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超级银行”看中国国家资本主义

你也许知道CBD(中央商务区),而没有听说过CDB——“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的英文缩写。两者不仅名称相似,也有实质联系。没有国家开发银行(简称国开行)提供贷款,不少城市就无法建立中央商务区。

“(只有)理解国开行,你才能理解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关键所在。”一本以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为描写对象的书《中国超级银行》(China’s Superbank)开宗明义。这本出版于2012年年末的书由美国彭博新闻社的两位驻京记者孙德生(Henry Sanderson)和迈克尔·弗西斯(Michael Forsythe)联合撰写,从安徽芜湖到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两人在全球范围内追踪国开行的资金流向,详细介绍了国开行在中国和全球如何发挥其庞大的经济能量。

作为中国三大政策性银行之一,国开行成立于1994年,主要为中国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进行中长期融资。在1998年到2008年的10年间,国开行向4000多个项目发放贷款16000多亿元。中国许多重大建设项目的背后,都活跃着这头庞然大物的身影,如北京奥运、上海世博、长江三峡、南水北调、京九铁路、西气东输和国家石油储备基地等。到2012年末,国开行的外汇贷款余额接近2500亿美元,跻身全球最大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之列。

而更为外国金融界所广知的,则是国开行在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它对发展中国家的借款现已超过世界银行,比如,向加纳一国的贷款即高达30亿美元,成为该国历史上金额最大的一笔贷款。单给委内瑞拉的贷款便高达400亿美元。已故的前总统查韦斯(Chávez)曾在电视讲话中激动地表示:“有社会主义中国在,真得感谢上帝。”

国开行背后的关键人物,是担任行长、董事长长达14年的陈元。他的父亲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曾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陈云 。

不同于商业银行,国开行没有居民储蓄业务,它的融资渠道主要依靠国内外债券市场。10年前,国开行的债券余额已高达一万亿元,今天更成为仅次于财政部的第二大债券发行体。2004年以后,它开始在国际上发行债券,受到一些海外投资者的欢迎,但其主要买家还是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由于官方背景,国开行的信用级别几乎和中国政府一样,吸纳资金并非难事。

这家超级银行的引人瞩目之处在于资金的运用——在国内推动地方政府发展城镇化,在国外资助中国企业实现全球战略。

国开行董事长陈元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意识到“城市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意义。出版于2012年9月的陈元著作《政府与市场之间》写道: “城市化是这些年来拉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强劲引擎,也必将是未来50年甚至10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最根本动力和本质特征。” 这本陈元的自述回忆,1998年他就向时任安徽省省长的回良玉建议,结合国开行的融资优势和地方政府的组织优势,共同建设地方基础设施。当年国开行与芜湖市建设投资公司签订了10亿元的贷款协议,用于该市六大基建项目,芜湖市财政部门负责贷款担保和还款来源。这一合作方式后来被称为“芜湖模式”,成为中国城镇化建设的主要融资形式。国开行将其总结为“二十字方针”—— “政府热点、雪中送炭、规划先行、信用建设、融资推动”。在实践中,不少地方政府以建设用地作为抵押,将城区开发带来的土地增值收入用于偿还贷款。

而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国开行扮演着关键角色。以非洲为例,由于当地国家并不具有大规模的基建能力,中国还向其输出技术和人员,修建当地民众急需的道路、桥梁和工厂。国开行通常向当地政府提供贷款,再由当地政府承包给中国企业组织生产。有时贷款会直接打入企业帐户,而不经过所在国授理。这样资金找到了出路,企业占有了市场,合作国家也得到了发展,可谓一石三鸟。

国开行以这一合作开发模式,支持了中兴、华为、中石油、中石化和国家电网等企业开拓海外市场。其贷款力度之大,令美国进出口银行总裁弗兰克·霍赫贝格(Frank Hochberg)“夜不成眠” 。

