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走于两国的求生经历——两种社会体制两重天

作者:范雨臣

  一年多来,我一直想把这段经历写下来,可是,每逢提笔又都犹豫起来,我常问自己,我真地又活过来了吗?

  话从2011年说起,盼望已久的清华百年校庆及入学50周年终于到来了。北京的几位同学从几年前就开始张罗聚会。当年工宣队进校后匆忙毕业。尔后各奔东西,各在自己的人生路上拼搏、摔打,联系不多(其中有派性作怪)。如今年近古稀,怀旧心绪与日俱增,甚至可以说“与日巨增”。“怀旧”在西方叫作Nostopathy,西方人把它称为“怀旧病”或“怀乡病”。人一上岁数就都毫无例外地害这种病。每个上岁数的人都总是爱回忆20来岁、年轻时的情景,却很少回忆近20年的事。毕业后这40多年如同大浪淘沙,淘出了谁是金沙,谁是铁沙或泥沙。我大概算铁沙,在这个体制下,没受宠,也没挨整。在海外漂泊了近30年,至今仍是草民一介。原想在外苦干几年,梦想成为洋大款儿、洋大腕儿,期待有朝一日“衣锦还乡”、“光宗耀祖”。可如今,每天只能靠反复细听费翔的《故乡的云》消愁、解闷、打发日子,越听越觉得这歌好像是专门为我谱写的。

  聚会上的兴奋、激动没几天就过去了。拍拍屁股,只能再次各奔东西,回家各过各的日子。家里有什么高兴的事,回家后继续高兴。家里有什么难念的经(据说家家都有),只能硬着头皮回去继续念下去。人活到这会儿,到了古稀之年、通过这次校庆聚会才刚刚体会到“没有不散的宴席”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到了6月份,我们单位组织体检。这是个机会,我已多年没体检了。(我出国后,由于每年都给单位如数上交“人头税钱”,所以单位一直为我保留位置。直到60岁办了退休,才停交。)

  随当年的同事来到宣武医院体检。不料,被轰了出来。原来这些年院里划定了新的“阶级成分”,各种待遇都严格按“阶级成分”赋予。同是院里的职工,体检分三个等级:1)院长、院士在北京医院体检,2)教授在宣武医院,3)剩下的“杂烩”在海军医院。30年前当我出国时,职称是副教授,自然就划入了“杂烩”级别。我倒不介意这个级别,只要能体检就行。来到海军医院的地下室一看,哇!一千多人挤在里边(我院的退休人员约有1500多人)。每一项检查都排长队。我耐心地排,但越排越后,加塞的太多。一赌气,不查了。

  到了8月,突发剧烈咳嗽,晚间最厉害,没法入睡。挺了10天,非但不见好,反而更坏。到海军医院照胸片,发现有问题,再做CT,我几乎被震晕了,胸腺癌,癌体已9x6cm,已严重挤压了气管、肺和心脏。从海军医院回住处的原本只有十几分钟的路上,走了近一个小时,我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眼前这一切是真的、还是在梦里?晚上整夜合不上眼,走到卫生间,对照镜子反复用力拍打脑门、试图使自己清醒过来。对照镜子反复用力拧脸、看是否真有疼痛感,以此验证我是否在做梦。反反复复,度过了有生以来最漫长、最难熬的一夜。眼见东方的天空渐渐发白,当终于意识到眼前这一切不是做梦时,心反倒平静了下来。眼下最紧迫的是下一步该怎么办?

  首先应搞清病情,其次必须决断是在哪儿治疗,是在中国还是回以色列。此时离预定回以色列的时间只有35天了。

  海军医院的大夫曾当场给我填了住院单,要我住院手术。我犹豫起来,我连自己的病情都没搞清楚,怎么能稀里糊涂地做手术?见此情景,大夫说要么你去其它的医院看看,比如肿瘤医院。

  一大早,约4点来到肿瘤医院,穿过拥挤、烦人的医托人群,步入大厅、排入长队,最后终于挂上了一名正教授专家号。肿瘤医院到处是人、挤不动(后来发现许多医院都这样),就医者大多是外地人。院内到处流窜着“捡破烂”的,他们趁人不备,专“捡”病人携带的CT胶片。病人做一次CT要千把块钱,可是把胶片卖成废品只有十来块钱,但“捡破烂”的人认为是值得的,因比卖废纸贵多了。忽然,一声嚎哭撕人肺腑,一名外地农村妇女的胶片不见了。周围的人麻木地看着,什么反应都没有,甚至有些人根本不屑一顾,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这情景令我不禁想起电视中的《动物世界》,当猛兽追赶草食动物中的某一个体时,其它未被追逐的仍悠闲地吃草,因它们觉得这事与自己毫不相干。我们可以原谅这些动物,因它们没有社会、更谈不上文明。可是,在号称有5000年文明的中国,怎么却是一番“动物世界”景象?我赶紧告诉那妇人刚才走过的一名“捡破烂”的体貌特征,让她赶快去追赶。回到座位,我紧抱怀中的胶片,慢慢地闭上眼睛。连日来悬浮的心稍感踏实了点,因我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我还属于人类。

