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命交给医生:一个在美华人医生看中国医疗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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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医学生,我不知道我该我能说些什么。。。但是,那不是所有的,依然有许多正直一心为病人考虑的医生。。。我会用我余下的生命去证明的,我会成为一个优秀并且有良心的医生的。。。换个角度来讲,医生何不是最大的受害群体???医生的权利有谁来保障过?医患关系中,每次受伤的总是医生。在待遇上,医生的工作,那是一般人能承受的吗?尤其是大医院,日夜颠倒,压力巨大,神经一直处于绷紧的状态,可是结果呢,依然是很少的工资、很少的节假日。。。更何况,医生的培养成本就高,现在连本科都实行5+3模式,意味着我们本科毕业参加工作至少得8年,还得读硕读博,一路的辛酸又有谁能懂?我见过许多很好的医生,对于社会上现在这种对医生的批判我感到很心痛,既然如此,那么何必生病的时候还来医院???纵使医疗界有问题,始作俑者绝对不是医生本身,而是中国目前的制度和政策问题。我们都是受害者,相煎何太急?

这篇文章的作者就自己本身的情况加以阐述,内容有以小概全偏颇。但从大环境看来,着实不得不承认他的大部分观点。我觉得,将医生与医院区别对待也有要有所考虑的。至于你所说的,那么何必生病的时候还来医院?这句话太欠考虑,望斟酌。生病了不去医院难道要去找巫师么?你自己考量下。医疗问题,始作俑者是不是医生本身,我无法断定,但是只是中国的制度和政策问题,我很难认同。
严格要求自己,先求独善其身,再求改变大环境。只求不被大环境同化。

中国人的心理,实在难以去揣测。一方面说医生“黑”,一方面又各种找关系把自己的健康交给医生。多说无益,至少我可以保证自己问心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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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国看中国的医疗体系

自从2005年和2006年初,中国卫生部调整了医疗服务的方向,针对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因病致贫,城乡差别等问题开始采取一些重要的改进措施。这些措施包括明确人道急诊制度,停止扩建大医院规模,停止购买大型昂贵医疗设备,医药分家,建立平价医院和病房,开办社区诊所,打击医生开药收回扣,不准过度检查,健立新农村合作医疗,强调下乡巡回医疗等等。这些于民有利的措施受到百姓的拥护。但是由于中国医疗系统的痼疾,几个月下来,中国的医疗改革举步艰难,阻力极大。到了2006年3月, 医疗的问题甚至被人用来作为反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借口。表面上看,中国的医疗问题是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和因病致贫的问题。实际上,在这些问题的背后是极为复杂和落后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因素。最了解情况的人莫过于中国卫生部现任部长高强,他从一开始就给自己定了以守为攻的策略,一再放话“没有灵丹妙药”,“不是一个部门能解决的事”。可是中国的百姓并不理解,他们自然而然地想到,看病的事当然是卫生部管。本文就这些问题进行阐释。等你读完了本文,你就知道了高强部长的无力感从何而来。

一.中国的医疗体系50 多年来维持着一种递减型的畸形

递减型医疗体系 是指医生水平和医疗资源从大城市向农村递减,从重点大医院向偏远小卫生所递减。今天中国医疗资源城乡分配8比2的比例和人口3比7的比例,以及最近的国际调查发现,191个国家医疗资源不均衡的排名,中国为倒数第4。这是西方工业国家所没有的社会现象。中国历史上这种递减型医疗体系源自于封建社会。在封建社会,最好的医疗设备和技术用来为皇帝,皇族和大臣(中央)服务,其次为省级官员服务,再次是县级,乡,镇等。医疗服务的质量和能力一级一级递减。到了最后一级,属于下下等人的中国农民,已是一无所有。有标志性的一件事是70年代的一次老年慢性支气管炎全国性研究实验运动。 那是因为毛泽东长期大量吸烟而患有老年慢性支气管炎。 这是一个不能逆转的疾病。 为了延长毛泽东的生命, 为他的这个疾病的治疗找出突破性的进展, 发动了全国性研究实验运动。 为了一个皇帝的性命, 把全国百姓当试验鼠。 尽管当时的说辞是为了全国的老年人。[1971年10月,国务院,中央军委下发了攻克慢性气管炎的指示(国发文13号),《人民日报》1971年8月30日发表短评,号召把防治老年慢性气管炎的工作抓到底。]

