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凡:明治维新145年祭

最近几年,因为在对中国的政治改革进行探讨,总是感到困难重重,难于找到答案。因此从几年前开始,就比较关注其它国家政治改革的经验,包括现在的,也包括历史上的。在读了许多书以后,总是觉得亚洲国家成功的改革案例主要是在日本和土耳其。这两个国家在近代历史上都经历过一个大规模的政治改革,而不是通过杀人无数的革命,达到了政治变革的目的,从而将一个传统的国家转变到现代国家的轨道上。这就是土耳其的凯末尔改革和日本的明治维新。而这样的改革,从对历史的转变来看是意义非凡的,达成了许多亚洲国家的革命所没有取得到的成功,既包括了政治制度的大转型,也包括了社会制度的大转型。这种巨大的转型居然会如此的容易和顺利,对比中国来看,简直不敢想象。而对这两个国家的改革来说,比较容易了解到的还是日本的明治维新。不仅是文字上我会日语,而且两国关系很近,近代历史上的交往和互相影响比较多,而且还因为两国距离也很近,来往容易,因此就比较多地关注了日本,这也是很自然的。所以,近年来,我读了不少有关明治维新的著作。
2013年5月,利用国内的五一假期,同时也是日本的黄金周长假,我去日本探亲访友,借此有意地实际上观看有关明治维新的事迹,想借此对明治维新有更多的了解,特别实际地感受一下明治维新。正好,今年是明治维新145年纪念,因此就以这个访问散记来纪念这段历史吧。

天保改革

国外学术界对明治维新的研究已经认为,明治维新的出现有很深的历史根源,不是仅仅从萨摩和长州公开提出“尊皇攘夷”开始的,而是要从明治维新前在日本出现的天保改革开始。我到日本访问明治维新事迹,基本上是在山口县,原来想要到的鹿儿岛去,因为赶上日本的五月黄金周长假,日本到处都是出来度假的人员,鹿儿岛的酒店和新干线都已经订满,无法去,所以就基本上在山口县进行访问。山口县是日本德川幕府时期长州藩所在的地方。而长州藩是日本明治维新主要的起源地之一,另外一个是现在鹿儿岛所在的萨摩藩。因此,对山口的观访对于理解明治维新是一个好的选择。
如果从天保改革谈起明治维新,那么长州藩就是最为重要的地方。天保年间落于1830-1840年这个时期。当时这个时候日本内部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已经导致原有的结构无法适应日本经济的变化,社会矛盾开始加大,幕府和藩国的财政都出现困难,社会动乱开始出现,下层社会的不满在加大,出现了大量的农民起义。因此在日本政府内部出现了一些应对社会变化的改革,包括中央的幕府也包括地方藩国,历史上将这些变革叫做天保改革。在学者的眼里,天保改革虽然在全国许多地方都在出现,但是从重要性上讲,长州的改革是最为重要的,也是成功的。而长州藩的改革是由一个叫做村田清风的人进行的。村田清风据我们家在日本的亲戚讲,他是我们家日本亲戚的祖先。他们领我去拜访了村田位于山口县的祖居。现在村田清风的祖居,已经开办了一个规模不小的博物馆。那是村田清风的出生地,也是他后来退休以后的住所。村田清风是长州的武士,称之为平侍,后来担任藩里主管财政的官员,地位仅在家老之下。在他的任上开始了财政改革,这个财政改革就是天保改革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清风退休以后回到出生地,在这里他开了私塾,教养当地学童,一直到去世。在村田清风的博物馆里,陈列着大量当时的文物,以及村田事迹的说明。1831年长州的首府萩市出现了大规模的骚乱,1832年藩里开始酝酿改革,1839年任命清风负责藩财政,1841年藩确定了清风的意见,天保改革开始。
按照明治维新历史专家的看法,村田清风的改革虽然没有有效的减少藩国的债务,但是他建立了一个储备基金,成为后来长州军费的主要来源。他取消了藩国对多数垄断经济的支持,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他的厉行节约政策也惠及武士和农民。这两个措施有效地降低了当地的社会不满气氛,提高了藩主毛利家族的地位,在此后的40年内当地只出现了4次农民起义。这个改革从总体上讲加强了长州的力量。村田的改革还包括了教育方面的内容,他当时就开始翻译西洋的医学著作,并且以西式的方法开始训练军队。这些改革的内容后来给了长州的思想先驱者吉田松荫以非常大的影响,成了明治维新的前奏。他去世以后,被关的吉田松荫闻讯写了悼亡诗:《挽前参政村田翁》,内有句子“皇天何心不幸我长防,吾君所眷一朝忽丧亡,五朝老臣多勋绩,遭遇明时有辉光”。村田曾经上的学校“明伦馆”现在完好存在,仍然是一所当地有名的学校。清风的旧居保留完好,院子里的水井仍然存在,明治维新后的重臣木户孝允“清风松”的题石和山县有朋题写的纪念碑都矗立在院里。
当然另外一个明治维新的起源地萨摩也同样进行了天保改革,虽然办法和长州的不一样,但是由于萨摩和国外的接触比较多,对外贸易进行的不错,这个改革也同样增加了萨摩藩的力量,可以有效地像开展先进武器的准备和先进企业的出现,成为日本最先西化的地方。

吉田松荫

日本的明治维新除了国内的原因之外,外来的影响非常大。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政府采取的政策和中国清政府的政策一样,对外是闭关锁国的。1853年,美国著名的“黑船”到达日本,这就是由美国将军佩里所带领的军舰。佩里给日本政府下通牒,要求日本开放贸易,约定日后再来,如果届时不开放贸易,则将炮轰日本,强迫日本开放贸易。在美国的黑船到达日本,威胁日本开国的时候,整个日本处于惊恐之中。西方军舰的马力之强大,速度之快和火力之强,震撼了日本。但是在日本举国的恐惧之中,也有明白之人,感到日本落后了,需要学习国外。其实这个时候已经是中国的鸦片战争之后了,中国的遭遇给了日本走在前列的知识分子一个思考的机会,就是要让日本避免中国鸦片战争战败的结局,就必须要学习国外,而不能闭关自守。这就是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所讲的“师夷之技以制夷”的思想,这本书当时在日本很受重视。日本也有人想到国外去看看什么是西方的长技。就在美国的军舰准备离开日本的时候,有一个人悄悄地登上了黑船,提出要到纽约去看看,让美国军舰带他去美国。但是美国军人拒绝了他的要求,将他赶下了船。不知道这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历史的错误!这个人就是后来影响了整个明治维新的著名学者吉田松阴。由于吉田松阴是偷偷地上的船,因此被认为是背叛日本国家的行为,对于当时的日本政府来讲是不可饶恕的,因此他被关了起来。一年之后,他从被关的地方释放回家,但是被限制了活动,类似于现在的假释。于是他在家里办起了学校,开始传授他的思想。他的学生,包括了几乎所有重要的明治维新时期长州出来的政治家和军人,从而影响了整个明治维新的发展。
