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面:湘西非法集资事件内幕大揭底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刘建锋

2008-09

商界内幕、政界内幕、突发事件内幕——《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深入湘西民间,独家采访了多位集资公司老总,第一手获取官员声音,独家掌握了湘西州持续数年的高息集资事件多重内幕信息

湘西州从2004年以来持续发展的多家公司大规模公然高息融资事件,因2008年9月3日、4日参与集资的群众围堵州政府和阻断铁路而骤然令举世瞩目,其以高息进行民间融资的公司之众多,大规模高息融资时间之长,参与集资民众之广大,以及崩盘带来的经济社会实际影响力之大,都可说是50年来所仅有。

“9• 4”事件爆发后,当地政府定义融资事件为“非法集资”,宣布成立工作组进驻各大集资公司,清理资产。并且公告要求参与集资的群众登记以摸清整体情况,以三个月为期。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2008年9月下旬,深入州府所在的吉首市,在各界人士中逐步调查此事的前因后果,并亲身见闻了集体上访场面演化成为暴力冲突的全过程。

调查过程中,《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独家采访了几位非法集资企业老总和政界官员以及不愿公开姓名的内部消息人士,见识了危机演化中的各方内部反应过程。

本文共分6章21节,目录如下:

一,湘西非法集资事件内幕大调查之一 经济之殇

1.印象与数字:虚高物价下的冷清市场

2,经济之殇

二,湘西非法集资事件内幕大调查之二 社会剧痛

1,高息:最后接棒的无家可归者

2,社会的刺骨震痛

三,湘西集资事件内幕大调查之三 集资真相

1, “第二金融”发源史

2, 从快速蔓延到失控

3, “融资商会”首鼠两端

4,商会降息行动的失败

5, 危机爆发前的撤资内幕

6, 流言、惶惑群情

四,湘西集资事件内幕大调查之四 九二五事件亲历记

1, 副市长:官员谁有问题就办谁

2, 州府大院索食者

3, 一起关乎州长的突发事件

4, 市长:好官也是有的…监管到底!

5, 9•25骚乱亲历记

五,湘西非法集资事件内幕之五 政府行为解密——斯人斯事,边城尺蠖之患

1,一批超级能量的人物

2, 湘西经济发展困局

3, 清理非法集资,何泽中初度整风

六,湘西非法集资事件内幕之六 民间金融亟待立法规范

1,银行:已为湘西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2,官员:破除商业银行的融资垄断

3,教训:民间金融亟待立法规范

之一,经济之殇

2008年9月20日清晨六时,《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见到的第一位吉首市民,是一位在火车站广场“趴活”的出租汽车司机。

这位出租车司机指着背后广场上一大片等活的出租车,对记者说:“要不是集资搞得怄火,哪儿有这么多出租‘趴’在这里哦。”在六七月,的士司机们大多还只营业到晚上11点多便收工了,因为白天的活足够多,市民都有钱打车,以前出一天车能拿五六百,现在一般也就一百多,撑死了一整天也不到二百块。

1、印象与数字:虚高物价下的冷清市场

当天中午吃饭时,换了好几家餐馆,只因,翻看菜谱,本已有心理准备的记者,还是连连被惊倒:街面最普通菜馆里最普通的菜,价格竟然比北京同类菜馆的菜还要贵出5到8元——虽然这里大多数餐馆的食客,在正午时只有那么两三桌。连续多日,记者在这种家常餐馆的午饭便逐渐由一小荤一小素的近50元,换到了一个小荤的30元。

有位女出租汽车司机告诉记者,即使在集资正旺、市面最火爆的时候,大多数出租车司机也不愿吃餐馆,“餐馆价格太虚高了”,她说,就是集资了“烧包”的人太多,抬起来的。馆子贵起来,街上便出了一些专门出售“8元大碗饭”的小门面,大碗饭,其实是一种快餐,预先做好各种烧菜,出售时各取少许盖在大碗米饭上递给客人。

当地人都说,吉首消费,全省最高!这里的精白沙烟是全省最高价:10元一包,大超市里肉也要比长沙贵出一两块。州政府的一位公务员23日对记者算账说,普通市民如果一天三餐都在外面吃,早餐,一碗粉最便宜4块,最贵8块;午饭吃盒饭的话,最便宜8块,最贵18块;晚饭吃盒饭,也是最低8块,吃得再差一天也要20块,还不算买水。

在影剧院旁的步行街上,有几家精品床上用品店,记者走进后赫然发现,这些店里经营的,多是数千元一套的被单床罩,店老板们告诉记者,一两年来生意一直好得不得了,两三个月前,一天还能卖十多套,从8月吉首市各个集资公司出问题以来,精品生意一落千丈,两三天也只能卖出一两套价格在千元左右的。

记者调查了市中心一间雇员不到10人的小歌厅,据服务员介绍,这里最火的时候,大多数服务员靠卖酒水一天能有一二百元以上的提成(每一单提成1/6),老板个人依靠这家小歌厅每月便能有15万元以上的纯利润,而集资事发,每天的客流都少得可怜。在吉首商贸大世界里,记者观察了一家以投资为主题的会所,这家之前多有省外投资名人来访的、以金融为主要谈资的俱乐部往日高朋满座,照片墙印证了它昔日的热闹,但9月以后,以记者的见闻来看,门里门外都可张网罗雀。

吉首市的旅店业,据《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观察,是最早从虚高价位作出调整的行业,这里除了州政府接待贵宾的民族宾馆和面向高端客流的影视大厦,其他三星级宾馆的标准间每夜已降到200元以下,二星级以下的酒店,询价已降到了70到120元之间,一些新开业的私人小客栈,也从过去的最低价80元降到50元。一家宾馆的前台对记者说,过去,这里几乎每天都是客满,小姐也多,邻近县花垣、保靖、泸溪还有本市都有很多人开房,现在降了80元,可加上外地来旅游的客人,也还经常开不够半数客房。

在吉首一家建材市场采访集资户时,在场的店主和工人倚着堆积如山的木地板告诉记者,饭碗都要保不住了,过去每天都要卖出去不少货,现在两个星期也来不了几家买主,“降价都没人买”,工人也只得在市场里闲玩。

2、经济之殇

该市物价之高已然见诸报刊,2008年5月初的当地党报《团结报》上发表了《吉首市一季度物价呈明显高位运行态势》,该文在末段指出:“全市猪肉、液化气、食用油等部分产品价格与省会长沙市相当,有的甚至还高,年内我市控制物价上涨目标任务艰巨,应引起各级领导重视。”

虽说物价已是惊人之高,但统计数据充分说明了这里的消费总体能力不足,因此更显出市场的畸形来。

查阅湖南省的统计资料,这里的消费能力实际低于全国不少,且仍处于湖南省的平均水平线以下。统计资料表明,2007年,吉首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8662元,湖南全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8990.72元,而全国的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9997元。而州府吉首市,是湘西州人均消费支出最高的城市,高出凤凰县等一倍以上。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从湘西州政府了解到,湘西州有关部门很明白这里的消费总体能力其实不高:根据全省十四个中心城市调查资料显示,湘西州吉首市2007年消费支出与2002年相比位次下降两位,列全省各市州中心城市最后。其人均消费水平与与最高水平的长沙市相比,差距更是由2002年的2778元扩大到2007年的5187元,呈逐年扩大的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吉首市城镇居民的消费收入比大大高过了全国。

据统计,2007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786元,湖南全省人均是12293.54元,而吉首市仅为10498元。消费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吉首市高达82.51%,而湖南全省则是73.13%,全国的数字只有72.51%。

上述这些与高物价现象对比显得奇怪的经济数字,表明这里实际经济水平不高,而且有过于大量的隐形灰色成分未进入经济统计体系。它们同样表明了吉首市高物价的支撑并非基于健康的经济力,而是由一种类似于提前支取的过度消费行为所导致。

有人在当地的“湘西生活网”上发表看法:“在我看来是因为大家都融资了,商贩也不例外,大家钱来的容易,都处于豪爽消费阶段,所以物价越来越高。”

前述数字来自于对2007年的统计,可见,在集资案爆发之前,这里已经是总体消费能力并不高却物价畸高的不稳定市场,一旦集资公司资金流出现问题(历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凡持续高息集资的公司资金必定是会出问题的),市场的购买力便会立刻趋向归零。

在吉首市采访期间,记者体验到,唯一可与此地物价相匹配的,是街上随处可见的豪车,在吉首市那窄如盲肠的街道上,常常见有豪华名车奔驰而过。正是这些豪车,让初来吉首者会产生错觉。湖南省建设银行的一位职员在2007年底写笔记说起吉首市民“突然的富有”:最直观的是吉首街上的中高档名牌桥车增多了,以前最多就是桑塔纳,名牌轿车很少见,现在每次上街都能见到奔驰、宝马在狭窄的街道中穿梭,或是停靠在某个破旧的土菜馆前。还以为是这几年旅游引进的“外资”,哪晓得一走进行(州建设银行)里,却发现原来的篮球场变成了停车场,而且停泊的都是价值20万元以上的私家车……大家真的都发财了?!以前的老同事告诉我,这几年吉首的民间集资让老百姓富裕了,胆子大的都成了百万富翁。

高息这种灰色经济来源的暴兴骤消,不仅仅造成虚荣的幻象,不仅仅令本地经济数据严重失真,其对当地经济的破坏,还决不仅如上述《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所眼见的这么简单,就在湘西州政府马路对面有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内庭装饰堪比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的和盛堂,2008年7月中方才开门迎客,它气派地坐落在吉首市商业区的最中心,这家定位高端、号称要“引领吉首商业大变革,提升整个吉首商业的品质”的大店,开业不几天便遭逢了集资崩盘导致的全市购买力大滑坡。据和盛堂内部人士透露,公司每个月要亏400万到600万元,现在(指2008年9月)每天营业额才20多万,而要想生存下去,每天的营业额必须在45万以上。该公司在集资潮大肆席卷湘西的2006年底成立,当地人曾称:“湘西财富新颠峰尽在和盛堂”,仅六楼的电影院便投资超过1500万元。然而周日(9月21日),记者在店内所见印象最深的,是两个小孩在空荡的不断下行的电动滚梯上倒退着嬉闹,一楼的中庭,已然摆出了“皮鞋库存大甩卖”的货摊。店外门厅里,广告牌上打出“积分优惠卡”,每消费满一百元送一分,一分相当于2元。盯着这块牌子走出大门,门外是午后的酷暑,日头下三三两两的人在谈集资, “2分”,有白发老者看了看牌子,叹息而去。

之二、社会剧痛

2008年10月初,吉首市某小学,贴出了这样一张告示:由于融资造成家庭生活困难,继而影响了小孩上学的,家长如果夫妻双方都没有正常的生活来源,可以到学校领取表格一份,经过审核属实,可以领取小孩上学困难补助500元。

从2008年9月下旬起,湘西州开始组织各市县干部开展入户调查,动作最早的是“集资重灾区”花垣县,9月24日上午,花垣县委、县政府部署开展千名干部下基层,“逐村组、逐社区、逐单位进行摸排梳理,切实做到对集资的底数清、情况明”。而在矛盾最激化的吉首市,各州直单位和市政府组成的群众工作队,在9月26日骚乱局势稳定后,也开始挨家挨户上门了解情况,对因为融资造成生活困难的群众发放生活补助。一位公务员告知,现在每天要下基层,进社区,看不完的脸色,听不完的骂声。其实普通公务员里也有很多受害者,却只能忍气吞声,他们比起许多群众来只不过好在尚有工作自保。

这是2008年9月24—26日,融资事件再次由集体上访逐渐演化成暴力冲突后,州政府针对本次集访中集资群众反映已失去生活来源这一最强烈的呼声,而采取的事后补救措施。

1、高息:最后接棒的无家可归者

参与集资的群众,到底有多少,目前还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2008年9月20日,一位女司机对记者说,这里只除开两类人,一类确实是没钱,另一类是大家觉得脑子“有病”的,而大多数人都把集资当作最赚钱的事儿来做了。记者在吉首期间打车多次,只遇到两个声称没有参与集资的司机,还都说是新买车不久,根本没钱参加集资。而采访间隙曾一路上询问商铺,只有武陵东路上的一家饭馆老板对记者说自己没有参与集资。

2008年9月25日下午,在州政府大院内,后门边,面对铁门外那朝着护门特警扔掷蜂窝煤灰的骚乱人群,几位公务员家属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自己身边家家户户都集资了,大院里没听说几家没集资的。一位看似已退居二线的老妇人,一边招呼几个站在小道上看事态的老干部去开会,一边对身边的朋友讲,自己当初下了多大的决心才阻止了女儿拿钱出来集资:“我跟她讲,她要是拿钱去了,就一辈子也别想进我的家门……”

大多数人的头脑没有这位女干部这么清醒。《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接触到的集资户中,损失相对而言最惨烈的是最近一年甚至最近三个月内才参与的集资者,他们成了整个集资链条中的最后一群接棒者。