过去的50多年来,中国大陆政府一直延续着这个递减型医疗体系并恶化了它。这里面有一个明显的政治原因。正如西方政治家早就说过的,所有的共产国家的具体操作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残酷地剥削农民来维持少数几个大城市的繁荣。想想中国大陆的五十,六十,七十年代和今天的北韩,不正是这样吗。(七十年代中国的一个普通农民辛勤劳作一年只能挣到人民币七分钱,有些还倒欠生产队的钱。)就是在现今, 中国面临着七亿农民无钱看病的巨大的国家困难, 1999年一位中国的权威医师说他在国际会议上曾骄傲的说, “我们中国用了最少的钱照顾了世界上最多人的健康。” 今天百分之五十的中国人有小病不去看,怕看病太贵。百分之三十的中国人有大病没钱住医院,在家里等死。如其说是“照顾”?还不如说中国人生死由命。

再举个例子,世界上可能只有中国才有“进京上访”的社会现状。因为农村和边远地区的百姓有了冤屈不能解决。他们相信京城的官比当地的官水平高且讲理,京城的司法机关比当地的更公平。这和中国医疗体系由京城到边关的水平递减是完全一样的。这是落后的社会制度造成的。我可以这样说,什么时候不再有人从农村和边远地区“进京上访”,那时候也就没有人从农村和边远地区到京城来看病了。

今天又有人重提当年毛泽东当年的空头口号,“中国医疗工作的重点在农村。” 中国十三亿人没有一个相信这是真话。几千年来中国农民都是三等四等公民,今天突然有人告诉他们说:“重点在你们”。说的人,听的人,和旁边看得人都会笑起来。我个人就非常反对这个口号,因为一百年以后也不会“医疗工作的重点在农村”。正确的路线是“努力缩小城乡医疗差距。”

二.中国社会道德沉沦,医疗界出于污泥不觉脏(附:希波格拉底誓言)

十几年前就知道中国医生开大药方有回扣,过度检查,或虽不是过度检查但只要开检查单就有回扣 (直到现在还是这样)。我一直十分不解,为什么没有人出来制止。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人,怎么能够想象在中国当一人有病全家心急如焚去求医,医生趁人之危,在给病人治疗的同时,多开药开贵药多做检查以期从中自己拿到好处(回扣)。因为多开药和多做检查是必要的治疗以外的不需要的东西,就会给病人带来伤害和/或额外负担。只要吃回扣的风气一天不杜绝,中国医生到底是九分治病一份害人还是七分治病三分害人,真的说不清。

西方医学的最高原则是 no harm. (不能因为治疗而带来附加的伤害。)我的美国儿科医生朋友去中国访问,发现所有的患感冒儿童都要接受抗菌素和吊液治疗。他非常不理解。因为照教科书,感冒前期是病毒所致,主要是对症治疗,治咳嗽,流鼻子,发烧或头痛。少数儿童进入感冒后期,合并有细菌感染有黄痰发烧才需要抗菌素治疗。不能进食的儿童才需要吊液。中国医生这种过度的治疗会给儿童带来附加的伤害,是非常不人道的。

因为医生吃回扣在美国是违法行为。中国医生如果用美国的法律标准,已经全部被吊销执照了。全体中国大陆医生吃回扣,“以药养医”这种群体性的违法行为,在全世界都找不出第二个。真可耻。中国医生针对我的批评,说他们(吃回扣)比那些贪官好多了。所以我说你们是出于污泥不觉脏。

中国医疗界前些时候为自己辩解,跟老百姓说过度检查是“美国病”,(他们并不了解美国)。我在这里翻译了美国医学生和医生的希波格拉底誓言。我真希望中国的医生能好好读一读希伯格拉底誓言,因为中国政府鼓吹的“精神文明”还没有来得及为中国的医生写下比较具体的“精神文明”内容,暂且用希波格拉底誓言代替一下。希波格拉底誓言会像一盏灯照亮每一个中国医生的良心。

