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一所公立中学将农民工子弟与本地生隔离

都市隔离带

作为上海宝山区最后一所关闭的农民工子女学校,江南学校800余名师生分流并入公立学校,意味着自2008年以来上海市政府“关停并转”农民工子女学校行动也已接近尾声。

这是整个中国一线城市试图解决此类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风向标,被认为是消除歧视的良方,实现“公平教育”的本义。

然而,新的问题出现了。校园外的围墙拆了,校园里却筑起看不见的墙。很难想象,同一屋檐下的学生,却因各种规定,分为东部西部,双方各有秩序,互不往来,自我隔离。看不见的墙,还表现在对教育资源的争夺上,中考将是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受教育的“窄门”,升学举步维艰。而所有隔离中,由此衍生的人心冷漠尤为可怕。

同样是由农民工带出来的话题,在北京大兴区16个位于城乡接合部的村庄进行了封闭式社区管理。被圈起来的村庄,究竟是一种简单粗暴、隔绝外来人口的管理格局,还是对特殊地带、特殊人群的治安创新管理模式?至今仍争论未休。

无论是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还是农民工管理问题,都将伴随并困扰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其深层次原因在于户籍制度之诟病,坚冰一日未破,新隔离尚未解除。 作者:盈文

外来工子女并入公立学校之后

上海校园新难题 看不见的墙

摘要:每天,14岁的陈萌和同学经过篮球场时,都要告诫自己,不能越界。尽管这界限并不能看到。在位于上海市宝山区和杨浦区交界的H中校园,教学楼被分为东楼和西楼,楼下各有一个篮球场和小足球场,中间是个单车棚。这个在视觉上并无明显隔断的空间,却成功地分化出两种封闭的运行秩序,这两种秩序分别对应了 “东部”和“西部”的两类学生,前者是本地生源,后者是农民工子弟。

南都记者 吴珊

每天,14岁的陈萌和同学经过篮球场时,都要告诫自己,不能越界。尽管这界限并不能看到。在位于上海市宝山区和杨浦区交界的H中校园,教学楼被分为东楼和西楼,楼下各有一个篮球场和小足球场,中间是个单车棚。这个在视觉上并无明显隔断的空间,却成功地分化出两种封闭的运行秩序,这两种秩序分别对应了“东部” 和“西部”的两类学生,前者是本地生源,后者是农民工子弟。

即便是走到这一步,上海市也走了很多年。截至2008年上半年,有将近38万适学的外来流动人口的子女在上海。对于这些学生而言,进公立学校难如登天,他们的容身之所往往是流动的破败校舍和师资匮乏的农民工子弟学校。这种不公平的教育现状,连同深为诟病的户籍制度,一直被视为城市排外的表现。两年前,上海市政府发起了一场“关停并转”农民工子女学校的行动,除了回老家或离校打工的,余下的学生将全部进入公立学校就读。

上海的做法,是整个中国一线城市试图解决此类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大趋势,被认为是消除歧视的良方,实现“公平教育”的本义。

然而,当陈萌和他所在的农民工子弟学校的800多名同学和老师被分流到宝山区H中和长江路小学时,实际上是把问题从校外带到了校内。一种新的隔离正在形成。与H中一街之隔的S中,两年前甚至还把所有的“民工班”集中在教学楼的一层,本地生为主的班级就被农民工子女班形象地称为“上面的班级”。在宝山和上海其他的郊区县,这种隔离的秩序会随着公立学校农民工子弟的增多而加深。

在H中,终于能够进入公立学校就读的陈萌们发现自己似乎并没有那么幸运。因为在这所公立中学里,他们被全体安置在主教学楼西部的一个配楼,而在东楼和西楼之间,似乎有道无形的界线把他们和这学校原有的一切区隔开来,他们的新身份不过是———来自H中“西部”的学生。

分流合流:并入公立学校

四年前,在河南家乡读到小学三年级的陈萌随父母来到上海,被公立小学拒绝后,自然而然地去了江南学校小学部,学费为每学期400元。

这所农民工子弟学校由一名安徽人创办,在靠近吴淞海关的黄浦江边的逸仙路上运行了六七年,离H中有两个半轻轨站的距离。学校小学部六个年级有500多人,初中部三个年级有150多人,其中小学六年级和初中部的300多人进入了上海学制的H中。