  肿瘤医院的大夫要我再做一个增强CT,就是打入显影液的CT。做完之后,大夫说,瘤体已严重浸渍主动脉,手术必须连同主动脉一起摘除、换一段人造动脉管,并说由于他们医院没有体外循环机,他建议我去北医一院找一位叫李简的大夫。我再次被震懵了,没想到病情这么严重、手术这么复杂。(后来从304医院得知,肿瘤医院的诊断纯粹是胡说八道,并知晓了其中的原因。到了以色列,再次证实是胡说八道。)

  到了北医一院,挂了李简的号,这位原来是“超级专家”,挂号费300元,约定于后天8:15准时候诊。可他却11点才到。我简述病情,把18张CT大胶片恭恭敬敬地呈上。他不看胶片,反复在胶片中寻找什么,足足找了2分钟。我问他找什么,他不做声、继续寻找。我突然悟到他可能是找CT片诊断书,我赶紧从包里掏出,再次呈上。果然猜对了,他拿起诊断书左看右看,看了足有15分钟。我被搞糊涂了,那诊断书上总共才4行字,怎么看这么长时间?又过了2分钟,终于看完了。他抬起头,直愣愣地看着我,一言不发。我又被搞迷糊了,怯生生地说“你不看胶片吗?”他随便抽出一张,看了只有2-3秒,又直愣愣地看着我,一言不发。我被彻底搞糊涂了,本来该轮到他讲话了,看这架势倒像是让我讲话。接下来,我提了很多问题,大出预料,对所有的问题,他只有三种反应:1)不回答,2)回答说“不知道”,3)厉声训斥。比如:

  问:像我这种情况是否应该动手术?

  答:这难说,动了手术有可能缓解,也有可能加快死亡。

  问:概率上,好的多,还坏的多?

  答:告诉你概率没有意义,小概率有可能让你赶上。

  ……

  问:如做手术,术后是否要做放疗或化疗?

  不料他猛一拍桌子训斥道:“凭什么问我这样的问题?我不是放疗、化疗大夫!”

  ……

  我强忍怒火,问了他最后一个问题:“你对我所有问题的回答全是‘不知道’或不做答,那你到底知道什么?”

  他终于给了我唯一的“明确”的回答:“如果你想在我这儿动手术,你现在就填住院单,如果不想,(手向门一指)出去!”

  我真想扇他两耳光,但克制住了。我慢慢收起CT胶片,默默地离开了房间。在整个对话中,除了我最后一句带有情绪以外,我的语气一直非常平和。我一个癌症病人不跟他置气,早晚会有人会替我出这口气。回到家,上网查了一下李简的学历:他毕业于河南的一所地方院校,尔后去日本,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拿了个日本“自治医科大学”的博士。上google一查,奇怪,这所学校根本就不设硕士、博士学位。这所创立于1972年的私立学校是面向偏远山区、培养医普人员的学校。2011年在校本科生只有431人,其余600多名学生都是医护专业的大专生,在日本大学排名327(日本41CU给出的数据),一所正经的杂牌大学,还好,不是野鸡大学。如果李简真从这所大学拿到了博士文凭,单凭只一年多就能拿到,充其量是个论文博士。当今人们常把论文博士称为五不博士(不听课、不考试……)。如所周知,在正经的大学里靠念学分攻读博士,起码得好几年。这位李简之所以能成为超级专家,原因很简单,靠的是当官,他是北医一院的外科主任。

  尔后我去了友谊医院、空军医院、304医院,天坛医院、北医三院,看的全是正教授专家。他们的说法差异极大,令我难以是从。唯一的收获是使我了解到了北京胸外科专家的圈内状况。北京的胸外科专家也就那么二十来人,他们彼此都很熟悉。每次我都提到李简,他们的反应都是轻轻地把嘴一撇。