2008年9月22日上午,在位列集资额最大企业之一的“三馆”公司门外,记者在聚拢的人群中发现了一位衣着极为朴素的老太太,以为她是从山里来的集资户,然而跟着走到了街上,采访之下,方知她是个吃低保的集资户。她告诉记者,自己年已59岁,无业,丈夫早已死去,两个儿子都已过了30岁,下岗了找不到工作,还都没钱娶亲。全家都依靠每人每月78元的低保过生活,老父年已80余,每月从500元退休金里抠出100元来支援她,父亲支援的100元,自己每个月都存起来,打算将来给儿子讨媳妇用,可现在物价越来越高,钱又不值钱,人家都说集资多好多好,6分的月息,大家都搞集资,三四年都“冇得”事,今年(2008年)2月1日,就把2万块钱取出来,放到“三馆”公司,15日,把父亲攒下的2万块也投了进去,定了一年,想着搞点钱,也好给儿子找找媳妇。可9月份事情一发作,现在真不知道怎么办了。

政府要求集资户到社区或者公司登记,记者问她登记没有,她却说:“就不去登记。”再三询问之后,她坐在地上,扯着脚底的烂鞋,流下泪来说,低保户集资,怎么敢让别人知道啊!我连鞋子都是捡来的,吃的都是拾来的菜叶子,每天就到街上捡瓶子卖三四块钱,还不敢让幺儿晓得,晓得了还要说妈妈丢他的人。“我这是什么日子哦,”她呜咽道:“我只有慢慢混……”

2008年9月20日在另一家集资大户湘西荣昌集团的门口,记者遇到了两位背背篓的山民,她们听记者说要了解情况后,急忙从荣昌的门前走掉了,在公交车站找到后,年长的阿婆说,自己是从泸溪县来的,三个月前动了心,拿了6万块到荣昌集资,说是6分息,说了几句便匆忙上了一辆公交车走了。年纪轻的妇女对记者解释:听说不让对记者说集资的事。她是凤凰人,家里的集资,是她男人来搞的,家里特别穷,只拿出了1万块,2个月前融到荣昌,也是6分息,到现在,一分钱的利息还都没拿到呢。

2008年9月22日夜,《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接到反映情况的电话,赶到一个社区,几户集资者告诉记者,他们也都是近期才参加融资的。一个精瘦的小伙子告诉记者,自己过去是跑运输的,也算是见得多了,可是连续这么多年都没有出事,身边人人都在拿高息赚钱,而那些融资公司和老总们连续不断地得各种荣誉,叫人看得眼热,自己终于没有经受住诱惑,卖了车并以住房为抵押在银行贷款,拿出50万元融到三馆公司,起初定的是半年,月息6分。公司的人告诉他,如果不每月取息,而是到期后本息一起取走,便可以按照8分息的标准还本付息,于是改作一次性取本息。可到了8月,公司的人又对他说,建议他转存半年,公司出了新政策,对他这样继续转存的投资者,给予特别的高息优待,“月息一毛,他们说。”于是又签协议,转存。现在,自己留在手里的那点钱,也都花得差不多了,这50多万本金要是回不来,只怕会要命,因为车子房子都没了,一下成了光身子,老婆孩子都养不活。

当天上午,在乾州新区伟业广场,一位年约30的妇女陪着母亲来伟业公司打听公司的还本方案,得知还没有消息时对记者说,自己在外打工,辛辛苦苦,母亲买断工龄的钱,拿来融资,6月才投进去的,什么都没见到便眼看要没了。

旁边一位做搬运的刘姓汉子,自称辛辛苦苦卖劳力攒下的6万元,“今年(2008年)8月1日方才融到伟业公司,说是每月8分的息,8月20日就出事了,一分钱都没到手啊。”

另一位看来已五旬有余的中年男子,说起集资的事情便湿了眼眶:儿子考上大学,要来先取点学费走都没拿到,还是到处借的。他早在2005年便在伟业公司投入了1万元,一直没取本息,6分月息,每年转存,到2008年该有5万元了,今年(2008年)8月5日,又投入了刚到手不久的工龄买断款5万元,这次,公司算10万元,都走8分的月息,自己怕出事,还特别只存半年期,没想到这么快就崩盘了。

在建材市场里采访,到处都是为融资的事闷气闷声的店主,一位小店老板2008年2月拿工龄买断款和积累的存款17万元,融入到三馆公司,月息6分,只领了三个月的息钱。店里的工人,也在2月筹了3万元,存半年,定的是一次性取本息,月息8分,可事情却变成一分钱都难得到手了,公司本来还定方案说是分期还本、继续付息,把月息降到3分,但9月4日由于福大公司处置事情不当引起骚乱,政府命令各个公司全部停止还本付息,于是自己一分钱都还没有拿到。

一位2007年底方才在福大房地产公司投入数万元的女司机告诉记者,过去收高息赚了大钱的现在大都无所谓了,最恼火的就是这些2007年底2008年初方才参与集资的群众,他们过去确实没钱集资,到最近下岗买断工龄或者支取养老金、郊区土地占用的补偿金,有了这些钱才拿出来集资,结果一下子便成了损失最大的人,因此百姓们都说,这个事儿,就是因为政府长期不管,最终导致最底层的平民填了富人留下的窟窿。

她拿出两张融资协议给记者看:丈夫07年下半年买断工龄,就拿了6万块,在福大投了4万,月息6分,在新世纪锰业投了2万,月息5分。她无奈地笑笑,说,还好,自己还没卖车,还有个生产工具,最惨的是那些连房子都卖了融资的人。

2008年9月23日下午,记者在州政府大院内,见到有位中年的瘦个子哑男拉住正给集资户解释政策的吉首市副市长,拿出一张打印的纸来跟副市长“对话”,集资者告诉我,哑巴是吉首商贸城里擦鞋的,积累下的一点钱也参加集资了,现在每天都焦躁得做不下事。

24日上午,在州政府门外,聚集的人群中有许多是从吉首近郊和各县来的农民,有人告诉记者,政府开发新区,郊区农民得的补偿款,都拿来集资了,还有保靖凤凰等县的山民,拿不到利息做生活费,又收不回本钱,生活十分艰难。

2、社会的刺骨震痛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吉首期间看到,从2008年9月22日周一开始,便不断有集资群众来到州政府请愿、问询政策和提出各种要求,许多人一再提出,政府命令各个公司停止发放利息,本金又取不出来,自己一下子断了生活来源,怎么办?最担心的是,现在政府定义为非法集资,就意味着大家的资金不受保护,而之前那么多年这里的政府官员都没有制止企业公开高息非法集资,地方官员应当承担责任!

23日傍晚,一些连续几日在州政府诉说缺乏生活资源的妇女,挤入州政府食堂索食,并要求政府出面解决生活问题。当晚,州政府派副州长等官员与这些不肯离开的集资者在会议室开会,以法律条文解释政府政策。

24日到26日,集资群众在州政府门外聚集已达数千,均称要讨生活费,在与防暴警对峙的人圈里,有老者光起脊梁站在最里面,大骂地方官员早些不作为,称已经什么都没有了,也没钱活下去,现在就算是要命,也不要紧了。

25日深夜12时,记者在街头遇见好几对无家可归的农民,有一对夫妇告诉记者,自己的家本来在郊外,也是在年初拿了占地款和卖房子的钱来集资,当地政府官员到前年去年都还不整治,所以跟自己一样的穷人便上了大当。

这类本属平民乃至于弱势群体的集资者,数量之众、损失金额之多,从记者由一家房产商员工处了解到的两件事可见端倪:原属吉首市粮食局的湘霸酒厂,大批职工下岗,在领取买断工龄资金的当天,众多公司在厂门口设点公开高息集资,仅此一天的集资额便高达数亿元。而2008年夏天,在公司资金出现问题的时候,各家公司将月息纷纷调高到8分乃至1毛,融资事件中额度最大的荣昌公司,仅仅两个月便融资高达2亿元。

集资户里也有人赚了,2008年9月22日下午,在伟业广场,一个着红汗衫的水果摊贩,对记者说自己2005年在伟业公司投入了30万元,月息6分,记者与他计算,每月拿回1.8万元的利息,累计到2008年6月,已经拿回了近60万元,2008年6月开始,以每月8分计息。

赚得更多的是几年前便开始大笔进出高息融资企业的,不过,这样的集资户,在政府开始全面清理整顿的时候,记者是难以找到了,只是在州政府大院里,家属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听说某某官员家属,集资挣了多少多少钱,这虽是风闻,却恰可从下文将要提到的当地一个学者对吉首集资事件的长期跟踪研究获得一些根据。

记者也在州政府大院外,找到了一些2007年下半年才投资、数额也达到上百万元的生意人,她们却都既没能提前窥知各公司资金流的状况,也没有权势保障其提前支取本息,遂亏得一塌糊涂。

吉首大学的鲁明勇副教授在《关于湘西民间融资的理性分析》中,根据自己对当地融资现象的长期跟踪研究,将参与集资者划分为四个类型:

“一是下岗职工群体。这是民间融资2-5万小额融资的主要群体……这个群体的资金来源,80%-90%来源于前一两年下岗买断工龄的所得。这批人因为买断了工龄又暂时没找到合适的工作,或者他们根本就不愿意(其实很多情况之下也找不到)再找工作就业,于是就拿着这点钱,去融资,每个月靠融资利息来维持生计。这个群体最难以忍受融资崩溃给他们带来的伤害。”

“二是做小本生意的个体户(包括出租司机等等),有了点余钱,但又不太多,在自己生意需要的流动资金之外,还有余钱,就拿来集资,他们的额度一般是8-10万元以上。

“三是行政事业单位的一般工作人员,这类群体一般都在5-20万元不等。

“四是各种灰色资金和挪用款项短线快进快出资金。这些资金通过各种渠道和人事联系,拿到融资市场来享受高额利息……

“这四个群体里,第四种最有保障,一有风吹草动甚至还没有风吹草动,就最先知道,先期撤离,最受伤的是第一个群体,资金量最少,但又最靠它,又最不安全,最后知道消息的是这类群体,往往蒙受对他们来说相当巨大的损失。”

记者在州政府外对上访人群的观察,正可以与之前的调查和鲁副教授的调研分析互作印证——在2008年9月22日到9月26日之间,聚集起来久久不肯离去,围着州政府等说法的,除了少数看热闹的,多衣衫简陋、面容焦灼、状貌庸寒。

至于究竟有多少人受害于集资事件,这位学者的研究结果是:“集资的重灾区是吉首、花垣、保靖三县市,次重灾区是凤凰、龙山、永顺、泸蹊、古丈五县市等;重灾区内城区受害家庭几乎占99%,农村受害家庭约65%;次重灾区城区受害家庭约占55%,农村受害家庭约45%。”

之三、集资真相——高息集资内幕

1、 “第二金融”发源史

2008年9月上旬一些媒体报道:“湘西自治州政府有关部门介绍说,从2004年至2005年,吉首市开始出现一些在民间高息融资的房地产、矿业和旅游业企业。”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调查发现,该说法颇有不确之处。

湘西民间高息集资事件的发生和发展,早在2003年之前,也决不仅仅只是在吉首市,而且它周边的矿产资源县花垣,其实是最早开始大量出现高息融资企业的。花垣县有丰富的锰、铅锌矿产资源,其中锰矿蕴藏量达二千三百万吨,位居湖南省第一,全国第二,铅锌矿蕴藏量一千一百多万吨,居全省第一位。

一位自称矿洞已在两年前被吉首市某部门干部骗卖的矿主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由于前些年全国经济大形势好,这里的矿产资源,遭到无序的滥采,许多人或者靠集资来买证开挖矿洞,或者到政府各部门以许“干股”的形式拿到证,开挖到第一桶金后,再集资占更多的矿洞。由此抬高了融资的利息,据了解,2003年前湘西花垣县矿业的民间集资月利率已经高处3分到6分之间。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根据从中国人民银行湘西州中心支行获得的材料推算,早在2003年,湘西州的民间融资总量已经达到了近16亿元之多——该行在2005年上半年完成的《对湘西州民间融资现状的分析》中列举数字说,2004年湘西州民间融资总量达19.08亿元,较2003年上升19.81%。

该报告对2003年到2004年民间融资的状况作了分析,认为特点是:“参与的主体与融资利率发生了质的变化,参与融资的主体逐渐转变为企业实体,同时,随着融资活动从原来的‘亲缘’、‘友缘’圈子中跳出来进入更大的市场,借贷利率和借贷风险也由低到高,使得利率不断走高。”

以企业为主体集资,主要用于投资经营办厂,这一特点的民间集资,其实早已在湘西企业界盛行。9月25日,据湘西州委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介绍,该州委的政策研究部门早在1989年便对吉首地区企业集资情况做了调查,调查报告说,发现吉首市区全部企业的33%,约200多户企业“已经和正在集资”,集资企业当时便已遍及各行各业,只不过,那时的集资一般在内部进行,主要是以入股、债券化的形式在企业中记帐挂名。而上世纪90年代后的集资便已开始社会化了,月利率一般是1.5分到2分之间,在2003年左右,利率开始大幅上涨,一些新的房地产公司开始超过2到3分,矿业大多到了3分到6分。

