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贫困问题

来源:译言精选 – 被遗忘的美国人:困在经济最底层的乡村少数族群
原文来源:huffingtonpost.com
原文标题:The Poverty In The US
原文地址:http://www.huffingtonpost.com/2012/10/15/the-forgotten-americans_n_1968097.html
原文作者:Tom Zeller Jr.
译者:野旷天低树

1

从德克萨斯州Laredo市往东北约30多公里,是一片好似与世隔绝的荒凉地带,这里属于Webb(韦伯)县,几条无名的土路穿过其中,路边散落着一些没盖好的渣砖房屋,和几间破破烂烂的活动屋。

Israel Reyna是一位本地律师,一直热心于贫困者权益,他最近一直开车带着我走访像这样的社区,我们从主路上开下去几百米,在几幢杂乱散布的房屋边停了下来。我站在路边,一辆黄色的校车缓缓地从旁边经过,仿佛生怕从路上深深的辙印里冲出去。辙印是由于排水不畅,再加上暴雨和骄阳的轮番攻击造成的。

2

位于德州的一个西班牙裔居民点,入口挂着一个“禁止”标志

Reyna站在一间干净的活动屋边招呼我,他正在那里跟主人说着话,Elia De La O和她的丈夫Rogelio,夫妻俩请我们进去。

这里的土地显然已经进行了划分,De La O的屋子像大部分其它房屋一样还未完工,露着大梁,电线也胡乱搭着。这一家运气还不错,通了电――在德州墨西哥边境的一些贫困地区,电仍然是奢侈品――但他们缺自来水。在几公里外,有一个县里的取水点,这里的居民要排队取水,有时要排上几个小时,装满各式各样的大塑料桶。水闻起来有臭味,但官员们说可以喝。和大多数居民一样,Elia和Rogelio不会喝这种水,宁可去Laredo或Rio Bravo附近找私营商人,买上几壶水来解渴。

3

整户人家全靠这一个单相20A的电路供电,仅相当于一个车库的最低标准,或是半个现代厨房。

De La O一家不是出生在这里,目前还没有取得完整的公民身份。他们说,部分原因是他们语言上过不了关。但他们已经稳定地在中西部州帮人做季节性农活,语言倒是够用,而且他们十几年前就已经拿到了绿卡,也一直在交税。他们特意强调为自己的家而高兴,为能有个立足之地来实现美国梦而心存感激。但64岁的Elia也说,她在墨西哥长大,过去所梦想的美国梦与现实完全不同。

“我从没想过在美国还有人生活得像这样,像我们这样。”她说。“我们一直觉得,‘这是美国啊,是最好的。’我们倒没想过来美国可以生活得像国王一样,但也没想到会有像这里这样的地方。”

4

鸡棚外挂着刚洗的衣服

从德州边境,密西西比河三角洲的棉花田,到中西部大平原的保留地,有许多像这样的地方,年复一年,还是没有什么变化――这些地方都很容易找到。自从40多年前这种极度贫困首次被认定是一种国耻以来,虽然有了许多改善,但扶贫人士认为改善的步伐太过缓慢了。他们说,这种代复一代的持续贫困不断折磨着数百万乡村人口,特别是生活在小城镇和偏僻村落的非洲裔、西班牙裔和印第安裔。在这些地方没有钱,发展又困难,歧视更是长久存在。

美国如今有高达46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贫富差距比以往更大了,经济上的向上流动性也越来越差。这些穷困的,以少数族群为主的乡村社区代表着美国贫困人口中的赤贫者――他们身处经济的最底层,有能力向上攀登者越来越少。相比于生活在城市和郊区的美国人,他们的数量较少。全国只有不到20%的人口,约5100万可以说是生活在乡村,而少数族群约占1000万。但他们在贫困人口中的比例,无论怎么算都是极不协调的。这一点也是令人不安,却长久存在的国情之一。

多位反贫困人士将这一局面总结为一个词:无地自容。

人口统计局在2012年5月发表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少数族裔的新生婴儿数量首次超过白人。这表明,等到新一代黑皮肤和棕皮肤的美国人在这些被人遗忘的社区长大到法定年龄时,他们会逐渐意识到自己身处于一场“冷对峙”中。这场“冷对峙”是总统大选的热门话题,却让整个国家陷入困局。这是关于根本问题的讨论:每个人由于财富和机遇不同,实现美国梦的机会也不尽相等,而政府的作用是减少――哪怕只是最小程度――歧视和出身带来的影响。

就在本周,一条突发新闻让这种观念上的对峙凸显出来。在一段模糊不清的视频中,共和党总统候选人MittRomney(米特·罗姆尼)正在游说一群有钱的捐款人,“如果西班牙裔选民紧跟民主党,就像非洲裔以前那样,那为什么要费力把他们拉到我们共和党这边呢?或者我们美国这边呢。

在这段视频中,Romney还蔑视了一下全国“47%”的选民――他调侃道,他们铁定是欧巴马总统的支持者――交税少,依赖政府补助,不愿意“承担生活的责任”。

当然,批评人士很快指出,Romney断然抛弃的选民中,许多家庭实际上是最贫困的,他们的收入是免交联邦所得税的。还有人提到Romney的父亲早年也享受过福利和其它政府补助。

从更宏观的层面来说,不仅只有政党才在持续存在的贫困问题上表示关注和指责。我在写这篇文章时采访了许多就在最贫困社区服务的扶贫人士,他们也批评了本届政府领导层:削减了乡村贫困人口极其依赖的住房和贷款补助;偏爱城市而忽略小城镇;对农业公司的补贴非常大方,而几百万不从事农业的乡村人口却被忽视了。

其他利益相关人士则高度称赞了欧巴马政府,称其即使在预算缩减的情况下,仍然总体上前所未有地关注乡村发展,尤其是长期贫困和少数族群社区。

当然,他们所看到的在现实中都有所表现,但所有人都很清楚,没有人愿意看到这种极度贫困一代一代地继续下去。

“乡村的美国人常被忽略,也得不到重视,”农业部长Tom Vilsack说。农业部是负责乡村发展事务的主要联邦机构。

在我的电话采访中,Vilsack强调欧巴马政府推出了上亿美元的补贴和贷款,用于振兴乡村社区,帮助权益长期受到侵害的人们。他说:“我坚信,本届政府将坚守承诺,美国乡村的日子也会越来越好。”

Elia De La O在采访中说,尽管她洗过的衣服有股臭鸡蛋味,洗过澡后皮肤也觉得粘粘的,她和Rogelio从取水处接来的水基本能满足家用。“我们很满意,”她说。