美国是一个高度文明的国家,医生是众目睽睽之下的这种文明社会的体现者。每个医生都要在心里遵守希波格拉底誓言。因此在美国作医生,不应该是你的领导要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而是只有两件事可以指导你每天如何去工作:一是你受过的医学训练,二是你做人的良知。 换句话说,当你面对一个病人作出医疗决定时,你的医学训练的知识要你作出这个决定,同时,也是你做人的良知要你作出的这个决定。这就是医生职业的高尚所在。当你面对一个病人作出医疗决定时,如果加进其它的因素,如开大药方有自己的一份回扣,这往往就不能做出对病人最有利的选择,作为医生这是极不道德的。美国不是没有做坏事的医生,但是没有中国那种“坏土壤”。

另外,害怕误诊误医的处罚也是美国医生的一个自我约束。在美国对医生误诊误医的处罚是美国医生头上的紧箍咒。误诊误医的定义是以下两种情况必须同时存在:一是医生采用了教科书以外的方法,或称不寻常的方法,二是这个不寻常的方法产生了不良的后果。除非是两种情况必须同时存在,如果只有一种情况存在,误诊误医就不能成立。比如,阑尾炎做手术是教科书的方法,造成了感染是不良的后果。因为只有第二条而没有第一条,所以不能叫误诊误医。再比如,医生在工作中忽略了一项治疗措施,犯了第一条,但是由于及时补救或并未补救但没有产生不良后果,也不能叫误诊误医。因为误诊误医的评判过程是一场官司,美国医生唯恐避之不及,所以人人严守教科书规定,不越雷池一步。从另一个方面讲,大家都照着一两本教科书去做,去看病治病,其过程就会非常相似。

在美国医生的教育中,至始至终强调两条内容:凡事先求最简单和最便宜。甚么是最简单,医生用手给病人做身体检查是最简单,任何时候都要最先作,身体检查完了还不能做出诊断意见,再考虑作化验室检查等。甚么是最便宜,医生用手给病人做身体检查最便宜,开药时要想到同等功能中最便宜的药,开检查单时要想到同等作用中最便宜的检查。最简单和最便宜先做,不行了再考虑用复杂的和昂贵的。

三。中国的西医医生水平低而不齐

中国的问题在于医生的水平较低,且不齐。把中美两个国家的西医医生放在一起做比较,如果100分是最好的医生,60分刚及格。那么,绝大多数美国医生的水平在95-100分之间。而中国医生的总体水平(不是仅指在重点大医院的医生)过90分的医生很少,80-90分的占20%,70-80分的占30%,60-70分的占40%,还有60分以下的。(中医不在我的评估之内)。想想美国的一个普通内科医生,还不是专科医生,就需要高中毕业后大学4年,医学院4年和住院医生3年,共11年的学习,才能获得普通内科文凭,独立行医。而中国的普通内科医生很多只学了五年医学本科,也就是高中毕业后5年就做普通内科医生。11年和5年比,说美国的医生100分中国的医生60分也不为过吧。当我和其他医生讨论到一个新医生如何获得完全的临床医学知识和胜任独立工作的能力时,一位美国华人医生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医生是通过(住院医)“训练”获得,而中国医生是通过“经验”获得。吃亏的是中国病人。

我认识的一个美国心脏外科医生做了5年普外住院医,3年胸外科住院医(心外科必须预科),3年心外科住院医。他从医学院毕业11年后才获得心外科主治医的资格,才开始独立作心外科工作。比较一下,美国的律师只需要4年大学,3年法学院学习,考试通过以后就可以拿执照独立工作。以前曾要求他们毕业后去大的律师事务所工作一年才可以独立工作,现在已没有这个要求了。