吉田松阴的家,也是他所开办的私塾松下村塾,现在叫松阴神社。属于山口县的萩市是松阴神社的所在地,也是当时长州的首府。松阴神社是后人为了祭祀吉田松阴而建立的。这样的神社就和中国古代为了纪念一个人物而建立的庙一样,享受后世的祭祀,例如关帝庙是专门祭祀关羽的,这是中国的文化传统,日本也有同样的文化传统。松阴神社的门口矗立着日本前首相佐藤荣作所写的巨大石碑“明治维新胎动之地”,表明了这个地方的意义。松阴神社完整地保留了当时吉田松阴居住时的情况,日本传统结构的木头房,房里铺着草席,房子不大。里边挂有吉田的照片,也写下来当时他的一些学生的名字。这里边有:高杉晋作、伊藤博文(后总理大臣)、桂小五郎(后参议)、山县有朋(后总理大臣)、山田显义(后法务大臣)、品川弥二郎(后内务大臣)、酒坂玄瑞、前原一诚(后参议)、野村靖(后内务大臣)等。这些都是后来驰骋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如雷贯耳的名字。在讲义室内,除了有吉田松阴的图像之外,还挂有一副对联:“自非读万卷书安得为千秋人,自非为一己劳安得致兆民安”。胸襟很是宽大。在这教室旁边,就是松阴神社和纪念他的一个纪念馆。
吉田松阴在松下村塾里教什么,从而能够影响了日本的历史进程呢?这还是我很感兴趣的。从记载来看,吉田松阴是佐九间象山的学生,对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和历史非常熟悉,因此像《论语》、《孟子》、《孝经》、《礼记》、《史记》等都在教授的范围;另外吉田松阴本人还是日本的兵家,曾经师从山田亦介讨教长沼流兵法;而他所教的日本的著作则有很多是尊王论的历史名著,如会泽正志斋的《新论》、赖山阳的《日本外史》等。从教授的主要内容看,他是在传授尊皇攘夷的思想,强调天皇的超然地位及万民对皇权的归顺。而这些思想实际上是反对幕府的。
除了教课之外,吉田松阴还是一个激烈的政治家,鼓吹暗杀,实行激进的政治,鼓动推翻幕府,鼓励长州藩出兵讨幕。他有这样激进的政治主张,当然被视之为幕府的眼中钉。在井伊直弼主掌幕府后所实行的安政大狱中,他被杀致死(1859年),死于江户(现东京),年仅29岁。在临刑前一天,即1859年10月26日黄昏他写了最后的著作 《留魂录》,在其开头写了一首慷慨激昂的诗:“肉躯纵曝武藏野,白骨犹唱大和魂”。真像是谭嗣同的绝笔!
吉田松阴鼓吹的尊皇攘夷的思想后来成了明治维新时期内的主流思想,风行全国。加之长州后来成了明治维新时期反对幕府的大本营,并主张激进的推翻幕府的政策,以及他的学生都成了长州明治维新的领导者,因此他的思想影响极大。后来他的思想也影响到中国,也成了中国戊戌变法时期改革派的崇拜人物之一,梁启超对他是极为崇拜。

为什么是长州

对于明治维新产生的原因,学术界的看法有许多,但是归结起来有这么几个:社会的不同阶级或阶层的矛盾在不断扩大,导致社会和政府的冲突;武士的不满以及和政府的冲突;外来力量的进入导致日本各方面的变化而引起的变革;地方政府藩国和中央政府幕府之间的矛盾等。依照这些想法,就有阶级的冲突、民族主义的矛盾以及地方与中央的矛盾等等来解释明治维新的起因。各种解释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至少从表面来看,地方与中央,也就是藩国和幕府的冲突是一个明治维新发展的主线。而藩国的强大和发展以及与幕府应对外来挑战政策的不同是导致这种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明治维新时期的地方政府中,最主要的主导者是两个藩,一个是萨摩藩,一个就是长州藩。这两个藩在明治维新的过程中是推动明治维新发展的主导力量。两个藩的政治态度其实不一样,甚至是冲突的。萨摩藩比较倾向于改革。在外国势力逼近日本的时候,力推幕府进行改革的是萨摩,只是后来由于对幕府感到失望之后,才和长州藩联手,进行倒幕。而长州藩几乎一开始就是要倒幕,而且在明治维新的过程中,一直号召进行武力倒幕。因此也可以讲,萨摩是改革派,而长州是革命派。其实就明治维新而言,既有改革,也有革命,是一个改革和革命的变奏曲,在大的改革的框架内也有规模小许多的激进的冲突、战争或者是革命的出现。从明治维新的结果而言,没有像一场大革命一样,尸留遍野,也没有像一场内部改革一样,歌舞升平。而是死了不少的人,打了不少的仗,但又是相对平和的,能避免的战争都避免了,仗的规模也都不大。
那么为什么长州非要武装起义,发动推倒幕府的“革命”呢?这是理解明治维新的一个关键问题。也是我一直像要了解的。
在山口的访问中,可以知道吉田松阴的态度从一开始就是尊皇的,他的尊皇就是反对幕府。而准许让他开学授徒大讲反对幕府,一定是政府中有人明里或暗里的支持才可以。他的思想影响大,影响了长州的执政者,当然可以作为一种解释,但是好像还不够。但是在山口呆了几天以后,待多了解了山口的历史以后,好像可以解开了这个谜。就是长州和幕府的历史宿怨。在明治前265年,当时是日本的战国时代,德川家康和毛利在关原进行大战,这是日本历史上的关键一战,号称关原大战,德川家康取得胜利,成为控制全日本的军阀,建立了265年基业的德川幕府。结果战败的毛利家族被“放逐”到长州,成为一个小藩。此后二百多年一直住在这里,想必是耿耿于怀,翻案之心不死。当时德川幕府拥有巨大的实力,又岂是毛利家族能够轻易打败的,事迹败露之后,恐怕还要遭到灭族之灾。因此毛利家族一直谨小慎微,过着勾践式的日子,时刻想着复国。因此当机会来到的时候,他们就会起来,乘机而上。因此,吉田松阴的倒幕思想,会在骨子里得到藩主毛利家的支持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在力量不足够大的时候,他们自己不会动。
当幕府兴“安政大狱”的时候,要处死吉田松阴,藩主没有办法,只好交人。其实在“安政大狱”的时候,长州倒幕的人中,又岂止是吉田松阴被杀,当时被杀的倒幕武士死了很多。在萩市有一个佛教黄蘖宗的大庙东光寺,这里是长州藩主毛利家族的家庙,是毛利家族人死后安葬的主要地方之一。在东光寺安静的后院里,有一片肃穆的墓地,到处是日式的石灯笼,这里安葬着五代长州藩主和他们的家族人员。在他们的墓地前面的一片空地上,是另外的一个墓地。这里安葬着几十位在“安政大狱”中被杀的长州藩的倒幕人士,虽然这个墓地是明治维新以后修的,但是能和藩主毛利家族墓安葬在一起,在同一个庙里,也充分说明了长州倒幕武士和长州藩主的关系。我的日本亲戚对我讲,这些为明治维新牺牲的人里也有他们的祖先,也埋在这里。明治维新后,这些逝世的人都被封为正四位,比部长的位置还高。他们说,长州的人认为,明治维新是毛利家族报了德川家族的一箭之仇:关原一战,德川打败了毛利;明治一战,毛利打败了德川。这两个日本历史上的著名家族,在265年的时间里,打成了平手。这个评论,在我看到的明治维新的著作里,没有人提起,但是有道理。不然,为什么一定是长州呢?