在外来人口多达63万的上海市宝山区,农民工子女人数占全部义务教育人口的比例超过了53%。1999年宝山区有100多所农民工子女学校,有几十人一个学校的,也有几百人一所学校的,局面纷乱;到2004年渐渐变成55所;缘起于两年前的“关停并转”行动,宝山区在今年已经完成了所有农民工子女学校的关停和转制,如今全区只有16所民办小学,初中部已全部并入公立中学。

江南学校是宝山区最后一所关闭的农民工子女学校,全校近 800名师生被分流到本区公立的H中和长江路小学。今年寒假之后,300多名江南学校的学生告别中环接近外环、轻轨3号线和黄浦江的夹缝中一栋破旧的教学楼,向南迁入了H中一座闲置的附楼,在更接近中环的位置开始成为上海公立中学中的一分子。

陈萌在今年春节过后进入H中。他觉得自己赶上了一个好时机——— 父母曾多次想把他转入附近的公立学校,都因为英语考试不合格或学校不接收而作罢。

H中是一所高境镇属初中,位于宝山区和杨浦区交界的边缘,和附近的上海市立四大附中之一——— 上海交大附中比起来,它只能算一所三流学校,但和旁边杨浦区的S中比起来,它的高中升学率又要高一些,也不会像S中那样放学后门口经常可以看见附近职校的小混混。

H中的斜对面曾经是废弃的江湾机场和宝山、杨浦、虹口三区交界地带,10年前,这里因为有一整片的空地而形成了聚集2000多户外来人口的棚户区。到2003年,已有4所农民工子女学校在棚户区周围落脚,其中一所甚至就开在H中的对面。

2005 年,因为江湾新城的规划,H中对面的棚户区开始拆迁,周围的近10所农民工子女学校也逐渐迁离或关闭,H中也在这一年开始少量接收符合入学条件的农民工子女。更靠近内环的杨浦区整顿农民工子女学校来得更快更彻底,2007年整个区还有4所农民工子女学校,到2008年就只剩下一两所了。

政府用公立学校扩容的办法来应对外地生对本地教育资源的冲击,但扩容之后,对区政府或镇政府来说,意味着财政负担的增加。当陈萌和他的同伴们为终于能进入公立学校而庆幸时,由于担心教育质量将下降,杨浦区和宝山区南部的很多本地生源家长,正考虑把孩子转学。

东楼西楼:隔离的秩序

在新学校的第一个学期即将结束的日子里,陈萌发现自己似乎并没有那么幸运。此前———在江南学校———他农民工子弟的身份不过体现在校舍、老师和课本上,大家间的“平等”可以让他对此视而不见,而现在,和本地学生在同一所学校读书时,这种身份差别无时无刻不深入他的内心。

H中的北侧就是上海市拘留所和戒毒所,南侧的两道校门除了上学和放学一直大门紧闭。学校由一个联体的教学楼和两个操场组成,学生们口中的“东楼”靠近街道,由一座 5层教学楼和办公楼“连体”组成,“东楼”向西延伸出一座4层高的实验楼和综合楼,“西部的学生”入驻的“西楼”综合楼再向学校的隐蔽处延伸出一个两层的餐厅。

东楼和西楼各有一个篮球场和小足球场,中间由停车棚隔开。在开学以来的4个月里,这个在空间视觉上并未有明显隔断的学校建筑,却成功地分化出两种封闭的运行秩序,分别对应了“东部”和“西部”的两类学生。

分化的秩序似乎有意让两边的学生在校园内外都无法相遇:东部的学生7:20开始进校,11:30下课到食堂吃午餐,下午1:00开始上课,到6点放学;西部的学生7:30开始进校,10:45就下课开始吃午饭,下午的课程1:00开始,3:30就结束放学。学校还要求西部的学生购买了和东部不一样的新校服,这样两边学生的作息和流向便可以在视觉上清清楚楚。

添置的新课桌椅被搬到了东楼,旧的换下来搬到西楼;学校的评比和奖学金西部学生都被排除在外;学校的活动场地设施都要让东部的学生优先使用,上体育课的时候,如果操场上有东部的学生,西部的就要去体育馆,或者在教室里上自习;对西部学生,学校还有出校门后50米内不能停留的规定,并禁止在这个区域内买东西。

