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斌:写出最底层人的冤情是我的责任

2013年7月8日,前《纽约时报》北京分社摄影记者杜斌在被当局以寻衅滋事罪名拘押37天后,取保获释。他被告知处于为期一年的“取保候审”阶段。杜斌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在被拘押审问期间,警方详细询问了他的所有书著写作和纪录片拍摄,但重点是他拍摄的反映辽宁马三家女子劳教所酷刑情况的纪录片《小鬼头上的女人》以及新书著《天安门屠杀》。

杜斌在2004年至2011年间曾任《纽约时报》北京分社摄影师。但2011年以后,中国外交部始终不肯批准他的工作许可,使他无法继续正常工作。杜斌也是独立作家。自2007年以来陆续出版了《上访者—中国依法治国下幸存的活化石》、《上海,骷髅地》、《牙刷》、《毛主席的炼狱》、《北京的鬼》、《艾神》、《毛泽东的人肉政权》、《天安门屠杀》等8本书著。但由于这些书著的主题,或者是边缘人,或者是被当局视为异己,或者是当局眼中的敏感话题,因此均不能在中国内地出版。2013年4月,他拍摄的纪录片《小鬼头上的女人》以马三家女子劳教所服刑人员证词为核心,与此前中国财讯传媒《财经》旗下杂志《Lens视觉》刊登的同一主题调查报告相得益彰,以不同形式,揭露马三家女子劳教所中的令人难以置信的酷刑使用,在中国舆论中引起愤怒。

6月1日,他被警方以“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名从家中带走,他的书稿、资料、视频文件、手机、电脑等物品,系数被警方抄走,但他的家人只是在几天之后才得知确切消息。取保候审回到家中后的杜斌接受了我们的电话采访,详细介绍了警方来家中搜查以及后来在看守所接受审问的情况。也许是出于摄影师的职业习惯,杜斌的讲述犹如一部摄像机,让听者感觉身临其境。

据他介绍,警方详细闻讯他每一部作品的来龙去脉,但重点是纪录片《小鬼头上的女人》和他随后发表的《天安门屠杀》,不过,他们对他的回答并不满意。

杜斌似乎对37天的牢狱生活并没有感觉十分苦涩,相反,他认为这些天与20多名普通犯人共处的日子,也让他实地体验了无处伸冤的底层人的所思所想。

杜斌:作为一个人,做一个人应该做的事情

8本书,1部纪录片,37天拘押,1年取保候审

杜斌:进了派出所以后,进了下面的讯问室,里面有桌子,还有铁椅子。他们问我,从我在2007年出版的第一本书—《上访者》开始问:与谁联系找到了这家出版社,印了多少本,版税多少,一共付了我多少钱,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其他那7本书也都是这么问,一本一本地问,他们非常感兴趣。其中他们比较注意的是《小鬼头上的女人》这部片子,还有《天安门屠杀》这本书。我告诉他们,以前我在《纽约时报》工作,最近这两年,由于外交部一直拒绝给我工作许可,所以我的工作量很少。但在北京,我要生活,要缓解经济压力,所以写作、编辑了一些书籍。他们对这个回答并不满意,一直兜圈子问为什么。后来我明白了,他们想知道我写作和编辑这些书和拍片子是否有外边的组织,或者是某个人让我这样做,或者资助我这样做。我告诉这些都是我个人的喜好,另外,这些书也比较有卖点。所以我做了。他们始终不满意。但是,他们同步录音、录像,不可能刑讯逼供。6月2日和6月3日的这两天他们大概讯问了17、8个小时。

法广:在被关押37天以后,您是否了解他们的指控具体指什么呢?

杜斌:罪名已经换了,现在是“寻衅滋事”。但他们不跟我谈我“寻”什么了,“滋”什么了,就谈我的书:为什么写书,拍片。还是要找出我背后是不是有什么组织,或者什么人授意我这样做。

法广:您现在处于取保候审的阶段,被要求在一年之内不得离开北京。

杜斌:他们说:一年之内,你必须老老实实的,否则随时随地我们会让你再回看守所。

法广:会有审判或者司法程序么?

杜斌:他们就说会让我再回看守所,没有具体说不老实是什么意思。而且,比较有意思的是,他们要求我给他们一个固定的电话号码,固定的地址,如果更换地址,必须报告他们,如果离开北京,也要报告他们……不太明白他们确切的目的,可是,既然说我是在取保候审阶段、要报告、要随叫随到,但是,(他们)连我应该向谁报告都没说,也没有联系电话:我向谁报告呢?报告给谁呢?

还有,他们扣压了我的手机、电脑、银行卡,还有我的资料、移动硬盘等,所有这些同我所谓的“寻衅滋事”没关系的东西,但都没有归还给我。使得我上网都很难。

而且,当时,没有人知道(我被抓)。我最近联系比较多的人就是我的纪录片的主人公刘华,除此之外,几乎没有什么联络。他们就是以为把我抓起来了,没有人知道我到哪里去了,把我弄到哪里去都好办。

我来自最底层,所以特别关注最底层人的生活

法广:从您这次被抓以及随后的审问看,他们关注的焦点是您的书。您这些年写的书的主题或者是上访者,或者是被强拆者,或者是马三家劳教所的女子,还有艾未未,等等,还有《天安门屠杀》。这些都是当局眼里的敏感话题,这些书的主人公大都是边缘人,或者是被当局看作是异己的人,比如艾未未,您为什么选这些话题呢?

