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小凯:中国为何不能宪政

  最近,中国的官方主流媒体,连抛数篇“炮轰”宪政的文章,掀起了一场关于宪政的口水战。其中,较有份量的,是《环球时报》的一篇社论,与中宣部《党建》的一篇明显以写作小组署名的文章;而几家官方的权威媒体,如代表中央政府立场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也均已发声表态。基本可以判断,这充分反映了中央高层对“西方宪政”的态度。

  中国能不能实行宪政?很遗憾,如果以执政党的继续执政,作为这个问题的前提,那么恐怕确实如这些官方媒体所说的那样,答案是否定的。

  宪政的概念,其实相当简单,就是要求统治者在宪法的框架内进行统治。当然,这就延伸出宪政的两个基本原则:三权分立与人民授权立法。这自然不是什么新鲜概念,早在300多年前英国思想家洛克的《政府论》里面,这些内容就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论述。

  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的执政党,仍然属于列宁式政党。它既不能与三权分立的模式兼容,也不可能容忍人民授权立法。这是由于,列宁式的党国体制,在政治体系上(Political Paradigm),与宪政民主的模式,有着根本区别。

  一、列宁式政党的起源

  1912年,在列宁的影响下,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正式分裂。其中人数较多的一派即“布尔什维克”,在列宁的领导下成立新党。它被看作是第一个列宁式政党。1918年,这个政党正式改名为俄罗斯共产党。此后,“共产党”一词,逐渐成为列宁式政党的专属用语。

  列宁式政党,以马克思共产主义为信仰,自认为代表着人类最先进的发展方向,因此政党的合法性不证自明。然而,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俄国举行立宪会议选举,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却在选举中遭到失败,无法获得议席的多数。掌握了军队的布尔什维克解散了议会,并禁绝了其它反对党派。并且,列宁成立了“契卡”,即苏联秘密情报组织“克格勃”的前身,以此清洗和消灭组织内外的反对分子。

  几乎从登上历史舞台开始,列宁式政党,就与宪政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紧张关系。宪政,意外着宪法框架下的政治游戏,不同的政党之间,处于和平的竞争关系。然而,列宁式政党,以武力斗争,作为基本的权力竞争手段,它对其它的显在或潜在的党派,报以战争的敌视态度。和平与战争,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政治博弈系统。

  那么,列宁式政党,有没有向宪政演进的可能?这可以从两个历史实例来考察。

  二、大陆时期的国民党

  第一个例子,是49年以前的国民党。关于历史上的国民党是否属于列宁式政党,这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话题。1923年,在孙中山的主持下,国民党接受苏联代表鲍罗廷的指导,进行全面改组。在党章、党员、党纪、党组织、党团建设、党务管理、党军关系等方面,基本完全照搬苏共的模式。但是,在意识形态方面,孙中山以及其他的国民党精英,坚持反对共产主义,而严格保留自身的三民主义思想。因此,国民党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列宁式政党。

  孙中山等多位第一代国民党精英,参与了立宪共和的中华民国的缔造。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是三民主义的核心理论之一。宪政思想,对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有着重大影响。国民党不能象苏共那样,采用“无产阶级专政”这样的理论,来推行一党统治;它只能以特殊战争时期的“训政”,作为在大陆军事独裁的理由。国民党长期无法摆脱宪政的“阴影”。宪政,既是国民党创立的价值理念基础,也是法理上的国民党奋斗目标。在宪政理念的约束下,尽管国民党在大陆实行军事独裁,却也无法名正言顺地消灭其它民主党派的存在。

  如果考察列宁式政党的发展历史,则不难发现,在早中期的扩张与建设中,列宁式政党,大多都经历过经常性的内部清洗运动,如苏共的“契卡”、“大清洗”、中共的“肃反”、延安整风、朝共金氏的清洗等等。仅从客观效果来看,列宁式政党通过这种方式,排除了内部的异己分子,提高了自身的凝聚力,是一种强化性的自组织的方式。

