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从广场上到红墙内:那些跻身政治局的六四亲历者

北京——连续四天,400多位中国最杰出的富有政治才智的人聚集在北京一家宾馆烟雾缭绕的会议厅里,焦虑地辩论着国家的未来。

那是1989年4月,中国在进行经济改革十年后,开始面临政治自由化的呼声。几天以后,天安门广场爆发了抗议活动,与会者的人生从此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其中有几位成了今天的国家领导人,比如中国总理李克强;另一些则因被指控支持抗议活动而身陷囹圄或者流亡国外。天安门抗议震动了共产党,最终以6月4日士兵大举进入北京、开枪打死了几百名赤手空拳的抗议者和旁观者而告终。

曾帮助组织那次会议的陈一谘说,“会议的气氛是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后来,不可能再召开像那次那样每个人都愿意直抒己见的会议了。”

今年是六四流血事件的24周年,也是共产党新领导层上任后的第一个周年,新领导层中有不少与1989年事件有密切且矛盾关系的官员。很多如今的高层领导在20世纪80年代还处于他们政治生涯的初期,那个时代,允许什么、禁止什么的边界没有今天这样泾渭分明,也没有被如此严格地控制。他们当年的职业和友谊,以及他们有时的观念与那些在六四之后入狱或被罢免的学者、官员和政治顾问们的有些重叠。

几乎没人认为去年11月上台的新一届中国领导人会推翻官方对六四事件的定性:一场必须镇压的反革命暴乱。但是,他们曾陷入当年那次政治试验的经历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与其前任相比,如今的领导人是否会对新的想法和讨论持更开放的态度。

虽然中国领导人公开辩论经济改革的不同方法,但是他们对政治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难以听到。至少在现在看来,任何对20世纪80年代更自由精神的潜在接受,都被晋升到了高层的那些人所必需的因循守旧所禁锢,这些人害怕自己被怀疑是意识形态异端。

然而,六四事件的教训以及其压抑的后果对新领导人来说也许是负担,如果他们面临另一次政治反抗则尤为如此,曾担任赵紫阳助手的吴伟说。赵紫阳是致力改革党的领导人,在镇压发生前不久被罢免。

吴伟说,“对现在的当权者来说,这依然是个沉重的政治包袱,即便他们还不能对此进行公开讨论。经历过那次事件的人现在正值中年或者稍老一点,这依然是他们心头的一个结。”

据曾参加会议的原新华社编辑仲大伟称,现任政治局常委的25位委员中有六人曾参加那次会议,今年57岁的李克强总理是其中之一。其他与会者包括国家副主席李源潮,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以及负责有关宗教、少数民族以及党外组织政策的俞正声。

这些后来成为中国领导的人中有不少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涌进大学的,他们渴求知识和自由思想,在之前的10年文革期间,人们只能死记硬背毛泽东思想,大学由于意识形态运动大部分处于关闭或者停顿状态。在当时的照片上,他们都穿着蓝色或者绿色棉外套,提醒着人们那是他们曾希望逃脱的单调遵从。

在天安门动乱的整个过程中,现任国家主席兼党总书记的习近平在东南部的福建省任地方官员,远离北京的抗议活动。但他的父亲习仲勋是支持经济改革的共产党元老,也是胡耀邦的朋友。曾任党的领导人的胡耀邦因其自由倾向于1987年被罢免,他的突然死亡,使得上千名学生前往天安门广场表达自己的哀伤,也发出迈向民主的要求。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中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孙万国(Warren Sun)称,有些迹象显示,习仲勋曾间接地表达过他对军事戒严的反对,但在六四之后很快站好了队。

六四事件发生前,中国在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带领下,抛弃了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狂热,开始进行市场改革,允许农民、工厂主以及商人摆脱国家的约束。伴随经济改革的是新思想的酝酿、以及对政治开放和文化创新的呼声,但也遭到党内保守派领导的一场针对“精神污染”的反击行动。

北京作家陈子明说,“我们当时都认同的是中国必须进行改革,迫切需要如此。学生和学者之间唯一的真正分歧在于,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哪个应该最先进行,或者是同时进行。”

当前中国的很多领导人在那种如火如荼的气氛中开始攀登政治阶梯,在当时,官员与一些倡导更激进变革的人打交道、甚至对他们表示同情并不罕见。学生时代的李克强曾与胡平和王军涛有过交往,后二者是积极投身于1980年不受拘束的学生竞选的激进分子。朋友称,有时李克强会参加学校的沙龙,学生们在那里辩论选举政治、西方思想以及威权统治的暴行,直到深夜。

朋友称,那以后,李克强被党内官员劝说放弃了出国留学机会,当了共青团的一名干部。

王军涛说,“当时我们有很多相同的看法。很多让我们发生分歧的问题那时还没有出现。” 王军涛在六四事件后被关押,在1994年去了美国。

其他未来的领导人也有类似的背景。现任中纪委书记的王岐山曾在20世纪80年代与其他年轻学者一起提倡改革死板的计划经济,他们被誉为“改革四君子”。在那个十年的后期,他担任《走向未来丛书》的编委成员,该系列丛书很受学生喜欢。

陈一谘曾是主办那次会议的政府机构主任,他回忆说曾与王岐山多次长谈,也在1988年与李克强有过一次长时间的对话。在提到中国最近退休的一批领导时,他说,“我的印象是,这一代应该比胡锦涛、温家宝那一代人要更开明。”

到了1989年,分歧导致了共产党领导层内部的分裂。尽管已出现十年经济增长,学生和学者却因为官员腐败和共产党不愿效仿席卷前苏联阵营的政治改革而不满。更多公众也因官员特权、以及物价改革带来的通胀而十分愤怒。

这些矛盾在胡耀邦死后爆发了,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悼念活动升级为争取通过向民主迈进以及言论自由来限制权力和党精英阶层特权的诉求。

赵紫阳以及党内高层其他相对温和派人士提倡用慎重的政治自由化和新闻自由来平息不满。但强硬派则认为自由化会带来危害,不能解决问题。他们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邓小平一直热衷于经济改革,而不是政治改革。

民主倡导人士王军涛回忆了自己与前大学校友李克强在1989年5月中旬的最后一次见面,他说,“在学生时代,(李克强)经常直抒己见。现在他已经不像过去那样爱冲动。他变成和其他官员一样的人,对领导唯命是从,但我觉得他仍有正义感。”那次见面时,李克强与一群领导一起劝说学生停止绝食,回到教室中去。

等到5月20号政府宣布在北京进行军事戒严时,赵紫阳已经失去了权力,邓小平和党内保守派正在准备对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进行更严厉的镇压。两周之后,携枪的士兵和坦克辗过天安门广场,中国又经历了一场清洗和关押的震撼。

据曾经相识的人称,为了度过这次逆转,李克强和共青团的其他官员靠无情的实用主义打消了人们认为他们对党不忠的怀疑。他们参加各种会议,谴责天安门抗议是反革命行为。王军涛说,“在党内生存,你必须成为一个机会主义者。”

6月4日的镇压发生之后不久,习近平的妻子、军乐团歌手彭丽媛曾与其他表演者一起在天安门广场慰问军队。一家人民解放军杂志1989年发表过她演出的照片,照片曾在今年在中国互联网上短暂流传,后来消失了,可见政府对那段历史仍然很敏感。

曾为官员的吴伟说,“党的体制会改变人。一旦你走上了这条路,你就学会了一条:如要保护自己,就必须保护这个体制。但是我不相信那个时代没有给他们留下了印记。”

杰安迪(Andrew Jacobs)自北京,储百亮(Chris Buckley)自香港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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