在“明治三杰”里,大久保利通和西乡隆盛是萨摩人,木户孝允是长州人。其实,在明治维新的过程中,长州出了不少的著名人物。除了木户孝允外,另外还有一个人物是高衫晋作。在萩市的城下町中,保有高衫晋作和木户孝允的故居。高衫晋作为下级武士,是一个激进的倒幕人士,也是吉田松阴的学生,主张以武力推翻幕府。他成立的奇兵队在当时是大名鼎鼎的倒幕民间武装。当时,日本各地有许多脱籍武士,即因为某种原因,被原来所在的藩国开除,而没有藩籍,实际是自由武士,也是浪人,但是是违法的。他们聚集在一些港口这样的地方谋生或者滋事,他们对现实不满意,很容易产生尊皇攘夷的思想,因此成为反对幕府力量的主要来源。属于长州藩的马关(现下关)就是这样的脱籍武士聚集的一个地方。高衫晋作将这些人组织起来,成为奇兵队的成员,最多的时候奇兵队据说曾经达到过4000多人。长州藩曾经发动过一场攻打皇宫的战争,当时让以萨摩军为主的幕府军打败,历史上被称之为“禁门之战”。之后长州藩内的激进派下台,保守派上台,禁止激进派在长州的活动。高衫晋作将这些激进的武士组织起来,继续进行战斗。我在山口市旁边的一个地方看到了一个寺,叫光明寺。这里是1865年高衫晋作领导的激进武士军队和长州政府军激战的地方。高衫晋作领导的以奇兵队为首的长州倒幕军取得了这次战斗的胜利。参加这次战斗的除了奇兵队之外,还有其它各种名号的武装组织,例如南园队、八幡队、游击队和膺惩队等,其实每一个队的人都不多。最大的奇兵队也就300人,其余也就1、200人。当时的光明寺是高衫晋作的大本营。周边的一些古战场也都保留下来了,这个战斗被统称作“大田•绘堂战役”。这场规模不大的战争后被纪念为“明治维新奠基之战”和“明治维新发祥地”。因为这一战之后,长州藩最终站稳了立场,继续坚持武装倒幕。所谓“激战”,其实规模也不大,也就是几百人的规模,战死的倒幕人士有17人。参加此次战斗的还有后来在明治维新之后成为日本首相的伊藤博文和元帅的山县有朋。高衫晋作在明治前夜的1867年生病去世,不到28岁。
除了高杉晋作之外,长州藩出来的另外一个明治维新的重要人物就是木户孝允,原名桂小五郎,“明治维新三杰”之一。木户孝允家庭出身是医生,和毛利家族关系不错,长期处于长州藩的倒幕领袖地位,担任过管理财政的官员,称吉田松阴为兄,师从吉田。他曾经要秘密到英国去学习,后来又策划了长州和萨摩两个藩的联合,促成了倒幕的萨摩长州联盟的形成,最终导致了幕府的倒台。1868年1月25日,木户孝允应邀从长州来到京都,与大久保利通一起处理中央政府政务。明治新政府建立后,他担任总裁局顾问,为所有政策实质上的最终决定责任者。之后,他担任外国事务挂、参与、参议、文部卿等职务。明治元年(1868年)以来,屡屡提出开明的建言,并持续率先做政策的实行。日本的五条御誓文、版籍奉还、废藩置县、人材优先、四民平等、宪法制定等都和他的推动有关,并使明治政府渐次实施。他是明治初期的稳健派。他反对出兵台湾,曾经愤而辞职。之后又推动地方自治,西南战争发生后不久,他1877年因病去世,也就只活了45岁。
在木户孝允的推动下,长州藩知道必须要学习国外知识,因此在1863年5月8日,长州藩派出秘密留学生井上馨、伊藤博文、山尾庸三、井上胜、远藤谨助五人至英国留学,于横滨出发。这些人被称为“长州五人”。这是日本最早的一批到国外的留学生。其中伊藤博文后来曾经担任过日本的第一任首相,是日本现代化过程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为许多的中国戊戌变法时期的改革派人士崇拜,曾经担任中国政府的顾问,在甲午海战失败后中日谈判中,代表日本方面和中国的首席代表李鸿章进行谈判,谈判的下关春帆楼现状仍然保存,我这次曾经去参观过。后来他出任日本在朝鲜的最高长官,被朝鲜人暗杀。他的家现在也保存起来,就在萩市,是一个博物馆。井上馨也是明治维新时期的一个重要人物。在山口市内,有一个公园,叫作井上公园,这里原来就是井上馨的家,在提倡尊皇攘夷遭到幕府反对的安政时期,处于天皇中枢的明治维新的最重要人物之一的三条实美等七卿,被幕府赶到长州居住,三条实美就是在这个地方居住,他们住下后,却反而天天和长州的倒幕人士聚会,议论尊皇攘夷的事情。这个公园里有井上馨家的旧宅邸。井上后来就任日本的大藏大臣,是明治维新政府的重要人物。这五个人中的其它人,回国后也在日本的货币、铁路、工业建设中担任重要的位置,为日本的现代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西乡隆盛和坂本龙马

在明治维新的过程中,有两个传奇式的人物,一直到现在都在日本的媒体、文艺、电影和电视中不断出现。这就是西乡隆盛和坂本龙马。就传奇的程度而言,前者高于后者。
明治维新中最传奇的人物就是西乡隆盛。他出身于萨摩的一个下级武士的家里,却得到几任藩主的信任,渐渐地崭露头角,成为江户和京都的重要政治人物。他提倡尊皇攘夷,被幕府打击,一度自杀,后被迫被萨摩藩主流放到小岛上,之后又重新出山,帮助萨摩推动明治维新,成为明治维新的领袖,并且在倒幕的最后一战中,成为倒幕军实际上的统帅,打败了幕府军队,最后他和幕府军队的统帅胜海舟经过谈判,兵不血刃地拿下了江户,推翻了幕府。西乡隆盛是明治维新成功的最大功臣,成为明治三杰之首。明治政府建立之后,西乡出任参议,和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组成了明治政府的核心,在推动版籍奉还、废藩置县等一系列巨大的政治和社会的变革中起了重大的作用。后来在岩仓具视访问团访问美欧期间,他独立打理政府政务,留守日本二年,成绩斐然。但西乡本人不眷恋权力,满身侠客(武士)精神,合心意就干,不合就走,在日本政坛上几上几下。在明治政府中,他自己认为自己是保守之人,和其他官员能合作就合作,不能就走,他曾经两次离开政府,最后一次干脆回家不干了,在家乡开了学校。但是当对新政府取消武士阶层不满的下层武士找到他的时候,他又同情他们,并最终以明治政府陆军大将的身份和几万不满武士一起,起兵造反,发动戊辰战争(西南战争),最终兵败自杀,也就只有51岁,后被明治政府称为“国贼”,连他的亲弟弟都和他反目。过了二十多年之后,由于他在社会之中的威信太高,而且在明治维新时期的功劳太大,明治政府终于在东京的上野公园树立了他的全身铜像,表彰他在明治维新中的功劳。从他的经历来看,这是日本的一个真正的武士,他的率性、认真、勇敢、侠义的武士精神为日本人所崇拜,而且也为戊戌变法时期的中国士人所崇拜,梁启超就写过赞扬他的诗篇。
这次的访问,虽然没有能够到萨摩去具体看他的事迹,但是最后到东京的时候,还是到上野公园观看了他的铜像,铜像的说明讲他是“敬天爱人”,这倒也应该是恰当的。
几年前,我在看日本明治维新历史的时候,就被西乡隆盛所折服,不由得写过一首关于他的诗:
萨摩英雄起民间,攘夷倒幕扶皇天。
一改旧国维新业,只为武士负时艰。
现在拿出来,也算是对明治维新145年的一种祭奠吧。
明治维新时期另外一个传奇人物就是坂本龙马。和西乡隆盛一样,坂本龙马也出身于土佐藩的下级武士家庭,后来认识了日本开国先驱的海军之父胜海舟,拜胜海舟为师,学习海军,之后建立了民间商船队“海援队”,做海上贸易,推动民间经济。他资助长州的倒幕军,走私军火给长州的奇兵队,成了高杉晋作的好朋友。到了幕府要讨伐长州而长州面临危机的时候,却由他出面,让高杉晋作和萨摩的家老小松带刀以及西乡隆盛等见面,讲明了利害关系,并出面作保,让萨摩帮助长州,促成了萨(摩)长(州)联盟的出现,使得幕府的讨伐无疾而终。最终在他的努力下,萨长土三方联合,发动了讨伐幕府的战争,最终导致幕府的垮台。在参观萩市松阴神社的时候,一进门就是一块巨大的石块,上刻岸信介书写的“萨长土联合密议之处”,指出这里曾经是坂本龙马进行三藩密议的地方,但是这也只是密议地方之一。他的密议活动的地方主要应该是在下关一带。我到下关访问的时候,到处都见到坂本龙马的像和他的事迹遗留之地。但不幸的是,三藩联合之后, 也就是在明治维新前夜的1867年,他在京都被暗杀身亡, 只有不到31岁。谁杀了他,到现在仍然是谜。