“好像东部就是贵族,西部就是平民。”两边的班主任和老师都叮嘱自己的学生不要越界,东部和西部的学生如果互相交往都会受到处分。在东部学生的印象里,老师口中的西部学生“成绩差,又会抢钱打人,跟他们交往出了事学校不负责任”;而在西部学生的印象里,老师口中的东部学生才是这学校真正的主人,“结交他们扰乱学校的秩序,是件很危险的事情”。

西部学生感觉像是进入了一座“校中校”——— 西部的老师还是原来江南学校的老师,课本也和过去江南学校一样用的是人教版的全国通用教材,课程科目的设置、上课的内容和方式也都和过去几乎一样,甚至分管西部片区的副校长都还是原来江南学校的校长;这和东部片区的本地老师为主、使用上海版教材、课业量远比农民工子女学校要繁重的教学体系形成反差。

一些事件也加深了东部和西部学生的隔离。西部一个男生在玩闹时把另一个男生摔成了骨折,此后西部学生被校方要求自费买了保险,东部学生如果和西部学生在一起打篮球就会被老师骂;除了上体育课,西部学生能够接近东楼的最近距离就是自行车棚旁边西楼内卖饮料的自动售卖机。

融不进的圈子:东楼外地生

东楼学生并非都是上海本地学生,2005年H中开始接收一些符合条件,并且能够通过校方组织的摸底考试的外地农民工子女。王乐在2006年从农民工子女学校蓝鹰小学进入H中六年级,这一年班上30多个同学,有8个是外地的农民工子女,全年级加起来有近20个。

过去的蓝鹰小学就设在马路边,校舍也是租来的,地方特别小,同学们都喜欢在马路上跑来跑去,老师也不管,王乐想看书也根本看不进去。进了H中,王乐和其他外地同学在学业上感到特别吃力,尤其是英语,在蓝鹰小学基本上相当于没学过。

王乐重读了一年六年级,压力特别大的时候,几个外地同学在放学之后凑在一起哭,作业多得像是怎么也做不完。

H中后来把所有成绩差的学生和外地学生都集中在一个补习班里补课,外地学生的成绩很快就达到了班级的中上水平,有的还名列前茅,上海学生也跟他们交朋友,还借他们的作业来抄,但课余他们还是自然地分成上海人和外地人各自的小圈子。

进入初一,学校开始分提高班和平行班。从初一到初三每个年级一到两个提高班,三到四个平行班。提高班的学生都是年级排名靠前的学生,目标是考上区里或市里的重点高中。这个学期,学校甚至为初三排名前30名的学生再开一个补习班。学校各项优秀奖的得主,广播里报出的名字都来自提高班中最好的初三(一)班,当偶尔提到另一个提高班(二)班或者平行班(三)班时,都会有学生欢呼。

王乐知道自己和外地的伙伴们再努力学习也进入不了这个 (一)班,因为学校每一次的期末考试卷上都要求在“本地学生”和“外地学生”上打钩,他们这样的“外地学生”不能参加上海学校的中考,和班上其他准备考高中的“本地学生”,以及提高班里瞄准重点高中的学生,自然地分成了三个群体。

对于西部同学进入H中后的不公待遇,东部这些外地同学也为他们打抱不平。但是6月期末考试之前关于分班的传言更让他们感到担心。传言说,期末考试后可能会分班,东部的外地学生成绩排名靠后的会被送到西部去。

老师口中的“西部”像是个无法跟“东部”分享很多权利的低等阶级,东部的外地生高猛会用拳头来教训班上的一些上海男生,遭班主任警告再这样就把他调到西部去。对于东部的这些外地学生,他们既无法完全地融入东部,又惧怕风吹草动让他们被发送西部,像是摇摇欲坠的一小群。

中考临界点:命运分流

H 中所在镇教委主任无法想像如果放开外地生参加中考的政策,现有的中小学如何应对从外地农村滚滚而来的入学洪流。面对每天来办公室为孩子申请进入公立学校的农民工父母,她只能严格执行5证(指原籍地无监护人证明、城市务工证、城市暂住证、户口簿证明、居住证明)齐全、一年以上社会保险缴费记录和居住证期限的入学基本条件。

接收农民工子女就读后,像H中这样场地设施吃紧的公立学校在宝山区等上海郊区极为普遍。今年镇教委主任手中累积了近250个农民工子女的入学申请表,而真正能入学的只有1/2。

