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鸟:北京租客

北京的人口容纳极限有多大?在常住人口已经冲破2000万的今天,“逃离”越来越像“狼来了”的故事,用来吓唬人都不管用了。

  西起建国门,东至大望路,百子湾路以北,光华路以南,以国贸为中心的这个方块形区域,集中了北京很多最有身份的现代建筑。

  这里新房售价已达七八万一平方米。在CBD上班的北京白领,在单位附近租一套像样的房子都已不可能。

  一间正规的单间,月租金就已达3000元人民币。光华路与大望路交叉口的一个小区(准确说,根本没有小区,是一栋孤耸在路边的住宅楼),有一户出租房,两室一厅,而厅的部分被隔成了四个房间。未打隔断的两个房间,主卧2600,朝北的次卧2400;最小的一间,不超过5平米,一张一米二的床就差不多挤满了整个空间,租金1000。

  根据各自条件、面积,有不同价格。一台空调横穿南北两屋,并留有一个A4纸大小的洞,分住两屋的人,别说隔空喊话,足不出户随时面对面交流都可以。

  这两个隔断间用的都是推拉门,但都在关不严的情况下才能锁上,门框与门之间必须保持大拇指那么宽。

   中介带她看的全是隔断房。她刚到北京的时候,“还以为北京没有正儿八经的房子呢”。

  在拼租房,特别是隔断房里住,一考验耐受力,二考验宽容度。

  隔音问题是隔断房的拼租客最头疼的问题,只有忍。家居设计师小武说,要是有办法,谁也不会愿意住隔断间,对面大哥每夜对着手机K歌,吵得人心烦意乱。问他为什么不去劝阻一下,他说:“我也在这儿住不太长,能不妨碍别人的生活就不去妨碍了。”

  小武今年24岁,刚从河北来到北京,稀里糊涂就住到了CBD。他的房间里挤着一张床和一张小桌,床沿只容一个人坐着,再有一个人,就只能倚门站着,不然就只能爬床上去了。这间屋子没有窗户,租金850,隔壁有窗的1300。

  晚上9点的时候,其他房间的人都还没有回来。隔壁一位中年男子在打电话,谈到“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套房子里的每个角落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同室之谊当然也是一种社会关系。关系处得怎么样,要看人,尤其在人数较多的情况下,处好并不容易。在百子湾路的一间隔断房里,住着无业的王小姐、在律所上班的杨小姐、金融哥“辉辉”、厨师小川等6个人,在这种房子里,算是住人很少的。记者进房间时,王小姐正坐在厨房的一个板凳上和“辉辉”聊天。厨房是这套房子里唯一的公共空间,而“辉辉”就住在厨房里头的小阳台上。

  王小姐快人快语:“采访?北京的蚁族是吗?”她说自己做过很多职业,媒体、地产、公关,“你说吧,你做过的职业我肯定都做过。”而她现在却处于无业状态,也没想过上班,用她自己的话说,她就是在这个房子里“蹭吃蹭喝”的。

  她是个自来熟,爷们儿似的天津大妞,话过三句就有朋友。文章该怎么写、采访该怎么做、中国往何处去、宗教信仰为何重要、谁是婊子、谁是婊子她娘,说得头头是道,句句在理。刚下班回来的杨小姐目睹此情此景,乐呵呵地看着记者说:“怎么样?今天出门烧高香了吧?”