湘西大规模的高息融资,从花垣县的矿业开始,而在吉首市区的企业中,公然大规模高息融资,又是从房产商开始的。

知情人士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透露说,吉首市区的企业集资,有一位在湘西呼风唤雨的人物——吉首市个私协会主席张昌政自始至终一直参与,1993年,他便以月息1分、1.2分、1.5分、1.8分逐步抬高融资利息,在建设“吉首雅溪民营小区”房产时,利息已经高达2到3分,随后又继续依靠集资接连完成光彩建材家居会展中心、大型商贸物流中心等多处开发,在吉首风光无限。

对此,三馆集团公司总裁曾成杰在2008年9月24日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独家采访时印证此人的说法:“之前有些媒体所说的福大老板吴国军为‘集资教父’的说法不确,吉首市个私协会主席张昌政才是湘西真正的‘集资教父’,不仅他的公司高息融资,而且近一年多一直代表官方意图与各个集资企业协商集资利息之事,算是融资事件中沟通政商的协调人与控制者。”

另一位要求记者对其姓名严格保密的集资公司总裁在2008年9月25日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不仅在早期的集资中张昌政扮演了主要角色,在融资发展到2004年以后的普遍高息阶段,他还将自己以3分息融来的大额资金存入到荣昌、三馆等公司,平白赚取每月3到5分的息差收入,他说,由于张昌政与荣昌集团的总裁金孟贤关系密切,实际上普通集资者往往把他们看做一体,这也是荣昌集团能在湘西融资额度最大以至于总额超过二三十亿元的重要原因。

那位州委工作人员告诉记者,2004年开始,吉首市区房地产企业融资利息从之前的2分、3分公开地骤然上升到4分、5分,主要是基于两个因素,一是之前便已开始的旧城改造与开发新区的项目大量投建,二是前两年政府确立了“经营城市、土地财政”的思路,官员也早就达成了融通大量民间资金搞建设的统一认识。

基于这两个因素,政府官员各扶持了一批外来开发商,这些开发商自身既缺乏资金,也没有多高的资质,但张昌政依靠集资白手起家的成功模式,与政府官员尽一切可能拓宽融资渠道的精神,鼓励了他们在政府的默许下公开进行高息融资。

对此,三馆老总曾成杰在电话里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印证说,三馆公司自从2004年成立起到现在开发了许多大项目,没有贷款一分钱,全部依靠的是向民间融资,而且,三馆融资并不是偷偷摸摸进行的,是在橱窗里公开招贴了协议的(实质是融资协议,但字面是房屋认购承诺书,以违约金赔付的名义支付利息)。其它的公司也一样,都是靠公开的民间融资来开发项目。

当年这一场大规模蔓延的高息集资现象,《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从中国人民银行湘西州中心支行获得的研究报告里找到了记录,该行于2007年上半年完成的《对当前湘西州民间借贷情况的调查》说:“2004 年以来,在银行贷款难的大背景下,湘西州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经济实体纷纷通过民间融资渠道募集资金,尤其是近几年来房地产开发热的影响和拉动,湘西州民间借贷总量以年均32.4%的速度快速增长,已初步形成游离于主体金融之外的第二金融。”

2、从快速蔓延到失控,党政机关内部也兴起有偿集资

在央行湘西州中心支行2005年下半年完成的《县域中小企业信贷资金缺口的分析与建议》中曾对此发出警示:“非正规渠道融资呈现上升趋势。据对湘西州中小企业抽样调查,(2004年)民间借贷约占中小企业资金来源总额的25%,融资比重呈现逐年上升趋势。民间借贷有利于盘活社会存量资金,提高企业直接融资比重,缓解企业资金压力,正外部性明显。但民间借贷引发的社会问题也不可小视,必须加以引导和规范。”

然而,湘西州的集资事实却一直在朝该行报告所建议的规范方向反向发展。通过高息快速融资抓住商业机会,具有非常强烈的示范效应,很快,高息集资行为迅速从矿业、房地产业扩散到其他行业。

湘西州委《团结报》在2008年年9月24日发表文章《永顺县猛洞河超市发展纪实》,该超市是作为这家报纸改革30周年发展典型来报到的,文中称,超市创办之初便依靠的是集资300万元。而根据上述中国人民银行湘西州中心支行的调查,2006年这家企业通过民间融得的资金额就高达1500万元。

曾成杰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介绍说,2004年开始到2005年,大部分集资公司给出的月息由3分飙升到5分,三馆公司2004年给的月息是2.5分,由于各家公司均缺乏资金,又都有拿到地块和项目的各式好机会,需要筹集巨额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搬迁安置资金和建设资金,而从银行贷款希望渺茫,再加之通过集资完成的首期项目全都相当顺利,各家企业的扩张欲望愈加强烈,对外的投资也越来越大,资金需求量急速上涨,由此,融资市场开始形成激烈的竞争态势。

2006年春,湘西州工商联作出的民营经济发展问题的报告称:“不少企业通过内部集资和民间融资形式弥补资金短缺……利息高,企业效益大打折扣,而且增加企业风险和社会风险。”

2006年末,湘西州中心支行对当年的民间融资状况做了一次调查:“据抽样调查测算,到2006年末,全州民间融资总额为31.56 亿元……本次调查数据表明,被随机抽样调查的50户企事业单位中,有22户单位参与过民间借贷,占样本总数的44%……100户居民抽样调查中,参与过民间借贷活动的有82户,占总数的82%,单户平均借贷余额0.95万元……借贷期限长,利率弹性大,利率水平普遍偏高。”

从2006年到2007年,集资行为愈益疯狂,全湘西基本已找不到5分以下月息的集资公司,而且,由于环境污染与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矿业受到重点整顿,从2007年3月开始,花垣为整治生态环境,关闭了大批矿洞,由此,各房产公司更成为最主要的集资者,更何况它们也都公开宣称在本州或外地拥有矿产资源。

硬币的另一面是,根据吉首市总商会的材料,商会认为吉首市起码有数十亿元民间闲散资金和省、州外大量游离资本急需找到增值之路。

2007年,融资月息都已普遍在6分以上了,春天召开的湘西州人大会上,州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进一步规范民间集资行为”。

这时的集资行为,已经完全失控,不仅这些政府曾默许的公司公然高息集资,一些可疑的开发公司也暗中搞起集资,时有以某某研究所房产开发项目名义进行集资的活动被举报。一些在湘西并无开发项目的外地公司也慕名而来,在这里设点搞集资,据《团结报》报道,2008年3月8日,吉首市警方破获一起“非法吸储案”,报道称,沅陵县江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吉首没有任何投资项目,未经相关部门批准,以高息利诱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存款,仅半个月时间,就采取与群众签订协议的形式非法集资300多万元。

高息集资趋利行为蔓延至湘西的党政机关。

从2007年年初以来,湘西一些地方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也以弥补办公经费不足或筹措工程建设资金等为由向单位内部干部职工高息集资,其实是长期付高息不还本,以集资的名义对公务员变相发高额福利。以至于政府不得不正式发文,采取严厉措施,对政府机关单位的高回报集资行为进行全面清理。2007年7月21日,湘西州泸溪县出台文件,以撤职为最终处置手段强令各单位“一把手”立即停止“侵吞国有资产的严重违纪行为”。据该县政府公布,截止当年8月14日,该县共查出有偿集资单位11个。

3、 “融资商会”首鼠两端

普遍高息融资现象下,湘西州政府的调控意图开始通过个私协会主席张昌政等传达,据曾成杰介绍,融资企业老总们曾由张昌政以官方意图的名义多次召集开会,协商稳定融资利息,试图逐步化解风险,实现“软着陆”。但实际上,每次开会反而成为涨高利息的信号,“开一次,涨一次”,曾成杰在2008年9月24日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每次开会给各家公司老总的信号,都是政府近期将要限制高息融资,所以每次会后各公司都认为应该抓住最后晚餐的机会,都暗地提高月息吸引资金以防资金快速断链。“决不是某一家公司这么做,”曾成杰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喊冤说,自己每次都不是最早提高利息的,可是2008年9月的几家媒体报道却都说三馆公司如何高息,而事实是,“知道2.5分月息相当于银行利息的四倍,是司法解释规定的上限,高出了就可能不受法律保护,3分息以上,自己就有些犹豫,于是,每次提息前,我都派人以员工个人的名义提一笔资金,到各个公司参与融资,目的就是掌握它们比我公司更高息和更早提息的证据,如今,这些证据和它们的复印材料都被好好地保存在各个不同的地方。从2005年以来,到目前为止,我交给职工为掌握证据而投资的资金已经达到了一百多万元。”

“在三馆每一次提息前,每个公司我都先去存了的!”曾成杰强调说。

2007年10月,吉首市正式成立了以张昌政为会长的吉首地区房地产行业商会,曾成杰在2008年9月24日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商会成立后,要求12家会员企业每家缴纳300万元融资保证金,这总计3600万元的保证金,他认为是一种类似于共同担保的资金,如果一家公司临时出现问题,便可以动用这笔资金来帮助该企业暂时渡过难关。然而,他很失望地对记者说,这笔钱,并没有在2008年8到9月福大公司等出现兑付困难时派上用场,怀疑是被张昌政挪用了。但这笔保证金,据集资者李梅介绍,荣昌老总金孟贤在跟集资者开会时说,是“罚金”——交了这笔钱之后,便没人干预。

由于12家房产商会员全部是融资企业,每次开会商讨的都是协商调低融资利息,可每次会后实际上各个公司都调高利息,还有的以事先返还等更优惠的条件吸纳资金,因此,该商会便被集资者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描述为“融资商会”。

4、商会降息行动的失败

每次整治集资的风声在内部一传,都会形成一个集资的小高潮,这是从2007年以来高息融资的新特色。2007年8月,因为风传政府明确2007年9月20日州庆后要控制高息融资,有的企业一周就抓紧筹集了上亿的资金。

虽说据曾成杰介绍,房产商会召集的调息会议,常常有市领导等市政府的官员在场,但各集资者均向记者反映,2008年8月前,并未有官员公开露面宣布高息集资为非法,有关公告,也都是以房产商会这一民间组织的名义发布。

而商会,一面出公告,要求各公司将月息降低到3分以下,一面又与荣昌公司召集投资大户(一般是投资二十万元以上的集资者)开会邀集资金。

一位与会者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今年七八月间,张昌政与荣昌老总金孟贤在光彩公司会议室多次召集投资大户开会,给每位与会者发100元劳务费,会上,这两方声称其他公司的高息集资都是非法的,都会付不出本息,只有光彩和荣昌是合法的,是付得起的,与会者称,张昌政还劝说与会者,将资金从其他公司取出转存到荣昌公司。他们在会上还透露,商会曾在7月召集所有集资公司开会,要求将利息降到3分以内,除三馆的曾成杰外,在场的其他老总全都在文件上签字了,不签字的三馆公司,政府以后是要整顿它、让它破产的。而张昌政力挺的荣昌公司,据记者在集资者中了解,即便是在那次会后的2008年暑期,融资时也仍有月息6分的、有8分的,到最后阶段也有1毛的。

2008年9月24日,三馆总裁曾成杰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部分证实了张昌政所透露的内容,那次会议提出:7月12日起,各企业必须将融资月息降至3分以下,取消任何形式的返回和奖励,严防融资性质蜕变。曾成杰说:“是的,商会牵头组织开会,要求在协议上签字,有市里的领导在场。我没有签,因为它那个文件,是做做样子的,就是为了应付上面来的检查组,没什么意义。我当时讲,如果你们大家都能在两天内将月息降低到3分,我就签,我拿得出2亿元,你们都做不到。既然你们做不到真正降低月息,我就不签这个字……”

曾成杰认为,因为他没有配合商会和市政府的行动,才被宣传为反面的“典型”。而事实上,据《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了解,三馆公司的集资行为,并不比荣昌集团逊色,而且公然在最后阶段以8分、1毛的月息来吸引集资者。三馆的集资额到底是多少?2008年9月24日,他对记者的这个问题没有给出回答,他说,等他们三个月的清理期过去了,也就明白了。而记者从该公司的视频材料里看到,他承认三馆集团一共集资5亿元,同时,与对记者所说的一样,他在视频资料中宣称,三馆集团目前所拥有的资产总价值超过了20亿元。

曾成杰对《中国经济时报》所讲述的7月签字事件,在吉首市总商会被述为“法制学习班” ,记者在吉首市总商会网站上看到的报道称,2008年7月10日至11日,吉首市各房产集资公司老总和财务负责人参加了吉首市政府特别举办的“法制学习班”,吉首市委副书记、市长宋清宏,吉首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卫国分别在学习班上授课。来自相关部门的专家详细讲解了金融业务法律法规知识……要求房产企业“要依法筹集项目建设资金,加快项目建设和经营收益进程,严密构筑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防火墙’,积极化解风险。”

