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中共“整风”意图恐难实现

6月18日被视为中共新一轮“整风”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式拉开帷幕。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整风”运动的两位主要领导人——党的总书记习近平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组长刘云山“风尘仆仆”赶赴地方督导和检查整风情况。习再访中共圣地西柏坡,重温毛的“两个务必”,并发出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的呼吁;刘到浙江,指出“群众的意见就是我们的镜子”。

而在前不久,中共政治局还首次开展了“整风”式学习。根据报道,全体政治局成员用了6个半天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对照检查自己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的情况,讨论研究加强作风建设的措施和制度。习在会上明确提出要统筹制定领导干部办公楼宇、住房、配车、秘书配备、公务接待、警卫、福利、休假等工作生活待遇标准,誓言政治局将带头遵守各项规定,这被视为习给包括自己在内的全体政治局成员“立规矩”。

不过,从这一个月的情况来看,虽然整风已作为各级领导干部当前的头等大事,但并未出现预期中的轰轰烈烈。整风的目标是要扫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四大作风问题。尽管开会摆放鲜花、出行警车开道、宴请必喝白酒的现象大大减少甚至基本绝迹,然而,要说这四大作风有多少改进,只要深入官场去体察和感受一下,恐怕并不乐观。

中共这次整风全称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群众路线”一向被中共看作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整风目的就是要重新拉近党和政府与群众的距离,为中共被削弱的执政合法性增强“群众基础”。但从上述简单描绘的情况看,这个目的很难达到,换言之,此次整风不大可能见效,流于形式的可能性却非常大。原因在于,时代和条件已经发生了巨变,再用整风这种方式,是不可能纯洁领导干部和党员思想的。

习到西柏坡“朝圣”,显然有通过这种形式,将是次整风链接到延安整风的意图,以为整风赋予“历史合法性”。这从整风的用词——“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直接继承延安整风可见一斑。中共历史上曾进行过多次整风运动,但只有上世纪40年代的延安整风,对统一中共的思想,建立毛泽东在党内的绝对权威起了重要作用,并为中共最终取得革命胜利奠定了思想和组织保证。除此外,中共历次整风,包括改革开放后进行的整风,效果都不是很好,相反,每次整风都伴随着政治和权力斗争,成为打击政敌、肃清异己的“合法”借口。在这一点上,延安整风也不例外。

延安整风所以能达到效果,有其独特的时代背景。其中关键的一点是,毛将中国革命从失败的泥潭中拯救出来并推向前进,使党内多数领导人和党员干部,服膺于党和毛的权威,那时的中共生机勃勃,多数党员干部很真诚地信仰自己的主义和为之奋斗的事业,相信党的领袖,党叫做什么就做什么,不打折扣,自觉把自己融入群众中去,不搞特殊化。

然而,今天这个条件不复存在。党已执政60多年,尽管最高领导层对党与群众的现状有强烈的危机感,可对于相当多地方领导,尤其是基层干部来说,很难感受到执政危机。即使一些领导干部和党员感受到了危机,这也与他们无关,同时也不是他们的力量能够改变的。加之,对大多数党的领导干部来说,在市场经济等价交换原则的冲击下,思想早已不再纯洁,党章上规定的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更是抛诸脑后。既没感觉到党有执政之虞,思想又被污染,除非有纪律的压迫,否则,他们不可能去认同群众,自觉践行党的群众路线。

同时,还要看到,民众对中共的要求和期望也比过去提高了。在过去,由于物质的匮乏,人们的要求可能很简单,能填饱肚子就行,但现在不一样,人们的选择多样化,没有党也可以活得很好。而且,在物质上有了剩余后,还需要精神生活的提高,不但吃得饱,还要吃得好,生活有品质,人格受尊重。尤其是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善,人们的民主意识、平等意识、竞争意识、权利意识都在不断增强,政治参与的要求也越来越迫切,特别是网络的普及为这种政治参与提供了技术条件。可相对来说,中共的群众观念还停留在以前的温饱阶段或战争年代,没有看到或意识到今之群众早已不是昔之群众。群众工作的方式还是战争和计划时期的老一套,至多形式上有些改观,实质没有变化。

另外,社会的利益也在不断分化。不仅民众的利益和党的利益、政府的利益不一致,就是在群众之间,也分化成若干阶层,利益群体大量涌现,社会成员的关系错综复杂,人们的利益需求和价值取向日趋多样化,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差异性、多变性特征也逐渐显露。这一切都会影响到群众工作的开展,使群众对中共的认同,从过去的感情认同,转变为现在的法理认同和利益认同。也就是说,人们更多是从合法性和利益角度来看待中共的。如果中共仅仅诉诸于过去的感情和同群众的密切联系,显然很不够。

最后,中共自身也在发生变化。过去的中共党员,以工农为主,这是中共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反映,也与中国社会以工农为主的社会结构高度一致。但今天,中共党员的成分已经变得多样化,工农党员不仅在党的队伍中不占人数优势,在权力结构上更是被边缘化了。这同中国社会工农的边缘化是一致的。社会利益的分化和党员结构的变化,必然要在中共的工作重心及有关政策和决策上反映出来。以工农为代表的社会弱势者的利益和诉求,在中共的决策和政府工作中,多数时候也就势必处于一个次要位置。无疑,这客观上会疏远党与群众的关系。

上述因素和条件的变化,导致中共曾用血与火建立起来的与群众的“血肉”联系,如今被切断和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官民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越来越多,致使中共的合法性根基发生了动摇。此种情况下,要重建群众路线,便只能借助整风运动的“压力”。可以想像得到的是,一些官员和腐败分子会在整风中被揪出来,成为“合法性”打击报复的牺牲品。因此,这次整风在迫使官员关注和重视民众的诉求方面,可能会有一些效果,但总的来看,当下官民关系的本质不会有多大改变。

要要真正重建党与群众的联系,再造党的执政合法性,必须实行民主,约束特权。指望通过重拾中共群众运动的传统,来唤醒民众对党的美好回忆,这于今天的现实,是办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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