5

我们总在想,也许我们再讲讲这里发生的事情,就会激发公众的羞耻感,最终采取真正的行动。Israel Reyna说。

Reyna就职于德州RioGrande法律援助中心,该中心帮助德州西南部近70个县的低收入与季节工人。Reyna觉得信心不足,他说:“一代一代的人就这样生活着,从小到大,没水没电也没有排水。不应该是这样的,这也是悲剧所在。我们总在想,也许我们再讲讲这里发生的事情,就会激发公众的羞耻感,最终采取真正的行动。”

他又说:“不幸的是,到现在还没有发生,变化就像蜗牛一样慢。”

不成比例的贫困

生活在繁华都市之外的贫穷的拉丁裔、非洲裔和印第安裔美国人在苦苦挣扎仅求糊口的故事已经少有人提了。正是这样的地方,促使40多年前的约翰逊总统成立了全国乡村贫困问题咨询委员会。该机构后来发布了题为《我们落下的同胞》的报告。也正是这样的地方,促使当时年轻的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在1967年前往密西西比河三角洲。他在那里看到让他和全国都为之悲伤的惊心景象:屋外的木板厕所,肮脏的地板,面无表情的孩子因为饥饿而凸着肚子。

1980年代,Richard Woodbury在《时代》杂志揭露了发生在墨西哥边境破败社区的“帮助数千贫困家庭接上饮用水”的艰辛故事。1990年,美联社记者批露,三角洲地区的新生儿死亡率高于第三世界国家。2011年10月,ABC记者Diane Sawyer描写了南达科他州Pine Ridge印第安保留地“无法想像的状况”。

在许多这样的地方,虽然失业率仍然很高,许多人也依赖政府补助,但有了排水和电力这些基础设施,生活状况多少所改善。但在一些村落,仍然能找到连这些基本中的基本都缺乏的家庭。

农业部下属的数据采集部门――经济研究服务中心称,虽然城市和乡村贫困率的差距这些年来越来越小,但远离城市的家庭贫困率更高,且自从1960年代收集相关数据以来,年年如此。

经济研究报务中心称现在乡村的总贫困率是16.6%,是1993年以来最高的。密西西比州立大学南方乡村发展中心的一份报告显示,乡村儿童贫困率约27%,比2000年上升6个百分点。

这些统计数据常让人想到阿巴拉契亚山区,也不是没有原因的。根据联邦统计数据,在弗吉尼亚州南部高地,肯塔基州东部,以及密苏里州和俄克拉荷马州部分地区的一共90多个县,都是以白人为主,且“高度贫困”。

但无论如何界定贫困线――不论是城市、郊区和乡村――少数族群的状况总是更差。全国贫困中心是密歇根大学的一个非党派研究中心,它在2011年的一项分析显示,全国贫困人口中有约2600万为少数族群。换句话说:贫困线下的4600万美国人中,少数族群约占60%,而全国少数族群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37%。在乡村地区,这种不平衡更为显著。全国贫困中心的报告显示,全国贫困率超过20%的400多个“高度贫困”县中,大约3/4的“经济状况显然属于少数族群”。

这些县中,47%以非洲裔为主,17%西班牙裔为主,9%印第安裔为主。其中,密西西比河三角洲地区的Isaquenna县以非洲裔为主,2010年60%的儿童生活在贫困之中;南达科他州的Todd县以印第安裔为主,儿童贫困率59%。

“尽管通过民权运动、劳工斗争和越来越多的民族自决带来了一些改进,但乡村少数族群人口相对较少,所以他们的遭遇和生活状况常常被忽视,”住房援助委员会在一份近期的报告中这样写到,这是一家位于华盛顿的关注乡村贫困问题的非盈利机构。“而且,人们常以为导致这些抗争和运动的糟糕的生存状况都已经解决了。”

上面这些数字说明,显然没有。

不论在哪里出现明显的贫富差距,人们往往会认为原因在于穷人自寻麻烦或是观念落后。例如救世军在2012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27%的美国人相信是贫困是因为懒惰。近30%的调查对象说穷人道德观念更差,43%认为如果穷人真想找份工作是可以找到的。超过一半的被调查者觉得,只要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就足矣摆脱贫困。

在偏远乡村和衰败的城市中随处可见吸毒、酗酒、教育程度低下、少女怀孕还有长期代复一代地依赖政府补贴,所以很容易得出这种貌似合理的肤浅说法。

但这种说法让Meizhou Lui这样的专家感到不平。她曾担任消除种族贫富差距运动主任,该运动由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非盈利组织——社区经济发展观察中心发起。她也是2006年《财富的肤色:美国种族财富鸿沟背后的故事》这本书的第一作者。Lui首先指出,无数的研究发现,在美国任何群体之中——城市、乡村、白人、黑人、拉丁裔——经济失败或挣扎总是伴随着高比例的萧条、酗酒、吸毒以及其它社会问题。她还注意到,在欧洲的社区中建立了更加人性化的社会安全网络,用以防止工厂关闭或其它原因导致就业减少从而出现类似问题。

Lui说,乡村地区的高失业率也导致人们会去努力竞争任何工作——肉禽加工,轻体力工厂作业——竞争非常激烈,于是工资基本就是最低工资。即使加上政府补助,这样的收入通常也无法让一家人摆脱贫困。

“他们全职工作,结果还是生活在贫困线以下,”Lui说。

“这些生活在乡村的人们,上不了好的学校,无法掌握足够的技能,也没有工作。人人都会说,‘你要有大学学历,’但这里就没有多少需要大学学历的工作。现在中产白人家庭的孩子大学毕业后实际上也找不到工作,”Lui说。“所以一个乡村的穷人又能怎么办呢?特别是现在的大学学费这么高。”

“就是没有机会,我觉得即使保守人士都会承认失业问题是系统性的,”Lui又说道。“他们觉得解决之道是给有钱人减税,但如果有几个有钱人可以少交税了,难道他们会跑到密西西州的乡村来帮非洲裔办就业项目么?”