这个“签字行动”或者说“学习班”,显然来得太晚,而且并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作用。

5、危机爆发前的撤资内幕

2008年6月,州委、州政府在党政机关内部下发严禁公务员参与融资的文件,这被公务员们视为最后通牒和真正整治高息集资的信号,参与集资的公务员纷纷想各种办法撤离资金,而实际上早在此前便有大笔资金陆续撤离。

7月10日,吉首市副市长鲍忠银在市委学习中心组会上发言说:“部分房地产项目因自有资金不足,非法融资进一步恶化。”

7月是资金疯狂撤离的时间,7到8月也是各个集资公司为防止资金链断裂、将刚签过的协议抛在脑后的时间,它们纷纷竞争,以超高利息疯狂吸纳平民手里的社会资金,新进入的平民集资者不知晓政策动向,他们慕月利8分以上乃至于1毛、1毛2分的高息蜂拥而来,实质上他们集腋成裘,支撑了大额资金的撤离。

那位要求记者严格保密的公司老总说,当地党政机关撤走的资金动辄数千万,就连州委机关报《团结报》也撤走了2000万元,张昌政撤走的资金则高达7000多万元,所以他后来对集资户说自己有能力还本付息。州里一位知情者在24日下午告诉记者说,市某中学撤走了3000多万元,有些经济实力强的经济部门,之前曾给普通员工每人10万元、科级干部20万元、领导层每人30万元的资金加入融资,州、市的多家银行也给职工更多的资金参与,这次撤资,这些实权部门撤离资金都很顺利。到底撤离资金有多少,目前还没有统计数字,估计起码也有几个亿吧,因为银行存款那几天突然之间便增加了3亿元。

到了7月下旬,中国人民银行湘西州中心支行调统科公开发布了《2008年上半年湘西州经济金融形势分析》,该报告公布的数据:“到6月末,我州民间借贷规模达到近70亿元”,这在9月被一些媒体引用为准确数据,然而它只不过是“据相关调查情况测算”,而且并未涉及6月以后的疯狂集资数据。

该报告说:“民间借贷的非理性扩张,特别是部分企业高息集资,对社会经济的负面作用越来越显现……对社会稳定产生一定负面影响。高息融资一旦经营出现问题,或者信用丧失,就会引发道德风险。同时,高息融资容易引起过度信用扩张,超过借贷者和地方政府对其风险的控制能力。当面临外部冲击或其他突发事件发生时,这类风险就显得益发敏感和脆弱,诱发系统性风险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从而危及社会金融稳定……”

这样的警世危言,被记者接触到的吉首普通平民,评价为“来得莫名其妙地晚”。

2008年8月6日晚,在吉首市影视大厦2楼,集资数额最大的荣昌公司牵头组织了一场民间融资讨论会,吉首大学和湘西州党校相关领导参与。

然而,此造势活动才过不几日,各家公司便出现兑付危机,2008年8月15日,吉首市民族影剧院召开了集资大会,有市政府领导发表讲话。

根据吉首大学一位学者的记录,讲话精神是:

“一,凡是自2007年以来,不按商会‘软着陆’降息,而出现兑付困难的后果,均由融资企业和投资人自己负责协商兑付办法,并由商会参与协商解决处理;如果融资企业因此而资不抵债,无法偿付全部债务,由投融资双方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政府对毫不负责的融资而导致的崩盘、逃债、闹事等触犯刑律的行为进行打击。”

“二,对历史形成的民间融资问题,凡能坚持‘软着陆’降息要求的企业,政府积极引导帮助‘软着陆’,同时通过行业自律措施积极引导和帮助这些企业的融资行为不断规范,并要求企业尽快向合法融资途径迈进,让历史融资遗留问题规范,最终在合法、合规的轨道上平稳着陆。

“三,所有企业从现在到奥运会止,必须采取降息措施,逐步降到最低点,以尽快‘软着陆’。对再进行高息融资的行为人,无论投资者还是企业,将严厉处置,后果自负。”

2008年8月19日晚,吉首的电视台发布以房地产商会名义发出的《公告》,公告称:一,要求各家企业从当日起到2009年3月止,将月息降到3分以内,以降低负债,平稳着陆。二,出现兑付困难的企业收缩投资、盘活资产,妥善解决暂时的困难。三,奥运后政府封杀借贷企业乃是谣传,强降息的软着陆政策没有变。四,劝诫要理性投资不要再陷入超高息回报的泥潭。

各家公司也顺势推出降息措施,在8月15日到23日间,三馆、福大、荣昌、福诞等公司均宣布依照政府规定和商会政策,月息降为3分,利息照付,本金延期3个月支付。

然而延期三个月支付本金,让投资者一下子感到危机的来临,尤其是当有投资者本金已经到期无法取出,却发现这些天仍有人能全额取走本息之后,集资者便既担心企业老板卷款潜逃,又担心公司资金被别人取空,自己血本无归,于是便日夜滞留在各家集资公司门前,州政府门前也每天都有老百姓请愿。

到2008年9月3日,早在当年4月前便有各种传言的福大房产终于出事。

据吉首市政府办副主任谭凯文2008年5月所写的捧颂福大房产原董事长吴国军的文章《走进八月楼》,2008年春以来,吴国军已在湘西露面不多,“社会上偶尔还会谣传他携巨款潜逃国外了。”也就在2008年3月左右,福大的董事长由吴国军变更为其二哥吴国强。

9月3日下午,一位老太去福大房产要求领取本金,未领到本金的老太太已为此前吴国军卷款潜逃的传言所恼,此次便不让欲出门办事的现任董事长吴国强离开,吴国强叫来保安,与该老太发生肢体冲突,集资者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反映说,老太太挨打之事,立刻掀起风波,众人皆以为挨打也很可能会是自己的未来,于是揪扯吴国强进政府机关讨说法,对政府官员的劝解和有关融资问题的答复不能满意,由封堵州政府激化成阻断铁路,最终酿成了震惊世人的9月4日骚乱事件。

6、流言、惶惑群情

2008年9月3—4日事件爆发后,吉首市政府发出《关于依法整治民间融资维护社会稳定的通告》,要求企业自查自纠,防范化解风险。在整治期间,企业不准关门,法人不准外出,资产不准转移。同时政府派出工作组进驻集资企业加强监管,督促企业制定风险化解方案。

同时发布了《关于对参与集资情况进行登记的通告》,要求投资者持身份证和投资票据复印件,到各个所在的社区或企业登记集资情况,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的职工在本单位登记。称登记的目的是为了摸清非法集资情况,尽最大努力减少集资人员损失。登记时间为3个月。

2008年9月5日,《团结报》在第二版综合新闻不起眼的地方发了一篇仅500字左右的小消息——《我州依法妥善处理一起因非法集资纠纷引发的集访事件》,文中称市政府还出台了《关于对涉嫌非法集资企业进行依法处置的通告》,并称非法集资企业负责人已被当地公安机关依法控制,各项善后处置工作正在有序地进行。

9月7日,吉首市政府发布《关于对非法集资活动依法进行清理整治的通告》,由此,明确定义这一长达数年之久的高息融资活动为“非法集资”。

7日的通告决定对吉首市出现的非法集资活动实行停息,一律不得办理到期集资款转存,清产核资、控制集资公司负责人、控制相关财务资料等清理整治命令。对涉嫌非法集资的企业“实行一企一策,分类处置”。

所谓“一企一策”,据福大、三馆、荣昌、伟业等公司工作人员的介绍,三个月后,政府将根据清查出的实际情况,把企业划分为好、中、破产三种,前者实行还本和支付2到3分息,次者是有困难的企业,争取还本但不付息,破产企业,只能根据清产核资的情况归还部分本金。

9月7日发布的停止支付本息的消息,令吉首市众多依靠月息为生的下岗者为失去生活来源而惶恐不安。

2008年9月8日,当地政府宣称对已经取得高额利息回报的,以高息部分抵偿本金,已回收本金的,则要回收其高额部分的利息,纳入集资人现有资产一并核算清偿。

这两项政策令吉首刚刚平静不几天的街道迅速充满骚动和不安。荣昌、三馆、伟业、福大等企业的办公场所外,挤满了集资者。市内所有储蓄网点都出现挤兑,警察、武警在各网点维持秩序,ATM机里的现金被取完,从银行里到大街,人们排长龙等待取款,银行职员直至夜晚9点仍不能下班。

9日,银行暂停营业,网点贴出公告,强调政府不会从市民的银行账户里违法扣钱。

从9月7日开始,湘西有线的公共频道、综合频道等滚动播出公告和吉首市副市长的《答记者问》,表明处理这次“非法集资”事件的立场:依照“谁集资,谁负责;谁参与,谁负责的原则,依照国际惯例,政府一律不买单。”

然而,集资者对此表示不能理解,9月23日上午,一位在三馆投资100万元的黄大姐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自己的哥哥过去将数十万资金投在荣昌,因此持有荣昌公司颁发的“投资协会会员证”,这本证书盖着“湘西自治州民政局民间组织管理处”和“荣昌公司投资协会”的印章,如今说荣昌和三馆他们是高息融资,一下子便“非法”了?

9月20日,《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来到吉首市时正值周六,州、市政府门前都还平静,可到了22日周一,便有集资群众数十人赶到州政府大院,在里面聚集,声言由于集资,政府强令企业停止发放利息后,失去了生活来源;对于政府宣布的“非法集资”尤其不能接受,“非法集资”就意味着他们的投资不受保护,很可能血本无归,他们质问政府官员,为何连续四五年的公开高息集资活动,政府非但不作为非法集资来整治,更为各个公司的发展保驾护航?

22日下午,州政府大院内的请愿群众已经达二百余人。

当天早晨,三馆公司在办公场所外张贴还本方案,据三馆公司的工作人员介绍,曾成杰提出的还本方案,具体是:对每位投资者在三个月先还5%的本金,剩余部分,分三年还清,每年的30%分两次还,每次还总额的六分之一,之前未曾取过高息的,在本金外另加30%的利息。此外,如果有愿意转为股份的,可以在领取部分本金后重新签署详细的入股协议,作为股东可以参与管理和享受分红。

这一方案在贴出十分钟后,便被派驻公司的整治工作组以未与政府协商通过为由撕下,但有关内容还是被快速传播到众多集资者耳中,而且,由于口头传播,它在多人嘴里成为“三馆只还5%本金、其他转作股本,有盈利才分红”的流言了。

而伟业公司的总裁陈亚光,事发之后一直在张家界市,据传由于伟业在该市发展房产,也在那里大搞集资,9月之后引发张家界市集资户闹事,陈亚光已被张家界市控制,传言说,张家界市政府强令他必须立刻还本付息,伟业公司也已在张家界市还本付息。

荣昌公司和光彩公司的工作人员在公司声言资金链断裂之后,仍称公司有能力还本付息,是政府禁止发息和到期集资款转存,集资者应该去找政府问,荣昌还指责是由于老百姓自己过分冲动造成惨重损失。

这些传言使得多家公司的集资户都由惊慌转成恼怒,对于政府要3个月方才完成登记和清产核资,而自己缺乏生活来源表示不满;对于不知晓清查动态,信息毫不透明表示不满,认为这中间充满了暗箱运作的空间,充满了官员与企业老总私下运作的可能;对于自己因处于“非法集资”的参与者的地位,资金得不到法律的充分保障,更表示不满,于是在上午十时左右,又开始在州政府大量聚集。

2008年9月22日傍晚,吉首市委宣传部新闻中心主任陈勇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市委的采访要求婉拒,他告诉记者,目前,各个小组的清理情况,都直接向州委书记、州长和市委书记、市长汇报,即便副市长都不了解各家企业清理小组具体的工作进展。因此,此间流传的各种有关集资总额100亿元、200亿元都是缺乏根据的猜想。之所以定为三个月的期限,是因为这些集资企业中可能会有破产者,而破产者要清算,向债权人公告登记的期限,法律规定便是3个月,虽说是一企一策的原则,但是为防止处理个别企业的时候引起连锁反应从而导致社会不稳定,处理的时候便必须通盘考虑,因此即便最终只有一个企业破产,也要将所有的集资企业的清理时间统一定为3个月。

之四、九•二五事件亲历记

1、副市长:官员谁有问题就办谁

2008年9月22日夜,有集资者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自己在州政府提的要求,主要是:

一,光彩、荣昌、三馆等公司都说有能力付息,而目前政府命令完全停止还本付息,自己的生计眼看成了问题,要求政府提供生活保障。

二,如果说是非法集资,那么非法集资的时间持续四五年之久,集资活动完全是公开进行的,官员对此完全知晓,不仅如此,从各种文件和团结报等本地媒体几年来的公开报道看,州、市各级领导今年以前多次公开露面,支持这些“违法集资”企业的发展,那么这些行为如何解释呢?政府应该对集资事件承担责任。

三,企业不能破产,现在集资企业破产对于那些依靠权势在集资事件中获得了巨额利润的官员和老板,实际上是一种保护,是用平民集资者的钱去填满之前“官商”抽资造成的大窟窿。

他们说,这些问题,政府都没有给出答复。所以这几天,大家肯定还会去找州政府。

23日上午,记者来到中国人民银行湘西州中心支行大楼,找到湘西州银监局办公室王主任,对于记者有关集资问题的提问,他摊开两手笑着说,真的是爱莫能助啊,这件事情,由地方负总责,规定新闻这块必须要由地方的宣传部门来回答。记者问他,贵局应该不是最近才成立的吧,为什么对高息集资视而不见,难道脱得了失职的嫌疑?他很无奈地说,当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你一定能找得到回答的,我相信州委宣传部一定有材料可以回答你的。然而记者来到州委宣传部,却得不到任何回答。

2008年9月23日下午,秋阳的酷热下,又有二三百人来到州政府请愿,吉首市政府一位副市长出面做解答、安抚工作,《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也在现场人群中。群众淌着汗水,高声地在吵吵嚷嚷的大院里提问,官员汗夹衣背,高声地在挤挤搡搡的人堆里答问,直到天近黑。

有人问,这么多年的集资,一下子说成是非法集资,政府是不是想要逃避责任?

