增加持有环节的税。我曾参加一个相关税种的调研座谈会,来自北京的一位司长说,北京像我们这样的人,哪个没有几套房?按时下的行情,有的房子一套就值上千万,如果收一个点的税,那我一年的工资就全缴税了,谁愿意革自己的命呢?

这是一句大实话,触及利益果然比触及灵魂还要难。房地产调控的胶着、无奈、博弈及底牌,全部都在这几个真实的事例中。原来,“房姐”、“房爷”、“房叔”之外,还有更直接绑架政策的特殊权贵集团,而其折射的社会公平的倾斜和政策的失灵,都已到了让人惊叹的地步。房地产如果听任权贵阶层或既得利益集团绑架,政策总是暧昧摇摆,回避实质性矛盾,那最终必然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是让少数人哭,还是让一路人哭?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如何以更大的政治智慧和勇气,来推进这些关键领域的改革,考验着新一届领导人。

一些看似复杂的问题,回到利益本源上看又非常简单。而有形的手投鼠忌器,王顾左右,难下决心,终使棘手难题越难越拖,越拖越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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