  但是相比之下,国民党的党魁蒋介石,显然并没有接受这种“纯化”方式。蒋介石本人重军事而轻党务,以强化军队的纪律建设,和扶持维系党内的派系平衡,作为自身的权力基础。

  因此,尽管国民党在初期的组织方式上,几乎复制了列宁式政党,但在49年以前,蒋介石对之于国民党,其实一直在起着“去列宁化”的作用。其后果,就是使得国民党这种“半列宁式政党”,过早地进入了降解过程。这也是后来在内战中,国民党无论在社会动员,还是在组织纪律方面,都无法匹敌后起的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苏共

  另一个例子,是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苏共。在上世纪80年代,为了从长期的停滞状态中脱离出来,新上台不久的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着手推行经济改革。然而,随着改革的深入,苏共的保守势力,如第二书记李加契夫(Ligachev),以及克格勃主席切布里科夫(Chebrikov),对戈氏改革的反对日趋激烈。权力的斗争与改革的挫折相互交织。陷入重重困境的戈氏,逐渐将改革的重心移向政治领域,并且在1989年产生了一个重大决策:建立真正独立的立法议会,并引入开放式的民主选举。

  然而,民主选举所产生的后果,大大超出了戈氏的预期。民主化非但没有减弱,反而被激化了党内的权力斗争。从列宁时代开始,权力斗争就必须以隐秘的方式进行,而斯大林正是这方面的专家;但现在,选举是公开的,正面的以及面向民众的竞争,是被规则所鼓励的。一些杰出的政治精英,如叶利钦则发现,一旦他们能从民意中获取充足的合法性,就无需再受到旧体制的掣肘。这一批人物迅速脱离了苏共体系。1990年7月,叶利钦宣布退出苏共;次年6月,叶利钦当选为苏联的俄罗斯邦总统。

  宪政化,也就内在地要求民主化;而民主化,则与列宁式政党的集中式组织原则相冲突。这个冲突是如此根本,以至于看起来完全无法调和。后来的历史,是世人皆知的:苏联的保守派、克格勃与军方首脑合谋,策划了1991年的“8.19政变”,软禁了戈氏。在危机关头,叶利钦登上一辆坦克向民众演说,力挽狂澜,获得了巨大声望,成为事实上的领导人。当戈氏从软禁中走出时,苏联解体的命运,就已经无从挽救了。

  四、确定的当下与不确定的未来

  为了生存,列宁式政党,既要禁绝外部的政治挑战,又要压制内部的权力竞争。它的体系架构方式,与宪政民主模式无法兼容。在发展过程中,列宁式政党大多通过内部清洗来“纯化”自身组织,以加强内部的凝聚力。尽管这些清洗运动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但相比于战争时代的苏联“契卡”或着中国“肃反”,人们似乎更难以接受,和平时代所发生的苏联“大清洗”、中国的“反右”与“文革”。苏联在斯大林之后,中国在毛泽东之后,基本上放弃了这类清洗运动。

  在宪政民主模式下,民众以及自由媒体监督政党,政党之间相互监督,以遏制腐败。列宁式政党并不具备这样的机制。而当它一旦停止了内部清洗,恐怕也就没有什么,能停止内部腐败的蔓延。同时,意识形态蜕化为形式上的效忠代码,而实际上的内部凝聚力,则让位于利益上的盘根错节的“庇主-仆从”关系,而这也正是大陆时期的国民党,以及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共的历史。历史也告诉人们,一个纯粹以利益为凝聚纽带的组织,是缺乏竞争力的。开放环境下的竞争,无论是和平式的,还是战争式的,都将对它的生存造成致命的威胁。

  对当下中国而言,于组织外部继续压制挑战,于组织内部继续封印竞争,恐怕是不可避免的策略。既不能宪政化,也不能民主化。更进一步,还要封禁这些话题,以免人们对未来产生不切实际的期望。这一切看起来如此合乎逻辑,如此确定。只是,在这之后呢?没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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