时间,对于东部初三的十几个外地学生来说是残酷的,他们一点点地逼近那个临界点———中考,却离高中和大学越来越远。

4月底H中的第二次质量模拟考被王乐等东部的外地学生称为“小中考”,因为不能在上海参加6月19日的中考,学校将用“二模”的成绩让他们提前毕业。考试结束之后,老师经常把“参加中考的同学”挂在嘴边,王乐等不知道自己还该不该去上学。

王乐所在班级的8个外地学生到初三只剩下3个,另外5个在初二结束时就已经回到家乡筹备中考。王乐、耿浩等不打算回乡,他们很小就随父母从家乡农村来到上海,在老家没有亲人和朋友,家乡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地名而已。而老家使用的全国版教材和他们在H中使用的上海版教材也不一样,回乡复读对他们来说也有难度。

“小中考”之前,东部另一个班的外地生耿浩向王乐等提起申请中职院校的事情,上海的中职院校从2008年开始允许自主申报招收外地农民工子女,并在2009年由市财政对农户子女进行补贴。王乐等去问班主任,班主任才把选职业学校的小册子交给他们,这时距离向职业学校报名和寄送档案的截止日期只差了两天。

仓促之中,王乐、耿浩等3位外地同学把未来4年的命运交给了上海市信息技术学院。这所学校对双农户和未满18周岁的初中学生进行补贴,王乐等基本上可以免除全额学费。

然而在上海,职校往往是成绩最差的10%本地学生的选择。在对外地农民工子女开放招生之后,空姐、文秘、广告设计、音乐教育等热门专业仍旧只招收本地学生,对农民工子女开放的专业还是和劳务型行业相对应的数控机床、汽车修理、酒店服务和餐饮烹饪等。

虽然至少一半的学生都曾经想过考大学,H中“西部”初三班级80%的同学最终报读了宝山职校。这所学校在一两个月前就到班上来招生,男生学数控、机修,女生读物流和饭店服务成为初三班普遍的选择。

5月1日开始,王乐等外地学生决定不去H中了,比班上的本地同学提前两个月开始了暑假,班主任默许了他们的离校。在紧锣密鼓的毕业的气氛里,他们却成了H中初三毕业班几个多余的学生,这感觉让王乐和耿浩说不出的难受。

5月27日,班主任没有通知他们和“东部”的学生一起去参观世博园区。6月2日拍毕业照,王乐也是凑巧遇见了英语老师才知道的,耿浩和其他几个外地同学没人通知没能赶上。他们去学校补办学生证,班主任冷淡得像是从未有过他们这样几个学生。

“西部”初三班的同学正在紧张准备6月8日和9日的期末考和18、19日的中职考,女生们还在为6月13日班级教室里的一场毕业典礼筹备节目。毕业留言本正在教室里传递着,这个“西部”初三唯一的班级里同学关系融洽,这段日子里他们谈论最多的话题是,5年之后,成年的我们都在哪里,还能不能再聚在一起?

王乐和耿浩没有属于自己的毕业典礼,也没有印满同学字迹的留言本。他们害怕回到H中,在那里他们的名字似乎被轻轻抹去,不留痕迹。他们也不知道充斥着外地学生的职校是否能够给他们一个好的未来,因为在上海学生的口中那里向来是一个混混们出没的地方。

在东楼学生集体去参观浦东世博园区时,西楼这一天只能上课。校园静悄悄的,原来的早操和眼保健操都取消了“连下课铃声都小了很多”。

不过“西部”的学生第二天却参加了H中十周年的庆典。出演开场舞的14名学生中,有3名来自西楼。他们甚至还独立演出了一个叫《棉花糖》的舞蹈,这是他们进入H中以来第一次和东楼的学生一起活动。

下午3点半,西楼和东楼的学生第一次同时间放学。穿着粉红、蓝白校服的“西部”学生,和穿着蓝黑色校服的“东部”学生各自从西楼和东楼的原点出来,在班主任的带领下列队走向校门口这个终点“老师再见!”西部学生的告别口号明显要比东部学生响亮。

尽管这天他们可以在校门外相会,却没有人互相攀谈。他们自动地分成两色的人流,很快消失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上。(文中学生及两所公立中学均做了化名处理)
不进的圈子:东楼外地生