  杨小姐回来就开始做饭,王小姐和灰灰坐着等吃,不过要负责洗碗。王小姐说:“我们这儿关系都特别好。我自己是坏人,所以出门净碰见好人。”但是她也介绍说,自己是稀里糊涂地住进来的,中介带她看的全是隔断房,她刚到北京的时候,“还以为北京没有正儿八经的房子呢。”

   北大学生、网游公司老总、本地人……这套房子简直成了北京社会的缩影。

  王小姐的租房经历和小武颇为相似,都是刚到北京,还没有摸到在北京租房的门道。

  在市中心上班的北京白领,大部分已经杀出四环外,甚至五环外。住在中心地段的,很多是初出茅庐的毕业生、刚到北京的“漂客”,还有就是处理临时问题的过客,所以多是短租。

  王先生把自己位于国贸和大望路之间的一套房子改造成三间宿舍,内设木质高低床,广告称“高端床位”,每铺850元。

  三个房间中,一个女生宿舍,两个男生宿舍。

  女生宿舍住了12个人,男生宿舍一个是六人间,一个是四人间,记者到时,只剩四人间的一个床位。

  王先生说:“这是CBD,价格就这样。”他介绍说,“我这儿住的人不杂,”接着先往六人间一指,“有一个在对面上班的、一个是在这儿学习的,北大的;还有一个网游公司的老总,(工资)一个月能开一万五六。”

  “女生宿舍,有几个肚皮舞学校的,还有几个学美容的。”王先生本人也住在房子里,占一个铺位。这套房子简直成了北京社会的缩影。

   IT男和摇滚青年为什么都要逃离北京?

  北京的人口容纳极限有多大?

  在常住人口已经冲破2000万的今天,“逃离”越来越像“狼来了”的故事,用来吓唬人都不管用了。与此相伴的,是那个戈多似的房价“拐点”,等得人肠子都细了。“拐了拐了”,喊了好几年,坐轮椅的都能被忽悠得跳起来了,房价还是在涨。另一方面,住宅租价也在以百分之十的速度逐年上行。

  新“国五条”在北京落地后,政府意图通过限价令、预售证审批等渠道平抑房价,而很多楼盘的报价都高于审批标准。拿不到预售证,房子就没法卖,竟使很多区域处于缺房状态。不知这场博弈还能持续多久,但高房价、限购令、雾霾、沙尘暴、堵车,挡不住勤劳勇敢的中国人向首都挺进。

  因《蚁族》一书广为人知的唐家岭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已经不复存在。北京新毕业大学生的居住选择空间已越来越小,要么在学校附近租个床铺,要么就到隔断房遍地的回龙观等地住笼屋。地下室自然也是一个选择,而去年夏天暴雨造成的内涝至今仍让住地下室者心有余悸。

   “就像你爱上了一个人,你知道他很混蛋,但你就是爱他。”

  北京的行业资源、文化资源、人口教育程度、首都身份、价值取向的多样性、人文气息,都足以把人留下,在北京待习惯了,回到二三线城市很快就会产生各种不适感。有那么多人整日在网上对北京大吐其槽,但大家都没走。

  记者曾跟唱《北京,北京》的汪峰聊起过这个问题,他说,人们喜欢一个城市,不仅因为它的发达程度,还因为它够“残酷”,“就像你爱上了一个人,你知道他很混蛋,但你就是爱他。”

  对于北京来说,更现实的问题是,拆掉城中村,这些人的临时居住问题怎么解决。把成片的低收入者驱散,消除他们作为群体性存在在地貌上的表征,绝不可能万事大吉。他们总要找个地方落脚的,是让他们住进市内的隔断房?还是赶至越来越远的外围?

  如果居住条件长期照此恶化下去,也许狼真的要来了。有中介公司的业务员说,今年以来,不仅国贸附近的租房客户明显减少,就连回龙观、北苑等出租房市场最旺盛的地段的客户争夺,也越来越激烈。

  另一方面,北京的大学毕业生对于留在北京的热情也正在下降。不是因为北京的工作太难找,而是解决户口的单位越来越少。在北京,没有户口,未来的生活将注定“多难”:买房难、买车难、孩子上学难。再加上本就激烈的职场竞争和高昂的生活成本,让很多毕业生离开北京时不再那么难分难舍。

