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生:农民进城的烦恼:对一个“旧制度”标本的分析

不久前,大陆经济学者张维迎曾这样评论中国刚刚过去的十年:“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是最好的十年;从社会和谐的角度是最坏的十年;从体制改革的角度,是失去的十年。”——作为中国政经领域的资深专家,张对刚刚结束的胡温十年执政有着他自己的职业敏感和专业观察。就“体制改革”方面,他认为胡温执政十年无所作为,平庸保守。这个结论,就连胡温的权力继任团队核心成员之一的王岐山也间接地承认:他和同事接手的是一个“旧制度”。那么,现在的旧制度到底有多旧?“破旧”的出路是什么?这里,我想展示一个标本,并作扼要的分析。

一、从张维迎评述“胡温的十年”说起

不久前,大陆经济学者张维迎曾这样评论中国刚刚过去的十年:“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是最好的十年;从社会和谐的角度是最坏的十年;从体制改革的角度,是失去的十年。”——作为中国政经领域的资深专家,张对刚刚结束的胡温十年执政有着他自己的职业敏感和专业观察。就“体制改革”方面,他认为胡温执政十年无所作为,平庸保守。这个结论,就连胡温的权力继任团队核心成员之一的王岐山也间接地承认:他和同事接手的是一个“旧制度”。那么,现在的旧制度到底有多旧?“破旧”的出路是什么?这里,我想展示一个标本,并作扼要的分析。

张维迎教授的评论委婉含蓄,点到即止。对于他的第一个判断“经济增长是最好的十年”,相信很多人会不以为然。例如为了“保八”,温家宝政府立马开四万亿药方,让中国经济迅速浮肿起来。所以“最好的增长”是虚胖,人们看得异常清晰。中国的经济数据好看,一是来自政府对“土地财政”的刻意运作,二是政府货币滥发,通胀严重。

二、击鼓传花的房地产炒作正在撕裂中国社会

胡温卸任的2013年,对比于胡温接手的2003年,中国城市的房价按每平方米的单价大约上涨了10倍,平均一年涨1倍。当听到有人准备拿150万在北京良乡买一套房的时候,他可能没有注意到:倒退10年,这笔钱能买10到13套原地同样大小的房子。对大宗商品而言,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疯狂。它非常类似于“疯狂的郁金香”事件。“疯狂郁金香”据说是“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投机泡沫事件”,是历史上最著名的金融泡沫案例之一。金融研究者引述资料说:“1636年,一棵价值3000荷兰盾的郁金香,可以交换8头肥猪、4头肥公牛、1张床外加1条船……”那么我们看,2012年、北京二环内,一平米的公寓房的价格轻易能卖到5万元人民币。也就是说,把楼内一张餐桌大小的面积卖出去,可以换回50头肥猪、或28头公牛、或1辆中型货车、或2辆面包车、或20,000斤大米……

当然,在中国大部分别的城市房价没有高到这个程度,折算的实物要打折扣。可即使打五折也是太高。与“疯狂郁金香”热炒不同:郁金香是当年荷兰人富贵人家的奢侈品,而房屋是当代普通中国人的民生必需品,两者影响范围大有差别。中国的房屋政策对官僚阶层以外的数亿中国民众,带来了巨大压力和无尽苦难。

张维迎的第二个判断“从社会和谐的角度是最坏的十年”。很多案例似乎在印证这个结论。我们看到,人民如蚁群一般密集地进京上访。而促使人们上访的突出起因是征地。而在建设部的上访人群中,由土地引发的上访更是高达七到八成。在胡温任内发生、引起国际舆论广泛关注的太石村事件、钱云会事件、乌坎事件、三访民王府井自焚事件……都是因为征地纠纷引发。与之相对应的,人们反复看到的官民紧张对峙的景象:两列队伍。一列,是动辄上千“武装到牙齿”的武警,在坚定捍卫政府的征地秩序;一列,用锄头、铁锹、液化气罐等家庭用品“武装”起来的农民队伍,在坚定捍卫他们的土地。

