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智勇:大陆知识精英的蒋经国情结

  在当今大陆精英的词典里,台湾首先是国民党其次才是中华民国,台湾是华人世界民主宪政的成功典范,但与这个伟大的成就联系起来的首先是蒋经国乃至蒋介石,在非常微弱的意义上才会模糊的想起民进党,而且对民进党先入为主的概念是台独而不是民主宪政的奋斗者。孤悬海外,既梦想反攻大陆又毫不犹豫把大位传给儿子并策划传给孙子的蒋介石驾鹤西去之后,他四十年代末期被大陆唾弃的丑陋形象忽然高大威武,在他儿子蒋经国的背后,父子两来了一次远程奔袭,攻克了大陆知识界,攻克了防火墙,登陆大陆的互联网,复活在微博上。死不瞑目的老蒋真该感谢他伟大的儿子,某种意义上今天大陆尤其是知识精英最强烈的认知,台湾就是蒋经国,而蒋经国的大陆释义则可以一言蔽之:先知、榜样、鞭策。

  虽然大陆的庙堂一直傲慢甚至粗鲁的对待卑微的知识精英,但他们却几十年如一日的仰望着中南海,希望从海里走出大陆的摩西,大陆的蒋经国。不能说这样的期盼没有道理,如此持久的姿势而没有患上颈椎病更是值得赞叹的奇迹。谈笑间,“江湖一觉二十年”,中国已经经过“三个代表”而至科学发展观继而酝酿中国梦了。

  每次换届,都是放飞梦想的时候。这次更特别,换届之前,就有点小高潮。轻狂的西南王马失前蹄,功败垂成。这本是执政党屡见不鲜的卡位恶斗,但不少自由知识分子那种欢呼雀跃令人瞠目结舌,仿佛他们一直以来生活在白区,仿佛他们真是站在自由世界的城堡击退了墨索里尼进军罗马的赤色军团。他们的嗓门太大,以至于忽略无数春秋被折腾的心酸,忽略”讲政治”的温家宝在中南海里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到了新一届领袖在宪法三十周年讲话时,对大陆蒋经国的渴望终于喷射,白日里竟然也出现了“宪政梦”。

  只是2013年的这场雪来得早了些,正当兴奋的精英们从领袖的家世渊源论证思想血缘的继承性,从“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的经典格言论证普世价值的政治取向的时候,两个不能否定的左勾拳,呼喊男儿的传言,迅速让人傻了眼,毛式十八般拳法套路,更是风生水起,整风运动扑面而来。

  自八十年末已降,中国知识界无论貌似别具只眼,伪装深沉的“新权威主义”,还是掩饰内心懦弱,草率轻狂的“告别革命”论,骨子里都浸透着奴性,翘首仰望那倚仗枪杆子僭越大位的主宰者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指望他们忽然有了历史大觉悟,主动完成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自觉选择。但大陆始终没有出现戈尔巴乔夫的迹象,没有产生本土的蒋经国。对寄望改革的自由知识分子分子而言,这是令人沮丧的经历。同样是布尔什维克列宁的血统,中共却没有孕育戈尔巴乔夫一般的领袖,同样是儒家文化炎黄子孙,此岸却出不了蒋经国。

  这是令人尴尬的现实。 大陆蒋经国热背后的逻辑其实正是这种现实的正解。“告别革命”还“拒绝崇高”,还以被误解的自由主义价值观为自己的阳痿自辩,无异于自我出卖,但却偏要编一套自欺欺人的说辞。自由主义固然以个人为根本价值,拒绝高于个人幸福的国家和集体,但绝非极端利己主义,绝非逃避自由,绝非忍辱偷生,个人尊严的底线更是不容亵渎的价值边界。在一个被侮辱与损害的时代,渴盼恩赐与争取自由毕竟是根本不同的人生取向。当然,捍卫自由与尊严在极端的邪恶年代必然付出高昂的代价,然而正因为如此,崇高才获得伟大的荣耀。在1949年以后残酷严峻的岁月中,林昭几乎是唯一的,在彻底决裂,毫不妥协的意义上,她是一个孤独的标本,她的背后是几亿人的匍匐。本应该是良心和尊严守护者的知识界集体陷塌。他们甚至比死亡走得更远,更渺小而卑贱。这是一个民族内心的伤痛,几乎不忍心揭开这样的伤疤。所谓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梁漱溟在国内对士绅阶层大开杀戒的时刻,要自取其辱的“班门弄斧”,“诤言”“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天之下”,被羞辱一生之后,还会说“我同润之其实是惺惺相惜的”,自杀的老舍也还要留下话“主席是了解我的”,如此等等,在最本质的意义上九十年流行一时的“告别革命”,“拒绝崇高”与之血脉相续。

