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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背景下新中国内部发行制度的演变与影响
作者:蒋华杰 刘阳

【摘要】为满足政府决策等需要,出版部门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立内部发行制度。20世纪60年代初,内部发行重心转向出版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反面教材以配合中苏意识形态斗争。70年代初,因“文化大革命”中断的内部发行工作恢复并重点转向西方的文化出版物。这两次转变使诸多有异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海外思想文化著述被引入国内,进而成为引导和推动思想启蒙的重要文化介质,在某种意义上为中国走向改革开放奠定社会思想基础。内部发行制度的演变与影响反映外在冷战国际因素对中国内部社会变革的重要推动作用,彰显了当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

  “内部发行”是指在一定范围内可控制地出版和流通内容具有潜在危害性但具有参考研究价值的出版物。新中国成立以来内部发行的出版物约有1.8万余种,主要包括具有潜在保密价值的科学技术资料以及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观相左的国内外人文著作,其中第二类内部出版物至少有9766种,涵盖来自国内外的文学、艺术、历史、政治、经济、哲学等领域的经典人文社科著述。这类出版物集中体现了与当时国内主流意识形态相对立的所谓“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思想,它们在当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产生了颇具戏剧性的效果。这批与当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相悖的“精神毒素”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后悄然推动了一场社会思想解放运动,在某种意义上奠定了此后改革开放和新文化复苏的社会思想和知识基础,所影响的一代人至今仍在中国社会各个领域发挥着支配作用。因此,有关内部发行制度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深入解读当代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演变和特征。目前学界的研究多以民间思潮为背景考察内部图书对“文化大革命”时期启动的中国大陆社会思想多元化进程的作用。如有学者认为,内部图书在“文革”时期的民间读书运动中起到了催化精神核裂变的作用,翻译自西方和苏联的内部书加速了80年代中国新文化的复苏。近年来,内部发行也开始被视为一种冷战文化现象初步加以研究,如以中苏关系为基点探讨内部发行在70年代的两国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用。此外,部分研究著述对六七十年代内部发行的黄皮书和灰皮书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个案解读。总体而言,现有关于内部发行制度演变和影响的研究在整体性、视角和材料方面均存在不足。本文依托相关档案材料及现有研究成果,以社会政治制度演变为线索,以国内和国际互动为视角,重点探讨内部发行制度的两次演变及其对当代中国历史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从而加深对当代中国社会演变及其特征的理解,并为观察当今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发展提供历史参照。

  一、内部发行制度的建立

  1953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将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中国图书公司并入新华书店,新华书店垄断国内图书发行。次年3月,新华书店北京分店在新成立的计划发行科下设立内部发行组,任务是通过招募业余发行员和组建销售处等措施,在机关团体中组织内部发行网,并以此为基础开展内部发行工作。内部发行由此作为一项发行业务初步形成机制。中央出版总署创立这一业务的最初目的是补充和完善出版发行部门的职能:在国家建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同时,提供不能公开发行的国内外特殊出版物,以配合意识形态宣传并供给政府和研究机构作为参考。从1953年到1956年,新华书店北京分店及其所辖的外文书店内部发行组共发行了570种内部出版物,主要包括党内学习参考资料、被认为“反动”但有参考价值的国内外人文著述以及内容不成熟的教科书等。由于机构和制度规章不完善,基层书店的内部发行业务混乱,制度缺失限制了其作用的发挥。

  为防止这些含有资本主义思想的“精神毒素”流入社会并产生思想混乱,1957年1月,文化部在参考苏联经验后决定将内部发行工作转交给中央和省级出版大社。但由于当时出版、印刷、发行三大系统分立,出版社缺乏独立发行网,给内部发行工作带来了普遍困难,这促使文化部转而将其交回新华书店办理。几经调整,最后形成新华书店、基层党委宣传部门、出版社共同负责内部发行的局面,文化部则设立专门目录统一管理这项工作。但随后的整风反右和“大跃进”使得内部发行业务大增,新问题不断暴露。1959年,一些出版社总结过去几年间内部发行工作存在“机构不健全、人员不专职、缺乏系统的业务研究和科学的管理”等问题,出版社、书店和基层党委之间相互推诿、龃龉不断,内部发行工作中的一些疏漏甚至导致部分中央部门不满。文化部遂着手在新华书店系统内建立完整的全国内部发行工作网络。