因为美国医生的水平高且齐,所以社区诊所的全科医生和普通内科医生对病人的疾病的解释和处理与大医院的全科医生和普通内科医生的解释和处理一模一样,用的医学词都是同一个词。病人就没有必要舍近求远去大医院看病。也因为美国医生的水平高且齐,所以在美国只有两种级别的医生:住院医生和住院医生毕业后的主治医生。医院里的一个主治医生在4-8个住院医生的帮助下,管30多张病床。没有任何一个主治医生允许“查”其它的主治医师的“房”。因为大家职业水平都是一样的。美国医院里也有主任,但那是行政职务,与看病没关系。美国医院里的主任也是一个主治医生,也要亲自管30多张病床。美国医院里不养中国那种只管医生不管病人的“主任医师”。在美国没有“能看疑难杂症”这句话。每一个医生都能正确处理自己专业内的100%的问题,无论简或难。所以不存在有人有本事能看疑难杂症,有人没水平不能看疑难杂症的事。美国的西医因为没有中国医疗环境里传统中医的干扰,所以把循证医学 (evidence based medical science) 发挥到极致。也就是说凡是没有经过当代物理,化学和生物化学证实的东西,一概搁置不理。以至于临床医学在某种意义上带有数学的特点,对于某一种病的解释和治疗只有一个答案,唯一一个最好的答案。对病人来说,同一个医疗问题你问西部加州的医生,或问东部纽约的医生,问城里的医生或问乡下的医生,答案都完全一样。在美国,不鼓励病人为了自己的同一个病去看第二个同科医生。付钱的医疗保险业会认为这是浪费。美国也没有“专家门诊”,因为主治医生的水平是一样的,青年老年的水平也一样,(青年医生的知识还会新一点儿。)没有理由去看老医生要多付钱。中国的病人告诉我,在中国遇到难一点的医疗问题问几个医生,“每个中国医生都有他自己的不同看法”。这就是水平不齐的缘故。

重患病儿在中国和美国的境遇不同

举个例子,中国总有这样的故事,家里有一个慢性重患儿童,全家人十几年来带他走遍了各大城市的大医院,求医求治,最后还是没有治好。但是全家已是倾家荡产,负债累累。在美国就变成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妈妈先带孩子去看儿科医生。这个儿科医生是儿科第一线医生。儿科医生诊断是一种肌(萎缩)无力症,然后转诊到神经科医生。这是二线医生,也叫专科医生。神经科医生也诊断是肌无力症。并告诉妈妈,这种肌无力的孩子的情形会越来越坏,12岁时要坐轮椅,以后他的呼吸肌衰弱要住医院接呼吸机维持呼吸,20几岁就会死亡。目前的医学无法治疗。妈妈不死心,会带孩子去看第二个神经科医生。第二个神经科医生看完病说第一个神经科医生的诊断和处理完全正确,你不必再来我这儿。也不必再找其他医生了。妈妈相信这两个医生的话。就回到第一个神经科医生哪儿。他会安排复诊时间,13岁时送去轮椅,以后住院,直到死亡。

和生产业比,过去十几年中美临床医学交流面临巨大障碍。除了近年中国医生成群结队去美国开年会,(他们全都听不懂专业英文口语,我看是花公款出国旅游。),美国专家去中国作专题演讲以外,(中国人只听技术上和学术上最高水平的,而且每场听众的人数很少。)中国医生对美国的临床工作几乎没有任何切身体会。障碍的原因有两个:1。美国认为美国人的命比其它国家的人命值钱,所以法律规定没有美国医生执照的外国医生不可以接触病人的治疗。近年来美国还通过了极其严格的病人病情保密法 (HIPAA),外国医生在临床旁听旁看也绝对不允许。这样就杜绝了中国医生来美国在临床上“摸爬滚打”的全面学习机会,或者说杜绝了从医疗的角度全面了解美国社会(包括美国临床医学)的机会。2。像我们这样的有美国医生执照的华人,因为两边生活水平的明显差别,很少有人回中国在医院全职工作,就不能把我们学习到的美国临床经验手把手地传给中国医生。所以十多年来,中国医学界传颂的只有专家们朗朗上口的美国医疗的高技术一面,从来也不知道不关心美国医疗系统的公平性公益性和社会兼容性的一面。

举个例子,1999年当中国医学专家不顾中国国情拼命鼓吹每个大医院要买一台最新的核磁共振机器时,中国卫生部有谁知道美国医疗保险公司为了节省照核磁共振的钱(一次检查要1000到1500美元),设立了三道防线。第一医生要写申请书,医疗保险公司想法挑毛病拒绝;第二要病人先照一张X线,只花80美元。如果X线能解决问题,就不用核磁共振;第三招最灵,如果临床判断颈腰肩膝痛不需要马上开刀,医疗保险公司就要医生先治疗一个月,如不好再作核磁共振。因为大多数病人病并不重,经一两个星期治疗后就不来了,医疗保险公司就省了这笔核磁共振钱。过了几年以后,美国医疗保险公司又把付给核磁共振的钱从1000美元降到500美元。

