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赛萌:“城里不能死人”的命令蕴含了何种政治玄机

高层之所以下达这个死命令,并非有意区分“城里”与“城外”,而是源于城乡二元体制下僵化思维的延续——城里是首善之区,城外则是“化外之地”,自然在重大灾害面前,首先要确保的是首善之区的安全。

这次“城里不能死人”的命令折射出了高层官员的权力傲慢。这种死命令的出笼,与其说是对民众生命的敬畏,还不如说是对大自然力量的轻视,是基于权力傲慢而对所有除权力外一切力量的蔑视。

7月9日,央视《新闻1+1》栏目播出《雨大,风险能不能小一点?》的新闻报道。在节目里,主持人白岩松欣慰而感慨地提及,这次高层下了死命令,在城市里头不能死人,这是跟乌纱帽连在一起的决定。

尽管人们对去年“7、21暴雨”的惨状仍还心有余悸,但仍有很大一部分网友对这份“不能死人”的军令状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一位名为“赵兵杰”的网友说:城里不能死人,让城外的人情何以堪?说好的“邦畿千里维民所止”呢?说好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呢?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城里与城外。许多网友纷纷在微博上问,“亲,你住的是城内还是城外?”也有网友质疑,难道这个命令就是暗示农民可以随便被淹死吗?难怪四川大桥暴雨中垮了,失踪12人,原来正就是城里和乡村的差别啊。昵称为“村长回来啦”的微博网友更是调侃道:请问城里是指紫禁城吗?我一定不给ZF添乱,死也要死在城外!

网友们的质疑和讽刺,除了一贯对政府的不满之外,很大程度上源于命令中的“城里”二字制造的对立情绪。如果说“城里不能死人”的命令是绝对的,那么“城外不能死人”是否就是相对的呢?这是否意味着城外死人就没有关系呢?其实,公允地来讲,网友的讽刺多少有些诛心之论,北京市委绝不可能不在乎城外民众的生命,在中国这么一个全能型政府的政治生态体系里,这关乎他们的政治前途和个人声誉。

高层之所以下达这个死命令,并非有意区分“城里”与“城外”,而是源于城乡二元体制下僵化思维的延续——城里是首善之区,城外则是“化外之地”,自然在重大灾害面前,首先要确保的是首善之区的安全。

中国城乡二元体制既不是清末中国近现代化过程的自然延伸,也非对苏联的人口管理模式简单的制度移植,城乡二元户体制本质上是服务于毛时代的计划经济。在中国城乡二元体制之下,通过统购统销等政策,以剥夺农民利益的方式为工业化提供内部积累。

如今,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虽然终结,但城乡二元体制仍在,尽管备受诟病,但其生命力依旧强劲。在这个人为制造等级的制度喂养之下,官员们早已习惯了某种定向思维,所有的社会资源围绕着政治权利逐级递减,包括民众生命的保障权。这也就是为什么三年大饥荒时期,哪怕农村地区人相食,但也要保证城市的粮食供应。正如“川贝抱着儿子贴小广告”的网友调侃道,城里不能死人……户口果然重要!可以保命啊!.

其次,这次“城里不能死人”的命令折射出了高层官员的权力傲慢。这种死命令的出笼,与其说是对民众生命的敬畏,还不如说是对大自然力量的轻视,是基于权力傲慢而对所有除权力外一切力量的蔑视。

在高层官员的眼中,只要将乌纱帽作为砝码,那下属官员就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哪怕是在呼风唤雨的大自然面前。他们信仰的是权力,迷信的是暴力,笃信的是“人定胜天”,认为只要大权在握,就算在灾难面前依然可以实现自我的意志。他们的思维已经极端简单化——完不成任务,就摘你的官帽,换上能完成任务的人。他们不会去从根本和源头上分析下属完不成任务的原因在哪里,比如排水系统历史欠账太多,资金投入不够,管道设计不够科学等等。换个角度来说,如果某位官员在防灾过程中恪尽职守,可就是因为上述非主观原因而出现死人的案例就将其罢免,那么这种一刀切的方式对于他来说又是否公平呢?

最后,这种不顾一切的军令状体现的是执政党高层在政治上高度不自信。之所以“不能死人”,因为只要死人,网络上数以亿万计的民众就会因此事指责政府的失职,就如同2012年的“7、21暴雨”。这种声势浩大的指责和质疑,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当前政府的执政基础,使之陷入某种失去权力的恐惧之中。

原因很简单,中国的政府之所有拥有执政地位,根本上源于当初的暴力革命,而在意识形态上,执政党宣扬自己一贯“光荣、伟大、正确”,能带领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因而理直气壮地垄断了所有的政治权力。但是,如果这个自称“光荣、伟大、正确”的政府连辖区民众的生命都得不到保障,那这将政府在宣传上置于极为尴尬的境地。也就是说,为了统治的合法性,政府必须不断地证明自己对于民众的意义和价值。

相反,如果是合法的民选政府,政府当然会竭尽全力去保障辖区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但绝对不会说“死了人”官员就会被革职,除非该官员在防灾救灾过程中出现不应有的疏忽和失职。同理,哪怕是没有出现死亡案例,只要政府在整个防灾救灾过程中出现了疏忽或者失职,都会被问责。但这种问责仅限于具体事件,不会蔓延到对整个体制及制度的质疑和批判。因为政府是民众选出来的,它不必永远“光荣、伟大、正确”下去,它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在强大的大自然面前,它也非常脆弱和无力。

换言之,对于民选政府而言,死人与否并非衡量其防灾救灾的唯一标尺,其权力源于民众的授权,不会因为某一项具体的工作没有做好而造成执政基础的松动和执政合法性的质疑。对非民选政府来说,其权力没有被民众授权,所以政府就必须不停地通过各种政绩来证明其执政的合理性,而这种政绩当然也包括在面对自然灾害时的“出色”表现。

也正是因为这种执政合法性的饥渴,导致高层官员以死命令式的军令状来保证此次救灾的“完美表现”。值得一提的是,在这种执政合法性的倒逼之下,在这个极不透明的执政体系之内,官员承受的压力越大(如与官位挂钩的救灾指示),就越容易滋生欺上瞒下的虚假“政绩”。

在暴风雨来临之际,在一个民众的生命最终要靠官员的乌纱帽来保证的体制里,这个体制本身或许这才是中国社会未来最大的暴风雨。隐约之间,似乎已经有人察觉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诡异气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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