官员回答说:不定义为非法集资,政府就没有根据进入公司清理资产,核实集资的总情况,政府的行为是根据明确的法律条文来进行的。政府有责任,我从来也没有说过政府没有责任,要相信政府,要相信法律,清理整治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大家的资金安全。

有人问:为什么要公司停止经营?荣昌、光彩公司都说是政府命令,不许还本付息,要我们来问政府,我们现在没钱吃饭,怎么办?

官员回答:请大家想一想,公司要是有能力,还会出现现在这种场面吗?他们是骗你们的,是骗你们的钱还了别人的本息,要是不命令他们停止,接着又会骗更多的人。至于生活问题,现在还没有统一的政策出台,生活确实困难的,请大家到社区申请低保。

有人问:既然你们的工作组进了公司,为什么三馆还贴出那个方案?只还5%,我们不同意,政府为什么要搞三个月,才拿出方案?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工作的进展情况,是你们无能还是在搞鬼?

官员回答:三馆贴了不到10分钟,工作组就把它撕了,它是没有跟政府协商的,是自己搞的,政府也不同意。三个月,是根据法律规定的期限。清理资产的工作,每天都在取得进展,请大家配合好,到社区或者企业的点做好登记,我们不敢保证大家的钱100%都能回来,但是政府一定会尽最大努力的保护大家资金的安全。

有人问:为什么伟业公司的陈亚光在张家界市还本付息了,是不是因为张家界政府过得硬,而吉首这边的官员参与集资,下不了硬手?官商勾结,办不办?

官员回答:他陈亚光为什么在张家界市还本付息了,在吉首就没有,要问他自己。政府绝对会努力让大家少受损失。现在那些非法集资的公司老总,都被控制了,请大家放心。请大家相信政府,我认为大多数政府官员是好的,你们说的官商勾结有没有?我不排除可能有少数官员有问题。清理整顿,也会查,谁的头上都要查到,谁有问题就肯定要办谁。我的头上也要查,要是查到我有任何问题,怎么办我都行!

有人问:既然说是非法集资,为什么政府这么多年都不管?政府都在做什么?

官员回答:据我所知,今年1月政府就在橱窗贴出公告,要大家不要参与3分以上的高息非法集资,要大家警惕上当受骗,还张贴了关于非法集资的法律知识。

有人问:既然1月政府贴公告警惕非法集资,为什么要等到八九月份出事了才整治?

官员回答:吉首市是县级政府,有很多方面是超出我们职权范围的。

有人问:那你们向上级汇报了吧,有没有汇报到省一级?

官员无语。

然后又是其他的集资者围上来,问答一遍遍地重复下去。

2、州府大院索食者

2008年9月23日傍晚,记者由州委回转,发现来州政府的,已经有千人之多了,政府大门也开始由特警排成人墙守卫,下午大院内请愿的群众仍然滞留在里面,而门外,已经是人山人海。23日深夜12时,人群已散去,记者看到一位年轻胖妇急匆匆赶到门前,指着州政府外马路上停着的摩托车,哭求公安干警帮助查实来看热闹的丈夫是否被抓,半小时后,她在拘留所门外获得了丈夫被拘的准确信息……记者了解到,大约夜里10时许,有三人被捕,一个是因为朝特警身上扔烟头,另一人骂了警察几句,还有一人扔了石头。

当夜,听说有人在晚饭时闯入州政府食堂索食,晚上8点,副州长等官员与不肯离开的部分集资者在会议室开了个会。

次日下午,《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找到了23日夜晚与会的一位集资妇女李梅,她告诉记者,夜里副州长等人在与她们开会时说,如果不定义为“非法集资”,政府就不能派驻工作组,清理和冻结那些公司的资产。基本上和下午副市长的回答差不多。与会者要求见州长徐克勤,提出“他是前任吉首市委书记,他是当初支持这些公司民间融资的主要官员之一,大家想看他会怎么说,”有官员回答,州长今天没来州政府大院这边,一天他都在州委开会。

而集资户最后对官员们讲的是:只要问题不解决好,你们来上班,我们也会来政府“上班”,我们要求政府首先帮助解决一家人吃饭的问题。

24日上午,来到州政府大门外的集资群众,骤然上升到数千人之多,记者了解到,其中有许多是从周边县里来的,记者调查到,除了所有集资者都对“非法集资”的定性表示强烈不满,要求政府给个说法外,还有各自不同的问题。

有集资者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听昨夜开了会的说,州政府今天要给一些答复;有人说,听说州政府没有答应解决困难集资者的生活问题;有人说,听说伟业在张家界还了钱,没多少钱还这边了;有人说,三馆说只还5%,我们坚决不同意这个方案,政府不管么?还有几个人对记者说,这几天有光彩公司的人要我们把三馆的条子卖给他,说是张昌政有办法,卖条子得的资金在光彩公司也不先取,而是按照3分月息存一到两年,我们没有同意,现在听人说三馆只还5%,简直不相信,所以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24日下午,三馆集团总裁曾成杰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解释说,自己刚刚被市长宋清宏狠狠地骂了一顿。外面说的那些是谣传,自己绝不可能只还5%。这完全是因为信息沟通不够才导致的。他说,自己的方案,是在三个月内对所有投资者的资金都还5%,剩余部分按照30%的总利息,本息分三年全部还清,每年还款30%,投资者如果愿意转成股份的,也可以转成股份。工作人员撕了它又不好好解释,百姓还没看明白便以讹传讹。而且,政府的公告里也说要企业与投资者协商,这个方案只不过是一个协商,既然不允许,那就三个月之后等政府的政策吧。

而吉首市官方对此的正式说法是:“针对三馆集团擅自出台还本方案的行为,驻该企业清理整治工作组及时予以制止。吉首市委、市政府主要官员和市公安局负责人对三馆集团实际控制人曾成杰进行训诫,责令其立即停止一切违反清理整治规定的活动。”

3、一起关乎州长的突发事件

从2008年9月22日一直到24日上午,《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注意到,聚集的群众虽说情绪颇为不稳,但尚未发展成为暴力行为,直到24日近午时节。

24日上午11时多发生了一起敏感的汽车带人事件。

事件发生在州政府旁的武陵山过街天桥下,汽车带人过程延续至武陵西路的州建设银行附近。双方分别为湘西州州长徐克勤乘坐的湘UA0004车与55岁老妇张英菊。

现场目击者称,州长座驾从人民南路州委方向由南向北驶来,而此前,众多集资事件投资者已聚集在武陵山路天桥四周,听站在天桥上的主管金融的胡副州长和吉首市市委书记、市长解释集资事件的处理政策,据称,官员解释说,政府将争取盘活企业资产,分期分批给投资者还钱。但由于政府官员一再强调定性为非法集资,依据国际惯例,政府不买单,集资者感觉自己的资金不受法律保护,现场气氛已经相当紧张。

州长徐克勤的座驾出现后,很快被情绪激昂的群众发现、包围,车辆从过街天桥下转向西行,围观者老妇张英菊倒在轿车引擎盖上,该车未及时停住车并且继续前行了二百余米,方才停驶,汽车开行中。

车停后,下来司机和着白衣、红衣者各一人,至此,堵路群众已追上,有人指出着白衣者即是湘西州州长徐克勤,群众立即举拳相向,州长在赶来的警察保护下迅速脱离现场。围观者在愤怒情绪下砸车并掀翻了汽车。

13时半左右,《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州人民医院外伤科诊断室见到了当事人之一张英菊,她对记者描述说,在上午11点多,自己在天桥下看热闹,从乾州方向来了车,自己并不知道怎么回事,被汽车在左腿上剐撞了一下随即摔倒在汽车前盖,车还在动,自己赶紧两手抓紧引擎盖边缘凹槽,惶急之下大喊救命,但汽车并未停驶,一直开到了建设银行营业部前的公用电话亭附近,才因为前方有车掉头占道而不得不停车。车停稳后下来了三个人,其中一个穿白衣者是州长徐克勤,另一位穿红衣戴眼镜者下车后喊随后赶来的执勤警察抓人(指的是她自己),张喊道,你撞了我的人还要抓我?!此时百姓已经赶上围住了他们三人,指责他们撞人拖人,并愤殴之,州长在警力保护下脱身。张英菊对记者说:“这太气人了,父母官的车撞了我拖起走还要抓我的人。”她告诉记者,在场的公安局官员说先送她来医院检查,医院这边已经安排妥当,一条龙,全部有人负责。

在医院采访时,一位中年妇女代表医院安排着老妇的身体检查,老太太在医院做了X光片,光片显示老太太骨头尚未见到明显伤损。大约下午2时10左右,老妇所在社区的主任等三位基层干部赶来,代表政府慰问老妇,并且劝慰其先住院做好各项检查再说。

记者随后从医院赶到事发的具体地点,出事的马路旁边便是州政府大院,大院完全被密密麻麻的群众包围,州政府对面尚未竣工的七层大楼上,每一层也都密集地挤满了人,门口人群的圈子最内部是数排紧张排阵的防暴警察,大院内部除了警察,还有一些大早便来到州政府“上班”讨政策的集资者。

出事的马路,在记者到达时已经疏通,但仍有人聚集在小电话亭旁,评说此事。记者通过出租车计程器,量得从老妇倒在汽车前盖上到汽车停下的距离为230米左右。

记者从围观者所拍摄的照片中看到,被掀翻的座驾车牌号是湘UA0004。

旁观者对记者反映,事件发生后,警察在现场抓了那位过去在吉首商贸城擦鞋的哑巴,他们诉冤说,哑巴当时看到州长要离开现场,便拉住州长的包,不让他离开,但有人告诉记者,哑巴在背后踢了州长臀部一脚。有旁观者对记者说,警察在抓哑巴后抓了几个打砸和掀翻汽车的。

对此事件,湘西宣传部门通过香港《大公报》发布消息,称事件过程是:该集资老妇扑到州长坐驾引擎盖上,州长见状吩咐司机缓慢停车,汽车缓行一段距离后停下。

该事件发生后,记者在州政府大院外的现场看到,时常有人躲在人群后向防暴警察仍土石块,而每一次行动,都引起百姓的一片高声呼喊。

晚上9时,记者再次来到湘西州人民医院,张英菊已经躺在医院外科病室输液,她告知记者,州长对于这件事情如何处理,自己还不知道,因为还没有来自州政府的工作人员来过。目前,受伤的左腿从髋部到小腿都疼。

医生则告知没有大碍,只是左腿外侧肌肉挫伤。

记者离开医院后再次来到州政府,发现这里的围堵人群数量未减、情绪更显激昂,他们举着“要求政府放回无辜市民”、“广大市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人民爱政府、政府爱人民”等等横幅,一边唱着国歌,和着阵阵整齐的呼喝声。

24日下午,在州政府大院,有不愿透露姓名的白发老者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分析说,这里的政府,在集资事件出现后一直不通过正常的媒体渠道发布细致的工作进程,仅仅在有线电视上滚动播发前段时间的政府公告和吉首市副市长的《答记者问》,而该《答记者问》只是表明政府态度,政府公布的信息根本跟不上百姓对于集资事件处理进展的信息需求,因此,一有风吹草动,百姓便会聚集在政府,一天天过去,百姓对政府的信任度逐渐被消耗得荡然无存,这位老者说,政府排斥记者,完全不透明,是造成百姓无法及时得到足够信息、以至于焦躁情绪日增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政府在事前数年一直不制止、不整顿高息融资,等到一发不可收拾了才将它定义为非法集资,使得百姓有强烈的上当感,这也是政府威信扫地的重要原因。老者的分析,可以用中国建设银行湖南分行行长龚蜀雄接受香港大公报记者采访时的话语来印证:“龚蜀雄认为,湖南省政府正提倡‘掀起思想大解放,还权于民’,对于吉首非法集资事件,政府要勇敢面对事实,勇于承担责任,允许媒体积极参与报道,给民众一个透明度。”

4、市长:好官也是有的…监管到底!