坂本龙马以民间之身,处世于明治维新的政治漩涡之中,起到如此作用,实在难得。而且更为难得的是,他在促使萨摩和长州的联合时,提出了后来日本改革的设想,那就是有名的所谓“船中八策”:(1)奉还政权;(2)设上下议政局;(3)登用天下人才;(4)广泛采纳公议修改条约;(5)重新撰定法典;(6)扩充海军;(7)设置亲兵保卫帝都;(8)就金银物价制订与外国相等的法令。这一个新的政权设想大纲和行动纲领,在他死后几个月以后作为“大政奉还”而被新建立的明治维新政府所接受而实现。这个人是当时有宽广眼界的民间有识之士。

德川幕府

要理解明治维新,除了要了解倒幕派的活动之外,也要了解所谓的维新中的保守派也就是德川幕府方面的活动。
明治维新的直接原因,是美国的“黑船”到来引起的。这是西方的势力全球扩张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在日本之前,扩张的西方和东方最有力量的大清国进行了一场较量,这就是众所周知的“鸦片战争”。这一场较量,大清失败。因此当西方势力来到日本的时候,日本已经知道了大清的结果。因此当美国的军舰要求日本开放贸易和口岸的时候,日本不知所措,但是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引起了内部的动荡。之后,在西方国家美国、英国和法国等持续要求日本开放贸易,开放港口的时候,当家的中央政府德川幕府虽然不愿意,但是也知道西方国家的力量之强大,绝不是日本所能够对付得了的。因此在西方国家的压力下,虽然幕府不自愿,但还是最终勉勉强强地同意了西方的要求,打开了日本通商的大门。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面对着西方势力的冲击,在全国出现了“攘夷”潮流。几乎所有的藩国和武士阶层都几乎一口同声的要求对抗西方,反对开国。其实在这一点上,由于幕府要实际处理国际事务,是要比藩国更了解国际大势的,因此虽然打开国门是出于不得已,但是幕府的开国政策也其实走在日本的时代前面,是应对西方压力的正确反应。但是当时幕府的政策,导致了日本几乎全国的不满。不满意幕府的武士和藩国,在“尊皇攘夷” 的口号下集结起来,他们认为幕府卖国,只有推翻幕府才可以达到攘夷的目的。出于倒幕的目的可以有许多种,但是可以找到的正当的理由却不多,而在这些理由中,认为权力应该回到天皇的手中,幕府应该将权力还给天皇,是最正当的理由,这样他们把矛头对准了幕府。而结果是幕府越对西方列强开放,国内反对的声音就越大。当时,在明治维新前真正了解这个国家到底要怎样做的人,特别是知道日本必须要开放的人并不多。坂本龙马的老师胜海舟是一个,他就认为日本必须开国,必须学习西方,必须要走富国强兵的道路,必须要建立自己的海军,日本才能避免亡国的道路。他成了日本主张开国的一个重要人物,而且后来成了幕府的重臣。
在日本的藩国当中,能够知道国际情况的,并且和国际上大国打过交道的不多。萨摩是主要的一个。萨摩地处日本的南面,离中央政府比较远,而且因为地处南方,和琉球来往比较多。而琉球是当时国际贸易进行的比较多的地方,因此萨摩的走私活动就比较多,和国际的来往也比较多。所以,当黑船来到日本要求打开日本国门的时候,萨摩的态度和其它藩国就不一样。萨摩藩主岛津齐彬和后来当家的岛津久光就很清楚,必须开国才有出路。因此,岛津利用萨摩的地理优势,先行“开放”,在自己的领地里,开始学习西方,建筑现代化的工厂和军队,买了大量的武器,建造了现代化的军舰,先行加强了萨摩的军事力量,走在了日本的前列。
在这样的情况下,岛津齐彬和其它的藩主就不一样,比较了解幕府的立场和做法,采取了和其它藩不一样的做法。他将养女笃姬嫁给了13代将军德川家定,就表明了他支持幕府改革的态度。后来接替他的久光也是支持幕府做改革的。因此,虽然岛津也允许下边的武士讲尊皇攘夷,但他们要的不是推翻幕府,而是要支持幕府的改革,并推动日本的强兵富国。当然他们也清楚,这个改革不容易。当然到了最后的关头,由于坂本龙马的三寸不烂之舌,萨摩的立场才发生了变化。
德川幕府在明治维新时期的几任末代将军,虽然不是领先的思想家,但是作为政府的领袖,也还是知道这个国家该如何走的。领导者地位的实用主义,使他们知道面对国外势力的强大,日本必须小心应付,不能硬抗。他们和西方国家签订了协议,逐渐开放对外贸易。幕府的举动,更加引起了武士的反对和“尊皇攘夷”声音的加大。在攘夷的高潮中,出现了萨摩武士杀死英国外交官的事件,导致了英国和萨摩之间的战争。以后在长州也发生了外国联合舰队在下关和攘夷的长州军队的交战。战争的结果才使得萨摩和长州这两个强藩明白,面对西方国家的强大,攘夷是行不通的,而日本只能是开国,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对外开放,走开放的道路,学习西方,走富国强兵的道路,日本才有希望。到了这个地步,他们才明白,为什么幕府要和外国谈判、开国、进行对外贸易。这样他们才明白,“尊皇”可以,但是“攘夷”是行不通的。特别是对于长州而言,下关海战之后,长州才明白了日本要走的道路是开放而不是封闭。这才真正奠定了明治维新后来的“改革开放”道路。也就是到了这个时候,长州才明白幕府对他们的真正威胁在哪里:幕府的改革如果成功,就不可能有长州“革命”的胜利。
幕府,尤其是末代幕府将军德川庆喜是一个聪明人,而且是公认的能力极强的人。在他就任将军以后,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形成了以大阪他所住地为中心的日本行政中心。他的改革为西洋国家所称赞,称他为日本开明的领袖,并且大力支持他的改革。因此,德川庆喜的“改革开放”政策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就非常的大。而德川庆喜的成功会使幕府站稳脚跟,这就意味着长州倒幕就一定会失败。这就像是现在中国所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改革和革命的赛跑,看谁跑在前面。德川庆喜的改革和倒幕派的革命看谁跑得快。幕府改革成功的威胁使得倒幕派必须而且只能尽快地利用武力来打倒幕府,不能让幕府的改革继续进行,而要取得成功,就必须要得到天皇宫廷内的倒幕派的支持。于是,倒幕派提出了“大政奉还”,并且还从宫廷倒幕派那里得到了天皇的敕命,支持“大政奉还”和要求德川辞职。大政奉还就是要让德川交出统治权,还权力给天皇。但是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个“天皇敕命”根本就不存在,是宫廷内的倒幕派伪造的。许多学者认为这个在京都宫廷内发生的倒幕过程就是一个政变。到幕的萨长土等藩国联合宫廷内的倒幕派发动了一场政变,军事的支持力量主要是萨摩的军队。德川庆喜虽然同意了大政奉还,但是还是要控制新的政府的行政和立法权。但是长州和萨摩的军队占领了京都,并仍然要继续讨伐德川庆喜。于是德川庆喜集中了优势兵力向控制了京都的倒幕军进攻,在京都外围的战斗中,倒幕派拿出来了代表天皇的“锦御旗”,象征幕府成为“国敌”,幕府军队不战而败。之后德川庆喜放弃军队,采取不抵抗办法,并退到江户。到江户后自己闭门思过,仍然是不抵抗,愿意交出政权。代表德川的胜海舟和代表倒幕派的西乡隆盛进行谈判。谈判的结果是德川庆喜退位,德川家族自觉削去力量,退出江户,封地改为静冈,成为一个小藩。德川幕府没有进行最后的抵抗,而是自己交出了政权。这样,倒幕派取得了胜利,统治了日本265年的德川幕府结束了。日本在这一年(1868)改元为明治,建立了没有幕府的新政府。