  最后我来到协和医院,这所医院曾拯救过母亲的生命(下边将谈到),我们整个家族都对这家医院有一种特别的敬仰之情。当我来到这家医院院****号夹道时,惊呆了。那里许多人打地铺、已排队4天4夜了。

  回到家,认真梳理几天来的结果。教授们的诊断差异太大,不禁令人生疑。仔细一想这也正常,看看我们院里我所熟悉的教授们,有的确有真才实学,有的(相当多)都是靠关系上去的。

  下一步该怎么办?又回到了问题的原点。此时离回以色列的时间只剩下24天了,我必须加快决断。

  回顾自己一生搞科研的经历,许多项目都是从“无知”干起。经验告诉我,面对新项目应先从AP(AcademicPress)出版社出版的系列教科书下手,用它入门,然后再读专业杂志,最后达到学科的前沿。想不到自己在年近70时,为了求生,不得不硬着头皮再去钻研一门跨度极大的新学科—胸腺癌。还好,我的住处离国家图书馆很近。经过10天的苦读,天天从早8:30到晚9:00,最后心里终于有了数:首选的治疗方案应该是手术,我的年龄还允许手术。

  接下来应该决定在哪儿手术。在中国手术没有语言上的障碍。胸腺癌的发病率很低,但中国人口的基数大,病人的绝对数量不少。应该说中国大夫的经验是世界上最丰富的。可惜,这些从百姓身上练刀出来的高水平的大夫却很少再为百姓服务,我一个屁民够不上他们。再说,在中国动手术还有红包问题。若在以色列手术,虽然没有中国的一些弊病,且医疗水平高出中国许多,但也不是没有问题。最大的问题是那里的医护人员几乎清一色的全是前苏联移民(以下称俄国人),就我在以色列近30年的社会体验,这些俄国人的品质极坏,那坏劲儿几乎和某些中国人一模一样(参见我的博文《前苏联移民》http://fanyuchen.blshe.com/post/1062/20196)。30年来在以色列只结交了一名俄国朋友(参见我的博文《一朵盛开半个多世纪的红莓花》http://fanyuchen.blshe.com/post/1062/678599)。如果说手术是大江大浪,术后护理是小河沟,弄不好很可能在小河沟里出问题。后来的事实表明,还真在小河沟里出了问题。

  在这期间我曾去我们单位医务室,询问手术报销事宜。一名30来岁的女子专门负责医务报销,我不认识她。我已离开院里近30年了,各个职能部门都换了新人。那一天很热,她的房门大开,屋内只有她一人,我自报姓名,说明来意。非常令人失望,她一直低头试比一条裙子是否合腰,根本就不抬头看我,一言不发。我不得不重述一遍,不料她眉头一皱,极不耐烦训斥道“不知道!”。往下无论我再说什么,她仍继续比试裙子,连“不知道”三个字都懒得说了,从始至终就没抬头看我一眼。这是怎么了,怎么我这次回国老遇上生气的事,是气在找我、还是我在找气?算了吧,不跟他置气。就在我怏怏举步出门之际,一名副院长迎面而入,随后屋里传来女人轻快、欢畅的笑声。声音甜美、柔润,犹如发自天堂。阵阵笑声犹如一股股仙霾,催我清醒过来,认清了残酷的现实—中国是一个不适合百姓生存的地方。别犹豫了,回以色列手术去吧!

  话从另一头说起。

  这次参加清华百年校庆,老伴同我一起回国,她也是清华的。完事后,她先回了以色列,为的是趁暑假之际与孙子孙女们玩耍。由于这次回国呆的时间较长,来前曾通告以色列朋友,担心他们到时找不到我。我的朋友约瑟大概忘了我要在中国呆很长时间,打电话到我以色列的家里询问。老伴对他说了我的病情。他立即叫我赶紧把CT结果发给他、立即帮我在以色列找大夫。(在以色列做CT,给患者的是光盘,不是大胶片。)我赶紧带着U盘和SD卡到医院拷贝,本来非常容易的事,却死活做不来,我说我可以交费,他们义正词严地说没有这项业务。约瑟了解到这种情况后,马上决定他和我老伴立即一同来中国取CT结果,并说他在以色列航空公司已积累了很多点数,不用掏机票钱。我和老伴都急了,赶紧劝他不要这样,因我再过一个多月就回以色列了。两天后当再我接他电话时,惊呆了,他已到京了。在他下榻的旅馆里,他说了很多安慰我的话。我说趁他这次来京,带他在北京转转。他说当晚就走,并执意不肯我去机场送他。我走出旅馆约40米,一回首,他正目注视我、并向我挥手。我鼻子一酸,眼泪不禁夺眶而出……。我最早认识的是他的父亲、一位二战前的奥地利移民,他母亲是第三代乌克兰移民(乌克兰移民的第三代),妻子是第二代德国移民。他4个孩子的婚礼我都参加了,还好,目前在他的家族里还没有俄国人。