政府对征地的积极性,来自它对“土地财政”的追求。 中国房地产业内人士任志强说:政府从房价利益链条中分得的利益,比重超过了七成,这太恐怖!一个本该是为民服务、打造良好营商环境的政府,沦落到赤膊上阵、一心搞钱的政府。有意思的是,张评价胡温执政是“最不和谐十年”,这话让胡温听了不知做何感想。当初胡温自建立组合伊始,提出的首个执政目标就是“建设和谐社会”。——有时候,历史就是这么讽刺。

三、谁是历史上最悲催的“房奴”群体?

在过去的十年,中国房价像脱缰的野马狂飙突进。这十年,既有赚得盆满钵满、风光无限的马背骑士,相应的,也有被马群铁蹄踩得遍体鳞伤的倒霉人群。这就是那些一买房就卷入一二十年还贷周期的购房者,他们自称“房奴”。“房奴”群体的构成是复杂的。其中最悲惨的,无疑是正在进城的农民。

1949年之后的绝大部分时间,中共政权严禁农村居民进城工作生活。农民像蓄奴制一样被禁锢在农村受穷,被迫操持祖先在一两千年前就发明出来的原始农具,修理地球,建设“社会主义”。他们是中共统治下处境最悲惨的苦主。习近平、李克强这些跟农民有过短暂“同吃同住同劳动”经历的知青一代,对此景象应该有刻骨铭心的记忆。在毛时代,政府为城市人口无偿提供住房、工作、教育、运动场地等一系列设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到九十年代初,中国搞房改,城市居民基本不花钱、或者象征性的交个几千元,国家以前配给家庭的住房就成为私人所有,领取房产证。这些早期生活在城镇的人们获得一套房子,付出的代价大概相当于一个家庭半年的积蓄。这是一种政策红利、出身红利。当这些房屋可以用货币估值、可以在市场流通的时候,那些大中城市的居民欣喜发现,仅这项住房红利,今天可以轻松兑现百万现金、或百万的两三个倍数。它相当于政府给了每户市民家庭送了一辆、或几辆豪华“奔驰”。它是政府给“早期进城者”的多项福利中的一项。

让我们来比较一下,作为“后期进城者”,农民得到了什么。在1980年年代,邓小平打开城市大门、有条件地允许农民进城时,农民啥都没有,——除了无穷无尽的磨难。对后进城的“进城务工者”来说,分房已成往事,想住房得靠买。要买套以前市民分到的那种房子,即便不吃不喝、拿出全家人一辈子的在城里“打工”所得的积蓄,也绝对买不下来。——这是一种人为的、巨大的制度不公!对那些凭借高考进城上学、工作的农村子弟来说,也是如此。开始,政府不让他们的父辈进城,进来就“严打”,这是第一个悲剧;后来让进了,但是想安居,必须掏出他一生的积蓄、或一个家族的积蓄。许多农村大学生就是靠农村父母卖粮、卖牛的钱,获得在城市首套房的首付款的。而本来应该报恩与孝敬母亲的钱,也以月供的形式通过银行,源源不断地“输血”进了政府——这个冷漠的、所谓“祖国母亲”——的腰包。

网上有个著名的帖子说房价:北京一套100平方米、总价300万的房,如果农民靠种田收入多少年能买下来?帖主按照中国的农户通常人均3亩地的耕作规模,乘以每亩纯收入400元算,并假设年年都风调雨顺,要“从唐朝开始存钱至今才能凑齐房款”。可我重新核算了一遍,发现那作者算的不对。从唐朝(公元618年~907年;取唐朝中间线763年)到今年,才“区区”一千多年(1250年)哪够呀!还要乘以2呀,老大!