“我想不会,除非你有意让他们这样。”

贫困陷阱

已故的Willie Morris ,是美国南方编年史作家,当时住在密西西比大学,他在1992年写到陪同访客来到Yazoo市的经历,他们还去了这块从密西西比河向东延伸的平原的其它地方,他本人就在这里长大。

这么多年,我带来三角洲走走的外地人数不胜数:前来游历的北方学者、作家、记者、民权活动者,还有不少纯粹是来闲逛,以及出于跟职业无关的好奇心。他们的反应常常是一种奇特的混合:困惑、兴奋、愤怒,还有恐惧(并非一点没有);然而面对本地人脸上特有的阴郁和悲伤,他们几乎都说不出话来。

Morris写下这段话时,另一位三角洲的本地人,Lakeisha Davis才两岁。今天的她已经22岁,正坐在位于Anguilla的家庭房屋旁的水泥板上。家庭房屋是密西西比州Sharkey县的低收入家庭的低层住房项目,该县正是全国最穷州最穷地区的最穷县之一。她两岁的女儿Josmin,正在旁边的一片枯草上玩耍,丝毫没有意识到她自己可能就是这永续的阴郁和悲伤特质中的新成员。

6

22岁的Lakeisha Davis和她两岁的女儿Josmin

Davis和我坐在一对橙色的椅子上,本来是餐厅用的那种,现在拿来搁门廊上了。我问她偏僻乡村的生活是怎样的。

“就是什么都没有,”她说。“什么都没有。”

Davis的回答是我走访一周所听到的每一位居民、学者和政治家所讲的故事的精减版。这些话总是直言不讳地说出来,不喜不怒:三角洲从未改变。一位居民这样说。

7

我到达州府Jackson(杰克逊)时,正是南方潮湿沉闷的夏天,我向西穿过Yazoo无尽的平原,也就是三角洲盆地。这里种满了棉花、大豆和水稻,还有许多鱼塘。三角洲就象一片黑莓叶一样――中间宽两头窄――从南边的Vicksburg(维克斯堡)延伸到北边靠近田纳西州边境的 Southaven。

这片洪泛平原上大约有15个县,以东边的Bluff山为界,在南北战争之前其实就是片沼泽。许多当地人都会提醒来访的客人,三角洲其实从来就没有过奴隶制。更确切地说,战后修建的堤坝和其它设备使这里成为了白人农民肥沃的棉花田,解放了的黑人也蜂拥而至做起了佃农。如今这里人口以非洲裔为主。

并未驯服的密西西比河仍然会泛起洪水,许多最贫困的居民也因此更加艰难;而种族主义和歧视偏见也一样在三角洲徘徊不去。在小城Cary,我参观了市政厅,就是一个单层两间房的建筑,旁边的空地之前是木材加工厂。市政厅里面的墙上挂满了精心装裱的几十年以来的各种记念物:黑白的年刊照片,本地运动队、高中舞会和回乡的战争英雄的黑白照片。

几乎每张照片里的每张笑脸都是白的。

而Cary三分之二的人口是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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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西西比州Cary市,市政厅里摆满了记念物,但鲜见黑色面孔。

我问Leslie Brock为什么会这样,她是这里的代理职员,也是唯一的工作人员。“你得考虑到,在那个时候是有种族隔离的,”Brock说,她是黑人,就在Cary附近长大。我说肯定会有,哪怕很少一点,当时的非洲裔家庭的照片——黑人学校,黑人毕业舞会?

“大概会吧,”她回答道。

Brock在18岁时离开三角洲去了洛杉矶,直到两年前40多岁时才回来。她就在这种叫做“shotgun house”的简易房屋里长大。在1960-70年代,这里的黑人家庭大都住在这种狭窄的棚屋里,通常都没有进水和排水,屋子稀疏地盖在棉花田的旁边,许多黑人就在田里干活。这里也就是罗伯特.肯尼迪在他的1968年三角洲反贫困之旅所走过的地方,他在这里遇到了很多饥饿的、光着脚的孩子。

9

政府的扶贫项目帮助了绝大部分家庭从棚屋搬进了各种各样的独户小房屋,活动屋还有不同档次的政府补贴房。这些房屋基本都有电、自来水和排水管道这些基础设施。

但电灯开关,屋内的冲水马桶或者厨房里的自来水并没有帮助三角洲的贫困黑人们走向繁荣,许多人仍然在社会边缘苦苦挣扎,依赖补贴,卷入社会冲突。随之而来的是长期的负增长:吸毒、酗酒、逃学、健康不佳还有犯罪。

当我问到为什么这种状况代复一代地延续时,Brock说,部分原因在于心态。“他们一直以来听到的都是他们一无所有,一无是处,一事无成,他们渐渐地自己也相信了,”她说。“人是环境的产物。”

Paulette Meikle,是密西西比州Cleveland(位于Greenville以北60多公里)的州立三角洲大学的社区与经济发展中心主任。她这样解释道:“当你开车经过三角洲地区时,看看外面你会觉得‘哇,这里真是富饶之地’。这里有财富,因为这里有权力精英,他们拥有生产资料和土地。脱胎于种植园经济的这种经济形式仍然兴旺,财富正在这里不断地创造出来。”

但正如研究者们不断地指出的,黑人农工和佃农并没有分享这些财富,而且还在远离。20世纪后期,机械化逐渐取代了低熟练程度的黑人,他们又没有新工作可做。

“种族和社会地位交叉在一起,而且固化了,”Meikle说。“你看看数据就会发现:如果你生在贫困之家,又是少数族群,很大程度上你可能也会继续处在这种状态。于是出现了贫困的代际转移。”

Lakeisha Davis和她女儿的命运就是这样。在Anguilla曾有过一家花生酱工厂,她脱口而出,但早就没有了,现在城里除了家小超市基本就没什么了。

Davis努力念完了高中,但她现在基本就靠食品券和其它政府补贴生活,她妈妈之前的生活也差不多如此,再之前的外婆也是。她曾在Anguilla西北60多公里的Greenville参加过工作培训,但她没有车,来回一趟非常麻烦,而离她家即使很远的范围内都很难找到一份低薪工作,于是努力变成了徒劳。

她算给我看――许多像她这种情况的都类似——与其做一份最低工资的工作,离家又远,结果补贴还可能会减少,还不如守着这点收入稳妥些。“你往前走一点,又给你拉回来,”Davis说。“根本没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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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y基督教中心的社工Marion Tyler

这种伤感得到了Marion Tyler的共鸣,她是Cary基督教中心的注册社工。Davis怀孕时很年轻,情绪无常,这家非盈利组织曾帮过不少忙。Tyler自己也曾是少女妈妈,她说是她的一位好心的雇主帮了她,资助她取得了学士学位之后又取得了硕士学位。如果没有这份支持--太难得了,她说--她可能现在还在靠补贴为生。

更多情况下,贫穷的年轻人就是在快餐店洗碗或做其它低薪工作。Tyler回忆曾在麦当劳做汉堡,于是政府补贴没了。当时她和她儿子每月有96美元现金补贴和118美元的食品券。

“于是我把工作辞了,”她说。“前进就是后退,那还前进做什么呢?这就是把这里每个人困住的陷阱,我非常明白。”

告诉他们来帮帮我们

所有这些显然会让人想到:为什么不离开呢?