  凌晨2点,我怀着惶惶不安的心情刚一出本·古里安机场,手机就响了,老伴说依马努埃尔正在机场等我。我禁不住对老伴发起火来,责怪她不应该把我的病说得谁都知道,麻烦人家。老伴委屈地说她只告诉了约瑟一人。依马努埃尔这个英国移民紧紧握住我的手,他说他们正在帮我与以色列最大的医学拉比联系。我来以色列快30年了,很少去医院,对以色列的医疗体系不了解。医学拉比是干什么的?不知道。

  以色列有好几家医保系统,每名合法居住者均可任择其一,如不如意,可随时更换。每家医保系统都有自己的医院及大夫,但医院的规模都不大,大夫们虽也分科,但基本上都是保健大夫。每名患者可去本系统的全国任一家医院就诊,不受地区限制。此外,独立于医保系统之外,每个大城市都设有规模宏大的医疗中心,专门接收从各个医保系统转来的病人。中心设备齐全,大夫高、精、尖。

  我居住的小城2.7万人,4个诊所分属4个系统。我的诊所共7人,一名全科、全天候的大夫,2名秘书,其余是护士,另有几名专科大夫轮流在附近几座小城巡诊,每星期只来一次。本所的大夫是位法国移民,说话慢条斯理,每逢见面先握手。两位秘书均是20来岁的女孩。一位是第二代摩洛哥移民,棕色的头发、兰兰的大眼。另一位是第二代突尼斯移民,黑发大眼,一说话就笑。说实话,这二位是我见到的世界上最漂亮的女孩,大眼一眨一眨,犹如两扇特大的芭蕉扇、上下扇呼,美丽动人。豪不夸张地说,所有男人见到她俩后都会有美丽动人的感觉。不过需要指出,我作为一名年近古稀的老人,早已跨越了体内荷尔蒙过剩、看到漂亮女孩就心动的阶段,说她俩美丽动人,是因为通过一年多的切身感受,深感她们的心灵比她们的容貌更美,对我耐心真诚的帮助比她们的魅力更感人。在我整个就医过程中,以她们为代表的所有的医务人员(俄国人除外)表现出的是对我的深度同情,同情的具体表现就是在我身上尽力做好他们的本职工作。

  所有的检查都要从头做起,许多检查要去特拉维夫或以色列第4大城市贝尔筛瓦的医疗中心。两处中心都很大,特拉维夫那家,从中心的一端走到另一端要50分钟,汽车在中心内有很多站。贝尔筛瓦的中心稍小一些,但从一端到另一端起码也得半个小时。每次去前,有很多很繁琐的准备工作。要用网络与医疗中心约时间,对于复杂的检查,比如PET-CT、穿刺等,对方还要与相关人员约定,不能立即回应。时间约定后还要开“17号文件”,即转账单。开这文件也需对方认可后才能开出,往往也需等待。所有这些繁琐的工作,两位女孩都替我安排好,每次还都在地图上把具体要去的位置标明,因中心太大,生人在里边往往晕头转向。

  在中国时,虽已知晓首选治疗方案是手术,但具体到我自己是不是一定手术,还是心存疑虑。因为很多大夫选定治疗方案时并非从病况出发,而是从出新招儿、发表论文出发,甚至从医院创收出发。记得我在中关村工作时,中关村小学一名年轻女教师与春节期间来探亲的母亲住平房,不幸煤气中毒。到了中关村医院,大夫说唯一抢救的办法是开胸、用手按摩心脏,并说应首先抢救年轻的。结果女教师死在了手术台上,母亲在一边很快自己醒了过来、什么事都没有。后来类似的事件听多了,不禁对医生的医德大生怀疑。在以色列为了有效解决这个问题,特设医学拉比。如所周知,拉比为人楷模,严于律己,贻毕生精力指导人们净化心灵、提升精神境界,是倍受尊敬的神圣职务。在以色列要想成为拉比,必须连续在神学院学习6年、且已婚才有资格参加晋升拉比资格考试。每名拉比都能把犹太的“四书五经”—圣经和塔木德(塔木德63卷、11788页)近乎倒背如流。作为医学拉比,除了精通犹太文化、品德高尚外,还需精通医学,他们都是名牌医科大学博士出身,现今都是医学教授。医学拉比不参与具体治疗,只对医疗做指导。作为三位一体(精深的犹太文化、高尚的品德、精湛的医学知识)的医学拉比能非常客观地从病况出发,正确给出判断,有效阻止了医疗中的误判和错判。当然,不是所有的病案都交由医学拉比判断,只当病人提出时才受理。像所有专职的神学拉比一样,医学拉比也分不同的层次和档次。以色列朋友告诉我,我的医检档案已呈交给以色列最大的医学拉比菲若尔。

