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假进出口的背后

近日内地媒体尤其是中央电视台首次揭露,广东自2012年底至2013年4月对外贸易中的虚增数字,使得近期对于广东及全国进出口数字异常波动的争论,初步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结论。

2012年广东的进出口贸易经历了一次严重下滑。1月份整体的进出口增长为-16.7%,创下广东过往年初开局的历史最低纪录(每年年初均为进出口增长的高峰期)。从2月的1.1%增长起步,一直持续到11月,广东的进出口数字仅录得6.4%的增长率,与2011年的全年16.4%相比,下滑10个百分点。可是12月广东进出口的增长突然在1个月内增长了21.4%,拉起全年的进出口增长率达到了7.7%,远远超过全国6.2%的增长率。进出口总值更创下了月度的历史性高峰,超过了1000亿美元。

增长强劲 惹人质疑

2012年12月进出口数字的奇迹,为广东全年GDP增长高于全国,达到8.2%的增长率,作出了贡献。以笔者计算,广东2012年淨出口拉动广东经济增长为1.3%(2012年全国淨出口拉动GDP为-0.15%),也即如果没有广东进出口的贡献,广东2012年的GDP增长率应当低于7%(全国为7.8%的增长率)。

然而,12月份广东进出口的数字甫一出台,马上引发了不少学者、尤其是境外学者的质疑。因为此等进出口数字实在是缺乏世界市场需求的支持。但是,广东海关信誓旦旦,认为海关是按照实际的进出货物作出统计,绝对不可能有假。在质疑声仍然不绝的情况下,广东1-4月的进出口贸易更持续2012年12月的走势,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令人咋舌的新高。2013年1月的进出口增长率为59.3%、2月累计增长36.1%、3月为37.3%、4月则录得35.6%【图】。

这一连串引人眼花缭乱的数字,在全球经济依然处衰退状况,世界市场需求萎靡不振的情况下,直叫人看不明也猜不透。况且,笔者发现,2012年广东港口输送量是低速增长,第4季度的增长更低于全年3个百分点,12月的数字本身令人生疑;而2013年第1季度广东港口输送量增长8%,主要依靠的是内贸货物的增长,内贸输送量增长为12.3%,而外贸输送量仅录得低速增长。也就是说,实体经济的数字并不支持广东这连续5个月进出口的高速增长。

广东进出口数字的异动不仅引发了学者的质疑,更引起了中央政府的关注。经过调查与实地走访,可以说,终于揭发了其背后的诡异与原因。事实上,2012年广东对外贸易的动向,已经开始显示了事件发生的端倪。根据广东省统计局的报告,广东2012年对外贸易具两个特点:一是对香港贸易直线上升;二是保税区的贸易呈双位数增长。而这两个特点正是广东对外贸易异动的根源,也即进出口异动主要发生在深圳的两个保税区。

而保税区的贸易主要通过同一数值、同一种类的货物,在香港的进出,或称“一日遊”实现。笔者通过相关外贸人员得知,深圳的福田保税区主要从事高级电子零部件、沙头角保税区主要通过黄金,进行虚假的进出口活动。这些产品数值大、体积小,进出方便。据中央电视台对福田海关人员采访报道,同一批电子产品在1个月内,竟然报关进出达到30多次,有的甚至50多次。这已经不是什么一日遊,而是一日多遊了。

利用保税区的政策通过小体积、高数值的商品反覆进出,在海关自然就登记为进出口。1个月周转50次,则海关录得50次的进出口。这种虚假行为的根源与动机,在于热钱的套利与套滙。由于人民币利率在内地与香港存在利差,成为热钱流入的目标;再是人民币升值的预期,成为热钱进入的动机。在人民币还没能自由兑换、内地资本市场仍然没有开放的条件下,虚假进出口就自然成为热钱的主要流入途径。

企业不去从事实体经济的活动,而是通过虚假进出口进行单纯的金融投机套利,可以说反映了内地实体经济活动的营商环境的恶化。虽然政府多次提出产业升级与经济转型,但是大量的市场激励和投资刺激均没能落在实处,例如温州持续了一年的金融改革,仍然设置了种种障碍。用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的话来总结:成果显然是不达标的。在缺乏资本市场、要素市场的条件下,利率与滙率均没有市场化,人民币更谈不上国际化。由此,利用制度去进行金融套利,显然比从事实体经济活动,其成本和代价要小得多。

此次广东、深圳发生这种大规模的虚假进出口,至今为止省政府与深圳政府没有任何的回应。从2012年底学者的质疑起,政府不仅没有引起警惕,反而任由其发展。福田保税区与沙头角保税区的虚假进出口已经在地方百姓都议论纷纷情况下,深圳政府更没有警觉。背后原因令人费解。笔者猜测,可能在经济不景的情况下,增长数字的亮丽更能为对方官员带来好处。对于国家的损失与企业的困境,官员的视野可能会更为关注增长的数字。

国家在深圳设立保税区,本来是国家对深圳的关照,冀望这个中国改革的排头兵能够利用制度优势,为全国的发展提供启示而非负面的作用。通过保税区的正常经营,获取合理的制度套利是无可厚非。此次事件对深圳带来的不利影响是难以测算的。

此外,此次事件对港深两地的合作也有不利的影响。在由两地利益一致、合作首创出“前店后厂”模式已结束的今天,如何达致新的利益一致认可,形成新的有利两地根本利益的合作模式,是人们必须思考或反思的问题。否则,深圳通过一签多行,形成由香港至内地的奶粉销售链,而香港则利用金融优势变成热钱进入内地的通道,对于两地只能是有害而无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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