还有很多中国大医院的医生,曾去美国学习1-2年。因为他们没有美国医生执照不能接触美国病人,只是在美国实验室拿试管杀老鼠。回国后为了掩饰科室同事的询问,含糊其辞地说他们了解美国的临床医疗系统,还说中国和美国的临床医疗水平“差不多”。成百上千的人回国后这样说,卫生部信以为真,高高兴兴的告诉大家,咱们中国的临床医学水平和美国“差不多”。台湾王永庆考察了中国大陆,说中国大陆城市的医疗水平比台湾落后了20-30年。假话终有一天会露馅,今天要找中国医生去中国平价医院和社区诊所工作,才发现连与本国大医院的医生水平“差不多”的医生都找不齐。每当中国医疗界谈到和美国比,一定有人说“差不多”。这个现象叫王澄现象。

什么是王澄现象:我(王澄)90年代在美国做科研。有一次要去加拿大开会。我从未去过加拿大,就问了和我在一起工作的两个人,一个是加拿大人来美国工作,一个是美国人去过加拿大。我问他们,加拿大和美国比怎么样?加拿大人说加拿大和美国差不多,美国人说加拿大比美国差。我知道两个人中有一个人说了假话。当我去了加拿大,发现物价比美国贵四分之一,而加拿大人的工资比美国少四分之一。那个加拿大人说了谎。从那时,我认识到,人类社会中攀富攀贵攀高之心人皆有之。所以,要把两个事做比较一定要问那个“高的”,答案会正确一些。那个“低的”总爱把自己向上拉一拉,说自己和高的“差不多”。我命名它为王澄现象。中国人在谈到医疗水平和美国比较时,王澄现象非常普遍。比如,中国《健康报》网站的讨论题:中医为什么墙内开花墙外香?就是典型的王澄现象。墙外(西方)从来没说过中医“香”,都是墙内(中国自己)骗中国老百姓说他们在外国“吃香”。

中国的医学专家常常自我吹嘘,为的是向社会索取美国工资。有些人刀开得比许多美国人好,他说美国人不如“我”。这话的错还不算大。但传到了长中国人志气的卫生部就变成:“我们”在这方面比美国人强。以点带面骗自己。比如,中国卫生部不厌其烦地告诉中国人,我国的肝胆外科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我看来,这又是一个王澄现象。在西方国家,如果一个新的医疗技术被认为是成熟的,从国家的角度上考量,它一定要具备两个条件:1。培养了足够的医生能够操作同一个技术以满足全国病人的需要;2。在全国任何一个地方每一个需要这个技术帮助的病人都能获得同等质量的这个帮助。要看到这两个看似像医疗技术的条件实际上有它被支持和被要求的社会基础。在西方,人道和平等是人民对医疗的最低要求。反过来说,在西方如果一个先进医疗技术只能够让一部分国民享用而其它的国民得不到,(除非是器官移植供体短缺只能供一部分病人用),那么从政府到全体人民都会一起对着医疗界怒吼起来。中国把它的大医院的肝胆外科水平说成是“国际”水平,面对着千千万万需要这个“国际先进的肝胆外科技术”而没有能力支付手术费医疗费住院费药费和旅行费用的中国病人,我真的不敢苟同中国卫生部的说法。因为中国的极其落后社会现状,很多情况下,和美国的事比都没法比。

2. 中国的医学专家作为过去十多年的既得利益者,非常不愿意听到我说的降低医疗成本里也有降低他们的工资在里面。他们很愿意维持先今的宝塔式知识和工资结构。他们坐在宝塔的塔尖上,不愿意被换下来。在美国强调知识占有的公平性。全美国的主治医生被认为是同等水平。学会和协会的主席轮流当。关键是在美国全体学会的成员认为这些轮流的候选人的水平都是一样的。即使同意有些人贡献特别大,也不会认为他长期占据主席位置会对学会有利。

3. 中国的医学专家对中国的递减型医疗体系这种畸形熟视无睹。从不主动提起下乡巡回医疗这样的缩小城乡差别的好办法。他们尽量置身于社会矛盾之外。

4. 中国的医学专家不懂得住院医生的培养是全国性的。不懂大医院里的住院医生毕业后要走人,好让新的住院医生进来培养。(这本来是他们应当懂得事。)

5. 中国的西医专家不敢反对中医,让中医对中国近五十多年的医学事业造成极大伤害。(不能怪他们。)