  菲若尔作为全国最大的医学拉比,全体以色列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能有许多以色列人不知道当今的卫生部长是谁,但无论男女老少无人不知菲若尔是谁。两天后,菲若尔对我的病案做出批示:立即手术,并指定由阿隆?本?嫩大夫执刀。

  阿隆·本·嫩大夫,号称以色列胸外科的Number One。周边许多阿拉伯国家的人慕名前来就医。阿隆·本·嫩大夫本人虽不信教,但他对菲若尔的指示言听计从、心悦诚服。(在以色列,人们往往像敬奉神一样地敬奉高级别拉比,如有幸吻到高级别、特别是最高级别拉比的手,是一生的荣幸)。大夫名中的“本”字意思是“儿子”,“本·嫩”的意思是“嫩的儿子”,是他的姓。如雷贯耳的大卫王的姓也是“本·嫩”。作为大卫王子孙的阿隆大夫,在性格上却与大卫王的暴烈、张扬截然相反,说话沉稳,很具耐心。这位第二代荷兰移民一边指着计算机上的图像,一边向我详细介绍病情。有令人高兴的,比如癌体未浸润周围组织。也有令人忧虑的,比如经穿刺活检,发现癌体是恶性的。此时无论听到多么忧虑的,对我来说都已无所谓,事情已走到这一步,只能壮着胆儿、硬着头皮继续走下去。在第3次与阿隆大夫谈话时(这是预定谈话的最后一次),他反复问我还有什么问题,我搜肠刮肚问了所有想问的,但还是担心有遗漏。我请他容我回去想一想,阿隆大夫欣然同意。这样,在术前总共进行了4次谈话。至此,术前的所有准备工作均已就绪,日期也定了。

  按计划,应在手术前一天的晚上住院。从家去医院要坐两个多小时的汽车。不知怎么回事儿,自打上了岁数后,添了许多穷毛病,最令人心烦的就是只要一紧张,屎尿必来,而且还是急茬儿的。为了避免在汽车上出问题,出行前在马桶上坐了很久。尽管在路上一再提醒自己别紧张,但还是老想明天手术的事,大夫曾对我说要用电锯把胸骨从上到下全部锯开,最后再用7道钢丝把胸骨绑紧…。想着想着最怕发生的事还是来了,忽然间屎尿齐涌,立即进入到“是可忍,孰不可忍”的紧急状态,不得不求司机停车。司机是位埃塞俄比亚移民,态度挺好,但由于在高速路上不能停车,必须行进到前方路口下高速,大约还得15分钟后。好家伙,熬这15分钟如同熬15个小时。车还未停稳,我就冲入路边深草,说时迟那时快,“噗”地一声,势如破竹,哇!那叫一个痛快。此情此景令我不禁想起一则著名的成语-“粪发涂墙”。透过草丛间隙向汽车望去,车上的乘客正冲我会心地微笑。

  入院后,护士告知明早不可进食、须于6:30之前洗好澡、静候。次日,两名俄国壮汉准时推来一张床,手一指,示意叫我躺上。这帮可恶、可憎的俄国人今日终于出场了。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充满了对我、非白人的蔑视和鄙视,今天,他们居然连句话都懒得说,用手比划。可是他们在西欧或北美白人面前,完全是一副媚颜媚骨,与中国下层官员见到上层官员时的哈巴劲儿一模一样。我躺在行进的床上,看着屋顶天花板上的光影一个个向后滑闪,听着车轮与地砖相碰发出有节奏的咔哒声,不禁联想起40多年前红卫兵大串联、坐火车时的情景,当年曾发誓解救全世界2/3的受苦人,今天却由“未能被我们解救的人”解救我,特别是由美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来解救。

