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企工资“超低空飞行”怪谁?

继上周宣布给中国员工加薪30%之后,台资电子企业富士康周一再度宣布给深圳厂区的新员工加薪三分之二。富士康母公司鸿海集团同时表示,该公司在中国其它地方的属下企业也将视情加薪。

鸿海接连的加薪是在其深圳富士康公司发生一连串员工坠楼事件后宣布的。当时和富士康事件同样引人关注的还有日本本田公司在中国的生产企业因薪酬原因罢工的消息,结果罢工以加薪复工的方式和平结束。

目前并无正式的调查结果显示富士康的自杀事件和低工资或者劳动条件恶劣有关。但对资方来说,加薪无疑是顺手的“救火”措施。

从富士康坠楼到本田罢工,一个消极、一个积极,两条道路的结果都是员工薪水的增加。两件事凑在一起,让一些西方评论人士惊呼:中国的“外资乐土”时代已经,或者至少开始结束了。

果真如此吗?

富士康加薪消息一出,鸿海股价周一一度下跌6%,不过很难判断其中多少是受加薪影响,都少是对股市整体震荡的反应。

不过台北《工商时报》指出,富士康加薪三分之二,可能导致鸿海获利减少三分之一,直接影响股东收益。

同时有分析认为,富士康的同业企业也将受到加薪压力。最后,将有企业不堪劳动力成本增加而迁到劳动力更为低廉的印尼、泰国、越南。

但这种分析可能仅仅是理论上的。

首先,实际上印尼的工资要求未必比中国低,而罢工频繁的越南劳动者权益意识显然比中国强,泰国的局势还不知道什么时候真正稳定下来。

其次,至少在中国人口结构彻底老龄化之前,中国的劳动力还是“无限供给”的。你嫌工资低?你身后还有人排队等着要打这份工呢!深圳工资太高?中国西部不是敞开了欢迎资金去开发吗?

鸿海事件之后,大陆沿海台资企业考虑最多的不是离开中国,而是所谓的向内陆“西进”。

台资也好,外资也好,也许广东、福建对它们来说已经门槛渐高,但内地、西部还有无限“乐土”,何来什么“时代终结”?

“地板工资”非偶然

上述两起劳资事件尘埃基本落定之际,中国官方新华社的《瞭望》新闻周刊载文批评部分在华外企“工资维持最低标准”,迫使员工“靠加班挣钱”。

记者文章指出,大量外企一线工人的收入和社会平均工资与物价水平相比,增长“缓慢甚至停滞”。原因是这些企业仅愿意执行最低工资标准这个合法底线。

企业是经济动物,能扶危济困、热心公益固然更好,但无法期待他们心甘情愿地按比最低工资更高的标准善待员工。

这里就有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谁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不还是地方政府吗?为什么最低工资让工人收入增加“缓慢甚至停滞”?不还是因为地方政府想招商引资,怕高标准吓跑了“金凤凰”吗?二是,工人面对名副其实的“最低工资”为什么不能讨价还价?除了前面说过的劳动力过剩,名存实亡的工会、“稳定压倒一切”的为政逻辑才是工人面对资方时那种无力感的根本来源。

“国民待遇”在哪里?

光看《瞭望》的文章,仿佛很多外企工人是“不如人”的一群。但问题是,文章拿来和外企工人工资比较的,是“社会平均工资”,也就是说,是包括了高收入者的工资在内的。如果拿中国其它公私企业工资和外企工人工资相比,后者还算是相对幸运的一群,不然为什么人们对外资企业工作趋之若鹜?

劳资纠纷的增加、贫富差距的扩大,让中国领导人胡锦涛和温家宝今年相继提出要让劳动者“体面劳动”、“有尊严地生活”。

但问题仅仅是一个薪酬吗?中国改革30多年来一个结果是:中国政府的财政能力增长远远高于GDP的增长,国民收入增长又远远低于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收入上的“国富民穷”、发展机会上的“国进民退”都是不争的事实。

如果一个国家不能给自己的国民以公平对待,又如何能期待外来资本善待他们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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