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棱镜”及其折射效应

“和尚摸得,我摸不得?”这是阿Q式的气话,负责任的政治家不能这么想

□ 邱立波 | 文

  1965年8月,正因新马分家而分身乏术的李光耀,家内又遇横祸:夫人健康恶化,急需一位美国良医来新加坡手术。李政事缠身无法离开,想把这位医生请来,但对方不为所动,他只好向美国总领事求助。结果美方不置可否,李情急之下,另请一位英国医生,对方立刻飞来,并对李无法离开新加坡又不想让夫人独自出国就医的情形表示体谅。——“这件事加强了我的直觉,总觉得自己很难跟美国政府合作,我对美国人的了解远不及对英国的了解来得深。”

  当时李光耀正面临英军撤离无人保护的窘境,但他不想让美军进驻,于是将家事提升为国事,在几天后接受电视访问时“猛轰美国人”,对美国政府表示不满,并首次公开披露了四年前美国中情局特务贿赂一名新加坡政治部官员的事。

  1961年,中情局打算收买这位官员,保证万一事情败露,会把他和家人送去美国。这名官员思前想后,向上司柯里顿举报。后者立即报告李光耀,李下令将三名美国人逮捕归案。三人中一人是驻新领事馆人员,享有外交豁免权;另两人分别是驻曼谷和吉隆坡的中情局官员,只能就范。

  李光耀跟同事合计后告诉美国政府:如果美国愿意出一亿美元给新加坡“供经济发展之用”,就既往不咎,也不会将此事公之于世。谁知美国只肯付一百万,对象也不是新加坡政府,而是人民行动党。“这种严重的侮辱令人难以置信。美国人太习惯于在越南和其他地方收买和出卖太多的领袖了,以致他们以为这个方法到处都行得通。”在英国人劝说下,李光耀释放了两名中情局官员,警告他们不得再犯。等到1965年李将此事和盘托出,美国务院立即表示震惊,予以否认。李穷追猛打,不但公开事情始末和详情,更发表了1961年4月15日美国务卿腊斯克的道歉信,将美国人狠狠臊了一通。

  李光耀的心机其实深不可测。1961年,他明白指示柯里顿:“彻查这件事⋯⋯但是时刻牢记,我们不是在跟敌人周旋,而是在处理朋友的该死的愚蠢行为。”后来李光耀坦陈,“对美国人,我感受复杂。”“我们欣赏他们凡事‘可以为之’的态度,却同意那个时期英国统治集团的看法,认为美国人聪明却莽撞,拥有丰富的资源却不懂得善加利用。解决问题并非光有钱财就行。”

  上世纪60年代越战升级后,美国人在亚洲对抗共产主义的方法,始终没给李留下好印象。比如对南越吴庭艳,先是支持,后来吴拒绝俯首听命时就弃之不顾,任由手下将领将他杀害,显得毫无原则。美国人“本意是好的,但是过于专横,而且对历史缺乏认识”。

  为什么不能把事做绝,跟美国人一刀两断?因为在那个时代,美国是“世界上惟一具备力量和意志”,足以抵御当时“无情的历史潮流”并扭转趋势的国家。“单靠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英国人,是不可能挡住共产党向东南亚挺进的攻势的。是美国人制止了游击行动蔓延到柬埔寨和泰国。要制止共产主义继续扩张,美国是无可替代的后盾。”近期,因为又一个中情局特工斯诺登,人们知道了“棱镜”,而“棱镜”折射出了不同政治条件下的众生相。

  我能够理解美国公民的政治关切,即在政治安全和公民权利之间,政府应保持平衡。有意思的是,目前为止美国主流民意都很和缓,对国家安全局的网络监控表示理解。这说明,美国人知道此事经过了严格法律程序。激烈措辞不是没有,但美国之外的人,切忌根据这类言论,妄断其他类型的政府比美国更具合法性。奥巴马其实说出了美国人的心里话:人们没有办法既保有百分之百的隐私,又享受百分之百的安全。美国人批评政府越界的过程,其实是美国的宪政过程。

  我也理解国际社会要求美国做出解释的关切,但我怀疑,这种关切跟李光耀的言论究竟有多大差别;我甚至理解香港居民“捍卫言论自由”、呼吁拒绝引渡斯诺登的举动。但我的直觉是,他们其实另有关切。

  我惟一不能理解的言论是,因为美国在监控网络,所以其他国家采取的网络监管措施也都合理。甚至有人说,这件事给了中国外交一张好牌,“增强了中国的自信心”,让中美两国在网络攻击问题上“扯平”了。“和尚摸得,我摸不得?”这是阿Q式的气话,负责任的政治家不能这么想。这些人要心平气和地看到,的确有一些事情在国际社会看来,美国做得,其他国家做不得——只有认清这个不那么让人愉快的事实,中国才有办法跟美国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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