Charles Fluharty是乡村政策研究学院的创办人兼主任,也是密苏里大学杜鲁门公共事务学院的教授,他认为这只是表面的问题。

“这就像有一个纽约布隆克斯区的人,他那里就是块五个街区大的地方,你对他说,‘你应该赶快离开这里。’他会看着你说,‘你在说什么呢?我就是这里人,我在这条街都第四代了,你开玩笑吧。’”

Fluharty说,从经济学角度来讲,总有人愿意留在挣钱少但自己觉得舒适的地方。在许多最穷困的,少数族群占多数的乡村社区,尽管穷,却仍要留下来的意愿还特别强。

不愿意离开和由于种种原因不能离开——缺乏在其它地方的谋生手段或人脉,或是家庭的原因——的人加在一起,结果就是大量深陷经济困境的人们。

这就导致了另一个关键的问题,Fluharty说。“在社会福利研究界有个持续的争论,是应该还投资给人还是地方。现在双方的声音都很强。”

他解释说,一方面来讲,你如果投资给人,他会搬走来改善自己的社会流动能力。但如果你只投资给人,就会忽视那些在后面的人以及存在于他们身上的这块地方的真正问题。“如果不投资给这些人所在的地方,”Fluharty说,“就像是让他们登一座几乎不可能登顶的山。”

华盛顿大学的一位研究地理与环境的教授Richard Morrill在近期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密西西比河三角洲地区在2000-2010年间,人口减少速度大约是全国最高的。人口普查显示,三角洲的几个县在这段时间减少了15-20%的人口。

Sharkey县——Davis每天和女儿在这里无所事事地看着日出日落――减少了1/4的人口。这里就是Morrill所描写的那种“就是没有能明显促进发展的投资”的地方,“种族的原因”。

Karl Stauber,是一家位于弗吉尼亚的非盈利组织——Danville地区基金会的主席和CEO,他也是农业部前副部长,曾主管研究、教育和经济。他这样解释这种变化:“对于‘离开就好’这种说法,我认为有两个问题。就是最有可能离开的人就是最有能力的人,于是我们又回到了这个乡村贫民窟了。”“我们从1960-1980年代一直在努力扭转贫困聚集的问题,比如阿巴拉契亚山区,三角洲地区,”Stauber继续说道:“如果当时更周全一点,我们会加上印地安保留地,还加上当时已经存在于美墨边境的西班牙裔区。本来我们是可以做得更细致一些。”

“我们之所以知道会这样,是因为事实如此,拥有最好技能的人和最好教育的人,最有可能离开,在外地也最可能成功。于是我们又回到贫困聚集上,又回到‘两个美国’的问题上。”

在各种统计数据中都可以看到这种明显的经济差距。比如,密西西比州的新生儿体重全国倒数第一;每个小学生的生均教育投资全国倒数前五;肥胖率全国第一,糖尿病第二,少女怀孕第一。新生儿死亡率——通常与这种普遍的严重贫困有关——第二,仅次于首都华盛顿。

密西西比州黑人的新生儿死亡率约为14例/千活产,是白人的两倍多,也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多,居然高于博茨瓦纳和斯里兰卡。1996年福利体系全面改革导致政府补贴减少,于是这些数据更加恶化。但仍有小型社区服务机构在努力对抗,比如Anguilla以南21公里的Cary基督教中心。该中心的产前服务项目,通过募捐来筹措资金,由Tyler这样的社工提供主动的上门服务,对降低新生儿死亡率起到了很大作用。现在Sharkey和Issaquenna两县的新生儿死亡率明显低于三角洲其它地区。

然而即使有这些人在努力帮忙,加上细水长流的食品券和现金补贴,相关人士认为,都不过是杯水车薪而已。“我们需要更有力的帮助,决策者和土地所有者们,他们应当创造就业机会,这样乡村社区的人们才能在生活在这里的同时受益,”Cary 基督教中心的主任Dorsey Johnson。“我们必须要创造能长久存在,并且有助于社区存在发展的(就业机会)。”

不付诸行动的代价是高昂的。Charlie Mitchell是专栏作家,密西西比大学米克新闻与新媒体学院副院长,他在《号角纪事报》近期的一篇文章中批评州和联邦官员,任由三角洲日渐衰败,却要由纳税人来买单:

以Humphreys县为例,各种直接政府补助的花费,在2010年总计11,385.31美元/人。而在密西西比州人口增长最快(最近一次人口普查数据)的DeSoto县,同样的费用是4,717.20美元。既然在公共开支上,穷困地区的人均支出是经济快速发展地区的2.5倍,那么转变该地区的经济状况已经是刻不容缓了。

近年来丰田和尼桑在密西西比州其它地方开设了总装厂,Mitchell对此表示谴责,他特别抨击了民主党众议员Bennie Thompson,他是国会重要人物,代表三角洲诸县长达20余年。Mitchell写道:“他还是耍老派的政治手段,奖友伐敌,然后不断地对自己的选民说,你们就是丛林社会里的倒霉蛋,一转身就继续用着公款东游西逛去了。”

Thompson拒绝就本文接受采访。但他的办公室发言人Cory Horton接受了电话采访,他列举了众议员多年来为选区争取到的许多项目和联邦资助,包括对陆军工程兵团筑堤工程的关键资助,这样整个三角洲都免受水灾威胁。他还列出了一些资助项目,帮助了三角洲地区的农业,养殖业和博彩业扩大发展。

“要知道,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所有人共同努力,”Horton说。“这里只有一位众议员,但还有二位参议员和一位州长呢,不能把所有事都归到一个人头上。”

Heather McTeer是前任Greenville市长,她曾在今年初的民主党初选提名中挑战Thompson,但未能成功。她认为人人都在逃避。她说:“我认为这种问题依旧的局面有许多原因,领导层是其中之一。在联邦、州和地方一级的领导层都没能真正解决贫困的核心问题,他们也不去寻找脱贫的关键因素,你又如何去改变一个社区呢?于是就仍然问题依旧。”

在Anguilla,我问Davis她有什么小时候的梦想。“我想周游世界,我想去加拿大。”她说。

如今她想去160多公里以南的州府Jackson(杰克逊),或是320公里以北的Memphis(孟菲斯),她觉得在那里找份工作(随便什么工作都行)的机会大一点。而当下,她能成功的希望也不容乐观,因为这两个遥远的城市对她如同异国一般,而且它们自身也正面临着艰难时光。

当我问她有没有什么话想对三角洲以外的人们说时,Davis说:“告诉他们来帮帮我们。我们这里需要些真正的帮助,我们真得很需要。”

不同的起跑线

在《财富的肤色》一书中,Lui和她的合著者们对那些认为已经提供了足够的帮助或是像Davis这样的人只是未尽到努力的观点进行了反驳。

“个人努力的确会对经济成功产生影响,对比类似的个体,是否努力结果不同,”他们写道。“但不同的美国人起点不同。不仅是以白人为主的富裕阶层已领先颇多,即使白人的工人阶层,相比于有色族群的工人阶层,也有一定优势,后者中大多数在起点上就远远落后于白人。”