  知识精英“逃避自由”,社会普通人表达抗议的方式也发人深省。看看高压维稳时代,唐福珍为了抗拒拆迁选择自焚,钱云会把自己的身体塞在履带之下,而最近的冀中星,一个被暴力迫害的残疾人用自己最后的体力消灭自己,用黑火药自炸来向世界宣布自己的冤屈。更荒唐的是陈水总不向仇人报复却炸毁公交车,还有比陈水总更可耻懦弱的选择,杀害儿童,报复社会,而且不是孤案,屡屡发生。

  大陆社会的如上所述的这种生态,不幸印证“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对那些一厢情愿呼唤蒋经国的大陆知识精英而言,必须搞清楚蒋经国是在台湾精英们”拒绝崇高”,台湾民众自杀自虐中脱胎而出的吗?

  蒋经国的确了不起,他顺应历史潮流而动,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伟人。但是什么是潮流?潮流本身一种更基本宏大的力量,是社会整体的方向选择从而形成的巨大压力。没有康奈尔大学在读博士黄文雄1970年对蒋经国的刺杀,国民党不会像台湾本土人开放权力通道;没有”江南案”后台湾社会巨大的抗议以及国际社会的压力,经国先生精心栽培的蒋三世,已经按照他本人的接班模式进入情治系统的二儿子蒋孝武不会淡出台湾政界;没有五十年代以来持之以恒的”党外”运动,没有民进党人的牺牲和抗争,没有台湾社会整体的求变压力,伟大的蒋经国先生应该先于北韩的金正日创造在废除了帝制的政党政治时代,传位三代的记录,完成他父亲的遗愿。其实以台湾的视角可能会很清楚的看出,蒋家父子的做派,尤其是蒋介石同大陆惊人的相似。毛泽东被塑造成红太阳的时候,虽然龟缩孤岛但蒋中正先生也并不害羞的被党国的文宣打造成“千古完人”,还是“世界的救星”。毛与蒋,一个气场更大,一个气场偏小,一个颠覆了整个社会,一个止步于私权,没有过度染指民间社会,在独裁霸道手段上大巫见小巫,性质都是巫。在大陆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中有一种独特的病理特征。好比遭遇如此两个人物,一个是杀人犯、强奸犯、抢劫犯集于一身的大恶人,另一个只是强奸犯,因为大恶人的极度邪恶,于是开始改变对先前那个强奸犯的厌恶,甚而开始怀念起他的好来,被历史唾弃的强奸犯竟然渐渐成了伟大的人儿,竟然淡忘他的暴行。

  这一轮,中国知识界的幻觉似乎比十年之前熄灭得快很多,这是好事。

  中国社会和平转型,有序改革,肯定符合国家和人民最大的利益。但任何国家的道路都不会有既定的路线图,它是力量博弈的结果。证之人类的历史自由从来不是权力的恩赐,宪政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更不会来自皇帝的权杖。台湾转型给大陆的启发应该是,只有迫于压力不得不改,才会诞生今天大陆知识精英津津乐道的那个蒋经国,反之,他很可能就是中华民国的金正日。

  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是大陆的灯塔,对一同脱胎于苏俄的孪生兄弟党而言,国民党与蒋经国是此岸的榜样;对大陆人民和知识精英而言,台湾民间社会的奋斗历程才是应该注目的对象,别对错了眼,表错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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