2008年9月25日上午8时起,州政府门外围堵者人数增多,11时许,政府调来数辆客运大巴,试图疏导群众到湘西州民族体育中心接访,但收效甚微。《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来到接访点,发现这里的群众仅有百余人,有二三十人在填写登记表格和向工作人员咨询,有来自常德的老妇登记,记者看登记表,她也投资了接近30万元。

在体育中心一栋楼的二层,荣昌公司设了个临时点接待集资户,该公司的杨姓代表解释公司的还本计划说,拿不出那么多现金,是因为已经变成产业了。公司决定9月7日前到期的本金仍然计算利息,本息一起界定为本,在年前先还一部分,其余按比例每年还一部分。9月7日以后到期的,只算以前的,不算9月7日以后的利息,如果有人愿意算作公司股份,可以重签协议。至于登记与否,他说,政府要登记是为了摸底,但其实登记的效果并不好,不管登不登记,也不管什么时候,你们只要拿着条子来,荣昌都会认的。但他的解释遭到一位来自龙山县的年轻妇女当场痛骂。

楼外的空场上,吉首市市长宋清宏等人正给二三十名集资户回答问题、讲政策。

他说:“企业老板与一些官员有勾结,这也不能完全排除,但是我请大家相信,政府官员里,好人也是有的!而且还不少。政府对牵扯到这么多百姓利益的事情绝不敷衍。大约再过半个月,搞得快的公司,解决方案便可以出来。”

“这样高息的集资,本身就是违法的,现在这个情况,到了我们这任政府要是还不抓紧清理整治,还会出更大的问题,明确地定义为非法集资,并不是政府不负责任,恰恰相反,是政府在负责任啊,如果不这样定义,政府不能介入企业,无法控制这些公司,那么老百姓个人和他们打官司的话,哪怕赢了官司也很可能赢不回来钱。”

“对于老百姓的要求,只要是合法合情合理的,政府一定会重视、解决,但是千万不要再堵路,那是违法的。无职无业无生活费的群众,政府一定会管的。但是集资这个事情跟你们说的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不是一回事,它们的法律关系是不一样的,参与集资的个人行为,无论怎么说,集资群众自己毕竟也有一份责任,这点也不能忘记。”

有人提出,好多公司都说三年还本,如果三年公司还不出怎么办?

他说:“政府介入了,就会监管到底,会监督每一个公司,决不让他们逃走一分钱的资金,请大家相信我,每天我都会在这个地方,听大家反映情况。”

有人问,好几个企业都在说方案,三馆也贴了一个,大家不同意,政府管不管?

宋清宏说:“那个曾成杰,他不先跟政府协商,没有征得政府的同意就贴出来,结果惹出事,昨天我把他叫来狠狠地训诫了一通,要不是为了这么多集资百姓的利益,我马上就可以抓他!”

末了,他对聚拢的30位群众说,请大家相信我,再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也争取加快进度,有能力的企业,我们争取十多天拿出一个方案,困难的企业,我们也争取尽早清理整顿,尽最大努力为大家保全和盘活企业资产,帮助大家早日获得还款。

几分钟后,他在去往会议室的路上被一家企业的老总拦住,据了解,这是一家公司的老总,也参与了集资,但集资数额比较少(其后他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称,自己集资有4000万元左右),他向市长反映说,自己公司的现金足够,现在立刻就能对全部投资者还本付息,根据市里公布的一企一策的原则,政府应该允许他立刻全部偿还本息,可是有关部门却也让他们等到三个月后统一处置,说是如果一家先解决了,会引发其他公司的投资者不稳定。这样,公司起码三个月不能正常经营。

这位企业老总在与市长协商后,对等候的《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了一句话:一时糊涂,毫无必要地受了这集资之害!看来,他仍然得要等待政府摸清全部状况之后的正式政策出台。

5、9•25骚乱亲历记

2008年9月25日下午,局面开始化作骚乱,湘西州委所在的团结广场也有许多群众聚集,沿街商铺一律关门。有人砸烂福大公司房产项目八月楼一层的新一佳超市玻璃,一边狂笑着冲进去砸柜台抢东西,有人在马路上掀翻车辆,并砸坏沿街一间店铺玻璃门,有人冲击火车站,并在铁路边用砖头、石块箭雨一般地攻击持盾武警官兵,晚上,有人开始向州政府门前的武警战士投掷石头,当夜23时,州政府一位负责新闻的廖姓科长证实,这天有14名武警战士遭石块袭击负伤。

下午三时,《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从后门进入州政府大院不久,便有大群人围堵住了后门,并向着铁门里护卫的警察投掷蜂窝煤灰、扫把和花盆,院内的防暴特警迅速赶来,将人群隔离到距铁门十米之外。

记者前去办公大楼找州长,被告知州长在州委开会。

下午近四点,记者回到后门附近观察,身边有人向记者借笔,由此看到政府大院的排班表,州政府的前门后门都开始派专门的干部值班,有警察说,外面闹事的为首分子,都会有便衣跟踪的。

前门外,一位看似山民的老者脱光上衣,站在特警围成的圆弧外,大声表达不满的情绪,骂政府纵容集资公司高息融资了这么多年,老百姓上当了,现在已经什么都没有了,也没钱活下去,现在就算是要命,也不要紧了。他时而手指着政府大门愤怒地大声说话,时而转身对着围在身后的数千群众,时而蹲身将手里的矿泉水瓶往地上砸。

四时半,记者在做记录时被发现,一位在大门附近的官员要求查看证件,随即被带到保卫室内,由州政府负责新闻宣传的干部查验记者证。

几分钟后,一位女干部来到保卫室,问道,记者是怎么进政府大院来的?

还有人问记者,摄录视频没有?有没有拍照片?

最后,有人要求《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去州委宣传部了解情况。

下午五点十分,《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去州委,沿街的一切门面全都关闭。团结广场仍聚集着许多群众,州委大门已经部署了大批武警,警用车辆占满院内车道。这是我此次吉首采访期间第三次来到宣传部,前两次都一无所获,料想此次一定与前差不多。进入州委大院不久,从移动公司调来的大型应急通信车驶入,当即接通电源,打开各种设备,准备试运行,以备紧急之需。

前两次都没有见到该州主管新闻的副部长田万荣,此次听说他正在开宣传部内部的会,便在宣传部新闻科等待,新闻科的两位干部,对于记者有关此次突发事件的问题,居然表示毫不知情,说:大家都在办公室忙手头有关党报订阅的文件。

宣传部另一位干部告诉记者,现在其实是宣传部最忙的时候。《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现在只有我一个外来的记者在这里采访,而且宣传部管新闻的还根本不配合,宣传部还能忙什么?他说,他们要忙着删网帖啊!

等待期间,《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来到深处大院内部的一栋方形小楼,楼前停满了各式牌照的车辆,显然里面是州委在为处置紧急状况开大会。走进了小楼却无法进入会议室,也无从找到这位前任湖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去年底方才来湘西的州委书记何泽中。但在会场外,记者了解到,9月17日、18日省银监局的刘局长来湘西调研后,肯定了湘西州对非法集资事件的处置办法。

事后,《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才知道,湖南省委三位常委来到湘西州,坐镇指挥平息事件。

等到晚上19点40,宣传部的会议结束,田万荣却又一次躲开了。

随即,记者在出门购买手机电话卡的时候,发现,只有少数通讯店仍在营业,而平日它们总是要营业到夜里九点。

夜晚八点四十左右,记者又一次来到州政府大门前观察,恰此时,特警和武警列方队突开人群,到州政府边的武陵山立交桥下,以整齐的步伐跑步巡场一次,以示警威。围堵州政府的群众纷纷快速躲开,但很快又聚拢来。

夜里23时左右,记者再次来到州政府门前,发现这里已经被驱散,围观者告诉记者,在大门外站着守护的五排特警、武警先以水龙射击人群,然后以盾牌、警棍驱赶群众,有不少人因此受伤。

这时,记者亲眼见到了暴力滥用的行为过程。

从州政府门前跑过四个男青年,身后一群警察在追赶,有三人转过拐角,但也被警察抓过来,一人在逃到记者身边大约五米远处,被四位警察抓住,这时骇人的一幕出现了:抓住他的警察并未直截将他扣押回来,而是一拥而上,怒吼着以拳殴脚踢将他打倒在地,一位警察还高高地提起脚向下踩跺他的腹部。

震惊的记者站在大街上,身边有个穿白色上衣的男子从树影下打着电话走过来,他的身边有着深色T恤的青年在对这一幕摄像,记者以为他们是州政府工作人员,遂对这位白上衣男子轻声说:“抓到了没有,抓到了为什么还要打呢?”

未等仍处于震惊中的记者反应过来,此人突然一把抓住记者的领口,猛地连续推搡,喝道:“要干什么?你是什么人?干什么的?”这时记者才发现,他的白上衣乃是警服,肩头扛着肩章,这时立刻有三四位警察从他身后围过来,记者立刻表明身份,他方才停止推搡,转身而去。

几位在外围的本地警察走过来,轻声告诉我说,这里戒严了。然而记者拨通州政府廖科长电话,他并未证实戒严的说法,记者告知刚才亲眼所见和所受的一切,他告诉记者,下午和晚上有十多位武警和特警受了伤,晚上所抓捕的都是白天摄像头监控录下的行凶者。恰在挂电话的时候,记者亲眼看到有一位男子,欲从州政府门前的马路过,被警察推出来,警察们回头后,此人骂了一句,被离他最近的警察听到,警察立刻扭过头来抓住他,立刻有另三位警察围过去,一起狠狠地将男子打倒在地,并发出雷鸣般的阵阵狂吼声,在秋夜里令人不寒而栗。

再次打电话给廖科长反映情况,并详细讲述此人是被警察推出来,由此决不可能是要抓的白天监控到的违法者,并建议说,暴力的使用,一定应该有度,要有自控能力,要有最强力的约束!

当夜近24时,记者给州委宣传部副部长田万荣打了个电话,大约五分钟后,在州委大院内终于见到了从办公楼出来的田万荣,然而他只与记者握了握手,对记者说了这样两句话:“哦,你还没休息啊?!我有事要先走了,再见!”便乘车扬长而去。

26日凌晨的吉首街头,人群已经散去,警车四处可见,路上有许多辆搭着篷布的军车鱼贯而过。记者走在街头,见到好几对呆坐着沉默不语的夫妇,他们对记者表示,自己跟路边好多辆板车上躺着的人一样了,因为集资而穷困,无家可归,负债累累。

26日上午,湘西电视台公共频道和综合频道开始滚动播出对参与25日打、砸、抢人员的通缉令,称24—25日的事件,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违法犯罪事件。

记者在上午8点多来到州政府门前,发现主要的街道上已经布置了众多警察,设置了警戒线,这时仅有少数人在州政府对面的马路上,记者于是来到一家宾馆大堂整理昨日笔记,9时许来到州人民医院,找到在这里住院的车祸事件当事人张英菊,再次核实情况。

上午10时许,从州人民医院出来后,发现增强的警力和电视公告,并未有效吓阻住群众围堵州政府的行动,州政府的后门前门外,仍是密密的群众与防暴特警紧张地对峙着,两座过路的人行天桥,都被警察控制,不放人通行,因此即便过一趟马路也得绕行很远。主路边的商铺,全部与昨天一样,关门歇业。

接近11时,下起了零星的小雨,雨点逐渐变密变大,人群也随之逐渐地稀疏、四散而去。

正午时分,雨停之后,人群再也没有前几天那般密集地聚拢起来。

27日,记者在凤凰县,在同样因为集资而垮台的兰径国际大酒店的大楼毛坯前,听一位刚从吉首回来的司机讲情况:吉首市面确实又一次恢复了平静的态势。

当天,《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应湖南省委的再三要求,离开了湘西州。

之五、政府行为解密——斯人斯事,边城尺蠖之患

2007年11月,湖南省建设银行一位老家在吉首的职工去湘西审计,回长沙后对此地盛行的高息融资,提出质疑:“目前吉首盛行的这种民间集资行为,从‘集资对象’、‘批准程序’以及‘回报许诺’上看,都具有‘非法集资’的特征。什么是‘非法集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取缔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中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1999]41号)规定的很清楚……没想到这种高风险的回报一直维持了四年……可是我的职业习惯还是让我对这种集资,仍然,很不能放心!”

这位敢于直言的女职员,对家乡的这种现象忧心忡忡:“有人说集资的合法性还是‘主要取决于其是否对最大限度避免资金运作失败风险采取了有效的措施,以及上述措施是否在足够保护社会投资者的目标上达到合理的程度。’但是缺乏监督机制,合法性的保证终究是一句空话,是骗人的幌子。为什么要等到风险爆发,等到无法控制的时候,等到广大人民群众遭到资金损失的时候,等到出现原告,才会依法将其定为‘非法集资’呢?”