在出生之时,起跑线可以是财富、某种天赋或是尚未实现的机遇,为个体、家庭和社区所拥有、滋养、贡献并传递给后代,有时是以难以察觉的方式。

美联储于6月发布的最新消费者经济状况调查,不但显示出2007-2010年间所有家庭净资产均大幅下降,而且表明不同族群所拥有的资源有明显差距,并且这种差距还在持续扩大。

调查显示,2010年,白人非西裔家庭净资产中位数是13.1万美元;而非白人与西裔家庭则刚过2万美元。数据还显示,白人家庭立即可用的资产中位数是3.7万美元;非白人家庭仅6千美元。

研究还显示,无论在哪里,约1/4-1/3的白人家庭都会在某一时刻继承某种形式的财富,从而增加净资产――但即使是没有得到此种财富的家庭,常常没有意识到某种意外之财正在等着他们。Lui在书中引用了Thomas Shapiro的研究成果,后者是Brandeis大学社会学与公共政策教授。

这些数据显示大多数白人并未从去世的亲属那里得到任何遗产。但在对黑人与白人工人阶层家庭的采访中,Shapiro发现,白人家庭从在世的亲属那里得到一定量财富的情况要远高于黑人家庭。得到此种帮助的白人,往往不认为自己是继承者,而把此种转移当作家庭生活的正常部分。房产的首付和大学学费,是这种家庭资助的最常见形式。Shapiro称之为“转移资产”,因为它们促进了家庭的长期繁荣与保障。

“转移资产”或“转移财富”,是持续贫困研究的关键词。这可以说是某种意外之财,哪怕只有一点点,都有助于在经济的阶梯上向上移动少许。比如,它可以是一笔钱,可以用于买一部可靠的车,用以寻找新的工作机会并向上移动。对有些人来说,它可以就是一笔仅仅够用来买套体面西装去面试的钱。

对那些已经处在阶梯中游的人来说,这种转移财富(如果最初是来自于家庭)后来就转变为商业贷款或信贷,最好是利率还不至于把人压垮。而对于乡村穷人来说,哪种方式都不可行,细水长流的政府补助和最低工资,都容易让本已不幸的人们继续困在仅够糊口的生活里。

值得一提的是,例如根据Kaiser家庭基金会编纂的数据显示,2011年美国的月人均食品券支出仅为133美元。有资格申请临时现金补助的家庭也已经发现这笔钱的购买力在缩水。华盛顿预算与政策优先中心的数据表明,全国除两个州之外,2011年的现金补助相比于1996年,即使不考虑通货膨胀,实际金额也更低了。

全国乡村投资者协会是一家致力于应对持续贫困,特别是少数族群持续贫困问题的慈善机构。Jim Richardson是该机构执行董事,他认为许多家庭无法脱贫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无法在任何领域立足,这也是他们在社会上、政治上和文化上都缺少权利的原因。

“我们的看法起先很简单,贫困人群由于长期缺少投资资助,自身权利也受到剥夺,深陷于贫困之中。这些问题必须要解决,也只能通过增加家庭财富,促进家庭富裕,再增加群体内的公众参与来解决,”Richardson说。

“但在最初的四、五年之后,我们发现持续贫困,特别是乡村社区中持续贫困,跟种族问题是密不可分的。如果看看乡村地区各种族间收入差距还有财富差距,数字还是相当惊人的。”

无数的研究表明,有色族群中可转移资产的相对缺失――特别是在那些仅有土地和劳力这两种资产的地区――并非偶然。有些研究者试图计算出,例如奴隶制和后来的歧视政策造成的实际财富损失。Joe Feagin就是一位这样的研究者,他是德州农工大学的社会学教授,种族财富差距研究领域领先的专家。

在他的著作《种族主义美国》2010版中,Feagin引用了对非洲裔奴隶无偿劳动的多种价值估算,加上美国黑人家庭后代的累积损失,总额约为2.1-4.7万亿美元。

Feagin写道,“40亩地一头骡”(实为英亩)曾是一句历史承诺,用于让被解放的奴隶及其家庭得以积累他们过去从未拥有的财富。然而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特别是在南方,非洲裔美国人被有意地用立法来排除在外,难以买地、贷款、受教育,政治势力也一直在阻止广大的非洲裔族群像白人家庭那样获得、传承并代代受益的财富。

“所有黑人劳动者被白人用奴隶制、种族隔离以及同时存在的歧视所窃取的财富,按现在的经济价值直接累计,总量大约在6-10万亿美元,非常巨大,”Feagin写道。“这一数字如此惊人,大约相当于现在美国一年GDP的七成。此外,这只是财富的数字,并不包括其它重大代价――黑人遭受的巨大痛苦和磨难,肉体伤害,或者许许多多过早的死亡。”

这不应当为人所遗忘。

非洲裔美国人在20世纪早期所获得的土地在最高峰时超过600万公顷,后来却被后奴隶制时代的体制壁垒系统性地剥夺,到1990年代仅剩约80万公顷。部分原因当然是非洲裔缺乏意愿、置业计划和基本的法律代表,这些手段本可以用于保护并培植财富。当无遗嘱的土地在经过多少代之后归属到某个不相干的远亲时,由州进行收购再分配,之后再流向白人和公司也变成更加容易和常见。

而在阻碍黑人土地所有者从自己的财产获利上,联邦政府也起到一定作用。国会非党派研究处在2011年发表了一份报告,重新审阅了农业部于1994年所委托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批准给黑人农民的政府贷款平均比白人农民少4000美元。该研究还发现灾害补偿不到1%是给予黑人农民的。最大额的政府贷款都给了公司和白人男性农民。

1997年,非洲裔农民对农业部提起集体诉讼,即Pigford诉Glickman案。诉方称从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末,在作物补偿、灾害补偿和贷款核发上,农业部歧视对待黑人。1999年达成了初步和解,农业部支出约10亿美元用于补偿黑人农民,在当时总人数超过1.3万人。之后在2008年达成另一笔12亿美元,用于补偿未能在前一次截止日期前提出索赔的众多农民及其家人。

提出新索赔的截止日期结束于2012年5月11日。

这些做法部分受到保守人士的强烈抨击。特别是农业部案――历史上最大的民权和解案之一――被右翼专家Andrew Breitbart称为“勒索”和“欺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索赔者的数量要多于联邦统计的案件中这段时期内黑人拥有的农场数量。

这种数量上的不一致被解释为,有许多未统计的黑人农民,还有少数族群中常有合伙土地开发现象。

但即使Pigford案近10万起索赔全部是欺诈,他们从政府那里得到的金额,多数情况下是5万美元的一次性补偿,总计22亿对于长久以来从非洲裔美国人那里榨取的财富来说微乎其微,如果Feagin估计得准确的话,远不及上限额的1%。