  1959年3月31日,文化部要求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文化出版机构选定有条件的书店办理内部发行业务,并严格制度。各地内部发行制度的建立和改进工作随之展开,作为文化出版中心的北京和上海最先着手。北京新华书店设立了两处制度健全并且不挂牌的门店:位于朝阳门83号的内部服务处和处于东单二条的内部发行组,前者主要服务官员,后者则针对机关单位和研究机构。上海新华书店几经调整,在市店设内部发行科,专门订立请示、报告、保密和日常工作制度。1963年前后,全国大部分地区建立了基层内部发行业务,基层新华书店内部发行店实行“专件发货、专人拆包、专仓存放”的管理制度,各类内部图书根据规定的阅读对象,严格凭介绍信和特制购书证购买,所有的书目和销售记录入档备案。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新华书店将内部书购书证发到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地师级及以上干部手里,全国性内部发行网络进一步完善。

  二、参与反修:内部发行制度的第一次演变

  全国性的内部发行网络在经历了十年夹缝寄生的状态后于1963年前后建成并非偶然。1957年反右运动后国内意识形态斗争日益严峻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但主因则是中苏两国间的意识形态分歧。内部发行在60年代初开始由一项辅助性的出版制度,逐渐转变为服务于以反修为核心的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的制度工具,其中黄皮书和灰皮书的出版是最重要的内容。

  内部发行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出版以黄皮书和灰皮书为代表的反修材料的过程,始于1959年末中宣部在北京新侨饭店秘密召开的全国文化工作会议。这次会议表面上主要探讨批判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问题,实则将矛头对准苏联的修正主义文艺思想,因为中方认为苏联出现的修正主义的根源是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新侨会议折射出中共对50年代中期就已显露的中苏意识形态分歧的态度出现了重大转变。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国内意识形态控制开始松动,以解冻为主流的文艺新思潮开始蔓延,赫鲁晓夫虽于波匈事件后对其进行打压,但并未完全扼杀。中方视文艺思想为意识形态的先锋,因而始终高度警惕苏联文艺领域及其出版状况的新变化。波匈事件后,中方已对赫鲁晓夫不彻底批判解冻思潮的做法十分不满,并开始对一些在苏联国内公开发行的解冻文学的中译本采取内部发行措施,如当时影响巨大的解冻思潮代表作《不只是为了面包》。1959年10月,即新桥会议筹备前夕,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中南海激烈争吵。随后,中方明确提出要批修正主义,文艺思想则首当其冲。

  然而当时中方对国外文艺状况并不了解,正如周扬指出的那样,国内对欧美文学的了解基本是一片漆黑,对苏联东欧也是一知半解。为防止盲目批判以致授人以柄,周扬认为必须先内部研究批判对象,新桥会议因此确定了一项翻译和内部出版苏联修正主义文艺代表作的计划。随着中苏关系日趋紧张,反修范围很快超越文艺领域。1960年5月20日,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周扬在中央文教书记会议上提出要通过内部材料全面研究帝国主义国家和苏联。他认为研究内容除了文艺外,还应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等领域。鉴于出版此类书籍的重要性,康生亲自主持这项工作,中宣部设立外国学术政治著作办公室专职指导该项工作,人民出版社成立国际政治编辑组负责具体翻译出版事宜。

