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文稿: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天命”的对话(好一篇告诉你党权神授的奇文,一个信奉唯物主义的社团,谈天命,似乎有那么点不要脸)

@赵楚: 2013年重提天命历史观,是在给洪宪劝进吗?自说自话也该去找几个会说话的吧。

@陈民之:在人类直立行走之前,有着用四肢走路的传统,若果一直持有这传统,今天的人类还同样处于用四肢行走的阶段呢!不是所有的传统都应继承的,女子缠脚的传统应抛弃掉,专制的政治传统也应抛弃掉。

中国传统上只需要一个皇帝啊,加冕吧。

红旗文稿这种货也放出来,只能说不可救药!

草,那你赶走国民党干嘛?国民党也没有见你这样烂。

其实帝不帝的还有啥?你看D内人吃的、玩的、作的、谁人能及?人家想称帝,百姓还拦得住?

中国几千年专制实行的都是愚昧政策,百姓正如红文所言。但是,21世纪进入民主自由潮流的信息化世纪,长期昏睡的中国人醒悟了,有人权要求,再不能像猪一样过日子了。执政者再用耍猴的办法耍百姓,行不通了。

貌似有理,其实无理,根本经不起推敲!不过其中有几点倒是对了,那时在西北那个穷山沟,还有那么多人千里万里的跑去,特别是知识份子的推崇和支持,充分证明了那时确实是得人心的,天命当归!但而今得到的骂名和反对,也充分证明不得人心,天命已完!

妖孽啊。不过,都什么年代了,还搞这些无聊的东西忽悠人,共谠八千万人,就不能找个能自圆其说的人?

历史的车轮从我身上碾压过一遍,我晓幸还没死,挣扎的爬起来,却发现历史开着倒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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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上老百姓允许一个执政党的存在,允许政府去包揽一些事务,老百姓不干政也不参政,只要给他自由就可以了。中国的老百姓勤劳,有发家致富的传统,挣了钱就回家盖房子,把子女送去上大学,这就使老百姓永远勤劳,永远不腐败。

作者:曹锦清、玛雅

玛 雅:3月17日,习近平在当选国家主席后的首次讲话中,详细阐释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来说,如何理解中国梦这个命题?

  曹锦清:中国梦的命题更多回归到百年的民族主义和现代化叙事去了。中国梦是说,在建党10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100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两个一百年”是一个历史使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对于依然保留着民族复兴情怀的人们,包括两岸三地的人和海外华侨,是有感召力的。

  玛 雅:这个历史使命与中国共产党建立时有什么不同?如何解释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问题?

  曹锦清:中国共产党建立时历史使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这个历史观的完成,毛泽东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是一个重要标志。它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从何处来,现处何地,将欲何往。

  这样一个回答就给我们民族的历史境遇重新定位,一个完整的历史观就建立起来了。中国共产党成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重新建立了历史观,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注入了中国这个龙身。它满足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需求,就把那么多苦闷、彷徨无告的知识分子都吸引到延安去,黄河之滨就集合起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国共两党之争成败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共产党建立了意识形态的制高点。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制高点,它是一个新的历史观。因为有这个历史观,毛泽东就引领这个民族一步一步往社会主义的方向走,他执政就非常有自信,因为真理在自己手里。

  玛 雅:历史观为什么那么重要?对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

  曹锦清:因为中国是一个历史感很强的民族。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宗教,也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哲学,中国的史学承载着西方史学、哲学和宗教三重责任,维系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章学诚讲“六经皆史”,我觉得非常深刻。

  中国文化的根基在史学。在传统农耕社会,中国人生活在家族里,家族是史,继往开来的一个史。老百姓有个家,士大夫还有国和天下,这些都是有历史感的。中国很早就建立起一种我称之为“史观文化”的意识,一部《春秋经》、一部《史记》,从此我们就对黄帝有了认同,对历史有了认同。华夏文化的核心是史观文化,这个历史观至少是汉民族对自己文化的认同。

  近代以后,在向西方学习和经济、政治、文化转轨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最主要的努力就是重建历史观。重建历史观成为夺取天下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第一个自觉地做出这种努力的是康有为,接受了西方进化论历史观。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形成了一个激进的知识分子群体,接受了马列主义的话语。马列主义中最强大的是历史观,把中国的历史按照西方几个阶段的发展来重新叙事。

  中国传统的历史观一个是历史倒退论,一个是历史循环论。循环论就是一个王朝取代另一个王朝,加上天命说,有效地带来一个新的统治者,给予他统治的正当性。这个传统叙事后来被共产党加以改造,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进行了阐述,核心还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共产党的革命叙事和传统的孔孟的革命叙事其实有衔接之处——共产党代表人民的意志,推翻原来的王朝,因为这个王朝丧失了天命。整个封建主义时代已经过去,现在进入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时代了。新的“天意”在哪里?转变为“历史发展规律”。所以这个历史观很快就被正处于迷茫之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就把那些要求革命、要求改变现状的人聚集到这个党里。

  改革开放和苏东解体后,自由主义重提政权合法性

  玛 雅:毛泽东构建了革命史观,毛泽东时代的结束是否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历史观的结束?