如果一个人是贫穷的,那我们都是贫穷的

Eileen Briggs来自南达科他州中部的Cheyenne(夏延)河苏族保留地。她驱车80公里,从Eagle Butte沿着212公路开到保留地的最东端来见我。部落的一群水牛正在右边的一座小山顶上吃草,越过小山是一片空旷的草原,黄绿色的草原向南伸展,望不到尽头。

东道主Briggs的部落的故事所有印第安裔美国人都很熟悉:被迫离开家园,丧失公民权利,受到无耻欺骗。但言辞有力而富有激情的她,一直在跟我耐心讲解她的部落在这段历史中所起到的作用。对于西部沙漠和草原地区的部落来说,这段历史格外惨痛。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部落文化被故意削弱,获得了土地又被夺走,地理隔绝使其在美国经济中立足更是难上加难。

至少有一次近期的调查表明,Ziebach县现在是全国最穷的县,该县和南达科他州另一个县组成了Cheyenne河保留地的主要部分。

Oahe湖是一个大水库,约60年前由于在Pierre(皮尔,南达科他州府)北部的密苏里河上筑坝而形成。在212公路与Oahe湖的交汇处,Briggs指着路边一块修饰整齐的景点,这是一块显眼的花岗岩大纪念碑。

纪念碑是块巨石,一面切开并抛光,上面镌刻着对Cheyenne河首领们的颂词,碑底有一束无名访客留下的野花。碑底的文字提到部落的墓地已经从原先的地方迁走,该地点就在附近,位于筑坝前的密苏里河岸边。

当1950年代联邦Oahe大坝项目开工后,由于人工蓄水,Cheyenne河苏族损失的土地超过4万公顷,其中包括大片大片宝贵的林地和山地。

如今,大坝为美国中北部数百万人口提供居民和商业用电,但当初的联邦政府给Cheyenne河部落的补偿却少得可怜。部落首领们带领大家在过去40年顽强地进行法律抗争,终于使得美国财政部在2011年10月拨款补偿大坝建设时部落的土地损失,本金2.93亿美元,利息约1.45亿美元。

Briggs说这当然是好消息,但所有这一切――筑坝、陆军工程兵团挖掘部落墓地、部落公所全部迁往Eagle Butte、还有联邦政府的蛮横做法――不过是她的和其它部落所遭受的长长的侮辱清单上的一部分。Briggs说,所有这些都深深地印在记忆中,而要在经济和文化上抚平它,则需要时间。

“我们认为,如果一个人是贫穷的,我们都是贫穷的,这也是我们文化的观点,”她说。“我们就是这个国家里挣扎的一群人。我们都相信精彩的美国故事,我们也是其中一部分。我们都希望见到故事成真――就是我们的梦想能有未来。对于我们这些遭受长久苦难折磨的美国人,应当有些理解、认知与同情。”

南达科他州保留地的失业率惊人:平均70%且年年如此,如果季节工做完了则高达90%。于是酗酒、吸毒和犯罪滋生就不奇怪了,此外还有高中辍学和少女怀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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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yenne河苏族部落成员Ronnie Bowker

Ronnie Bowker就是失员者中的一员,这位50岁的部落成员的上一份工作还是两年前,给墓地安装栅栏,之后就再没工作过。自从陆军工程兵团将部落墓地迁走后,墓地就散布于保留地各处。

Bowker在保留地长大,小时候一贫如洗,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他现在住在一辆补助的活动屋里,就在离纪念碑不远的一个叫La Plant的社区,就在这里忍受着草原一年四季严酷的气候。一片木瓦已经不见了,是去年被强风吹走的,窗前还挂着一条坏了的导水槽。

我跟许多居民谈过话,Bowker跟他们一样,对自己的处境有独特的看法。他诉苦说,部落里也有种族主义。肤色淡一些的“混血”比他这样的“纯血”有更多的权利,机会也更多。他对自己年轻时的轻率感到悔恨:辍学、酗酒、打架还有坐牢。

但他也说,虽然自己改过自新――他戒了酒,拿到了高中文凭,还能帮保留地里最穷困和最边远的居民代个言――但想找到能让自己和妻儿的生活有所改变的机会,还是有些困难。

“我总跟自己开玩笑,说La Plant就像是养老院:来这是等死的,”他说。“没什么事可做。”

Bowker的不幸很容易被说成是自己造成的,如果说他自己在早年能走一条不同的道路,他的命运会更好一些,这么说当然没什么问题。但就像非裔美国人那样,也可以说,本来应该有一大笔财富――可转移财富――可以流过La Plant,Cheyenne河还有大平原上的许多其它部落,假如没有多年来的歧视政策的话。

Bowker的人生轨迹也可能因此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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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Doretta Bowker,Ronnie Bowker的妻子,拿着一幅多年前完成的拼图

下:南达科他州La Plant的一个游乐场

美国政府根据1877年的Dawes(道斯)法建立了信托制度,将部落土地分成小块,面积从14-64公顷不等,通过让部落成员拥有土地,使得印第安裔可以融入经济生活。但政府并未直接将土地分出,而是将其托管――开始是临时,但最终成为永久――在许多案例中,土地被租出用于开发木材、矿山还有石油和天然气。

部落成员本来是可以通过这种租赁来获利的,但内政部在收取管理费上严重工作不利。1996年一位部落成员发起了一项诉讼,试图调查这种工作不利的程度,结果发现内政部在登记原始土地所有者的后代上同样失职。就像黑人土地所有者的遭遇一样,几代人之后,未留遗嘱于是所有权有名无实的部落土地翻了几番都不止。

Ross Swimmer曾任内政部印第安事务特别托管人,他在2004年的国会证词中说,如今部落资产的“所有权权益不到0.0000001%”。他说,这个比例意味着每个物权所有人的收益是千分之四美分。

最终由于缺乏记录,政府官员要搞清楚欠了多少钱、债权人是谁实际上不可能的。即使将每一个可能的受益人都登记清楚,Swimmer说,成本将大大超过绝大多数债权人的实际债权值。

经过十多年的诉讼,最终在2012年5月出台了一项34亿美元的调解方案。每位原告可获得800-1000美元的赔偿。调解费的大部分,政府将用于购买分割得过于细碎的土地,再将拼凑起来的土地返还给部落。

当年曾负责该案10年的联邦大法官,后来于2006年被上诉委员会调职。他将内政部及其处理部落利益的方式称为“在道德和文化上有意忽视,这一点传承自可耻的种族主义与帝国主义政府”。

尽管面临各种困难,Cheyenne河苏族还是充满了创业精神,建立了许多部落所有的投资项目,在过去一二十年里创造了工作岗位,小规模的增长和机遇。其中包括一个电话管理局,如今年营业额达到约1000万美元;还有一家信息技术公司Lakota Technologies,为政府和商业客户提供客服中心和其它服务。