  上述两类书籍的翻译工作在布加勒斯特会议后全面铺开。这项被当成重大政治任务的工作得到了外交部、中宣部、中联部和公安部等机构的协助,翻译出版皮书的任务集中在内部发行制度最为完善的上海和北京两地。为解决翻译人才短缺问题,上海和北京两地将一批右派知识分子以“废物利用”的名义高薪召回参与翻译工作。

  1961年前后,第一批黄皮书和灰皮书开始出版。1962年4月,文化部强调了内部出版黄皮书的重要性和计划性,各出版社开始按照计划加速出版皮书。作为最主要的一家出版黄皮书的机构,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63年翻译出版了近40种,此后两年分别为18种和19种。灰皮书的出版在1963年后进入高峰期,1963年有32种,次年增加到91种,第三年为83种,其中属于伯恩斯坦、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和托洛茨基等“修正主义者”的著作有70余种。尽管最终没有全部完成预定的出版计划,但康生还是对全国内部发行工作的成绩表示满意。

  被视为“修正主义毒草”的黄皮书和灰皮书的发行程序十分严格。1963年7月,中共中央在原则上明确而严格地规定了这些材料的发行范围和办法。一般性黄皮书的印数严格控制在500册至2000册,内容敏感的黄皮书印数极少,其发行对象由中宣部直接审批和管理。灰皮书最初分甲、乙、丙三类限定发行范围,伯恩斯坦、考茨基、托洛茨基等人的著作因为“反动性”最大而被列为甲等,只供应省军级以上的干部;后两类灰皮书发行对象为党内地委级以上、政府处级以上干部、校官以上的军官以及高校研究机构人员。

  在此前后,对进口苏联图书实行管制和国内文化机构、图书馆的查书运动也使得大量被认为含有所谓“修正主义”内容的图书转入内部发行,这使60年代初的内部发行在内容和目的上均发生变化。周扬曾在党内外反复强调这些带有批判导言的内部书是作为反面教材用于教育党内干部,以便“知其所亡,不亡矣”。将内部书视为反面教材的做法并非周扬的发明,它源自毛泽东的反面教员理论。1938年,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将蒋介石视为反面教员,后来,反面教员概指陈独秀、李立三、张国焘等犯过错的中共前领导人以及美、英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代表。延安整风运动后,利用反面教员进行教育的方法兼具意识形态批判和思想统合功能,逐步成为团结干部、维护党内思想统一和纯洁的教育与宣传工具,成为中共政治文化的特色内容。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将其应用到治国方略中去,开始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国内、国际斗争中使用反面教员策略。50年代末,这项斗争策略被运用到中苏意识形态大论战,反映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文化的内部书被毛泽东视为反面教材翻译出版,目的在反修斗争中发挥反面教员作用。

  从1963年开始,以内部书为反面教材开展的反修学习运动在党内开展起来。12月18日,中共中央决定将发表批判修正主义文章的范围从《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扩展到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区的刊物,要求各地组织人员撰写反修文章,并对文章的写作提出了要求:“需要大量占有材料……批判的锋芒应当指向现代修正主义在政治、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学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指向修正主义最有影响和最恶劣的作品。”以黄皮书和灰皮书为代表的反面教材成为党内干部反修所必须阅读的材料,毛泽东本人也要求阅读。1964年4月,中央宣传部主办的《内部未定文稿》开始出版,作为反面教材的内部书起到了更大的“掌握敌情、确定批判对象”作用。

  “文化大革命”发动后,内部发行工作受到冲击。虽然部分地区试图以“服务文化革命批判”的名义维持这项工作,例如上海新华书店曾于1967年决定以“内柜供应”的方式为各级革命委员会和革命群众组织大批判提供反面教材,但形势变化很快让这项工作难以为继。1967年后,全国内部发行网络陷入瘫痪,相关人员均相继因“搞修正主义”获罪。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时期,造反派和各级革命委员会多有自己的“内部发行”工作。然而,这类“内部发行”其实只是各种派系进行政治攻击的工具,缺乏统一制度和标准,以致形成“无书不内部”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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