农民攒三百万所需年限:3,000,000÷(400×3)=2500(年)
唐代到今年的时间跨度:2013-763=1250(年)

也就是说,种田的农民必须从老子(或孔子)出生的春秋时代开始,攒到胡温执政结束的2013年,才能攒够这套房的购房款!对中国农民来说,其不幸在于:因为被政府政策打压,我们比城里人至少晚进城30年,此前,我们数亿农民无休无止地为城建出血,为城市输血,自己拼死拼活,挣扎在温饱线、死亡线上,艰难度日。政府把农村积累投入城市,确保城市运转;当我们向往便捷的城市生活,想攒钱、想在城里安家置业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被骄横的权力一脚踢回到2500年前——也就是历史教科书所说的“奴隶社会”!成了名副其实的“奴隶”!这是中国历史上、也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悲惨的房奴。

四、悲惨“房奴”的出路在哪里?

在这里,我想对农村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说:我们买不起房,我们在旧制度下找不到出路,我们绝望挣扎,我们缺的其实不是钱,我们缺的是权,——是在制定规则过程中的参与决策的权利。我们农民不能总是对任何规则都无条件执行,而是要拒绝执行不合理的规则!我们农民有理由跟政府交涉,道理极其简单:早先,你恶意地剥夺我们的迁徙自由,让我们彻底丧失了走进市场的机会,丧失富裕的机会、丧失发展的机会;在死活不让我们进城的那些年,你在城市施行的是“国有土地无偿划拨”制度。早来的、你的亲友们,获益于这个制度;当允许我们进城的时候,作为晚来者,你为我们量身打造了“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并严格执行,说这叫“改革”。毫不体恤我们的苦难,完全漠视我们长期以来作出的牺牲。把我们的来到,当作你的一道菜、当作你百年一遇的绝好商机;你好像认为我们农民不是中国国民、没有点滴权利来分享号称“全民所有”的土地;甚至于,在无偿划拨的土地上、靠全民缴税的财政资金基础上建起的城市学校,你也长期排斥我们的农民的“打工子弟”进入。北京日报报道说:进入2000年后的头五年,因为计生政策,北京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人数减少了8万,仅小学就关闭了了766所。可是你宁可关闭闲下来的学校、卖掉学校地产换钱,也绝不放我们的子弟进来。你冷酷到底。

让人绝望的是:你出台的政策,意图用一套房子掏空我们的一生、甚至是来世;在买不起房子,艰难攒钱的日子里,我们被你逼到了那些不通风的简陋平房、逼到了没阳光的地下室;逼到了那原本是蚂蚁、蜘蛛、老鼠栖息的地盘!在这些原本不该是人住的地方,我们常常一住就是一二十年;你甚至从没想过,你该为我们做点什么……

看吧!去年发生在北京的7-21事件,仅仅是一场突发的大雨,我们的乡亲就像蚂蚁一样,成批地被淹死,——比如山东农村来的姐妹王静,就在那个下雨的夜晚,丧命在丰台区某一间灌满雨水的、她租住了6年的地下室。王静一直向往光明、一直梦想“等攒够了首付,就从地下室搬出来”。她生命的钟摆却在这个雨夜彻底停止,定格在她人生的第33岁个年头;她永远也走不出那间幽暗的斗室;她只是中国千百万地下室的居民之一。作为农民,我们的穷困苦难、我们总被黑暗笼罩的命运,既不是因为我们的懒惰,也不是因为我们愚蠢,而是因为你定的离奇政策,和我们的糟糕出身……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悲惨房奴走出绝望的基本出路,不是设法找钱,而是设法找权,要找回历史对我们的亏欠。我们要设法去跟政府交涉,要求李克强政府正在起草的“中国城镇化”规划里,应该包含我们农民关切的内容,那就是:为农民在城市体面、廉价的落地安居,拿出一揽子的解决方案;要求政府尽快摧毁蔑视农民、凌辱农民的旧秩序,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新秩序;要求习近平、李克强这两位分别有着法学博士、法学硕士学术背景的领导人,用行动来捍卫法治,纠正历届政府对农民的不法对待。此外,在国家政治生活层面,我们农民自己必须争取拥有自己的代表、拥有公平的议席,在任何涉及“分果子”的会场决不缺席,切实捍卫我们的权益。

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新华社。2013年3月17发布电讯稿:印度正准备出台的一个“无家可归者权利法案”。核心内容是:政府将向每户无家可归家庭无偿提供最少400平方米土地。800万无房、无地的穷人家庭将因此受益。——这是印度农民在国家制定规则的层面具有话语权的例子。

五、政府何以成为中国唯一的地主?