我不久前去过一次这家公司,几个年轻的工作人员正在转接电话,该工作承包自联邦政府。如果一个外国人打电话给美国国务院咨询入境签证,很可能电话会被转到Eagle Butte中央大街的这间厂房里,一位年轻的印第安裔女性会接起电话,通过这份工作,她能挣到比最低工资高那么一点的收入。

然而,前路还有许多困难险阻。相对于保留地的人口,住房远远不足,破破烂烂的房屋里挤了太多人的情况十分常见。想将外面的商业――装配工厂或是肉类加工厂――吸引到这里,部落地区老旧而不堪重负的供水系统是个大问题,它早已无法承受增加负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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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yenne河苏族部落主席Kevin Keckler

Kevin Keckler是Cheyenne河苏族部落主席,他估计全面改造供水系统将耗费6500万美元。他说部落一直在游说联邦政府资助,也有了一定进展,大约还差一半的费用。他预计即使在最理想的情况下,新供水系统还要有四五年才能投入使用。他还说,如果要向La Plant这样分散在保留地各处的偏远社区供水,还需要上亿美元。

Keckler举起食指来表示现在大草原下通往偏远社区的供水管道的尺寸。如果有几家人同时打开水龙头,出来的就不是水流而水滴。

“如果我们可以把供水系统修好,”Keckler说,“我想我们的生活质量会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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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即使有些部落成员手上拥有大片信托土地,所有权也毫无争议,但要用它作抵押来获得贷款却有难度,于是刺激经济活动以改善自身处境也无从谈起。商业银行一般不愿意向信托土地贷款,他们说,因为担心一旦贷款成为坏账,将面临不熟悉的文件表格和复杂的法律事务。这反过来导致部落成员更难获得信用记录,而要在现代社会中向上移动,信用记录又是如此关键。

部落农业理事会成立于1987年,目的是促进部落领地上的农业发展。Zach Ducheneaux是部落成员,也是该理事会理事,他在2012年6月来到国会山,他此行的目的是要求政府问责办公室就“信用沙漠”展开调查。金融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一些地区的银行金融服务与其它信贷服务匮乏,这些地区就称为“信用沙漠”。

“我们认为,如果画一幅信用沙漠的地图,缺乏可用且可承担信贷服务的恰好就是全国最穷的地区,也包括这块保留地。无法获得贷款,也就缺乏增加收入和创造财富的资源,”Ducheneaux说。“这是这里的真正问题所在。”

美国农业部官员说,他们正在开展一些项目来帮助部落地区,缓解其难以获得商业贷款的困难。农业部在2012年6月称,由于有2008年农业法案的授权,该部正在运用这一权利,“将大大有利于部落地区获得农业部资金,用于给排水改造工程、电网升级和宽频电信服务。”

在那些试图改变现状的部落成员心里,这些促进发展的项目和投资不过是微不足道的施舍,因为被夺走的远不止这些,曾经签订的条约中承诺的也远不止这些。

“现实在于,联邦政府对于Cheyenne河苏族部落和全国的其它每个部落,都有信托责任,”Briggs说,她现在是部落合作社的执行董事。部落合作社是一个为期十年总金额1100万美元的扶贫计划,主要由位于明尼苏达州的慈善机构――西北地区基金会资助,其目标是促进保留地的社区和经济发展。合作社项目到2016年期满,Briggs希望其届时可以为其它部落提供借鉴,在脱贫的道路上哪些手段是有效的,哪些是无效的。

“我的亲人们和我的先人们,为这个国家走向繁荣成就今天而付出了太多,”Briggs说,“如果人们无法铭记这一点,如果他们忘记了,那我们将不断地提醒他们。这不是为了施舍。政府没有给予部落援助,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慈善机构该做的。这是因为他们对苏族和我们部落有条约义务,这是交易,是商业行为。”

“对于经济不景气和全国都很艰难,我们报以同情,也知道全国有许多人受了很多苦,因为他们失去了家园、工作和积蓄。我们深表同情,”Briggs补充说。“但这些正是我们100多年来所一直经历的事情。”

改变现状

在一个骄阳似火的六月下午,Ale Obregon站在当地的县取水点旁边,取水点上装有摄像头,他是Elia和Rogelio De La O所住社区的领导人之一。他和Webb县的公共设施主管Johnny Amaya约了一次会见,来讨论取水点没有政府监管,水泵保养不善导致偶尔出现故障,还有居民需求不断增长而设备相对缺乏的问题。

他一边等着Amaya的到来,另一边则排了一条车龙,平板拖车和各种皮卡――都装着塑料桶或箱。等到轮到自己,司机们就把车开到一条大水管下,水管挂在一个生锈的大铁箱旁边,他们把水管塞进容器的口中,然后往铁箱旁的投币口中投进几个硬币:50美分约570升。铁箱里的水泵运转起来,水从水管中流出来。空气中飘荡着硫磺的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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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男子在取水点装满自己的大水箱

当Amaya到来后,Obregon向他抱怨人们不守规矩。旁边有个小标牌写着限额1900升,但许多人取的水比这个数多。Obregon问为什么县里不能派个人来看着,为什么不能在附近再设个取水点,排队实在是太痛苦了,有时要排几小时。Amaya耐心地听着,答应他会跟进这个问题。他是个小个男子,神情疲倦,靴子上满是灰尘。他是那种让人同情的官僚,他不是不愿意解决问题,实在是有心无力。

后来,Amaya告诉我说,他们已经在努力改善取水点的问题,但排队时的紧张气氛仍很严重。他说,对骂和威胁都有过,甚至还有过拨枪相向的事。他还说,取水点的水,1/3来自脚下的含水层,剩下的从Laredo运来,这些水由县里提供,费用相当高。投币箱每年能收约3万美元,但泵水和运水的费用,加上维护费用十倍都不止。

像这样设施落后的社区遍布于从新墨西哥州到亚利桑那州到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墨边境,但最主要还是在德州。大约有40万德州人住在这样的社区里。而其中大多数——包括18岁以下居民中的85%——是美国出生的美国公民。

在1950年代,由于当时县辖无法人土地管理松懈,开发商利用这一点专门在城市以外划分地块,常常是在休耕的农业用地上或是危险的洪泛区里。“他们把土地划分成小块,”国务院网站这样解释,“少有或根本没有基础设施,然后转卖给寻找能承担得起的住房的低收入者。”

但国务院网站没有说的,也正是反贫困人士所主张的,就是低收入者在边境的城市里难以找到承担得起的住房,于是对这种住房的需求一直很高。从1990年代起,德州通过多项土地规划立法,控制这种西班牙裔居民点的扩张,而用于替代的住房就成问题了。于是西班牙裔社区的居民常常私下将自己的小地皮再分些给家人或新来者,他们安个廉价活动屋或是用渣砖砌个房就是家了。