这样,日本明治维新的一个谜就出来了,为什么德川庆喜没有进行最后的抵抗?而且从实力来看,幕府的力量仍然很强大,支持幕府的藩国还有许多。解读这个历史的答案是各种各样的:一是庆喜本人是拥护天皇的,他本人也支持“大政奉还”,他根本就不想和天皇对抗;一是他认识到了日本的大势,一个统一的日本有利于日本和西洋各国的对抗,有利于日本的发展,因此为了日本的根本利益,既然大家都希望幕府结束,那就结束了;一是为了德川家族的利益,如果对抗,可能的一个结果是德川家灭亡。解释是很多种的,我倒是觉得德川庆喜最后不想再打下去了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理解了历史的大势,为了应对外国的挑战,日本必须要重新出发,而在天皇的名义下要比在德川幕府的名义下好得多,因为西方列强也多是在君主立宪下实行了富国强兵,而且既然那么多人反对幕府,幕府就此退出,也可以保存住自己。这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做出的选择,是现代人可能难于理解的,特别是对于中国人来讲是更难理解的。
德川庆喜退到江户以后,隐居在宽永寺。在日本东京的上野公园里现在保留有一个寺,叫东照寺,这里祭祀的是德川家族,包括第一代将军家康,第八代将军吉宗,和末代将军庆喜。德川幕府共有15代将军,统治日本265年,德川庆喜是第15代将军。东照寺的参拜路边,全是各地送的等级最高的铜灯笼和各种各样的石碑,表露着当年德川家的权力鼎盛时期。东照寺的花园里,正在举办一年一度的牡丹花展。这里牡丹花开得非常的旺盛,很漂亮,各种颜色的都有,有很多珍贵的品种。其中有一种绿牡丹,我在国内没有见过,非常的好看。我觉得,这里的牡丹是否和德川家族有些什么关联呢,也可能就是这种牡丹还在表现出历史对于德川家族的一种留恋吧。园子里咏绿牡丹的诗是这样写的:“樱落早春晚”。樱落了,牡丹开了。
其实德川的统治在历史学家的眼里是非常不同的,有的认为德川幕府时期日本有很多的成绩,说幕府坏话的是明治维新时期的倒幕派,这不是事实。这也可能是对的。但是真实的事实是最终德川庆喜放弃了打下去,放弃了权力,这对日本是有好处的。

历史的大转变

德川幕府的下台,结束了日本幕府统治。用现在时髦的讲法,就是历史要终结了。但是谁也没有预料到的是,德川幕府下台后的短短十年内,日本发生了在倒幕之前谁也没有想到的天翻地覆的历史转变。明治政府在应对变化的时候,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我在前边已经提到过,包括有推动新闻媒体发展、废止封建的风俗习惯、版籍奉还、废藩置县、四民平等、宪法制定、教育充实、确立法治等。但是影响最大的,在我来看是废藩置县和四民平等,这两个改革彻底改变了日本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是日本历史上千年之变的改革。
明治新政府成立以后,面临着财政的困难,因此提出来“版籍奉还”的政策,就是要求各个藩国放弃自己的土地和俸禄,全部归还给天皇,也就是名义上全部还给国家。这样的一个巨大的改革居然非常容易的就得到了各藩国的同意,当时日本的藩国总数达到了261个。作为交换,这些藩主先被天皇封为日本各地藩的藩知事,紧接着不久明治政府又改藩为县,并将小县取消并入大县,县的领导人不再由藩国领导人担任,而由中央政府任命,这样就在事实上将日本的封建制度在几乎一夜之间改变成了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这样,日本千年以来的政治制度在短短的几年内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由藩国为主的封建制度而转变成中央集权的郡县制。
不仅如此,明治政府还宣布为了学习西方,促进工商业的发展,进行近代化的社会制度的大改革,宣布废除武士制度,废除士农工商的等级制度,全体日本人一律平等,再也没有社会等级的区别。这又是一个根本性的社会制度的大变革,废除了武士制度的特权,打开了近代工商业发展的大门。这个社会制度的改革对于日本来说又是一个千年之变,是根本性的大变革。
这样在明治维新以后的一段短时间内,日本进行了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根本性的变革。这样大的变革不进行流血式的革命是难于实现的,但是日本用改革的办法做到了。这些是明治维新时期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都没有想到的,也都不是事先计划好的,而是为了应对当时的变化而实行的政策和制度改革的结果。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对明治维新的思想家来说,他们推动维新的目的就是为了“尊皇攘夷”,但明治维新的最终结果是,幕府虽然倒了,天皇虽然也比以前有了不少的权力,但是在日本后来的宪法中,仍然是君主立宪制下的虚君君主,虽然权力比以前的大,但是实际上仍然是虚君,权力在政府手里。这是“尊皇”的最终结果。“攘夷”呢,就更是无法实现,明治维新实行开国政策,就是我们中国现在讲的“对外开放”,而且明治维新的主要领导,在明治成功以后,居然集体到美欧学习访问,学习西方的法政制度,包括最主要的领袖岩昌具视、大久保利通和木户孝允等,只留下西乡隆盛一人看家。结果明治政府的西化程度非常之高,穿西服、在鹿鸣馆过高级西方式生活,吃西餐、跳西方交际舞成为明治政府的时尚。不但如此,西方的现代工商业在日本获得了大发展的机会。更为重要的是,在日本社会明治维新后出现的自由民权运动的推动之下,日本颁布了“宪法”,成为亚洲第一个宪政国家,在政治制度上也走向了“西化”的道路——虽然学得不大好。
在明治维新前,推动明治维新发展的藩国领导人也没有想到他们最终也要终结藩国的地位,取消所有的藩国,而且要终结日本千年之久的封建制度,他们的后代也都变成了日本的普通人,已经淹没在日本的人口潮之中。如果早知道是这样的结果,他们也许就不会搞什么推翻幕府的活动和明治维新了吧?最为失望的也许就是武士。明治维新实际上是下级武士所发动的,提高武士的优越地位和在日本政治中的作用也许是他们所想的事情。但是明治维新的结果是取消了武士,这些社会原来的精英阶层一下子变为社会上最没有用的人,成为社会游手好闲的阶层。他们最终变成了明治维新最大的失败者。他们的不满导致他们对明治政府的不满,最终拥戴“行侠仗义”的真武士西乡隆盛为他们的领袖,进行造反活动,公然用武力对抗他们自己所发动的历史潮流。但是这个活动最终失败,武士阶层不得已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这样,出乎所有发动和领导明治维新的日本精英的预料,就是明治维新导致了日本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大变革,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都在短短的十年内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改变了日本上千年的制度。从世界历史来看,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发生如此巨大和深刻的制度变革是罕见的,而且这个变革不是通过一场死人无数的革命,而是通过一场改革实现的。既然明治维新的结果是几乎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的,那么导致明治维新发生的真正动力是什么呢?