东楼学生并非都是上海本地学生,2005年H中开始接收一些符合条件,并且能够通过校方组织的摸底考试的外地农民工子女。王乐在2006年从农民工子女学校蓝鹰小学进入H中六年级,这一年班上30多个同学,有8个是外地的农民工子女,全年级加起来有近20个。

过去的蓝鹰小
一所学校的“东西部”差异

“东部”学生,7:20开始进校,11:30吃午餐,下午6点放学;

“西部”学生,7:30开始进校,10:45吃午餐,下午3:30放学。

新的课桌椅,搬到东楼,旧的换下来搬到西楼;学校的评比和奖学金“西部”学生都没份;

学校的活动场地设施要让“东部”学生优先使用;“西部”学生出校门后50米内不能停留,并禁止在这个区域内买东西。

“东部”和“西部”的学生如果互相交往都会受到处分。

在“东部”学生的印象里,老师口中的“西部”学生“成绩差,又会抢钱打人,跟他们交往出了事学校不负责任”;

而在“西部”学生的印象里,老师口中的“东部”学生才是这学校真正的主人“结交他们扰乱学校的秩序,是件很危险的事情”。

小草要歌唱

“外地人”秋映一家在上海的梦想与现实

摘要:在6月6日上海社区剧院的一出音乐剧上,秋映的妹妹梦萦扮演了一个叫袁梦的农村女孩,她跟随父母从家乡到上海,在这座水晶般的城市,她开始经历种种农民工子女的身份所带来的烦恼。后来她遇到“久牵”,并在“久牵”的帮助下一点点接近自己的梦想……

南都记者 吴珊

在6月6日上海社区剧院的一出音乐剧上,秋映的妹妹梦萦扮演了一个叫袁梦的农村女孩,她跟随父母从家乡到上海,在这座水晶般的城市,她开始经历种种农民工子女的身份所带来的烦恼。后来她遇到“久牵”,并在“久牵”的帮助下一点点接近自己的梦想……

这个叫《袁梦》的音乐剧,像是秋映一家的故事的一个缩影。秋映从小在安徽霍邱县农村跟随爷爷奶奶长大,8岁时被从合肥回乡的父母带到上海,从此和弟妹在宝山区一个轻轨、火车和大货车交错的工业带长大。在辗转3所农民工子女学校读完小学之后,她进入该区一所公立中学,因为不能参加中考,目前她就读于宝山区一所成人高中。

秋映的烦恼

6月3日,秋映和母亲秀英的冷战已经快两周了。这个刚满18周岁的姑娘,两周前改变了发型,在妈妈眼里,这成为她进入成人高中之后,结交“不良朋友”变得越来越叛逆的重要证据。

秋映穿着印有Rock& Roll的黑色T恤和运动裤,走路时像男生一样前后晃动着肩膀,身边总是不乏一些愿意追随她的女生。相比17岁,这一年让她的眼睛里更添了一丝忧虑。

作为家里的长女,秋映曾经努力迎合父母的期望,在从农民工子女小学进入宝山区一所公立中学的4年,奔着考大学的目标发奋读书,成绩很快在班级名列前茅。因为活泼上进,她还担任了本地生为主的班级的班长,并带领校女子篮球队拿过宝山区联赛的冠军。

外地学生有不能参加上海市中考的限制,班主任告诉秋映这样的外地学生,上海市有一种人才引进政策,只要父母中的一方进了上海市的前100强企业工作,其子女就可以在上海参加中考。如果不能进这些企业,也可以托关系买这个证,一张大概要8万-10万元。

父亲成武曾在初一时就向秋映保证只要努力学习,将来就可以让她参加中考再考大学。到初二时她问父亲什么时候能把证办下来,成武说去办了,还没有音信。到初三时秋映明白以他们家的条件要想拿到这个证是不可能了,她的学习成绩开始下滑。
这一年秋映的两个好朋友家茜和晓渔都回到安徽老家去读县中了,秋映也想回去,但父亲说回家去没有亲人可以照顾,家里的经济条件也负担不起这笔支出。

临近中考的日子秋映不再去学校,她的内心空荡荡的,晚上睡到半夜会突然醒来,考大学的目标突然没了,她不知道自己未来要干什么。一种被抛弃的感觉笼罩了她。

秋映最终没有像大多数外地学生那样报读上海的中职校,而是选择了一所成人高中。在这里读两年将发给广播电视大学的高中文凭,然后可以报考上海各所大学的成教部。用这个成教本科的文凭可以继续报考研究生,如果考得上,这个文凭就和其他正常的高等教育的文凭一样了。