  进入一道大门后,两名工作人员要我自报姓名和证件号码,由于紧张,报码时直打磕绊儿。老伴儿赶紧帮忙,被立即制止。他们坚持要我自报,然后二人在纸上写了些什么,像是签字。之后,又分别由另外两拨儿人要我自报姓名和证件号码。

  进入手术室后,两位助理大夫立刻行动起来。一位是意大利移民、40多岁,另一位是女大夫、第二代匈牙利移民、近40岁。谢天谢地,在关键的人物中没有俄国人。约7:30,大夫说开始打麻药,只觉左手臂稍有点疼,以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在手术室外,老伴儿密切注视大厅上方屏幕的变化:“范雨臣入手术室”…“范雨臣开始手术”…“范雨臣手术中”。此后几个小时无变化。约1:30,屏幕上终于跳出:“范雨臣手术结束”。老伴儿立即紧张起来、全神注视手术室大门。此时她忽觉身旁似有人蹲下,侧身一看,哇!正是阿隆大夫。阿隆大夫蹲着,对老伴儿说(老伴儿正坐在沙发里)“纳开–阔尔比赛得”。“纳开”的意思是全部切除干净,“阔尔比赛得”的意思是手术进行非常顺利。老伴儿连忙扶起阿隆大夫,一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当老伴儿看到我浑身插满了管子被推出手术室时,不禁哭了起来,她实在接受不了这番模样。半小时后,我睁开眼,看到女儿站在床前,我不无责备地对她说“你怎么来了?”术前我曾反复嘱咐女儿不要来,她有6个孩子,其中3个上学、2个幼儿园、1个在家,脱不开身。现今,对于我这已年近古稀的姥爷来说,生活的全部意义和价值就是看着这六个孩子健康地成长。我连连对女儿说“快回家,看好孩子!”。

  我被推入病房。病房约十七八米,住两人,有一洗澡间(含厕所),洗澡间内外各有一洗手池,洗涤剂和手纸齐全。没想到在墙上还配有一盒一次性薄塑胶手套,随便扽用。围绕病床有落地吊帘,可张合。此外还有两个沙发,摊开后是小床,供陪住人夜宿。

  每日三餐都是份儿饭,其中酸奶、肉、水果、蔬菜的量都不少,还有粥、汤之类,面包随便吃。对我这个在中国过了几十年穷日子的人来说,饭菜算不错。正当老伴儿发愁自己的饭怎么解决时,有志愿者按名单找到老伴儿,问是否需要由志愿者送饭,老伴儿欣然接受。志愿者送的饭是由地方教堂出钱、由餐馆制作,免费提供给陪住人员。每次送来时都挺热乎,且质量很好。老伴儿很快发现,在医疗中心楼下的教堂里,平日免费提供简单的食物,逢安息日免费提供正餐。一天下来后,老伴儿还发现无论志愿者的饭、还是楼下教堂的饭都可不再需要,因提供给病人的饭每次都剩下许多份儿(病人免费用餐)。此外,院方还为陪住人员提供冰箱。

  越来越多的俄国人(护士、同室的病友)陆续登场了,我最杵、最怕的就是这些人。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与他们打交道。俄国人的坏劲儿不是个别人,是整个民族性格的堕落与败坏,在很多方面很像中国人。共产主义起自西欧,但西欧没染上,却在俄国与中国落脚生根,这绝非偶然。中俄的民族性格中有一种天生的对共产主义的亲和力。与此形成鲜明对照,在西欧的民族性格中有一种天生的对共产主义的抵御力。

  本来想在本文续篇中详谈 “两种社会体制两重天”, 现简要罗列几点:

  1) 在以色列无挂号费一说, 无论看哪个级别的大夫, 都不交费.

  2) 术前的所有检查均免费.

  3) 手术免费.

  4) 住院免费 (包括用餐).

  5) 我和老伴儿去医疗中心的全部路费(其中包括好几次出租车费)均报销.

  当然, 之所以免费是因为我买了医疗保险, 我买的是最基本的保险. 20年前是每月交 82 谢克尔 ( 1谢克尔 = 1.7元 ), 现今是每月交 101 谢克尔 . 如有工作, 这钱从工资里扣. 如没工作, 由政府的失业部门可无限期地交下去. ( 目前以色列的平均工资是 10100 谢克尔/月). 买医疗保险后三个月就可享受全部待遇.

  6) 政府得知我生病后,派人来帮我做家务已一年多了,家务人员的工资由政府支付.

  以上所有这些任何一普通人均可享受,绝非只有“贵宾” 才可享受.我住的病房是最最普通的病房, 同样也绝非 “贵宾” 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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