2012年《环球金融》(Global Finance)杂志评选出全球50家“最安全银行”,国开行赫然列居第28位,而榜上无一家中国商业银行。按照《中国超级银行》的说法,这归功于陈元。1998年上任伊始,他启动了针对国开行的整改措施,建立严格的信贷审批制度,并聘用金融人才委以重任。陈元推动的一系列制度改革和人员调整使国开行“脱胎换骨”,从“一台供投资项目官员使用的提款机”变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银行”。早在2003年,国开行的不良贷款率就已低于其他任何一家中国银行。

当然,《中国超级银行》一书也为读者揭示了国开行面临的风险和隐患。法国小说家巴尔扎克说:“每一笔巨大的财富后面,都隐藏着罪恶。”这家中国超级银行也不例外。《中国超级银行》的两位作者发现,国开行贷给地方基建公司的大笔钱款被浪费在了“废物项目”(white-elephant projects)上。比如,湖南娄底市虽没有一支职业体育队伍,却花费国开行贷款修建了拥有三万个座位的奥林匹克级体育馆。这些基础设施耗资巨大,还贷能力主要依靠土地溢价。一旦地皮卖光,或房市下跌,国开行即会面对大量不良贷款。

“国开行是政策银行和商业银行的混合体,并且一直在这一身份中挣扎着。”汇丰银行(HSBC)一位与国开行有着密切工作联系的高级银行家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曾说。这意味着国开行在发放贷款时,并不能坚守盈利评估标准。在《政府与市场之间》一书中,陈元写道:“ 面对城建项目建设单位分散、建设内容繁多的情况,我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融资模式,将城建项目‘打捆’……,一经‘打捆’,好多项目可以组合起来做了,优质项目可以‘救济’劣质项目,以丰补歉,以盈补亏,最终整体上变成了优质项目。” 打捆模式成功的前提在于盈利项目胜过亏损项目,可谁能保证结果不会适得其反?

对内贷款虽有风险,毕竟属于家门内的事情,出了事还有中央政府兜底。国开行的对外贷款更让人捏把汗。在美国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看来,东亚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很难推行到国家能力软弱的世界其他区域。国开行之所以能够实现“银行和政府共赢”,与中国官僚制度的发达程度有着密切联系。“芜湖模式”搬出大中华区,却可能淮橘成枳,因为非洲和拉美国家并不具备相应的行政效能,并非当地政府配合就万事大吉。

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林毅夫在一篇博文中写道:“由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缺失某些发展制造业的基本要素:金融资本、企业家技能、与全球客户和市场的联系,从中国转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不能使该地区获益。对于这些国家,FDI(外国直接投资)是个万能药。”国开行的对外贷款虽非对外直投,由于国外项目由中国企业承包,实质上发挥着直接投资的功能,只是将风险转嫁到自己头上。《中国超级银行》的两位作者发现,国开行更看重具体项目的投资收益,而不像世界银行那样评估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这就好比炒股只看个股曲线而不顾宏观走向。他们提醒中国,那些政局动荡的非洲和拉美国家曾经赶走西方投资者,有一天或许也会赶走中国人。这“万能药”生意绝非摇钱树,弄不好本钱都赔上了。

中国商业银行深信“大马不死”(too big to fail),给国开行债券“零风险”的评级。然而,像任何金融机构一样,国开行在海内外的贷款面临着一定风险,有些负责人很清楚,有些很不清楚。国家资本主义并没有消除风险,只是上移了承受风险的层级。风险发生的频率与规模成反比,很难想像一家超级银行会破产,可它一旦破产,就将是灾难性的。《中国超级银行》这本书的副标题为“国开行如何改写金融法则(rules of finance)”。国开行也许能够改写金融法则,却不能改变金融规律(laws of finance)。

2013年4月中旬,陈元不再担任国开行董事长,由原交通银行董事长胡怀邦接任。《中国超级银行》的作者在书的结尾写下了对这家超级银行未来的疑虑:“拥有国开行梦幻般的巨大资源,而没有陈元那种红色家族背景,另一个人能否控制住(规范的贷款)程序?”国开行新任领导人不妨听取他们的建言——对内勿忘市场供需规律,对外勿忘国家偿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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