明治维新不是一个阶级斗争,不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明治维新的主动力是下级武士,但是他们不是要反对上级武士,所以不是一个阶级斗争,而且处在社会底层的农民没有真正参加这个过程。明治维新背后的真正动力是在国家遇到外部危机的情况下,从内部发生出来的应对日本到底应该如何怎么办,到底要到哪里去的行动。从根本讲,明治维新的本质是要富国强兵,这是主题,虽然有的时候好像并不明确,但是从根子上讲是这样的一个主题。所以有的历史学家认为明治维新根本就是一个民族主义的运动,是日本的民族,而不是某一个阶级或阶层为了应对历史上千年一遇的危机而出现的一场变革日本的行动。行动的目的是变革日本,没有底线、没有计划、没有方案,走到实现目的为准。如果是这样的话,有些事情反而容易解释。明治维新的改革是以达到富国强兵和近代化(现在的话就是现代化)为准。在这样的目标下,各社会阶级和阶层之间容易达成妥协,以实现民族的重新出发为目标,以实现现代的强国为目标。在这样的目标下,德川幕府就认了,不再抵抗;天皇最后也要接受君主立宪,没有实现拿回权力;各个藩国,最后也是什么也没有得到,弄个竹篮打水一场空;武士的下场是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最后谁得益了呢?只有日本民族,没有任何的个人和家族,也没有特定的阶级和阶层。那么明治维新的领袖们呢?最终也没有得到什么。明治维新大多数主要的领袖都英年早逝,在1868年明治元年前即去世。建立明治政府的“明治三杰”的西乡隆盛于1877年兵败自杀,这年木户孝允生病而死,第二年大久保利通被暗杀。实际上明治维新的胜利果实落入了第二代人之手。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结果。
明治维新的结果是日本走在中国前面,在亚洲第一个建立了现代政治、军事、社会和经济制度的国家。但是非常遗憾,日本对现代政治制度的学习没有学好,传统中的权威主义思想仍然控制着日本,因此日本没有能够在明治维新后建立一个民主的国家,也没有建立成一个成功的宪政国家。这个现代的亚洲国家,明治维新之后,由于改革在前,因此迅速地聚集了国力,在亚洲强盛起来,先后打败比日本强大的大清(中国)和俄国,成了一个世界强国,改变了日本的命运。但是迅速膨胀的崛起,没有能够使日本认真的思考一下它的建国之路,也就是“日本模式”还有什么问题,还有什么是从西方没有学到的。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成功一直在相当程度上依靠着军事力量,主要的是萨摩的军队。这个军队在连续取得一系列的胜利以后,终于成为一个无法控制的魔鬼力量。而日本从西方没有学到的就是真正的民主制度,它有宪法,有议会,也有政党,但是没有真正的权力分立和制衡,也就没有真正的民主。明治维新后的宪法,实行的是权力的分散化,没有真正建立起三权分立的制度,没有理解西方政治中的权力制衡原则,因此就没有办法控制军队,使得军队的权力太大。因此历史的发展虽然使得军队成为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力量,也成为将日本推向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力量。历史的结果是,亚洲的第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成为世界二次大战的发起国和战败国。到了战后,只有在美国占领的条件下,日本才学会了现代化国家应该具有的不可忽略的民主制度。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吗

今年是明治维新145周年纪念。应该说145年前在日本出现的明治维新,是在亚洲出现的第一个回应西方势力全球扩张的成功反应。从亚洲来讲有印度,有中国等国家都在日本之前先后对西方国家的全球扩张做了反应。印度是成为了英国的殖民地,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被打败,被逼开放贸易和口岸。而日本虽然就明治维新的结果来看也是打开了国门,但是日本的反应使得日本迅速地进行了大范围和大纵深的制度改革,使日本第一个在亚洲地区走上近代化的道路。对于中国来讲,当日本的明治维新迅速成功以后,也使得中国要走明治维新的道路,进行政治和社会的改革,成为举国一致的呼声,这就是后来中国出现“戊戌变法”的原因。在戊戌变法中,日本明治维新成了中国改革的范式,但是中国的这场改革却失败了。
现在中国已经进行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经济上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在改革开放中也出现了大量的问题,尤其是在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方面成就乏善可陈,远远落后,甚至于出现了政治和社会的危机。这就要求面对危机,中国需要进一步推动改革,进行大范围和大纵深的改革,就像日本的明治维新一样。而对于后一步的改革来讲,政治改革成了中国改革的关键问题。在推动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需要从各方面寻求有用的经验,发生在145年前的这场明治维新也应该可以找到于中国进一步改革有用的地方。
我们该如何从明治维新中找到我们需要的东西呢?这要从总结明治维新成功的经验谈起。对于明治维新的纪念,也可以成为中国改革的借鉴。作为一个明治维新事迹的漫游者,我可以产生一些点滴的看法,并且和中国的改革联系起来谈点体会。
1、 一个国家的崛起要取决于内部变革的程度,这个变革要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以及文化的变革,越是综合的改革越要求改革的深度和宽度,成功的改革涉及到的改革面会非常宽和广,最终会是一场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的大转变甚至是一个国家千年未有的大变革。在某种意义上讲,变革的深度和广度可能是衡量改革成功的一个标志。成功的变革会导致国家力量的突然涌现,但是潜在的因素会掩盖在成功的后面,最后却导致致命问题的出现,甚至是导致出现国家的危机。