但秋映一进入这所成人高中就发现一切都可能是泡影。这里的同学和她一样都来自河南、江苏、福建、安徽这些外地省份,却只有一两个跟她一样愿意读书的学生。班上40多个同学,到现在只剩下30多个了,不断地有同学辍学去做厨师、收银员、迪吧服务生和自己开小店。放学后的时间,他们大多泡在吴淞码头谈恋爱,或者去在学生中赫赫有名的奔马地下溜冰场消磨时光。

秋映觉得这一切都离她的内心很远,她其实并不像父母预设的轨道那样渴望考大学,也不想像现在的同学那样空虚地混日子。父母并不理解她,以为不想考大学就等于自甘堕落。上周五的凌晨1点,秀英终于忍不住爆发了,她把秋映从床上叫起来,质问她父母到底有哪一点做错了?

一个家的命运浮沉

成武和秀英10年前从安徽霍邱老家来到上海,三四年前成武就失业了,秀英这几年为了养家换了无数份工作。她现在每天早上6点出门去附近的一所学校食堂做饭,下午1点再赶去浦东一个美国人家里做家政带孩子,回到家时都已经是晚上9点了。这两份工作可以给她带来每月3200元的收入。(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南都网)

成武一家原来住在老江湾机场里面的棚户区,2005年棚户区拆迁,他们在附近吉浦路的一个小区租下一个两居室,后来又搬到小区另一个一居室。

成武和秀英,带着秋映、兴国、梦萦这三个孩子,一家五口住在一间大卧室里,房间基本上被3张床铺占满。大人和孩子之间很难有秘密。

刚到上海时,因为在淮南师专读过几年书,成武进了一个远亲办的农民工子女学校——— 沪皖学校任教,学校就设在宝山区江湾机场外来工棚户区的旁边。江湾机场棚户区聚集了2000多户外来工,附近的农民工子女学校到2005年增加到10所。沪皖学校在2003年因达不到区教育局的办学要求被迫关闭,随后的 2005年宝山区开始大规模整顿农民工子女学校,江湾机场棚户区也开始拆迁。在每一次整顿行动中,秋映、兴国、梦萦几乎都要换一所农民工子女小学,兴国和梦萦几乎是每年换一所小学。

学校关闭后,成武和秀英承包了原先作为校舍的3间大厂房,自己买三合板隔成63个单间出租,一年可以赚个几万块。空余时间夫妻俩再跑码头给渔船送柴油,到2005年手头慢慢积攒了十多万元。这两年是秋映一家最好的日子。

2006年,成武借债几十万投资购买了两辆装运集装箱的车辆,到2007年出了几次车祸赔了本,夫妻感情也出现问题,全家进入最为困难的时期。秋映在这一年变得更为要强和好胜,兴国则变得更加沉默,在父母最无助的时候,秋映逼迫自己成为家里的小家长。

经历了这样的家庭变故,成武开始变得消沉,秀英扛不住物质和精神压力有时也拿孩子来发泄。这年秋映读初一,父母希望这个大女儿能更懂事和出人头地,来改变他们这个家庭在城市岌岌可危的命运。

放牛班的孩子

秋映觉得真正找到自己人生的方向,是从初三毕业后重回“久牵”开始。久牵志愿者服务社是一家专门为农民工子女提供课外教育的公益机构,创办人张轶超手把手地带着秋映和两个弟妹一起长大。上初中之前,秋映曾经是“久牵”的常客。

那时江湾机场的棚户区正是农民工人丁兴旺的时候,张轶超还在复旦大学哲学系读研究生,因为一次机缘,他开始组织同学到江湾机场周围的农民工子女学校支教。在那里的棚户区,他结识了秋映一家。

2006年,美国学生柯慧婕找到张轶超,一起组建了一个农民工的孩子组成的合唱队,取名“放牛班的孩子”。这个名字来自法国电影《放牛班的春天》,影片讲了一个通过教授音乐来改变他人命运的故事。

秋映在2009年初三毕业之后,重回久牵成为一名“放牛班的孩子”。上海轻音乐团副团长、上海新加坡国际学校的音乐教师这样级别的老师受邀给孩子们培训。秋映在合唱队里放声高歌,内心的什么东西似乎融化了,她听到一个流淌出来的声音说:我想要学音乐。