  曹锦清:这个历史观由于改革开放,由于苏联东欧解体而遇到挑战。与此同时,自由主义的现代化叙事开始了。

  自由主义叙事是用选票的多数来确认统治者的合法性,即所谓的政治民主。自由主义的核心是个人权利学说,认为每个人天赋就有那么多的权利。因为权利都在个体手中会产生很多问题,所以要构成一个社会,把一部分个人的权利交给一个统治者。然后通过议会制定各种法律来监督这个统治者,如果民众不满意,可以撤换这个统治者。洛克、卢梭都是这样讲的。

  玛 雅:自由主义叙事是否被中国社会所接受?

  曹锦清:中国的自由主义想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叙事,但是并没有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从传统到现代的近当代历史观。1980年代自由主义提出新启蒙叙事,讲救亡压倒启蒙说。重点在政制,是关于政体演进的历史叙事——为什么五四以后还会出现封建复辟?为什么“文革”中出现家长制、一言堂,想剥夺谁的权利就剥夺谁的权利?李泽厚给了一个简要的回答:救亡压倒启蒙。今后怎么办?新启蒙,接着五四未完成的任务。经济上随着从计划向市场转轨,公有制也会向私有制转轨;政治上从专制向民主转轨,从人治向法治转轨,向西方学习,多党制、宪政、选举,等等。

  现在中国的自由派基本采用这个历史观。自由派批评市场化还不彻底,认为一党执政、缺乏监督、政治改革滞后是一切问题的根源,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走西方政治民主化道路。他们把所有转型时期的矛盾都放到这个框架里去解释,有几个口号:政治民主化——采用西方民主制,三权分立、全民选举;军队国家化;经济进一步私有化。这些口号整齐简洁,很能捕获人心,而且有西方效应烘托,不断地鼓吹新自由主义。如果没有2008年的金融危机,自由派可能更强势,2008年以后他们底气不足了。

  西方政党是利益集团的代表,中国共产党是人民利益的领导党

  玛 雅:如果说,中国共产党今天管理着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它要继续引领这个民族往前走,是否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历史观,来维护自己的执政地位?

  曹锦清:从革命向建设、改革转变,是否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历史观?所以前几年党内就出现重大分歧,有人说要换旗子,换掉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旗子,举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或者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子。我说这些人是政治上的盲人,换旗怎么换?所以说,历史观的丧失带来了迷茫,重建历史观我们遭遇到许多困难。

  玛 雅:主张换旗是痴人说梦。十八大说得很清楚,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曹锦清:既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既反“左”,又反右,正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这条路上要达到三个自信。一个追赶中的国家要达到自身的道路自信乃至三个自信,这在世界上还从来没有过。

  从当代政治来讲,重建史观是重要的,因为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党。领导党的责任是什么?你要告诉这个整体,中国从哪里来,现在何处,未来到哪里去。所谓领导就是中国共产党引领我们走,我们跟随它的引领。所以对中国共产党来讲,目标特别重要,按照这个目标设定历史发展的脉络特别重要。你有一个目标,人民认同你这个目标,愿意跟你走,认同你有这个能力,这个能力叫执政能力,你的领导权是从这里获得的。然后你通过分步实施,大体上获得成功,你的领导权就稳固了。一个领导党一定要有历史观和整体观,你是为整体的和未来的目标服务的。

  玛 雅: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和西方政党不同的地方。西方政党是利益集团的代表,不是整个民族的守护者。

  曹锦清:所以我叫西方政党为代表党,它只代表某个利益集团。理论上讲,西方民主制不需要领导党,因为整体不在了,只有一个一个利益集团。这种偏私的代表党所代表的利益也不在过去和未来,它在当下。西方那套制度和它的社会是配套的——个体的、市场的、当下的,里面组成不同的利益,然后由不同的党来代表。这个党代表不好四年再换一个,永远反映了所谓变动着的舆论情绪。这种情绪是通过民意测验和选举票数来表达的,甚至把卢梭“公意”这个词也去掉了,就只众意了。卢梭研究公意和众意两个词,公意是永远指向整体和长远的根本利益的。后来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里,公意变成了历史演进的逻辑。在列宁的历史观里就更重要了——群众、阶级、政党、领袖,领袖发现公意。在我们的历史观里也是这样,领袖和政党发现公意,所以那时候说,听毛主席话,跟中国共产党走。为什么?公意在此。