从明治维新的过程来看,日本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内进行了一场巨大的变革,包括了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的变化,而且都是整体的或者是根本的,用英文是fundamental change。这是导致日本成功并迅速崛起的原因。日本的成功变革,使得日本在亚洲成为第一强国,世界第五强国。这个“日本模式”为日本举国上下所狂舞,而且也为亚洲各国竞为仿效。当然,这个“日本模式”的成功掩盖了背后的问题,就是这个改革在学习西方的时候,有的东西学到了,例如军事和经济等;有的东西没有学到手,例如民主。明治维新以后的领导非常了解学习西方的重要性,因此派出最高级的代表团到国外学习,学习的结果是美国和英国的民主没有学到手,倒是学会了与日本国情相近的德国俾斯麦的治国方法,这不是民主,因此最终导致了日本的灾难。日本的民主是战后在美国占领下出现的。由于没有民主,政权内部的权力分立和制衡没有真正出现,因此日本没有能够有效地控制军队力量的使用,反而被军方势力左右,导致日本对周边国家的侵略。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戊戌变法向明治维新学习,但是连一点皮毛都没有学到手,最后失败。没有成功的一个原因就是只有皇帝和几个小臣的努力,基本没有重臣的加入,也没有全社会的动员,例如日本这样的一个社会阶层的动员,例如武士阶层的整体动员。因此中国的这场改革就没有能够发展到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最大变革,而只是成为一个甲午海战之后的单一的应对战争失败的回应。这种单一的回应没有发展成为明治维新这样的大变革,因此在清政府的改革中,就是只有学习西方的经济和技术,没有办法对旧的制度进行改革,这些旧制度的存在,一直成了中国发展的阻碍。
中国当前的这个改革,也在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面前止步,尤其是政治改革面前止步,被当前在经济上的成功所遮蔽,而没有看到更深更广层面的问题的出现,不但已经使当前的改革无法往前进一步发展,而且会使不断出现的问题阻碍中国的进一步发展,甚至造成危机。中国当前的改革仅仅变成了一个经济改革,而且被阻止在经济改革的范畴内,中国上上下下为“中国模式”快速的经济增长所带来的世界第二的地位所遮盖,而没有看到问题的所在。这样改革的成果,无法给全体社会带来利益,而成了权贵阶层手中玩物,这对中国的发展来说没有好处。这样状况的持续发展,会造成更大的危机,还会威胁到经济改革已经有的成果,甚至造成经济改革的失败。对外开放,向西方学习的不能仅仅是市场经济的改革,还必须要有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大改革,而且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改革还必须要彻底,不能浅尝辄止,像日本明治维新一样,没有将民主和法治学到手是非常危险的,在没有民主和法治的情况下推动市场经济的改革会造成无穷的问题和社会尖锐的对立。
2、 一个大的改革是不可能有预先的设计好了的计划,例如顶层设计之类的东西。预先有的设计只能是有限的改革,而大的变革要求领导者不断的应对所发生的变化,并在应对处理发生的各类事情的时候,有足够的智慧和能力,引导和控制变化的程度和进程,将变革推向前进,最终达到全社会和民族、国家满意,取得改革的成功。这是改革的领导力。而一个预先制定的设计,只能导致真正的改革无法产生,或者是限制了改革的进一步发展,也无法应对改革中出现的重大意外和变化。但是没有预先设计并不等于没有目标,因此目标,还有价值是要预先确定的,不然,任何一个改革将无法进行,也无法成功。
日本的明治维新是一个典型的没有具体计划的改革,甚至改革的目标也好像不断在发生变化。但是从明治维新的大势发展来看,却又是一个有目标的改革,这就是让日本学习西方,走富国强兵道路的改革。不管每个明治维新的领袖在处理一个事情的时候在想什么和怎样处理,都实际上有这么一个隐含的目标在内,因此从整体上看这样的目标应该是存在的。但是在具体的领导人那里,这样的目标也许并不明确。从“尊皇攘夷”到“立宪开国”就是一个巨大的目标上的差异,但是隐含着的富国强兵的目标和价值却是非常明确的。明治维新后十年的巨大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变革也是谁也没有想到的,也就根本不可能是事先设计好的。就其实际的发展过程来看,明治维新的最终结果是在学习西方和富国强兵的目标下最后硬行闯关成功的,是应对一个一个不断出现的问题而达到的结果,都不是事先计划好的结果,这是一个任何人都没有想到的结果。这样的结果体现了明治维新领导者们的意志、信念和领导力。
中国的改革从邓小平开始就是这样的一个叫作“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改革,实际上也承认了改革计划的不明确,但是有一个大的方向和目标,或者是共识的存在,就是原来的路不行了,现在要和世界接轨,要改革开放,只有这样中国才可以富国强兵,但是具体怎样改并不清楚,也曾经探讨了多种做法,甚至于也将政治改革的内容放了进来。其实这样的做法是正确的,是符合改革的一般性做法的。至于现在谈到的顶层设计的改革想法,实际在历史上的大改革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所谓的顶层设计最终会让中国的后续改革无法开始,因为在改革中不可能有所谓在顶层的共识,也就谈不上什么设计。先设计好了再改,局限性就已经出现,结果或者是设计中就会夭折,什么也改不了,或者是不想改和在改革进行中会夭折。实际上中国的改革就已经中断了,没有走下去,这是令人遗憾的。
3、 改革与革命的赛跑在社会的大变革中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在所有的历史大变革中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主题。改革往往是因为要出现革命了,因此用改革来让社会和政治出现变革,而不是要让革命来推动政治和社会的变革,改革总比革命要好,因为革命的过程和所带来的结果可能对社会的伤害要大,因此选择改革而避免革命可能是一个好的方法。因此在历史上当一个社会要出现革命的时候,也就是一个社会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的动荡的时候,改革会先行出现,试图用一定限度的变革来避免革命的出现,也就是避免玉石俱焚的结果。所以出现的一个情况是改革如果走在前面,可能会因为改革的结果而使得革命不再出现,并因此而出现改革成功而阻止和避免了革命的结果。所以在这样的结果之下,社会会接受改革而反对革命。从统治阶层来看,当然是愿意出现改革,而避免革命。但是,历史上为什么仍然会有那么多的革命出现了呢?那是因为统治阶层所试图进行的改革因为各种原因而走向失败。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改革和革命这两个主题是互相促进的,互相影响的,没有办法从严格意义上区分开。在某种意义上,改革也是革命,革命也是一种改革,之间程度上有所区别,但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改革走不下去了,用革命来推一下,也未尝不可。