在这个地球上,人们的土地来源主要靠对土地的发现、开垦和传承。在人类的可控土地中,人造土地的份额估计要少于十亿分之一,这里忽略不论。中共为什么能够成为中国唯一的地主?它当然不是靠造地、不是靠购买、不是靠获赠。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范围内,包括含金量高的城镇土地、连同房屋等土地的附着物,以前本来都是各有其主的。到1949年,这些土地统统易主,转到中共手里。它们是中共推行“土改”、推行土地“人民公社化”、推行“公有制”、推行“公私合营”等一系列眼花缭乱的政策举措,完成了土地(以及地上房产)所有权的转移、和全面掌控。

中共在自己的党章里、在讲坛上、在中南海南大门的金色标语里,都反复表示:除了“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不谋求“任何私利”。意思就是说:它掌握中国所有资源不是出于爱财,而是出于为人民管财的好心;说是为了在中国实践一种更先进的资源配置方式:公有制;是为了更好地为苍生谋幸福。可今天我们看到了:中共从民众那里无偿拿来、由它托管的土地,它没有拿来用于民众的最基本福祉(包括住房)服务。恰恰相反,凭借它中国“唯一地主”的垄断地位,操控房价、坐收地利,让县城在内的中国上千个城镇的房价十年涨十倍,这是胡温在“土地财政”上玩“击鼓传花”游戏上玩得最骇、最疯的结果。我相信,我们的后人一定会像记得“荷兰疯狂的郁金香”一样,记得“中国疯狂的公寓楼”。

政府掌控的楼房可以像郁金香一样疯长,农民种的粮食不能涨。在粮食供应紧缺的年头,假若某些农民想囤点粮、涨点价,物价局/工商局/法院/公安局……就会立即出现,拿出措施,严加惩治。如果我们农民种的大米涨价跟十年房价同步的话,那么十年前1.4元/斤的普通大米,现在应该卖到14元到20元/斤,而不是当前的2.8元/斤。这个细节凸显的还是一点:旧制度下,中国农民的权利缺失。

六、邓氏构想已经落空,先富阶层绝尘而去

邓小平曾说过他对中国人财富分配的构想:“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致富”。可事实不是这样。在最近的十年更为明显:中国先富起来的阶层,从来没有准备伸手去拉“后富”一把。恰恰相反:他们将其在“先富”过程中积累的财富,当做他们狙击“后富”的弹药:调集资金、囤地囤房、拉升房价,毫不客气地把目标瞄准正在进城、对住房有着迫切“刚性需求”的城市新移民。他们看准中国城市化的方向,就像捕渔者看准了捕鱼季、看准了鱼群必经的的洄游路线,而在水急口窄的区域,设套撒网、密集布阵一样。我们农民的利益,正在遭受精心的算计,和精准的捕捞。我们那点微薄的积蓄,与未来预期的收益,正面临被人一网打尽的危险!

号称“总设计师” 的邓小平,他关于“共同富裕”的设计已告落空。今天中国的财富高度集中在城市,只看“北上广”就清楚了。就人口与面积来说,这三地的常住人口占全国4.3%,面积占全国3%,可是仅凭那些坐落在“北上广”的私人房产的价值,恐怕就足以买下全国所有农民的房舍加农地,甚至还绰绰有余。——可见,农民有多穷。

“北上广”何以能“小小称砣压千斤”?为什么8亿农民手里上100亿亩的宅地+农地+林地,比不上0.55亿人的“北上广”居民及其耸立在0.4亿亩地上的房地产值钱?这里面的主要原因,是农民受到“旧制度”的蓄意坑害。因为中国一系列法律规定了:农民的地产不能上市交易,不承认有售卖的资格。