杜斌:这个话题很有意思。我个人比较倾向于关注那些无名小卒,他们的喜怒哀乐,生生死死,都是我关心的,因为我也是来自草根的人,有我的草根情结,我来自于最底层,所以我特别关注最底层人的生活。这里面唯一的一个大人物就是艾未未—国保跟我谈话的时候也提到了艾未未,他们问我怎么认识艾未未的,为什么给他写书……我说,在汶川地震后,艾未未去调查那些死去的孩子的名字、生日、年龄、家庭住址等,然后,每天晚上都在零点的时候,把这些孩子名字发到推特上,告诉大家今天是哪个孩子的生日……这些事真正感动了我。

他们还问我,你为什么取这些吓人的书名:《毛主席的炼狱》,《毛泽东的人肉政权》,还有《天安门屠杀》,《上海骷髅地》,等等。我说这样是为了更有卖点,我可以赚更多的钱,改善我的生活。

法广:那我也提同样的问题:为什么取这样的书名呢,比如《上海骷髅地》,只是为了卖点么?

杜斌:当然是根据书里的内容来确定的,因为如果书名定得不好,或者很坏的话,出版社也不会出。

法广:把上海与骷髅地挂钩,是怎么想的呢?

杜斌:我非常同情因为一个宏大的工程而受到屈辱和迫害的原住上海人的遭遇,我能做的就是为他们写一些东西。上海一直想变成一个超大规模的国际化都市,在它向国际化大都市迈进的过程中,有太多的无名小卒以及普普通通的人们为此付出了代价。
让那些不能发声的人发出自己的声音

法广:2010年您曾经在亚洲人权新闻奖中获得摄影特写奖。您的作品是《写出冤情》。在您这些年的摄影工作中和写作过程中,您觉得中国社会有很多没有能说出来的冤情么?

杜斌:没有说出来的冤情远远大于已经说出的冤情。我所能做的就是让那些不能发出声音的人,发出一点他们自己的声音。我的责任就是要记录下我生活的这个时代的人的声音,那些属于底层人不能发出的声音。我觉得我既是一名写作者,是一名摄影师,也是一名历史的记录者。我做这些工作都是理所当然,义不容辞的。

法广:您关注的人物往往是边缘人或者是当局认为敏感的人物,谈论的话题,往往也是官方媒体不能碰触的敏感话题,您的作品因此不能在大陆公开发表。那您对这次被抓感到意外么?

杜斌:我并没有感觉意外,我在写那些书的时候就感觉危险就在我旁边,但是,当我看到那些无名小卒受到屈辱,他们永远都不能发声,我就特别难过,这种难过远远大于我感觉到的危险。所以我就做了。比如像《天安门屠杀》,我也是觉得里面的事感动了我。我对同我谈话的那个国保说,我是编辑,而不是编造(他们说我不是编辑,而是在编造)。我查阅了很多资料,小心谨慎、互相印证后,才写进我的书,所以,我书里的文字我相信都是真实的,都是目击者或者亲历者的第一手叙述,非常感动我,这600页文字,我每次校对时都很感动。每校对一遍,我就会用完一盒新手绢擦眼泪。

37天看守所:收获远大于对身体的束缚

法广:在未来这一年里,您将会在国保的密切关注之下,您会在生活中,或者工作中做一些调整么?

杜斌:实际上生活还是原来的生活,因为我从来没有觉得我犯罪,虽然现在我还是犯罪嫌疑人,但是,我从来没有感觉我自己犯罪了,即使在看守所里,我也仍然心情愉悦,因为我可以在里面体验生活,我可以亲自去观察那些被警方通过各种方式“选拔”进来的各路社会精英—也就是所谓的“犯罪嫌疑人”……

法广:那这37天的观察中,您有什么体会么?

杜斌:有的,有的。这种体会远远大于对我身体的束缚,我的心灵还是自由的。我每天都在观察周围的每个人。最深的体会是中国社会某些边缘人群,你必须深入其中,才能体会到他们生存的艰难,才能体会他们的梦想、他们对这个社会的看法。我觉得自己收获颇多,将来如果有机会,我会拍摄一部关于看守所的电影,非常有趣,这种生活只有在里面呆过的人才能明白。

我还想补充说明的是,我一直想知道对于他们给我的“寻衅滋事”的指控,我是否能有一个公正的说法:我到底如何寻衅滋事了?!我写书是不是我写作的自由、出版的自由?另外,我也不确定国保扣压我的身份证、银行卡、电脑、还有其他的重要的资料,他们会不会返还给我,因为那些是属于我个人的东西,他们没有犯罪—连我都没有犯罪,他们怎么能犯罪呢?!

但是,关于马三家女子劳教所的资料(视频、音频以及照片资料),我在外面全部都有备份,我早料到会有这么一天。所以,即使他们以这个理由扣押(寻衅滋事)也是没有用的,我在海外有多个备份。真要把我惹急了,我就会剪辑《小鬼头上的女人》第二部,甚至第三部。我不是要向谁示威,我有我可以容忍的限度,我不怕有人来灭我,我就是作为一个人,做一个人应该做的事情。

杜斌目前并不了解所谓“取保候审”是否意味着还有哪些司法程序。他的律师浦志强在新浪微博上评论说,杜斌取保,是因为到期提捕未准,因而变更了强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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