她的担忧,已成为现实。

众人皆知,在湘西本地,有众多的经济研究机构:有大学,有研究部门,更有金融监管部门,为何许多家企业的高息集资行为,如同三馆公司总裁曾成杰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所讲的,公然长期进行下去呢?

事实上,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湘西州中心支行历年来有关湘西民间融资的报告中,也陆续地读到这样的警告:“不可放任自流,应正确地选择适当的对策和措施加以引导。”“民间借贷引发的社会问题也不可小视,必须加以引导和规范。”“利率偏高,借贷者经济负担加重,缺少法律约束,是形成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调查中,获得了一些不愿或者说不敢公开姓名的人士帮助,有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湘西的银监部门曾将这里的高息融资反映到上级监管机构,但与这里的地方政府沟通时,回答是,你们说到底有哪些企业在搞“非法集资”,我们派公安协助你们抓人。最终不了了之。事后更有官员公然说,不搞民间融资还能怎么办?银行把湘西列为高风险区关了前、后门,企业要送礼都没办法……

1、一批超级能量的人物

据一位湘西州委工作人员介绍,最早湘西吉首市只有市个私协会一家可以公然向社会集资,据说是经过批准的。而个私协会在吉首市的发展,完全可以令全国任何地方的个协眼红,当地有人称之“二政府”。个协会长张昌政“教父”的得名,更大程度上是基于此。

据介绍,在“个协”依附于工商时期,全国到处都是工商挖私个协会员会费,而吉首市个协的会员会费不但未被挖走,每年反而还有全市50%的工商管理费进账。这是吉首市个私协于1984年大力兴办经济实体能迅速完成原始积累的一个厚实基础。

不仅如此,依靠良好的人脉关系,个私协会属下的光彩民营小区、光彩建材家居会展中心以及即将兴建的大型商贸物流中心,占用的上千亩土地都是政府赠送的,仅此一项价值上亿元。

在多重特惠条件下,张昌政名下的光彩集团,如今已经属有光彩民营小区(市场)、光彩建材家居会展中心(市场)、光彩出租汽车公司、光彩文化传媒公司、光彩房地产开发公司、光彩建筑工程公司、光彩物业管理公司、大型商贸物流中心(筹建中)等,现有的固定资产已达4亿多元。

光彩集团在当地已经是举足轻重。而它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张昌政,更是“红”、“黑”两道通吃。这位知情人透露说,2008年7月上旬,重庆市私营个体经济协会组织来吉首考察,座谈会上,吉首市的一位副市长便直言不讳地夸奖张昌政如何摆平“黑社会”,听得重庆来人一愣一愣的。

荣昌集团的总裁金孟贤是邵阳邵东人,他的神秘发家,则是依托于吉首大学。他在高中毕业后进入邵东团山建筑公司,1990年来到湘西。知情人为记者描述了他令人称奇的发家史,并称,你看看他的公司扩张表,便一定会惊叹,在这个经济落后的偏远小城,究竟什么是他快速扩张的支撑?城建项目的背后究竟有什么因素呢?

1991年5月,金孟贤取得第一个属于自己的建筑工程项目——吉首大学凤凰楼,组建了一个施工队,之后令人惊讶地连续承建了吉首市政大楼等一系列重点工程。

2000年6月,金孟贤与吉首大学合股创建了湖南湘西荣昌建筑安装发展有限责任公司。2002年6月,组建了湘西乾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03年5月,成立了海鑫泰物资贸易发展有限公司。2003年6月,投资4000万元人民币在贵州铜仁创办荣昌中学。2004年3月,兼并了吉首市旅行社。2004年6月,开始创办荣昌纸业公司,2004年11月投资成立湘西酉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2005年5月,投资4000万成立了贵州省松桃金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金孟贤从一个建筑队到公司的飞速发展轨迹,与吉首市2000年以来开发乾州、再造一个吉首的城市建设同步,他的乾城房地产公司成立以来便连续开发了6个项目,2004年5月正式营业的州民族影视文化中心酒店投资近亿元,2006年4月,他名下的荣昌集团生物公司在吉凤工业园征地50余亩,总投资8863万元生产维生素肥料,其2006年动工的裕隆世纪山庄投资额是两个亿。在湖北省来凤县的凤翔世纪商业广场,也投资上亿元。

福大房产的前身是怀化市工程建设承包总公司下属的小企业怀化市福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该公司在与荣昌争抢市政大楼落败后,获得了原市政府所在的地块“八月楼”的商业开发权,获得开发权后,原董事长赵翰不知何故被迫退出,由吴国军出任董事长,2003年5月23日,怀化福大公司在市工商部门办理了变更注册登记手续,更名为吉首市福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由于资金严重匮乏,吴国军找关系苦求省工商银行,到2005年才终于获批房地产开发贷款5800万元,为通过审查,还与银行合谋采取了变更开发项目性质的欺瞒手法,由政府原定的吉首商业广场改名福地城市花园住宅小区,开发完成后才又改成现在的“八月楼商业步行街”。

即便如此,资金还是离1.6亿元的预算投资相差太远,吴国军便通过民间融资的方式筹齐资金。

当初,因为公司实力太差,资金没有找到来路,这个项目耽搁了许多时日,还一度弄得传言四出。

三馆总裁曾成杰,邵阳人,1986年带着一个小建筑队来湘西,在吉首建设的第一个工程是市武装部训练基地,由此获得其“贵人”的青睐,获得了州消防支队、香港街、山城大厦、机电大楼、图书馆、湘泉酒厂车间等大大小小的工程。

三馆公司成立于2004年,注册资金819万元,它所要开发的州电力宾馆、州体育局、州文化局的图书馆和群艺馆的约80亩地,为吉首市区最繁华、最得天独厚的商业用地。为这块地,州里成立了开发协调工作领导小组,州委副书记、州人大常委会主任龙颂江为组长,吉首市市委、市政府也为此成立了一个“三馆开发工程指挥部”,由吉首市副市长、2008年时任州财政局局长的何益群任指挥长,政府将它列入湘西自治州建州50周年庆的重点项目。

对这块黄金地块的明争暗夺都很激烈,以至于吉首人都知晓光彩、荣昌这二者与三馆之间既相互拆台又相互利用的复杂关系。此间流传,是由于之前承办工程积累的人脉关系,肥肉最终进了相比前二者实力最弱的曾成杰的嘴里。

这块地的搬迁安置资金与土地出让金及开发资金等达到2亿元之多,对于曾成杰来说有如天文数字,而且银根紧缩,根本不可能真正从银行获得贷款,但竞争中已然认输的张昌政还是看中他给出的高息,拿自己从民间融来的钱来借贷给三馆大笔资金,同时,三馆在政府工作组允许下向民间大规模融资,方才能全面启动该项目,到2007年,三馆公司注册资本便飙升到6189万元。

伟业公司的总裁陈亚光是吉首人,投身该市房产开发更晚。2002年12月陈亚光组建吉首市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立即在乾州新区的中心区,获得开发地块。他征用蔬菜地23亩,兴建集商业购物、休闲、居住为一体的伟业广场,总投资4200万元,而公司的注册资金在三年后方才达到1153.9万元。

据州委工作人员介绍,这只是众多发展项目中的几个典型案例,不用多少硬实力,只要有“软实力”拿到项目就行,只是很不幸的是,他们的“好运气”碰上了宏观调控、银根紧缩,加上各商业银行放贷权限上收,通过银行贷款无本万利大发横财的时机已经转换了,资金只有完全依靠高风险的民间集资了。

2、湘西经济发展困局

199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敲定对西部进行大开发的战略决策,让长期以来因地处偏远山区经济发展极为缓慢的湘西,看到了一线曙光。当年,吉首市委、市政府便提出了开发城市新区、大步跨越式发展的新思路。

1999年7月,吉首市市长徐克勤(2008年集资案发时任湘西州长)在《关于当前宏观经济走势及我市的对策》(吉首市《政府工作通报》1999年第6期)中,首次提出“开发乾州新区,再造一个吉首”。年底,市委、市政府就此作出重大决策,并最终敲定规划设计先行、道路工程先行、政府迁建先行的原则,实施“城市带动”战略,把乾州新区建成吉首乃至湘西“经济发展的特区,体制改革的试点,对外开放的窗口,科技进步的样板”。

但是整个湘西州工业基础极为薄弱,支柱企业拥有先进设备的仅占全部设备的4.1%,达到国内一般水平的只占30.5%。依靠本地的工业经济发展来解决城市建设投资问题,基本不可能。

另外,湘西州地理位置过于偏远,交通十分不便,根据三年后湘西州调研组对全州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的调查,这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根本不值一提”,且人才流失严重,诸多因素导致招商引资效果十分差,“2003年虽然有了一些突破,但也只新招引外商6家,合同引资1337万美元,内联项目133个,到位资金7.5亿元,在全省根本排不上号,全州还远不如宁乡一个县。”

到2000年,吉首市当年的财税收入仅为1.04亿元,根本无力投入建设。据湘西州党校学者隆金华的研究,湘西州要赶上全省的平均发展水平,达到当地政府的期待,至少还要追加228亿元的投资,2001年进入国家西部大开发的范围以后,湘西州虽然争得了西部开发专项资金31.6亿元,启动了一批重大项目,但重点主要放在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等领域。

由此,吉首市政府提出“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办法来推动乾州新区的开发建设。

然而,具体实施仍是一个难题。

2001年,吉首市常务副市长何益群献策,通过经营城市、盘活老城区土地资源来扩大城市建设资本积累,获得已转任吉首市委书记的徐克勤和时任市长张官仁的赞同。

吉首市委市政府就此提出解放思想、转变思路,“有多少事,找多少钱”成为当地政界最流行的口头语。

经营城市、大力发展房地产业,成为地方政府迅速提高财政收入的一条新思路。

吉首大学在介绍其校友何益群时,以“富有超前性”评价他提出的这条思路。

在2001年之前,吉首市注册的房地产企业据报道只有8家,但由于吉首市乾州新区开发,市委市政府强令直属单位必须在2005年之前全部迁往乾州新区,遗下办公场所改造化作商业和住宅区,旧城改造的商机凸显,城市的多处黄金地块有了商业开发的机会,这就是三馆、福大等多家房地产公司所获的众多开发项目的来源。

于是几年来,房地产公司遍地开花,据介绍,2001年至2005年,吉首市仅新注册的房地产企业就达到46家。

同时,由于全国经济形势的热力,锌、锰等矿石价格飚升,内源式经济发展,一时成为当地不可忽视的力量。

这两大产业,在2004年以后,却都是宏观调控的对象,即便是在湘西开发地区,银行贷款与国家财政支持,也都轮不上。2008年9月18日下午,《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湖南省发改委采访了湘西开发办公室副主任何祖清,他对记者说,虽说是在民族地区和西部开发地区,对于矿业和房地产行业的商业开发项目,仍然控制得很严格,银行一般不会给与贷款。政府一般也不会给予财政方面的支持。

于是,“有多少事,找多少钱”这个超前的思路,便在实际中成为千方百计、多种渠道筹集资金的同义语,所谓多种渠道,便重点包含了民间融资。

在这一思路引导下大量开发城区土地,到2003年,吉首市土地出让收益已达1.24亿元,当地人称,“国土部门成为了吉首市的‘第二财政’”,2003年、2004年,吉首市房地产投入连续突破3亿元。

由于城市开发的形象效应和实际吸资效应十分明显,房地产业在全国各地的城市也都被看做支柱产业,《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数年来的文件中查看到,市、州政府在各个会议中充分肯定了这一思路,并多次提到借民间资金之力加速发展,州委机关报《团结报》也多次刊载文章,要求在在积极向上争取资金的同时,“通过民间融资、民营投资、信贷等多种渠道筹集资金、解决资金紧缺的问题”。

民间融资的形式,也受到当地金融监管机构的充分认可,在提到对民间融资进行规范的同时,央行湘西州中心支行也肯定道:“民间借贷有利于盘活社会存量资金,提高企业直接融资比重,缓解企业资金压力,正外部性明显。”

在政府的整体运作思路下,多个项目一时出台,虽说也曾有多个外来公司竞争,却都落到众多实力与项目所需资金相差悬殊的公司手里,于是,本应是部分公司不得已而为之的、政府必须有所掌控的民间融资,变成满地开花的几乎所有吉首市城市项目开发都必须走的途径了。这使得民间融资市场,一下子充满了竞争性。最终,政府不得不由允许公司融资更进一步,对它们之间竞相高息融资也整体默认,这令记者接触到的那些工作人员嗟呀不止,“人家说打铁还需自身硬,说白了,现在这个局面,就是政府里的人自身硬朗不起来,利益掺和得太多了。”