信神的人说“人本高贵”,讲法的人说“人人平等”,可现实残酷。可以说,中国城乡的鸿沟,从宽度来说,已宽过世界最宽的太平洋;从深度来说,已深过世界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60年——一个甲子的轮回过去了,农民的命运始终被一些自称“人民儿子”的人死死地掐住。比方说:同样的罹难赔偿,农民通常只是市民的几折;同样的房地产,通常售价不到城市房地产的一折、甚至少于半折。农民的人,没有完整人格权;农民的物,没有完整的物权;农民的基本权利,不受宪法、民法、物权法的保护。数量庞大的农民,被少部分人玩弄于股掌之间。这是中国农民的悲惨处境的根由。中国的主流官媒偶尔也念叨“农民兄弟”这个词。可惜,我们农民从来没有在那些跟我们称兄道弟的人那里,感受到一点点的兄弟情谊;从来没有得到“兄弟分糖”时候得到应得的、最底线的、哪怕是做做样子的公平。比方说“兄弟分糖”,作为他们口头中的“兄弟”,我们往往难以舔上一口糖纸!

先富没有带动后富。我们农民不但会穷过今生。如果情况不变,我们可能会万劫不复,世世代代成为“渔人”的家佣,和国家的贱民。甚至不得不经受“买你一条命,补你几平米”那样的屈辱。——比如,最近对“京温女孩”的赔偿;这样的例子无数。

七、房价:牵引农民加速坠入“十八层地狱”的石磨

上面,我列举了农民的烦恼,房奴的烦恼。这是中国不公正的“旧秩序”里苦难群体遭受的一个苦难境遇。我把它作为一个标本来呈现。这里面还包含了仅属于作者个人视角的观察、研究,和剖析。希望抛砖引玉,希望有更多人进来,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因为对这个旧制度的标本分析里,牵涉到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历史的……多维层面。

在1953年——也就是中共在大陆建政后的第四年,先贤梁漱溟对农民遭受的苦难就了然于心。他对毛泽东说,中国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差距太大,有“九天九地”之别。之后的几十年,差别没有缩小,而是越拉越大。到胡温卸任,这个差距应该扩大到“十八天十八地”了吧?即便胡温任内取消了农业税,农民减负了。但不可否认、异常明显的是,因为城市房价暴涨十倍、城市居民财富急剧升值,农民在中国财富总额中的比重急速坠落,几乎落到“十八层地狱”之中,已经看不到任何翻身的希望。

八、因为有了房事,人们无法忘记温家宝

温家宝先生曾多次说:他希望随着他在总理职位卸任以后,人们尽快忘记他。我想,这一点恐怕很难。

就人脑的记忆规律而言,一个人最无法忘记的,是他人生中经受最甜蜜的事,和最痛苦的事。前者,比如他筹办结婚、人生中第一次经历的甜蜜房事;后者,比如他筹款买房、人生中第一次经历的痛苦房事。如果再深层细分,买房人与卖房人,也可能一方巨痛苦、一方极甜蜜。因此我感觉:在过去的十年,千千万万有过难忘的“后一种房事”的中国人,他们都不会忘记温家宝。

九、“房奴”的启示:不被人民约束的权力,必定遗祸于民

在一个号称“人民共和国”的国度,在一个号称“亲民总理”温家宝的治理下,农民的进城如此烦恼,房奴的安居如此烦恼,这些事实,展示的是中国旧制度的荒谬,和中国民生的艰难。请大家注意几个时间点:1949年中共土地的获取;1987土地有偿转让政策的出台,政府对其所托管土地的牟利的制度化通道打开;2003年后房价猛涨,房奴愁苦……显示的是一种不受约束的政府权力的发力路径。

