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监控性质的政府

“相信我们,我们正在做的都是为了你好”,很少能有其他说辞比这句话更容易给疑心重重的公众不确定感的。然而,在谈及国家安全局的活动时,奥巴马政府和国会议员就是以类似口吻来安抚人心的(实则达不到初衷),尽管人们一直在追问国家安全局网络监控的辐射范围以及其2006年就开始建设的严密控制设施(Orwellian词源是英国小说家George Orwell,释义为“受严格统治而失去人性的社会”)的情况。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绝大部分美国人,作为因特网的习惯用户,都在无意间将自己的个人信息传送给了服务商和社交网以及它们的合作客户,而这比国家安全局试图获取的公民信息要多得多。实际上,这位“老大哥”(出自乔治·奥威尔著名小说《1984》,独裁者)不是通过电视屏幕窥视你,而是伏在现金出纳机上盯着你。单只移动手机供应商所收集到的客户消费数据,预计在2016年将达到100亿美元。

尽管如此,华盛顿邮报和英国卫报还是赫然印着一些令人心生畏惧的标题,美国国家安全局可能会完全依据现存的法律,通过基于本国的因特网运营商来搜集电话记录和跟踪海外目标。但这些法律根据都是原先存在不足点的《国外情报监视法案》和《爱国者法案》的修订版。至于国家安全局是否还会进行一些其它的活动,我们不得而知。

公众现在也许对安全局的数据采集活动不以为意,对这种监视型社会的慢慢渗透也不放在心上,这的确是一种疏忽大意。为了应对恐怖主义威胁而设立的秘密联邦机构,虽然在法律的限制开展活动,但它对美国公民的隐私造成侵犯的潜在力量,对于一个健康的民主国家来说,也是一种威胁。这个机构,一经政府决策,或者接收执行命令,就会对全美国人民的习惯、交往、观点和其它方面进行审查。2003年,国会否决了一项政府性的“整体情报识别程序”提案,而现在,这个国家已经陷入一种轻易接受任何既定事实的状态。

事实上,长时间以来,在对待包括自由权内的其它一些公民权利时,我们太过于随波逐流。自从2001年“9.11”事件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和惶恐以来,美国发动了两次消耗巨大的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还因虐俘事件、随意监禁等丑闻饱受非议。为了维护自由,有多少美国公民命丧战机轰炸行动,又有多少人在远离国土的地方被裁决,很多人甚至都没能在法庭答辩,也不允许上诉。比起这些骇人听闻的事件,国家安全局的数字化监听活动也许不值一提,然而真相是,这只是那些持旁观态度的美国人所看到的冰山一角。

这些事件给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建立了不良的历史模型,因为它们将国家所受到的威胁和公共安全对立起来了。诚然,美国和往昔已经不同了,实行依法治国,重视公民自由权,可以做更多的努力来改善局面,而不是让悲剧一再重演。然而,美国的轰炸机仍在世界的一些地区盘旋,它在关塔那摩基地还设有H形封锁区,与那些疯狂的袭击者、反抗者仍在展开对抗。国家安全局的电子监听会折射出政府在社会跟踪和控制方面采取何种模式?

5月23日,奥巴马在华盛顿特区的国防大学谈到了国家安全的问题,他呼吁开展一场关于如何平衡公民自由权和公共安全的讨论。但是,当美国公众时常与他们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所需要的信息隔绝时,他们如何为这场辩论献言献策呢?总统先生说,美国人“知道想要自由必须付出代价”。然而,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并未完全了解自己正在付出何种代价。

国会上一直有关于撤销某些 F.I.S.A.观点保密、允许因特网服务商公开其对于国家安全局元数据要求的回应的法案,这两项提议可以作为政府一直渴望参与讨论的开端。没人想剥夺联邦政府保护公众和维护和平的法律工具。当然,这个目标(保护公众和维护和平)应与保护人们在这个数字入侵年代仅存的个人隐私的目标互不冲突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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