  陈先生2007年硕士毕业后决定去珠海教书,临行前泪洒电脑桌。他对寝室的同学说:“你们都留在北京,我却走了。”他嫌自己没出息。所以两年后,他又考回北京念博士,如今再次面临毕业,拿到了湖北的一所高校的offer,已经准备赴职。他并不是不想留在北京,因为北京这边有实力的高校太难进。这次,他想得很清楚:“那边的房价不高,生活可能没那么难。”

  各地来的摇滚乐队、流浪歌手麇集的城中村,曾经是北京最迷人的景观之一。2000年前后,盘古乐队的《圈——三部曲》中讽刺性地描写中国的摇滚乐队“只会一个劲地拱进首都”,像小猪找着母猪的乳头。

  广西民谣歌手韦迦一直在推土机前面跑着搬家,他介绍说,从外地跑到北京的摇滚乐队已经活不下去,走得差不多了,即使已经有了一定名气的乐队也生存艰难。现在在北京搞乐队的大都是本地青年,“开着奔驰去演出,用外语唱歌”。摇滚乐在北京已经成了有钱人的游戏,这无疑将深刻地改变北京的音乐样态,而小趣味与消费主义也很可能联手围剿批判意识和实验勇气,把摇滚乐变成时代宠物,让资本和权力坐享其成。

  外来乐手曾是北京的通俗音乐活力和多样性的源头,然而,这个源头断流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北京的“生存成本”已高得吓人,与此相应,很多乐队已经在各地取得成功,而且已经将地方性策略运用得炉火纯青,开始享受全国性的声誉,比如上海的顶楼的马戏团、广东的五条人。

  北京的发展很像毁林造田,为了多收三五斗,不惜破坏生态的多样性。而地力枯竭的时刻早晚会来,北京的“包容”和“创新”精神难保不会被坐吃山空,空惹一身奚落。到时候再用那多收的三五斗回填旧账,退耕还林,恐怕不太容易。

   “从全国大环境看,是IT公司到二线城市去;从北京内部看,是离开中心办公区。”

  如果北京整个儿变成一个大房东,陷入垄断地租依赖,北京的经济活力将大打折扣。随着经济机体的硬化,创新空间也将遭受严重挤压,创新动力减小。从里一个层面看,创新型企业在生存日趋艰难的情况下也会选择出走。成本的升高促进产业升级是有前提的,那就是成本不至于将企业压垮。

  目前,由于难以承担不断升高的成本,不少IT企业已经开始逃离北京,向成都、厦门等二线城市“转进”。去二线城市的好处有很多,房价低、政策支持,因此企业压力比在北京要小得多。点心科技的CEO张磊告诉记者,很多IT企业去二线城市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提高员工的幸福度。在二三线城市,员工的稳定性也比北京高。

  张磊说,“员工是技术型公司的核心资产”,所以并不怕给员工涨工资。但每年增长百分之三四十的综合运营成本,还是让人吃不消。2010年年底,点心科技从创新工场独立出来,搬进了中关村的海龙大厦。张磊介绍说,当时的中关村,还可以租到每日2—3元一平方米的办公楼,现在已经到了7—8元一平方米,一年半的时间涨价三四倍。张磊本人对这种“疯长”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张磊也考虑过将公司搬到二线城市。中关村很难再待下去了。今年年初,电信科技从中关村出走,搬到太阳宫的一栋六层小楼。然而,这一带的办公楼价格虽然比中关村低30%左右,但也不便宜。张磊总结说:“从全国大环境看,是IT公司到二线城市去;从北京内部看,是离开中心办公区。”

  张磊说,在政策支持方面,北京并没有明显的优势,但企业发展不能总指望政策。北京的人才资源、合作资源、思想活力,二三线城市很难找到。张磊表示,如果从现在开始创业,他不会选择北京。

  他还说,自己的很多朋友在二三线城市待了几年后,又开始返回北京。一方面是耐不住寂寞,觉得太“闲”;而更现实的原因还是北京集中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尽管争抢激烈,但比二三线城市,还是有吸引力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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