在人类的历史上,洪水的肆虐、猛兽的肆虐、瘟疫的肆虐、权力的肆虐,都曾出现过。每次,它们都对所经之地的人们带来巨大伤害。痛定思痛之后,人们把洪水隔离在河堤之中;把猛兽隔离在保护区之中;把瘟疫病毒隔离在实验室的储存罐、把权力关在笼子里。在中国,洪水、猛兽、瘟疫这“三股势力”,基本得到约束;而对权力的约束,则还有待实现。这是习近平承认的事实,也是他说“要把权力关进笼子”的原委;这是“旧制度”的内核,也是中国“新制度”建设的目标。如果我们中国人短期内依然不能驯服权力,我们或我们的子孙,随时会面临莫测的风险,随时可能在权力的利爪之下,被伤得体无完肤、被啃得血肉淋漓。——无论他是刘少奇,还是习仲勋;无论是高官,还是平民,概莫能外。所以,习总说的话,我们要帮助他实现、或者鞭策他实现!

钞票泛滥发行,票子一天天变毛;土地财政出现,房价一天天走高;千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大国里,亿万计的国民找不到安顿肉身的一个窝;大跃进时代,农民饿殍遍地;新世纪里,房奴哀鸿遍野;缺食物、缺住处……这都是权力不被约束,所造成的惨痛的民生灾难。横看列国、纵看历史,这都堪称是政府糟糕治理的一个标本,是后来当政者当引以为戒的一个镜鉴。

说权力、说民生、说在中国的生存,总是很累。下面我换个话题,说点轻松的:我以前经常去北京的香山溜达。在山上,我总能看到一些可爱的松鼠,毛茸茸的尾巴,油光光的身体。它们爱在松树林里玩耍,从一棵树的树枝跳到另外一棵树的树枝;它们在绿草地上为一棵松果狂奔,享受着类似于富人打高尔夫球时的场景;它们吃野果、喝泉水、住窝巢;它们的家,开“门”就见山、见树、见水。——可见,它们住得真好,大约相当于中国富人住的别墅区。——你看,为追求依山傍水的居住环境而一掷千万,这是今天中国富人们在选择别墅时候要求的基本条件、标准配置。

香山松鼠的快乐生活让我想起:假定,这些北京的松鼠,也跟北京房奴一样在某种“伟大力量”的英明领导之下;假定把一只松鼠一生能够采集的果子,折算成500斤核桃;假定它想要一个安歇的窝,某“力量”要求它先交500斤核桃,才可以给它一个窝,那结果会怎么样?——我想,它的幸福生活会立即终结;它会崩溃、发疯;——我想,除了人类中极少一小部分人以外,没有哪个物种能承受这样一种活法。——幸亏,这只是我为了文章论说的需要而虚拟的一个“假定”;幸亏,某“伟大力量”的统治暂时还没有延伸到松鼠家族的地界上。否则,它不会潇洒得起来,它会生不如死。

“人,诗意地栖息在大地上”,多么让人憧憬的场景。北京的松鼠显然是实现了;北京的“房奴”却还远远没有实现。房奴的重负,是政府力量“威加海内”的结果;松鼠的轻松,是政府力量“鞭长莫及”的结果。

香山松鼠的快乐生活,给我们以启示:如果人类权力不被约束,那么能力越大,它祸害越大;不但害人,还会害万物;无论是洪水、猛兽、病菌,还是政府,一种不能被约束的力量,不如没有这种力量!2500年前,孔子在一处荒凉山野意外看见一家人,他们为了避苛政,而选择在老虎出没的山上定居。这个实例,体现人们“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理性选择;体现人们规避政府力量的一种“无政府主义”的生存选择。

最后,简要重复本文的要点:我们中国人必须告别让人苦恼的“旧制度”。如果想安全地、有尊严地在这片祖先遗留的土地上生活下去:要么,设法驯服权力;要么,作好被权力吞噬的准备。我们的选择,将决定我们的未来;我们种下怎么的因,将决定我们收获怎样的果。

完稿于2013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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