  玛 雅:西方政要是选票驱动的,所以不会为了国家整体利益牺牲利益集团的利益。而且四五年一换人,决策是短期行为,没有长远目标。

  曹锦清:这可能是市场经济最终会带来的一个结果。但是中国不一样,因为还在追赶。只要把追赶作为目标,把民族复兴作为目标,而且获得了几代人百年来的支持,在当代人的意识里还存留相当一部分,那么这个领导的党就会继续存在。

  市场经济社会,从一般民众的精神需求来讲,包括知识界,对历史观的要求会淡化,因为时空观念发生了变化。但是只要追赶的任务还没完成,对执政党来讲,这就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你是领导党,代表的是全体人民和全民族的根本利益,领导的理由就是百年使命,实现民族复兴。你有这个能力去判断、决策和领导,你就能获得民众的拥护。

  玛 雅:这个党的执政地位就有合法性。

  曹锦清:就无需通过四年一次的普选来获得合法性。四年普选制度在那些玩得转的国家,像美国和欧洲那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它最大的优点是,老百姓会永远提出政府无力完成的任务——我叫它政府职能超载;政府完成不了,就可以通过换届来把责任推卸掉。它是周期性地释放责任的一种政体形式,在减除政治压力方面是很优越的一种制度。比如小布什在中东打了8年,搞得一塌糊涂,无法收拾,那么就换个党执政。因为有两个党,再换个人,按不同的排列组合有几种方法,这样就是解压。

  相比来讲,中国共产党执政带来的困难就是它的责任太重,而且是累积的责任,从1949年开始累积到现在,甚至延伸到解放前。

  共产党“天命”刚健,对中华民族负有历史重任

  玛 雅:网上最近又在争论苏联问题,有些人不懂苏共亡党的原因和结果,试图引导中共重蹈苏共亡党覆辙,这是对历史的无知。

  曹锦清: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中国目前这个政体是承担了它的使命的。至少满足我认同的三个价值: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一个稳定的执政集团,对当代和未来一段时间的中国来讲是必要的。中国共产党今天还在引领这个民族,完成社会转型这样一个历史重任,这个历史重任还在,也就是“天命”还在。

  玛 雅:“天命”在今天指的是什么?

  曹锦清:“天命”就是说,中国结束了近代积贫积弱的局面,正在快速崛起。我们不会称霸全球,但是要恢复和我们的人口、国土以及我们的历史记忆相称的亚洲大国的地位。这个地位一日不恢复,这个民族一日不安宁。这个“天命”也是一种传统的、关于历史的叙事——我们恢复在亚洲的位置,因为我们之前的几个王朝每一个都到了这个位置。这样,我们民族的记忆就衔接起来了,我们心里就安宁了。

  玛 雅: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承载着带领中华民族恢复亚洲大国地位的重任,所以它肩负着“天命”?

  曹锦清:中国共产党对中国还负有责任。第一要保证政治版图的统一,第二要维持社会稳定,第三经济要可持续发展。13亿人的转型,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风波,可能有挫折或者大的风险,一个稳定的执政集团比较容易驾驭局面。只要党的目标为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认同,党干事情就比较有把握。邓小平讲了权力集中的好处,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很多发展中国家搞了民主制,结果很失败,政府无法有效实施政策,更没有能力应对危机。

  政治版图统一、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这些问题,很多个体可能不去想,因为他有当下个人利益的诉求。但有党的领导,有一个稳定的执政集团和稳定的政策实施,对国家的转型是有必要的。所以问题应该这样提出,而不是按照选票的数量形成一个所谓多数人的意见,把这个意见变成政策。这30多年来,虽然有一些政策失误,但总的来讲不错。现在我们有时对政策带来的负面效应如贪污腐败猛烈抨击,但是也要看到中国如此快的社会发展和转型,大体上保持了稳定,这也是了不得的。所以,不要因有人用“专制”这个概念来指责中国,就被这个外表迷惑了我们对当前中国政治的实质内容的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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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anon
    2014年4月9日11:03 | #1

    Cao’s line of argument reads really like fascist propaganda imho, esp. in the mythologized, cult-like nationalism and a fetish about absolutist dictators that supposedly embodies some kind of “national will”.

  2. 匿名
    2014年4月9日13:04 | #2

    很多人把这种人当作毛左,实则不然,他们才是真正的美分,否则怎么会如此绞尽脑汁要把中国往邪路上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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