一批超级能量的人物,恰逢一个超前的思路,酿成一个超人想象的现实。

有人对记者点评说,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湘西地方政府对于2005年以后的超高息局面,陷入投鼠忌器的尴尬境地,并一直将问题的根源归结于长期以来投入不足、金融支持力度不够、融资环境差。

3、清理非法集资,何泽中初度整风

2006年,高息融资竞争趋于激烈,趋高的利息对公司的经济效益显露出相当的威胁,已经引起几家公司自身的警惕,据说荣昌等公司曾想组织协会,协商将高息降下来,但各公司拿地块得项目的速度刺激了资金需求,纷纷阳奉阴违,荣昌自己也一样陷入高息不能自拔。

与此同时,进入2007年以后,本地高利润的矿业受到整顿,房地产市场大势疲软,各家公司的正常经营都已无法对应高息支出,只有以更大量的后续融资才可支持现金流。

当地政府也意识到,如此超高利息融资如果继续发展,迟早都会出现崩盘,必须尽早控制融资局势,却又不便于直接出面,于是交由商会出面来解决。商会的张昌政自身却有着密切的利益关系,更与其他公司存在着伙伴或者竞争关系,何况其对各自有着幕后支持者的几家公司根本就无可奈何,2007年10月,政府主导下吉首成立了以张昌政为首的房地产行业商会,主要针对集资数额大的十余家房产公司,以政府意图强令其纳入保证金,也毫不济事。

工作人员透露,湘西州的民间高息融资混乱局面持续几年都得不到有效整治,令上级党委政府认识到本地主政者缺乏彻底整治的决心,集资问题恶化可能只是当地政治、社会生态的一个表象,于是在2007年11月下派多年在组织部任要职、在干部中颇有人望的法学博士何泽中副部长来担任州委第一副书记,希望通过他来贯彻省委清理非法集资的意图,妥善处理局面,并在今年3月将在集资事件中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州委书记童名谦调任邵阳市委书记,任命何泽中为湘西州委书记。

2008年3月,何泽中主政湘西后,迅即召开专门会议,讨论非法集资问题,并开始在州委、州政府、市委、市政府内部开展法制教育和整顿风纪活动。

2008年4月,他提出加强州委常委班子自身建设,公开在《团结报》上全文刊登了十八条要求,要求州委常委“规范行为”。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公文中非常具有针对性地明确强调:“不违规插手和干预工程招标投标、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房地产开发、产权交易、政府采购、矿产资源开发等经济活动;不得参与非法集资;不违规为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谋求任何私利;不滥用权力;不搞任何特权。凡要求下级做到的,州委常委首先做到。要求下级不做的,州委常委首先不做,要做到公道正派。”

这些话,由于是针对州常委班子,因此在州委工作人员看来,政治动向已经非常明了,“这话,就等于挑明了,”工作人员说。

4月28日,何泽中召集31名州级领导举行了集中学习,提出以治理经济发展软环境为名重点整治非法集资。

5月,何泽中在他本人分工联系的保靖县,试点以四大措施处置民间非法融资:建立处置非法集资联席会议制度;宣传提高人民群众风险识别能力;依法处置纠纷,引导群众通过诉讼程序解决;畅通信息渠道,建立健全治理非法融资长效机制。

同时,州纪委、监察局起草了《关于禁止国家公职人员参与非法集资的通知》,要求“州内所有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国家公职人员不得参与国家法律法规明令禁止的各种非法集资,不得传播有关非法集资信息甚至发布非法集资广告、介绍他人参与非法集资和从事融资中介活动,不得为非法集资进行抵押、担保,不得接受涉嫌非法集资企业的捐赠和赞助。”

2008年6月,州政府发布《关于加强经济社会发展软环境建设的若干意见》,“解决干部中存在的不作为、慢作为和乱作为问题……严禁干部本人及家属参与非法集资,严禁干部本人及家属参与开矿……”

州委那位不愿透露姓名者说,何泽中的系列举措,对于连续数年的集资经济来说,是壮士断腕,对于多年来盘根错节的本地官场生态,也是一贴苦口的良药,但毕竟树大根深,要清理好集资表象之下的更多问题,可能就要看他是否具有足够细腻的功夫和持久的耐心了。

而可惜的是,数年以来的许多百姓,已经普遍对当地官员的容许高息非法集资形成惯性认识,在超高利息的狂热追逐下,对新任书记在2008年3月以来的系列新举措视若无睹,仍然相信那些在党政机关中人脉兴旺的各家公司会续展其不垮奇迹。这便使得2008年的整治行动,带上社会悲剧性的色彩。

之六、民间金融亟待立法规范

长期以来湘西人非议的投入不足,确是事实。据统计资料显示,1952—1990年39年间,湘西州固定资产投资累计为20.23亿元,“八五”期间,湘西州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5.24亿元,比前39年的投资总额还多15亿元,但仍只占全省投资总额的2.3%,人均投入水平相当于全省的58%。

西部大开发后,固定资产投资猛增,据吉首大学学者鲁明勇的计算,湘西近10年累计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已达2000亿元,但长期以来底子薄,经济活跃度不高,突然获得发展良机,经济环境中也就必然充满了所有地区在经济突然爆发时期都曾带有的不规范因素。

只不过这在湘西涉及金融的领域表现得更为典型。

1、银行:已为湘西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西部大开发之前,投资严重不足,而近年来的金融支持,湘西人更多有抱怨。

据《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湘西州中心支行获取的资料,民族优惠利率贷款和中央扶贫贴息贷款政策虽然继续沿袭,但发放的力度和范围受到极大的限制。湘西州原定民族优惠利率贷款贴息企业最多时达500多家,目前能享受的仅171家,利息补贴也从最高的1.2亿元下降到300万元。中央扶贫贴息贷款新增额从原来的每年1亿多元下降到目前不足1000万元。

对此,湖南省湘西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何祖青在2008年9月18日下午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证实说,该办公室负责组织安排产业建设省规划项目财政贴息资金,对湘西地区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有前景的项目提供银行贷款贴息,审查很严格,据何主任介绍,对于湘西州近年飞速发展的矿业和房地产这类项目,办公室肯定是不予组织贴息的,可以说,地方选择的支柱产业,对于地方能否获得足够的财政和金融支持肯定有影响。

与何祖青所述的贴息政策可作相互印证的,有湘西州党校学者隆金华的研究,他在给州委的一篇研究报告中说:“在过去湘西州经济发展中,在培植支柱产业上选择了烟、酒和矿产品加工,总是与国家产业政策撞车。”

央行湘西州中心支行办公室主任李二平也在一篇文章中分析:“经济不断发展,但经济结构不合理,以锌、锰、钒等高投入、高污染、高能耗、低附加值为支柱的矿产业,属国家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限制的行业,风险大……”

此外,据反映,湘西本地的金融环境太差。

有银行内人士反映说,2003年以前,湘西地区一直是贷差地区,银行投放的贷款大于在此吸收的存款,但贷款中60%都无法收回,银行的不少不良贷款虽在改革过程中被剥离了,但这些贷款给银行造成的负担依然存在,依然要按年向总行上划利息。

湖南省建行的一位职员来湘西建行审计后说,“放一笔死一笔,”银行资金简直就成了“扶贫资金”。

据《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了解,这里的不良贷款经过多次剥离和核销,占比仍高于全国银行业平均水平1倍多。

央行湘西中心支行的一份报告称,金融机构在湘西州“付出了昂贵的成本和代价……不良资产居高难下,严重影响金融机构的正常经营和发展。”

由于长期的不良贷款,湘西州的一些银行处于遭受处罚的尴尬处境。

因多笔大额资金被企业恶意逃废,2002年来,湘西州工商银行的公司业务一直遭遇停牌,贷款只收不放,因为金融环境太差,银行的高管人员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处罚,跳槽者众多,到2007年9月末,湘西州金融高管理人员先后离职的达15人。

央行湘西州中心支行办公室主任李二平也指出,湘西州“社会信用意识淡薄。社会征信体系不完善,企业、个人逃废银行债务现象时有发生。法制环境不佳。对拖欠银行债务的案件久拖不决、判决不公、判决后不执行,金融债权得不到及时有效的保护。”

不仅如此,企业改制和商业银行改革,非但没有进化二者中间的关系,反而使得信贷关系越发紧张。

一方面是企业借改制之机破产逃债,另一方面是金融改革,国有商业银行抓大放小,重点向大中城市转移,机构纷纷从县及县以下撤退,1998年到2006年,湘西州金融机构总量减少138个;资金使用权和信贷审批权上收,地方分支机构信贷投放主动权丧失;内部绩效考核制、高管人员“问责”制、贷款终身责任制、株连责任制,使得这个落后地区“惜贷”、“怕贷”现象普遍。

2、官员:破除商业银行的融资垄断

银行与企业,在湘西陷入一个纠缠不清的恶性循环,这使得当地经济的两个最重要部门双双受损,但多数由草根而来的民营经济,仍然挣扎出自己的生天。而到了一定规模之后,它们也随时都需要解决对资金的饥渴。

在金融支持无法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发展民间金融成为地方官员扶持经济发展的重要选择。

虽说已经发生了此次高息集资的事件,但民间融资实际上根本无法取缔。

对此,湘西州龙山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向宏国的一番话非常具有代表意义:“我们这么穷的县份,城乡居民勒紧裤带的17个亿的储蓄,有6个亿左右没有用来发展自己的县域经济,而是投资到县外去了,银行效益怎么不好?我们怎么不弱?我们辛辛苦苦、作揖磕头上争的一个多亿的资金,怎么当得起这等残酷的抽血?现代经济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金融一活,满盘皆活,金融一紧,满盘皆困。”

他提出要破除商业银行的融资垄断,“引导社会投资,规范民间贷款。据调查,龙山民营企业在资本积累阶段,70%以上的资本构成,是通过民间借贷完成的。可以说,没有民间借贷,就不会有第一代成型的民营企业。从这一点看来,民间借贷已经成为商业银行投资不足的重要补充。”

对这些话,《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接触到的每一个采访对象,都给与了肯定的回答,他们提出,湘西州的发展,包括吉首市的建设,很大程度上依靠了民间资金,虽说这些集资企业会垮台,但是这些固定资产的投资,是沉淀下来了,它们是完完全全依靠百姓的资金建设起来的。

即便是三馆的老总曾成杰,即便曾成杰的公司是非法集资数额最大的企业之一,即便他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已经被公安机关软禁、监控,仍然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我是真的很不容易啊!我过去对投资者是这样说的:我很感谢他们信任我,我的一切建设资金都是他们的,城市建设成这样,要感谢他们!”

而参与集资的百姓们,也都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事已至此,已经没法怪这些公司了,要怪就怪政府没有管理好,没有好好规范融资企业的行为,如果一直都是3分,就既符合国家政策,也能给我们带来比存银行和炒股票高多了的利益。

3、教训:民间金融亟待立法规范

中国人民银行湘西州中心支行此次事发前的调查报告认为:“民间融资具有不可替代性。一般来说,民间融资具有时效性、周期性、诚实性及风险大的特征。如果这种具有时效性的某些需求,要靠现在的金融机构来解决,不是条件不具备,就是贷款手续繁杂,需要耐心的长时间等待,有时即便事成而良机已过。而民间融资信息对称,手续简便,具有正规金融所不具备的优点。”

虽说如此,报告也指出但如果始终不纳入国家金融体系之内,便很难受到有效监管。“缺乏有效的法律法规保障,容易引发一些社会矛盾和问题;利率偏高,借贷者经济负担加重;造成资金体外循环,影响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效果。”

此次湘西事件的爆发,便充分显现了管理不到位造成后果的严重性。

2007年6月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在天津发表演讲时说:“据研究机构在全国27个省份进行的抽样调查和总体估计,2005年我国民间金融、地下金融和非法金融总量约为2.9万亿元左右,最新披露的材料看,这三个非金融机构的总量还在大幅度的增加……”

如此巨大的总量,所牵涉到的人口之多,绝对不容忽视。由湘西事件来看,也必须对全国的民间融资活动,做好管理。

湘西事件之后,有网友发帖提出建议:“如果民间集资合法化后,政府对于集资行为的监督会变得更加理直气壮和严肃。可以及时制定切实有效的管理办法,并颁布相应的规范化条文,使民间集资行业更加规范和可监督。”

这一点,正可以从湘西事件中,可以获得一个教训——到了2008年上半年,上级与湘西州政府明确要清理整治了,吉首市政府仍试图通过商会来调控集资公司达成软着陆,最终却毫无成效。

央行湘西州中心支行在2008年7月下旬公布的《2008年上半年湘西州经济金融形势分析》中,也提出,建议改变“没出事就是民间融资,出事就是非法集资”的被动局面:“尽快出台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民间借贷行为……明确民间借贷的监管部门及其职责权限”。

2008年8月中旬,央行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肯定了民间借贷对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建议“应加快我国有关非吸收存款类放贷人的立法进程,适时推出《放贷人条例》,给民间借贷合法定位,引导其阳光化、规范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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