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纵向不平等不断恶化

我们的分析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与收入的代际流动性均出现了显著的下降。代际流动性的下降即纵向不平等越严重,会进一步恶化一个社会横向的不平等程度。因此,我们的研究结果意味着中国的基尼系数将进一步上升,不平等程度将进一步恶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超过8%的快速稳定增长。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美国的四十分之一增长到2012年美国同期水平的五分之一。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收入不平等的状况开始逐渐加剧。中国的基尼系数由上世纪70年代的0.28上升到2008年的0.45。同一时期,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东、中、西部省份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

然而,基尼系数、城乡收入差距以及地区收入差距,仅仅是衡量不平等的一个方面,即横向的不平等。1992年诺贝尔奖得主贝克尔教授(Gary Becker)提出,纵向不平等──即代际之间的流动性──可能是社会更应该关注的一种不平等。衡量纵向不平等或者代际流动性的指标是代际之间──即父母与子女之间──教育或者收入的弹性或者相关性。如果代际之间教育或者收入的相关性越高,那么我们就说这个社会的代际流动性越低,或者说纵向不平等程度越严重。换言之,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子女的教育或者收入主要取决于父母的教育或者收入。从动态的角度来看,纵向不平等决定了横向不平等的变化趋势。从长期来看,代际流动性降低会导致一个社会中的横向收入不平等程度越严重,基尼系数越来越高。

虽然目前中国横向不平等问题已经得到广泛关注,纵向不平等问题却较少被注意。最近,我们利用多个微观住户调查数据,系统地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与收入代际流动性的变化趋势,并且做出了理论解释。我们的分析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与收入的代际流动性均出现了显著的下降。

具体而言,在教育方面,对于1965-1969年出生的人群,其父母的平均受教育年数每上升一年,他们的受教育年数上升0.33年;而对于1975-1979年出生的人群来说,其父母的平均受教育年数每上升一年,他们的受教育年数上升0.37年。在收入的代际流动性方面,1970年之前出生人群的收入与其父母收入的代际弹性是0.32,即父母的总收入每上升1%,子女的收入平均上升0.32%。而对于1970年之后出生的人群,代际收入弹性上升到了0.44,提高了近1/3。运用不同的数据估计出来的代际收入弹性有少许不同;但是,总体的代际流动性降低的趋势不变。

从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出发,代际流动性主要取决于家庭在对其子女进行教育投资所受到的资金约束,具体包括四个方面的因素:(1)教育投资回报率;(2)教育成本;(3)政府教育支出;(4)家庭收入。其中,前两个因素的增加降低了代际的流动性;而后两个因素的增加提高了代际的流动性。

具体说来,教育投资回报率的上升使得所有家庭都愿意提高子女的教育投资,以获取更高的教育投资回报。然而,在有资金约束的情况下,只有那些相对富裕的家庭才有能力提高子女的教育投资;子女的教育或收入越来越取决于父母的教育或收入,即代际流动性下降。同理,教育成本上升导致家庭资金约束进一步恶化,这降低了代际流动性。反之,政府教育支出和家庭收入的增加缓解了家庭投资子女人力资本的资金约束,从而提高了代际流动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代际流动性的下降主要是这四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前两个因素对代际流动的负向作用超过了后两个因素的正向作用,从而导致了代际流动性的降低。

一方面,随着技术进步、制度改革、物质资本的积累以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受教育的年均回报率从1988年的2%-3%上升到了2010年的10%左右。另一方面,虽然家庭收入以及政府教育支出不断提高,家庭负担的子女教育费用却以更快的速度增加。1995年中国政府教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左右,2010年,该比例上升到了4%以上。然而,在此期间内,学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增长了八倍,从0.1%上升到了0.8%。学费仅是家庭子女教育费用的组成部分之一。1999年高等教育改革之后,家庭对子女教育的负担更加加重。在此之前,大学基本免费;改革之后,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急剧上升。

举例说明,1995年,大学年学费大约800元,2004年为5000元,2010年为1.2万元。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中心和高等教育研究院在2010年5月和6月开展了第一轮中国大学生调查,2010年有22%的大学生其家庭总收入低于1.2万元。中国大学生家庭面临着严重的资金约束。因此,教育回报率与家庭负担子女教育费用的急剧上升是导致中国代际流动性下降的两个主导因素。

我们的研究同时发现,中国代际流动性的下降存在显著的地区和性别差异。沿海地区的代际流动性没有明显下降,甚至有少许上升,但是西部的代际流动性却显著下降;城乡之间,农村的代际流动性在下降,而城市并没有太多改变。代际流动性变化的地区差异与政府的财政系统、教育系统以及家庭收入有关。公共教育的支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各地的财政收支状况。东部地区与城镇地区的财政收入较多,从而公共教育的投入较大;同时,这些地区的教育资源相对丰富且居民的收入也较高。因此,东部地区与城镇地区家庭对子女教育投资的约束较少,代际流动性较大。

在性别差异方面,女性的代际流动性较男性更低。性别的代际差异性主要是由于女性的教育投资回报率高于男性。张俊森教授等在2005年的研究发现,在2000年时,女性的年均教育投资回报率是13.5%,而男性的年均教育回报率仅为8%。

从理论上来看,代际流动性的下降即纵向不平等越严重,会进一步恶化一个社会横向的不平等程度。因此,我们的研究结果意味着中国的基尼系数将进一步上升,不平等程度将进一步恶化。

如何应对这一难题,我们的建议是提高公共教育投入,特别是针对弱势群体的投入。在这一方面,美国的经验值得中国借鉴。美国的代际收入弹性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达到了0.45左右。在接下来的40年内,虽然教育投资回报率随着技术进步得到了显著的提高,但是代际流动性并未有明显下降。其原因在于美国从上世纪70年代末及80年代初开始系统性地推出了各种针对弱势群体子女教育的公共项目,从而保证了出生在贫困家庭的儿童同样能得到高质量的教育,尤其是早期教育。最近,芝加哥大学的詹姆斯•赫克曼教授(James Heckman)提出了能同时促进效率和公平的分配前(pre-distribution)手段──对儿童的初始状况进行干预。

为了改善中国目前代际流动性下降的趋势,中国政府应该慎重研究,并推出针对弱势群体子女教育的公共项目,特别是针对农村和中西部地区以及数量巨大的农村留守儿童,以保证教育的公平性。值得注意的是,大学给予贫困学生奖学金或者补助虽然有助于提高代际流动性但是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因为很多家庭,尤其在西部、农村地区,根本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所以,从大学开始的教育补助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从早期做起。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已经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例如目前已在200多个贫困县推出了针对初等教育学生的“营养包”计划。但是,更多努力仍须期待。

(本文作者樊漪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易君健为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后研究学者,张俊森为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伟伦经济学讲座教授。文中所述仅代表他们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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