6. 中国医学专家人道水平极低。没有足够的实验室和动物实验基础,就拿人体作试验。把人当猴子用。比如中医治疗急腹症,中医骨伤治疗不用消毒,中药治疗艾滋病,中药静脉注射液等。如果不是西方的反对,中国死囚的器官摘取不知要随心所欲到什么程度。因为中国人不知道死囚也有人权。你知道吗?你可以剥夺死囚的生命,但是你不能剥夺他做人的尊严。死囚有权决定捐不捐自己的器官,有死后尸体修复完整,出殡,被追悼的权利。

我可以断言,单凭中国的医学专家们本身是没有能力带领中国的医疗事业走向明天。你就是给他们指了一条正道儿,他们也会走着走着转了弯儿。

我建议每一个肩负国家重托的专家一定要与西方国家有很强的人际往来(英文叫connection)。当今世界之复杂,变化之快,不是哪一个自以为学成的专家能够独自应付的,特别是发生突变的时候,比如非典。美国的李安为什么能得奥斯卡2006年最佳导演奖而中国的张艺谋和陈凯歌离李安越差越远?不是因为张艺谋和陈凯歌不聪明,而是他俩在中国鹤立鸡群,没有同水平的小群体不断地对他们批评建议。每一个肩负国家重托的专家必须要有许多朋友,同事在西方先进国家。一有问题就打电话和一个或几个西方专家商讨,有时还委托某一个西方专家出面由他再联络一个小组讨论,最后拿出一个最妥当的办法。这就是为什么新在国外毕业的“海归”无法胜任国内的重要岗位,因为他们没有国际间的人际关系。一般要获得这种能力需要在西方学府毕业后继续在西方同专业活耀的岗位上工作五年以上。美国人叫“熟手”。新加坡资政李光耀说过,只有当(二十年后)大量的中国专家从西方国家学成返回中国并充任各级领导岗位,中国才有可能真正的开始腾飞。他的意思主要是讲一个领导人应当具备的国际观(或者叫知识或背景)和国际间的人际能力。

60到70年代,我小的时候看到中国的贫穷落后,立志将来科学救国。但当我看到过去十多年中国大医院的医学专家们“争国际先进水平”的所作所为,其结果是提高了老百姓看病的门槛,加大了城乡差别,降低了医德水准这种种“倒行逆施”,深深地感到只有科学救不了中国。我和我大学毕业的儿子谈美国的中学和大学教育,了解到在美国从中学开始就把社会制度和政治当作科学课目来学习讨论。(关键是要说真话。)既然是科学,就要把世界各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政治方法摆在一起比较好坏。美国的文科大学生要懂什么是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样开放式的学习讨论会产生两个效果:1。大家会认同美国的社会制度中好的东西。这就是国家凝聚力。2。学习和讨论社会制度和政治方法的主要目的绝不是为了沾沾自喜那些好的东西,而是要反复研讨美国这个社会制度的缺点和问题。比如很多美国大学生认为美国的医疗保障不如带有社会主义特点的欧洲国家好。在美国,鼓励人人思考解决社会制度的缺点和问题,把自己置身于主人的位置。学生长大后成为官员,工程师,医生或律师,就会自觉地把自己的专业和社会制度的缺点摆在一起考虑,或解决或避免,但不会迷失。更不会袖手旁观。

1、一句话,以钱为唯一的价值取向导致的。医生也是人,也有攀比心理,赚再多都不够多,你管好了医生,你管好了开发商了吗?你管好了开发商,你管好了麦迪给他的开发商他儿子吗 ?
2、不要期望太高,我父母是农村的,那么多年都没什么医疗,也没有养老保险。你们很大部分人父母还是工人阶级出生,有固定口粮、工资、医疗、养老。 中国这么大,哪儿管得过来啊,毛时代发展了赤脚医生,不错了,现在搞农村医疗合作,也可以了。

不会想是得了癌症还想国家有那个实力给钱一直医到到咽气的那一天? 又不是供给制社会,有病直接去医生那儿,医生不收你钱也可以,反正医生不拿工资也可以到人民食堂吃饭。

中国人口这么多,想有西方的福利,真难了,西方福利好是有中国大量劳力没日没夜生成廉价产品。中国这么大人口都想当老爷,没那么多国际廉价劳力给我供生活资料啊。跟传销一样,没有下线的下线就是最后的买单者。想要高福利,That’s a d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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