她开始意识到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情并不是考大学和给将来找个出路,而是投身音乐和艺术。

很多学校和家庭都习惯性地剥夺这些农民工孩子们选择和判断的权利,张轶超尽可能地让他们在久牵得到补偿。他建立了久牵论坛,鼓励孩子们办起了自己的小报《小草要歌唱》,成立小记者团,倡导对社会议题的关注和自由而丰富的言论。

“久牵”里也充斥着大量演出、夏令营、培训,甚至出国的机会。6月1日儿童节,“放牛班的孩子”一天就赶了上海电视台、上海音乐厅和世博园内的三场演出。6月 24日,美国的一支知名摇滚乐队要到久牵来交流。张轶超随时可以把新闻界、法律界、音乐界等最好的资源输送给这些孩子们,让他们向上一步看到更广阔的天地。

“亚当斯密也曾经只是个邮局的小职员。”他说。进入了这个天地,未来是做个白领还是个工人、农民或是个艺术家就不再是真正的问题,“了解自己是谁、要做什么和愿意付出多少努力才是最重要的”。

自由地呼吸

梦萦和放牛班的其他3个孩子第一次在久牵获得了出国的机会。她们将在今年8月跟随上海市青少年宫合唱团一起去新西兰交流演出。从小做着公主梦的梦萦兴奋异常,但妈妈秀英却开始为出国的费用发愁,尽管每人2.2万的费用中张轶超已经拉赞助扣减了两万,每人只需要自己出2000元。

14岁的梦萦需要回到她的户籍地去办理身份证和护照。5月24日,秀英向学校和美国家庭请了两天假,专程带梦萦回乡。这是3岁就离开霍邱的梦萦的第二次回乡。

梦萦有1米68的个子、修长的脖子和清秀如水的脸蛋儿,是个略带稚气的美少女。上了上海至安徽六安的大巴,秀英又开始训导小女儿要学会吃苦耐劳,不能整天异想天开。梦萦端出韩寒反驳,“一个人应该毫无保留地展现自己,哪怕它不符合常规”。

“我要过自己喜欢的生活,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比如周游世界。”梦萦说。这在穿着5块钱一件的衬衣,每日为五斗米折腰的秀英看来无异于痴人说梦。

“只要你想,你就可以。我的每一步成功都是靠这个过来的。”梦萦大声说,“我的理想是成为一个音乐剧演员,要在巴黎的歌剧院里演出。这些你永远也不会懂……”秀英很害怕似的打断她,双臂张开来像是想把梦萦整个兜住,以防被车上的其他人听到笑话。

梦萦今年在杨浦区一所公立中学读初一,已经拿到了上海的声乐五级证。她未来的目标是在初三毕业时拿下声乐十级证,然后去报考上海音乐学院附中,顺利升入大学,再报考位于纽约的全世界最好的朱丽亚音乐学院。

16 岁的兴国却有个模糊的理想是回到霍邱农村的老家,建设家乡;而更为现实的目标是在上海开个汽车修理厂。这个沉默的少年正在开始承受从秋映那里慢慢转移过来的父母的压力。秀英和成武对每一个孩子都不放弃把他们送入大学的梦想。秋映眼看着成武正在经历自己初中时内心的焦灼,不明白父母这样做到底是为什么。

故乡的那个村庄位于上海到武汉的一条老国道上。6月故乡的麦子正在成熟,由青转黄。而坑坑洼洼的老国道则像条已经腐败的毛细血管,越接近贫穷的村庄便越虚弱。村里已经没有什么年轻人了。晚上关了灯,外面只剩蛙鸣和呼呼的风声,秀英感到有些陌生。

成武将重新开始一份新工作,这可能将结束他焦虑而失眠的日子。他常常觉得自己愧对子女,没有能力送他们回乡读书或者进私立学校。他为自己和秀英设想了一个回乡度过余生的晚年。

7月,因为张轶超的争取,秋映准备和另外3个久牵的伙伴到北京参加托福英语班的培训。如果托福考得好,她会考虑申请美国的音乐学院。她和妹妹已经完全地把学业和生活的重心都放在了“久牵”。

张轶超对这些其实并不那么的在意,他希望孩子们能在久牵寻找到一些更为终极的意义。“这里是一个新家,当在学校和自己的家庭里感到压抑的时候,他们在这里可以自由地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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