日本的明治维新的历史也曾经出现过改革和革命赛跑的事情。德川幕府在明治维新时期从政治观念、对外开放意识上的变革观念非常强,比较早就看到了国家发展的大势,因此在改革上是走在日本的前面的,在概念上也是走在日本的前面的,即便和萨摩及长州相比来看,也还是走在前面的。在明治维新中德川幕府最大的政治难点是日本的武士阶层受到皇权思想的影响,提出要尊皇,权力回归天皇,这是德川幕府在很长的时间内无法接受的。因为要尊皇,幕府的统治就要瓦解。在这一点上,藩国是要革命,特别是对于长州来说,就是要推翻幕府。在西风东渐的情况下,尤其是英国等西方国家的君主立宪制,更是推动了日本尊皇意识的发展。因此德川幕府虽然推动了对外开放的改革,但是如果没有在日本政治制度上的进步,尤其是日本的君主立宪制的改革,也没有办法应对这个日本千年一遇的变革。也就是面对强大的西方势力的东渐,日本的政治制度必须要做根本的变化,日本的最高权力要回到天皇的手上,至少是名义上,而不是在幕府的手上。只有这样才可以建立中央集权的制度,建立君主立宪制,实行现代政治,这是日本应对西方挑战的最好政治制度。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地方政府的倒幕是符合历史大势的。等到德川幕府了解这个历史发展的大势,要掌管君主立宪下新政府的行政和立法权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晚了。倒幕的力量已经彻底形成,并且抢先发动了要德川下台的政变,倒幕军队摆出了革命的架势。在这种情况之下,德川幕府虽然不得以下台,但是这种下台最终使得日本避免出现一场革命。不过从明治维新政府建立后日本改革的深度和广度来看,明治维新又确实是具有革命意味的。
这样的明治史对于理解中国晚清的改革来讲也是很有意思的,晚清也是改革和革命的赛跑,这是谁都清楚的事情,晚清政府如果能够改革就有可能避免革命的成功,但是最终革命出现,清政府下台,革命成功。当中这场革命带来的问题影响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一直到现在。
4、 改革的共识能否出现是一场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特别是对于一场具有广泛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来说都是一场基本变革的改革来说更是如此。如果没有这样的共识的出现,一场改革难免会变成一场混乱和革命。在一场变化巨大的改革中能否出现一个全民的共识,是一个关键。但是共识也不可能是在改革一开始就出现的,而是在改革中逐渐形成的。也就是这个共识可能并不是一个所有人认可的一致点,但是可以是一个沟通渠道,以达到减少民族、国家、家庭损失的一致点,在这个一致点上达成共识相对要容易一些。在这个一致点下,一些难题可以解决。而从这个一致点出发,才有可能逐步的实现更大范围的共识。
日本的明治维新是民族主义为导向的,但是开始的时候从藩国和下层武士的共识来说是“尊皇攘夷”,但是在实践的过程中,这种“一致点”最终结果导致出现了“立宪开国”,这样的共识转变从当时的情况来说是非常困难的。在“尊皇攘夷”下,各种思潮都可以出现,各种解释也都可以,但是最终的实质的民族主义的出现却导致了“立宪开国”共识的出现。这个民族共识的出现最终也让日本不同政治派别、社会阶层和不同的政治意识都放弃了和它对抗的立场,从而导致明治维新不断出现了各种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大变革。
5、 任何国家一场大的政治和社会改革都需要找到改革的支撑点。这个支撑点可以是体制内的对改革的支持力量,也可以是体制外对改革的支持力量,可以是社会的不同阶层或阶级,甚至是下层社会,也可以是外来的力量。没有这样的支撑点,任何一场改革都不可能成功。对于一场改变千年制度的改革来讲,支撑点越多当然越好,这样对于改革目标共识的形成就比较容易一些,而且容易形成对于改革的支持力量,支持力量越大当然改革也就越容易成功。
从明治维新来看,明治维新的积极参加者是下层武士、藩国和天皇身边的近臣。对于明治维新来看,藩国的力量非常重要,尤其是萨摩和长州,以及后来加入的土佐。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讲明治维新就是一场地方藩国发起的要求中央变革的地方反对中央的改革。地方是一个主要的主导力量。当然,这些藩的藩主的态度是最为关键的。从明治维新来看,另外一个支撑点是下层武士。各个藩国在推动明治维新的时候,都启用了下层武士作为主要的力量,而实际上,在当时幕末的格局中,武士阶层受到的冲击最大,也最容易加入“尊皇攘夷”的倒幕活动中来。明治维新另外的一个主要支持力量是来自于天皇的近臣,他们当然希望日本的权力可以从幕府手中回到天皇手里来。在幕末的变局中,他们所起到的作用很大。在明治维新的活动中,基本上看不到下层社会的活动,农民等下层社会人员对幕末政治很不满意,到处是社会的起义和冲动,这有可能是明治维新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导致政府要改革,但是这些社会下层人士没有直接参加明治维新的活动,他们或者是对这个改革兴趣不大,或者是无法直接介入。
对于这一点,中国的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的研究者们也必须要加以关注,没有支撑点的改革是无法取得成功的。中国30多年经济改革的成功,来源于在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改革共识。但是当中国的这个改革共识到要进入到政治改革阶段的时候,就没有了。现在的中国,对于当前的改革该如何向下走,已经没有了共识。没有共识,中国的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就难于进行。因此,中国下一步的改革可以先从一些“一致点”入手,先将改革推动起来,然后再在这些“一致点”的基础上,逐步的形成共识,这样中国的政治社会改革才可以走下去。其实,这些“一致点”是很多的,例如反对腐败、解决两极分化问题、解决政府权力过大问题等,都可以成为这样的“共识”形成前的“一致点”,对于这样的“一致点”支持的力量是非常普遍的。
对日本明治维新的了解对于中国的改革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历史上,明治维新是中国戊戌变法的一个范式,激励了现代化道路上早年的中国改革家们。很遗憾,中国清末模仿明治维新的改革没有成功,从而中国走上了另外一个道路,成就了民国的革命。在当前的改革开放中,中国也要学习其它国家的先进的经验,尤其是历史的经验。对这一点来说,明治维新的改革历史是很有益的,值得中国下一步的改革加以借鉴。

我这次在日本还访问了著名风景区宫岛,这里属于世界文化遗产的大鸟居矗立在海里,在阳光的照耀下和海水互相映衬,非常的壮观。看到这个景色,不由得想到,整个日本都像是一个巨大的神社,供奉着明治维新的精彩神像,值此明治维新145年的时候,应该祭奠一下吧。
在结束了此次对于明治维新事迹的访问之后,自然有一篇小诗以祭,题目是《明治维新145年祭》:
草木结庐教新声,武士仗剑聚海城。
三藩结盟共义举,改国革制起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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