在这些社区里,橙色的电线横七竖八,没电的人家得从别人家拉根线才能用上电。

这些贫困人口――或是三角洲地区的,或是部落地区的――如何才能最终改变状况,正是大讨论的关键所在。Karl Stauber认为,部分原因在于一直以来城市获得的人均政府支出要高于乡村地区。

由于农业补贴高达数十亿美元,而根据农业法案,补贴每隔五年左右还会增长一次,这样看来Karl Stauber的观点似乎有些问题。但他是有证据的,包括由Bill Bishop在近期做的一项分析。Bishop是驻德州的记者,长期报道乡村问题,也是网络报纸The Daily Yonder的联合主编。

通过来源于经济研究服务中心数据,Bishop发现在2004-2009年间,城市的联邦政府开支年年高于乡村。近年来在非农业发展上的人均支出--即社区设施、环境、住房、地区发展、交通和印第安项目--一乡村地区显著低于城市。

“我认为欧巴马政府是我有生以来最为关注城市发展的一届政府,”Stauber告诉我说,“我都已经60多岁了。”

农业部长Vilsack对这一说法非常不满,他说欧巴马总统去年签署行政命令,第一次设立了白宫乡村理事会,专门应对乡村社区面临的问题。“我们头一次真正有了一个建设乡村经济的计划,它将会支持中产家庭,而我们却得不到任何称赞和认同,”Vilsack说,他正是这个已成立一年的理事会的负责人。“很报歉我觉得很泄气。可是我们在这里拼命工作,倒头来这个乡村理事会却得不到应有的认同。因为有人说(总统)只关心城市,这太荒谬了。”

Stauber和其他批评人士还说,政府的乡村发展政策一直过于偏重于农业补贴,这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钱流进大型农业的口袋里――高度机械化,即使产量增加,相应增加的工作却很少――而最穷的美国人的真正问题却得不到解决。

“我认为问题在于,只要联邦政府应对乡村发展问题的主要手段仍然是农业,那么我们实际上是在把人赶走,”Stauber说。“如果看看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成就,农业正是其中之一。单位劳动量的产出和单位资本的产出,是相当惊人的。

“帮助农民创造新的竞争优势并没有错,”他补充说。“但这个回答并不能解决另一个问题,即‘如何来帮助乡村社区创造新的竞争优势?’”

根据国会研究处2010年的报告,即使是农民家庭也并非通过农业挣钱。“全部农民家庭收入的近90%来自于非农业收入,”该报告显示。乡村私营收入中制造业约占25%,所有乡村工作岗位中12%也来自于制造业。同许多其它地方一样,乡村地区的工作机会主要来自于服务业。

“种植业,或者更广义的农业,在国会的乡村政策立法辩论中仍然是关注的焦点,”报告写道。

还有其它活动人士批评国会和农业部削减了许多关键项目,其中就有John Henneberger,他是德州廉价住房信息服务中心的主任,该中心帮助人们在德州寻找廉价住房。他对住房贷款项目不断削减尤其恼火,该项目曾帮助过成千上万极低收入者建房或买房。

“Vilsack也许给部分乡村人口投资了许多钱,但乡村贫困人口却得不到投资,”John Henneberger说。“Vilsack给农业公司拨去了前所未有的大笔资金,有的是从能帮助穷人有个家的那些项目里来的,还好有一部分国会没有批准。美国乡村的人们真得谢谢国会。”

对于这一点,和对于本届政府忽视乡村贫困的真正问题,而是过于关注农业的指责,Vilsack再次感到不满。“我一生中最感到沮丧的事情之一,是一生,而不是在这个职位上,”他说,“就是几乎没有人知道农业部做了什么”。

Vilsack说,在本届政府管理下,农业生产和出口都有显著增长,从而乡村地区的加工、运输和包装工作都有增长。他提到了近期堪萨斯城联邦储备银行对乡村制造业所做的一份分析报告,其中指出在过去两年里“乡村制造业强烈反弹”。

Vilsack还说,本届政府注册登记了相当数量的保留土地,可用于户外娱乐业,这样承包业和旅游业的工作机会也会增加。本届政府还大力支持国内能源生产,包括生物燃料,这自然会增长乡村地区的工作机会。

为了更有力地促进农业部的资源能够流向那些在过去权益受到侵害的少数族群,农业部提出了一项名为“攻坚力量”的行动,旨在联系已经在社区里开展活动的组织,通过它们来传递农业部的资源。Vilsack说,我们正遇到预算缩紧和裁员,但还是做了这些事情。

“一边是预算明显减少,另一边是需求不断增加,”Vilsack说,“我们困难在于,寻找怎样才可以用少钱达到最好的效果。”

Reyna,就是那位把De La O一家介绍给我的德州律师,他说这是边境西班牙裔社区居民们都很熟悉的人生哲理。

“我们援助其它国家,帮助他们开发水资源,然而还有人生活在这里,没有饮用水,”他告诉我。“他们生活在美国领土上,就在德州,就在这里,就在美国的中部。看到这一点实在是非常,非常悲哀。我希望能有一个魔法棒来改变这一切,但是没有。”

从1990年代末开始,De La O一家慢慢地完善他们的活动屋,用自己的手,一寸一寸地,一块钱一块钱地,他们是找不到承担得起的房子才来到这里。裸露的房梁,软趴趴的地板和未完工的电线都表明这是他们用汗水换来的。他们说,自己没有政府的帮助,全靠每年挣来的1-1.5万美元。

他们就这么点收入,在美国出生的女儿的帮助下,他们去威斯康星州的罐头厂工作,或者去北达科他州和明尼苏达州收甜菜和土豆,就这样直到69岁的Rogelio在2011年突然生病。等收获季节过去,他们就回到德州,在Laredo附近的制衣厂或建筑工地找活干。Elia说,这些工作大多是8美元一小时。

我们坐在餐桌旁,Elia从一个水壶里给客人们倒了几杯蒸馏水。这是对我们的欢迎,特别是今天外面的气温高达40℃。我问他们,有没有感觉到自己处在社会结构中的不利地位,有没有觉得受到欺侮。

Elia立即说没有,于是我又问了另一个问题:你有没有觉得自己穷呢?

“穷对我们没有什么,我们一直很穷,”她回答说。“我们也没什么可享受的。但是既然上帝让我们在这里有事做,我们就很感激,许多人还不如我们呢。”

“我们只缺一样东西,”她又说,“就是水。”

Tom Zeller Jr.是一位资深作家,作品题材广泛,包括贫困、能源政策与环境问题。他在加入《赫芬顿邮报》之前,曾在《纽约时报》担任记者和编辑达10多年之久,发表了大量报道,包括科技文化与政策,网络犯罪,清洁能源与气候变化政治问题。

本文发表于2012年10月的赫芬顿IPad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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