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固的社会阶层流动

文/识局智库之老顽童(识局智库微信公共账号zhijuzk)

在封建社会,一个普通读书人,可以通过科举,最后高中而当上朝廷大官。尽管科举制度有这种那种不是,但谁能否认这种制度能让一个寒门学子瞬间成为上层人士呢?

当然,现在社会里,高考也是一种模式,但是大学毕业后,失业的也不少了,很多人一生就为了一套房子,他们中有不少人仍然认为自己是社会的底层。

老顽童认识不少毕业了10年的朋友,他们家庭大多以工人和农民为主,尽管很努力,但仍被大城市的房贷压着,他们经常慨叹自己的努力就是为了下一代能够“有出息”。试想一下,一个才30多岁的人就经常慨叹自己是屌丝,这是多么地无奈。

肿么办?

《人民日报》注意到了这一现象,该报指出,穷二代、富二代、体制外的二代与体制内的二代……因家庭出身不同带来的代际分化已成为转型期中国的突出问题。造成二代分化的原因是什么?各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如何面对代际分化?

前一段时间,国家主席习近平说“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并称生活在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

这样一番讲话具有丰富内涵,也是向外界宣示“中国梦”并不仅仅是社会各界精英的梦,也是每一个普通百姓的梦,中国老百姓应当和精英阶层一样,都能够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显然,相对凝固甚至僵化的社会各阶层流动性需要重新激活,而外界也对此甚为期待,但具体效果仍有待观察。

当前阶层封闭的几个途径

首先,教育导致阶层分化。1999年扩招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的招生规模不断扩大,但是很多研究都表明,农民子女上大学、上好大学的机会却越来越少了。在重点大学中,农民和较低阶层的子女的比例越来越小。愈演愈烈的“择校风”使得优质教育资源日益向有钱的、有权力的阶层子女倾斜。

其次,就业竞争的关系化。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普及,大学生就业困难日益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对于底层群体而言,靠“知识改变命运”变得越来越困难。优质的就业机会是极端稀缺的资源,巨大的就业压力使得就业竞争关系化。

  第三,财富积累方式从劳动致富到财富致富。财富积累的方式发生变化,社会财富的积累已经从 “劳动致富”转变为 “财富致富”。在财富分配方式更有利于资本拥有者的情况下,财富快速向上转移,而社会底层则有扩大的趋势。高房价和高物价把正在出现的新中产又打回了原形。

  第四,难以转变的发展方式:GDP与相对贫困化的双重增长。在不同的社会结构关系中,经济发展的结果并不必然导致减少贫困。在不受约束的情况下,发展常常伴随着分化和贫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经济社会“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提出来好几年了,但“GDP”政绩观仍然没有根本改变,为了GDP增长而牺牲社会公平的情况仍然非常普遍。

  第五,高风险时代的到来:财富向上转移、风险向下积累。改革开放以前,国家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过程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越来越大,逐渐与国家一起成为当前资源配置的两个最主要力量。国家和市场都在把资源配置到最有经济效率的方面去,国家没有弥补市场的失灵,反而与市场一起失灵,在一些需要国家保障的领域缺位。其结果是:经济增长付出了巨大的社会成本。因此,在财富积累和市场繁荣的背后,是弱势群体的利益被损害。这种社会代价又主要由一些弱势群体和较低社会阶层来承担。

  总体来看,我们已经进入一个社会结构不断固化的时期,纵观很多社会事件,背后都可以看到强势阶层与弱势阶层之间激烈的利益冲突,作为强势力量的资本和权力所有者对弱势阶层的侵害是事件爆发的主要原因。当然,这些冲突关系主要还是经济利益关系,而绝少地体现为政治关系。

如何减少“贫穷世袭”的忧虑?

前不久,一些收入不高的年轻人在网络上公开表态不愿生育“穷三代”,理由是“穷二代”的孩子从一开始就输在了起跑线,注定要在艰难的环境下挣扎,改变世袭贫困命运难上加难。再说,本来已是“房奴”,如果生了孩子,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就成了“孩奴”,岂不一辈子活在“奴隶社会”?

或许有人说,不愿生育“穷三代”暴露出一些年轻人只懂现实享受、心理素质太差、对未来预期过于悲观。这种观点不无道理。但是,与其讨论“穷二代”为什么没有信心生育,不如正视他们对改善生活、期待公平的呼唤。不愿生育“穷三代”,生动反映了他们对贫穷代际传递、社会阶层日益固化的忧虑。

南开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郭大水教授认为,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现在确实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阶层固化,底层社会成员改变地位、向上流动的机会在减少。“导致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代际之间的社会壁垒,造成教育等社会资源分配不均。如果这种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变,对于促进社会阶层合理流动、社会和谐稳定都非常不利。”

专家分析,近10年来,中国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基尼系数已接近0.5,社会底层劳动者的收入增长严重滞缓,这是造成“穷二代”的直接原因。另一方面,体制障碍让社会流动机会减少、流动成本提高。例如,教育是现代社会流动的最主要机制,然而,由于高校扩招后全面收费以及就业难的出现,贫困家庭子女通过教育向上流动也越来越难了。

从根本上说,阶层固化产生的原因是社会建设远远滞后于经济改革。多年来,我们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实际上过于追求增长速度,把应该配置到社会领域的资源也配置到经济领域。一些不合时宜的政策没有及时调整,严重侵蚀了人们公平获得资源的机会。美国、日本和拉美在经济起飞后最终得到了完全不同的结果,根源就在于是否及时、正确地实施体制改革和加强社会建设。

郭大水认为,目前很多制度设计都在积极保护弱势群体权益,例如严格的公务员招考制度、劳动合同法的颁布等,但当务之急要强化实施。遏制愈演愈烈的“拼爹”游戏还须加强制度约束,增强就业市场的公开度和透明度,加大对就业“关系户”的惩罚力度。要从最基层开始,促进社会成员的合理流动,消弭不同二代之间的鸿沟,让“穷二代”感到生活有奔头,相信可以凭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

值得注意的是,“穷二代”人力资本弱、社会资源少,要他们依靠自身的力量去摆脱困境很难。这需要外部力量的导入。郭大水建议,政府应该加强对“穷二代”的人力资本投入,特别是加强对二代农民工的培训,使他们拥有可以在城市立足的一技之长。同时,加快户籍制度等改革,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充分发挥政府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作用。

显然,这需要营建合理的开放性流动机制才行。事实上,早在2004年“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课题组”正式发布上受制于个人层面上的社会结构和国家制度安排。因此国家的制度安排对促进社会合理流动将起到关键作用。而后致性因素取代先赋性因素,主导着社会流动,是走向开放性社会的重要标志。

报告开出的“药方”,包括消除户籍、就业、人事等方面的制度障碍,调整和创新公共资源配置机制,实现公共资源的公平而合理的配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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