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高考指挥棒–读《北宋后期科举罢诗赋考》后记

祝尚书

唐代以来,科举试题以诗赋为主。唐代科举种类很多,但最重要的是进士科和制科。进士科是例行的每年都考,考的是诗赋;制科则不定时,由皇帝决定和亲试,类似后世的殿试,考策论。这两种考试,进士诗赋题都是中性的,完全考文采;制科策论题是时事政治,考政治辩才(大半是文字忽悠的本事)兼顾文采。都与思想关系不大,是去意识形态的。

宋代前期沿袭唐制,只是把二者合一,改为两阶段。礼部先考诗赋,皇帝殿试再考诗赋和策论。直到王安石执政,开始对科举考试内容进行实质性的改革。

晚唐对进士只考诗赋脱离实际的弊病就多有争论,成为牛李党争的主要题目之一。李德裕执政短暂,没来得及触及科举。有意思的是这时要改革科举的是李德裕为首的”旧党”。200年后完成他改革遗志的王安石变成了”新党”。

熙宁二年(1069年),开始议改考试内容,王安石等决定将试题从无用的诗赋改为经义,当年没来得及实施。次年考试,宋神宗搞了个突然袭击,直接在殿试上取消了诗赋。可怜礼部措手不及,考前还是按诗赋给考生准备的韵。这一年可称得上是中国科举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一个新的起点。创造历史、站在起点上的宋神宗对王安石说了句:”考诗赋确实不靠谱,不过我看考经义也不一定能淘到真正的人才嘛。”不经意间一下把以后800多年的历史都说透了呵呵。

熙宁六年(1073年),礼部罢诗赋,改试经义。这个改革之大,恐怕只有清末科举改革试西学文理可以相提并论。一时间全国祖祖辈辈抱着《文选》抱了400年的几十万考生被搞得晕头转向,赶紧去抓紧买来当年刚出版的王安石的《三经新义》临时抱佛脚,我靠,什么嘛根本看不懂。。。一点美感都没有。。。干巴巴的实在嚼不下去啊。。。拗相公你这诚心要搞死我们广大士子啊。。。

元祐元年(1086年),新党下台,旧党上台。首要的事情之一就是科举。”议罢经义”,司马光却提出来,考经义的方向是对的,诗赋没用确实不该考了。但考经义不是你老王一家的经义,”一家私学欲掩盖先儒”,应该考我们这边的,摆出二程的书,大家一看,我靠比老王的还厚啊,马上就要开考了,这谁看得完。要求恢复诗赋的纯文科生也不在少数。最后苏辙说,今年先按老的来吧,别折腾广大考生了。这考试内容不是你礼部想改就能改的,总得给考生个学习新课本的时间吧。直到元祐六年(1091年),才把礼部考试改成两种,一种是经义,一种是经义兼诗赋。当年积压了20年的广大老式纯文科生终于又有用武之地了,真有一种78年恢复高考的兴奋,纷纷踊跃报名,其中就有苏轼之子苏过,过儿大概没老爹那么聪明,学不会高深的易学理科,但跟着熟读诗词三百首不会吟来也会吟,诗赋应该还凑合(可惜最后没考上)。

但是殿试还是没有诗赋只有策论,元祐八年(1093年),大家呼吁刚亲政的哲宗恢复殿试诗赋。为了造势,还在太学搞了个调查,反映2100多名太学生中绝大多数在学诗赋,不学诗赋的只有82人。不料哲宗中二症发作,被老祖母压制得逆反心理严重,一心要”绍圣”。绍圣元年(1094年)不但殿试不变,礼部考试也全改回了经义。此后到徽宗朝新党卷土重来,变本加厉。诗赋本身竟然成了旧党的尾巴,必欲割之而后快。大观三年(1109年)宰相何执中出了个奇葩的龟腚,禁诗赋,也不止怎么个禁法,”诸士庶传习诗赋者杖一百”。没想到自秦朝”偶语诗书者弃市”之后第二次出现这种奇葩竟然在最宽松的宋朝。不过像查禁苏黄书一样,这种政策只能是流于形式而已。直到徽宗也不管不顾的频频发表自己的诗作,公然和臣僚应和,这政策就再也维持不下去了。

前面说诗赋没用,是对决策层的官员来讲的。对执行层的广大刀笔文官来说,诗赋却是最有用的。因为当时大到制诰,小到判词,都是用骈文体写的。没有诗赋功底,是写不好骈文的。纯靠经义的短期不良后果马上就显现出来了,哲宗找不到文采好的人给他写诏书了。只好又设了一门宏词科,专考公文体,从进士中选出几个文采好的补充进秘书班子当笔杆子。直到北宋亡,高宗南渡,虽然新党臭掉旧党复兴,考经义这个路线算是定下来了,诗赋被永远的逐出了科举的主台。只是程朱理学取代王学,成为科举的绝对统治者,这个坑一占就是700年。

前面说了,诗赋和策论都是去意识形态化的,而经义则不同,它就是意识形态的载体。王安石以一己之私学霸占学府庙堂固然粗暴,但他的王学毕竟只存在了几十年,而他开创的这个先例则影响更重大,很自然的被后世程朱(不一定是朱个人)所继承。南宋后期理宗(像他的名字一样)把道学捧上庙堂,当时未必有人料到会延续700年,特别是当宋朝的国祚已经如此所剩无几之时。这不禁使人联想到了罗马帝国末期的基督教(具体指罗马大公教)。难道这个坑真是占的恰到好处,以至于之前的王学只是短命的为人做嫁衣,而之后的新来者(比如第二个王学)却怎么也拱不进来了。

一旦科举成了意识形态的载体,那么就意味着极少数极小范围思想领域的斗争会难以节制的扩大化。唐代党争肉体上虽然残酷,但只限于顶层,很少扩大范围。宋代党争肉体上温和,但已经有所扩大到中上层官员。到了科举改革后,等于全体读书人都一下子落入了意识形态之争的战场。以书攻书成为常例,胜利的书被供上庙堂印出无数子嗣强迫所有人研习,失败的书则难逃火刑(好在我们已经到了印刷术时代,多有螟蛉幸存)。元祐党禁之后有绍兴党禁,绍兴党禁之后有庆元党禁,每一次都伴随着激烈的文字内战。西方于11世纪进入中世纪,比查理曼帝国的终结更重要的标志是教会内部克吕尼运动的兴起。中国如果也有一个时间上对应的”中世纪”的话,波澜壮阔的宋元战争对后世的影响未必是最大的。因为思想领域的核心,在宋元、元明之际实在改变得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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